老子：以德报怨VS孔子：以直报怨，你站谁？
大家好，我是安斌。
“以德报怨”这个话题，是中国文化里的一桩公案。
因为中国文化的泰山北斗老子和孔子，在这个问题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
老子的哲学主张守柔谦下，认为争强好胜容易不得好死：
强梁者不得其死。——《道德经·四十二章》
所以，老子赞同以德报怨：
报怨以德。——《道德经·六十三章》
相反，虽然相传孔子曾跟老子请教，但孔子选择当仁不让于师，当弟子问他，“要不要以德报怨”，孔子当即表示反对，并说：
“假如以德报怨的话，那拿什么来报别人的德？”
接着就提出了他著名的“以直报怨”。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以德报怨”、“以直报怨”，该如何选择呢？
也许你注意到了，大多数时候，在日常语言里，“以德报怨”是一个好词。
电视剧里常常有这样的情节，对伤害过自己的人，主人公心胸宽广、不计前嫌，甚至在后者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以德服人，路越走越宽。
▲ 电视剧《大宅门》剧照
电视机前的大爷大妈们也不禁啧啧称叹：会做人呐！
民间社会还有一种“吃亏是福”的文化。
比方说，甲骗了乙的钱，乙找了一个大师想办法，大师掐指一算说：“你前世是个猫，甲是个老鼠，你把人家活活吃掉了，难怪这一世他要来找你还债。债还了，你的恶业也就消了。”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准则，其实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习俗。
文化习俗作为道德准则的来源可靠不可靠呢？
我的判断是：不可靠。
比如，根据我的经验，很多信奉“吃亏是福”的人，表面上似乎是很虔诚的信徒，内心真实的状态其实是怯懦和胆小怕事。
这类人的口头禅多是“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一想就靠不住，恶人干嘛那么想不开，组团欺负你们不香吗？
既然文化习俗不可靠，就不能不加反思地接受，而反思的方式有两种：
良知和情感、事实和逻辑。
-01-
良知和情感
认为道德准则的来源是良知，就是认为在所有人身上，存在一种叫做良知的东西，它有天然的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
这种观点，我想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儒家的孟子就属于这一派。
孟子说：人们突然见到小孩子将要掉入井中，都会有惊惧同情之心。这样做并非是为了和孩子的父母拉关系，并非是为了在邻里朋友间沽名钓誉，也并非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叫声。由此看来，没有同情之心的不能算是人。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接着说：
恻隐之心，就是“仁”的发端啊！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在恻隐之心之外，孟子又加了三个心：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加起来就是所谓的“四善端”，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德性的发端。
在孟子看来，一个人的道德来自于他内心的“善端”。
一直到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心即理”、“致良知”，都是孟子的这种思想的延续。
从良知和情感的角度，应该如何反思“以德报怨”的问题？
为了测试一下“良知”的判断力，我特意采访了几个朋友，让他们不假思考，凭直觉给我答案。
他们给我的答案各不相同。
有的认为应该，有的认为不应该，有的认为在某些时候应该，某些时候不应该。
这个结果让我产生了很大的疑惑。
无论孟子还是王阳明，都认为“良知”超越具体的情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良知发挥作用，就像照镜子一样，事情发生了，用良知一照，就知道怎么办了，而且所有人的良知给出的答案都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的朋友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呢？
当然，王阳明可以说，他们的良知还处在遮蔽的状态，所以要“致良知”。
但是，我发现这种超越的“良知”越来越难说服我了。
首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把“良知”和特定社会的习俗和观念区分开来。
比如，王阳明讲良知，仍然不离儒家的“忠君”、“孝亲”。
孔子反对“以德报怨”的理由“何以报德”，也更多的是从儒家的“爱有差等”的角度出发，即不应该对“怨”和“德”一视同仁。
而儒家的“爱有差等”又是来自宗族社会的习俗和观念。
不仅如此，当习俗和观念被“良知”赋予超越性的力量，就会变得更加不容置疑，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良知”既然是天理，自然应该是亘古不变的。
其次，当我们考察良知最重要的来源——共情，我们会发现影响共情的因素非常复杂。
比如，人对非常具体可感的个人产生的强烈的共情，会远超事故中庞大的伤亡数字引起的情感。
正因为如此，人的同情心很容易被操纵。
纳粹通过对犹太人的“非人化”的宣传，削弱了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共情能力，降低了施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阻力。
