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吴正上海风情小说：《叙事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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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7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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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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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路1687弄2号，当他再度站在了这个门牌号前时，他已两鬓斑白。

他将随身带的手提箱往地上一放，慢慢直起腰来。初秋的下午，还带些夏之热烈的金色的阳光从梧桐叶丛间泼溅在他的脸上，身上，影影绰绰地涂出一些模糊的斑点来。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从1687弄里流动出来的空气，对着阳光眯起了眼缝。

这一带的溧阳路,树荫特别浓密，尽管年年修枝剪叶，但越街的树枝已相互交错地将整条街面都几乎遮盖在了它们斑烂的树影里。唯这种场景与他儿时的记忆有些出入，在他的记忆当中，那条大街相当宽阔，梧桐树也似乎比现在的更粗大，只是它们的枝叶都是笔直地伸向天空，在街的中心留出了一阔条蔚蓝色的天空来，且随街道的笔直而笔直，弯转而弯转，婉若一条蓝色的悬河。而对街，在童年的他的眼中，几乎就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地域，要从这个绿色的岸边渡过蓝蓝的悬河而去到对面那片绿色陆地是要经过车之激流间摆渡的重重危险的。这一切，其实，都是他站在自家房间的窗口踮脚探望出去时候的一种夹带着童话式的想像。

那年代的街上通常都很安静，且永远是一幅阳光充沛的景像。对街有家杂货铺，夏日的晌午，总是支撑着一大幅蓝白相间的条形帆布檐篷，从他家窗口的角度俯视出去，最有深刻记忆的便是印在檐篷顶部的那个带火炬的商标，曰：光明牌棒冰。檐篷底下的种种他是见不到的，但他能想像。那个打蒲扇的胖老板娘总喜欢将两枝雪白雪白的腿脚伸进檐篷外的阳光里去。遇到有熟顾客，她总会笑吟吟地拖上木屐站起身来，说：“任先生，好久不见了，最近忙伐?—”

她对父亲的一脸讨好相就与偶然紧紧抓着他的小手渡街到对面去，替他买回一根棒冰或一枝汽水的他家女佣完全不同了。她将手臂深深地伸埋进那只浇铸着可口可乐凹凸字体的大冰箱中，摸出一枝冰得硬梆梆的，还在冒着缕缕冷气的棒冰来，“砰”地往柜面上那么一摔，一言不发，收了钱，便摇着蒲扇，头也不回地向着搁在街树影荫里的竹榻走去了。

五、六点光景，太阳开始西斜，满街树荫里的蝉儿叫唤得更热闹了。杂货铺的檐篷开始收拢，胖老板娘已早早将一张小方台桌和四根板凳以及碗碗碟碟的在树荫底下摆放了出来。任胤看不清楚他家晚饭吃些什么，只见一大一小的两个赤膊男孩拼命地从碗中扒着饭，再从半碟黑乎乎的酱汁色的小菜碟中夹起一块或者几件什么的来送入口中，小任胤想，这该是油豆腐烧黄豆芽吧或者是冬瓜笋尖汤?因为这些汤菜他家煮得最多，母亲说，这些菜既消暑又有营养，只是偏偏他就厌恶吃。有时，不知是因为互相抢食而打翻了碗蝶，还是为了一些其他的什么，惹来了胖母亲用筷头在两个赤膊儿子的脑壳上一阵穷敲猛打，于是，便大哭小叫，哭闹声甚至隔了远远的一条街都能传进1687弄2号的二楼来，让童年的任胤听得真切，心中是既紧张又兴奋莫名。

两个赤膊崽被其母亲斥训甚至遭打，任胤心中暗喜。夏天的中午，两兄弟，一个打赤脚，一个拖木拖板，一见没汽车经过的当儿就飞也似地奔过街来，爬过弄堂铁栅栏，翻进他家的小庭园中来。假如遇到他父亲或女佣什么的，他们便猴似地再爬出去或龟缩下半个脑袋；假如见到是他，而且还只是一个人的话，他们便大模大样地爬进来，冲他做鬼脸朝他扔泥巴——他们明摆着要欺侮他一着。