在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实验中，当被试被要求对另一个人实施电击时，被试和受害者的物理距离会影响他对受害者的同情心的大小。
▲ 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
而且，现在我们知道，在人群当中有一类反社会人格者（psychopath），这类人因为基因缺陷，可能天生就缺乏共情能力。
▲ 探讨反社会人格的韩剧《窥探》
以上这些事实都表明，“良知”并非一种先验的道德直觉，而是一种受到各种复杂因素影响的情感。
看来，仅仅诉诸良知和情感来反思我们的道德准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事实和逻辑的力量。
-02-
事实和逻辑
事实和逻辑，其中事实往往比逻辑更重要。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人人都以德报怨，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就像儒家眼里的尧舜之世，《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一样。
人们都羞于争夺，出门都让人先走，卖东西的都不想挣钱只想贴钱，种地都把肥沃的土地让给别人种，对簿公堂这样的事根本不可想象。
想得是很好，问题是有些过好了。
人性不可能毫无瑕疵，世上不可能都是好人。
先不说这样的社会有没有存在过，即便存在它也很脆弱。
这样的完美社会，一旦混入了一小撮损人利己的人，会发生什么呢？
可以想见，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这就好比凶猛的美洲雀鳝鱼进入没有天敌的中国淡水河流，结果就是其他鱼类会绝迹。
会让好人灭绝的道德，估计不是什么好道德。
《吕氏春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补偿和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拒绝了国家的补偿。
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你错了！向国家领取补偿金，不会损伤到你的品行；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这则故事的寓意很明确：
道德要顺应人性，而不是对抗人性。
当然这则故事几乎肯定是杜撰的，因为它说出的恰恰是儒家的问题所在。
孔子说：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
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孟子》一开篇就是：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儒家的圣人们把“义”和“利”对立起来，道德标杆树立得太高了，造成了以后的很多问题。
后世儒家是嘴上喜欢这么说，真正这么实行的其实是墨家，所以墨家最终销声匿迹了。
《庄子·天下篇》评论墨子说：
墨子批着羊皮粗布的衣裳，穿着木屐草鞋，日夜不息，以利益天下。
他说：“做不到这样，就不是大禹的道，不足称为墨者。”
墨子的学说太苛刻了，实行起来太困难，墨子虽然独自能担当，又有多少人能忍受呢？
看起来，“以德报怨”的调子起得太高，似乎“以直报怨”更适合作为道德准则。
那么，“以直报怨”的“直”又该如何理解呢？
我想到了一个著名的博弈论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研究最初的目的并不是寻找道德准则，而是寻找重复博弈中的最佳策略。
20世纪70年代，行为分析与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向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征求了策略，输入电脑程序中，然后让这些策略程序在一个重复的博弈中彼此竞争。
研究的结果颇为出人意料。
在研究开始之前，很多人以为，友好的合作策略程序将比不上那些不诚实、不合作的策略程序。
然而，恰恰相反，研究进行了多次，获胜的都是同一个名叫“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TfT）的程序。
TfT的策略非常简单：
TfT在与其他某个程序第一次互动时都会合作，在之后的互动中，TfT都会按照对方程序在上一次互动中的策略来行事。
可以看到，TfT是一个“好人”程序，只要对方程序合作，它就会进行合作。
但TfT也会被“激怒”，如果对方程序不与其合作，它就会报复。
但TfT并不记仇，如果对方又开始合作，它可以“原谅”对方，重新开始合作。
阿克塞尔罗德的研究，大概就是孔子的“以直报怨”的最新注解吧。
EASTWEST
“以德报怨”的话题，讨论到现在，似乎已经大结局了：
以德报怨不如以直报怨，“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的策略，对自己和他人都是最有利的。
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毕竟在人类社会，谁先开始不合作，并不像在电脑模拟里那么一目了然。
好比两伙人打起来，谁都觉得是对方先动的手，而自己有权利打回去。
两个群体结了仇，谁都觉得是对方先对不起自己，而自己有权利报复。
结果自然是，冤冤相报何时了。
这时候，我们或许就能真正理解老子的智慧，抛下过去的恩怨，做那个首先扔出橄榄枝的人。
“以德报怨”还是“以直报怨”，也许并没有唯一的答案。
重要的是不被社会的习俗和观念所裹挟，拥有反思的能力。
反思既离不开良知和情感，也离不开事实和逻辑，前者给道德以动力，后者给道德以方向。
感谢阅读，喜欢就点个在看吧~
🔗文章图片：采集于网络，仅作学习交流使用，版权归图片作者所有，侵删。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