而他，从小就生性懦弱，且多情善愁，敏感异常。他敏感于他人的言行，敏感于环境，气氛，季节的变幻甚至湿度与温度的增减。但他却能够将他人对于他明显的恶意妒嫉吞咽下去，不反击，甚至完全忘却。他后来学音乐，又写写诗文；他觉得这两样他都没学错——他的灵魂似乎就是用这两种材料铸成的。只是他的“学”，只是自学，业余的学，在他上进学业的那个时代，这种艺术门类轮不上他们那号出身的人沾边。

1687弄2号是位于一条朝马路而开的弄堂的首幢房子。弄堂很短，总共也不过五六幢新里结构的住房而已。弄堂口通常是装设有一扇铁门的，每晚八时过后，铁门上锁，除了本弄住客以及“火烛小心”的敲梆声外，是没有什么能进入得了弄内的。这些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各处崛起的中、上户人家居住的住房，既混合有欧美的现代生活品味又延续有旧式石库门住宅的传统特色：一楼客堂，二楼正房，假三层是客房兼杂物间；亭子间通常是预留给佣人睡的，而盥洗间设在一至二楼的扶梯转口，与亭子间的两扇门并列，朝北开启。

住宅的前门有一畦小花园，两三石级，一盏奶白光的门廊灯之下是住宅向南而开的正门。住宅的后门在竖横交错的排污管的旁边还预留有三几尺的草皮和泥地的空隙，面对着后一排同类住宅的前门。夏日有雷阵雨的下午，天空突然乌沉沉地黑压了下来，雷声隆隆滚过，接着便是泼瓢样的大雨，打得水洼点溅在花园的泥地里的溜溜地转。每逢这种时候，他家通常会把前后门都统统敞开，好让凉风吹跑那一屋积压的暑热。而孩子们便会趁这虚假夜幕笼罩的一刻，发挥出各种缤纷的想像来。雨腥味很浓很浓的时候，天地间又突然撕裂开了一茎吓人的闪电，趁着那雷声还未劈下的一刻，就赶紧捂住两只小耳朵，扑倒在母亲的两膝间——所有这些生活场景，任胤可以说是太熟悉了，熟悉到了在他中年的梦中还会变了形态地一现再现，无论是在新泽西洲跃空顶的别墅还是在香港半山海景壮丽的住宅露台上，他都甩不掉这些已深深蚀入了他忆版上的童年生活的种种细节，叫他从一个短暂的午后打盹间猛然醒来，还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时何地何年何月。

不，但他坚持说，他在梦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确切无疑的，尤其是那一层强烈得迟迟不肯消散的氛围，模糊了那条梦与现实，醒与非醒间的界线。正如此一刻的他，站在光晕斑斓的梧桐叶影下仔细辨认着那块蓝底白字的弄堂标牌：溧阳路1687弄。没错，正是这一块，就是这一块。只差在它的右上角被撞去了一块烤瓷，露出了一片深褐色的锈迹外。栅栏铁门在任胤的记忆中是早已被拆除了的，那是在五八年大炼钢铁的年代，拆铁门一则可以支援1070万吨钢这项指标的达成，再则也能破除旧时代竖立于人们之间，象征着人际关系与地位间的隔阂与差别。于是，别说是对面街的赤膊男孩，就连与1687弄相毗邻的那条横街上的各式杂民也都能随时随便随地的进入到弄内来，舀井水、抓知了、摇打那棵老桑树上结出来的火红色的果实，或是在夏日的夜晚，早早抢先在那些有树荫垂下的弄径上占定好位置，摆出竹榻，然后伸手张腿地享受纳凉时光。

但现在，任胤见到的是：栏栅铁门又在原处竖立了起来，而且还比他儿时记忆中的更漂亮更堂皇了；乌黑簇新的铸铁柱顶上套着金色的帽尖，梧桐树影绿盈盈地遮盖下来，呈现出一派摄影取景角度上的蕴意与品味。

其实，那时的拆去与现在的装上都各有其理由。现在的理由是：一则为恢复市容旧观，再则也以策安全。在这外来民工大量涌入上海的年头，如今警署与居委会强调的是治保与联防。于是，铁门不仅是在每晚八点后，而且连大白天也都关闭了起来，新油漆的铁栏上写着两行醒目的白瓷警告牌，一曰：闲人小贩严禁入内；二曰：擅撞必究。

1687弄之所以特别受青睐的原故还有另一个：隔两排之遥的同一类弄房中，有一座是某文化名人的故居。为了统一格调，位于它前后左右的姊妹屋也都占了一份被粉刷一新的光。赭红色的砖墙间，镶着灰色的嵌条；钢窗全油成了绿色，以便能与路旁浓密的梧桐树叶揉合成一种色彩上的呼应。其实在小时候，任胤对那名人故居也没有什么太深的记忆，一个看屋的老伯伯整日闲来无事，便从早到晚地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他那本似乎永远也读不完的《七侠五义》。八岁生日的那天早上，他穿着一套全新的海魂衫，就是摹仿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海军制服那一种式样，后帽沿还飘飘荡荡着两条黑色的丝带。他从1687弄的弄口走出来(他记得，那时的铁门还没有被拆除，他是用小手扳开了笨重的铁门才钻出来的)，初秋的清晨，时间还很早。这是四、五十年之前上海东区那一带，朝阳升起来了，从梧桐叶丛间投下了金色的，新一日的开始。街上行人很稀少，戴草帽拉板车的人走过之后，拖黄包车的车夫又小跑步般地奔跑而过，他们的小腿肚上鼓胀着团团青筋。对街的杂货铺还上着排门板，若干着长衫短打的行人匆匆而过，再之后的街上便不再有生气了，周围安静得只剩下送牛奶人的自行车铃碎响在晨风中。

任胤在人行道的最前沿站了好一会儿，觉得很扫兴：并没有人留意他那套簇新的海魂套装。他只得沿着人行道与街面相交的那条细窄的石径向前小心翼翼地朝前走去，他伸出两臂来平衡自己的行姿：两条海魂带一飘一荡地，他觉得这样很有味。

他来到了名人故居的跟前，终于见到了一位熟人。他向看管故居的老人走去：“老伯伯——”他站在了他的前面。

“哦?”老人抬起眼来，朝阳金灿灿地照落在他那发黄的武侠书页上，而他戴的那副圆框架的老花眼镜，一边有腿，另一边则是用一根绵纱线绕扎在耳廓上的。

“从今朝开始，我八岁啦。”他向他宣布。

“你是谁家的孩子?”他一口浓浓的苏北话，听得任胤要好好消化一下，才能对他的话意作出反应。

“我住在1687弄2号。”

“噢，原来是任会计师的儿子啊，了不起，八岁了，啊，了不起!了不起!……”说着，又绕起镜腿来继续读他的七侠五义了——他始终未对海魂衫作出任何评论。

如此可爱和善的一个老头，任胤是到了文革爆发时才听说，原来他是个血债累累的逃亡地主，继而被押回原籍批斗兼劳改。但后来，又说他是个老革命，在革命根据地的保卫战中打断了股骨而丧失了工作能力，而他为了不让组织增添负担，才自己来到大上海找了这份看管名人故居的差使。等到一切都弄清楚，他人也死了。倒是他的子女们，因而，便享受到了烈属待遇，当然，那又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事了。

只是任胤对他的面对面的直接印象仅得在他八岁生日清早的那一回。

在任胤的记忆中，那时的名人故居，其实，也并不比他家石级之上，门廊灯之下挂着的那块“任宏会计师寓”的搪瓷匾牌要显赫多少。只不过名人故居前栽有一棵粗大的白玉兰树，一到五月天就会开出一朵朵香飘四邻的大白花；而任家门前只有一棵骨瘦伶仃的枇杷树罢了。枇杷树每到中秋还能结出成串大小不一的果实来，但转眼间就被横街上的邻居小孩们管它是青苦涩口还是什么的，都摘去吃了。那时到名人故居参观的人群还不像现在这般络绎不绝；就像溧阳路的此路段上的车辆，除了在树荫下三三两两踩过的自行车外，半天还盼不到有一辆轿车轻盈驶过一回的机会。偶尔，也会有下着纱帘的红旗或伏尔加轿车在弄堂门口停泊的时候，每逢这样的场合，居委会干部和派出所民警们必都倾巢出动，而扎镜腿的老头更是别有一圈红袖章，戴着一顶褪了色的蓝干部帽，站在当街，前后左右警惕地张望，神态严肃而认真。

WG爆发之后，有很多名人故居都因对名人本身的定位上的争论而暂停开放。唯任胤隔壁的那家不同：题匾换成了更大的，题字者也换了更显赫的，下帘的轿车愈来愈多。到了改革开放后，每天更有一队队的少先队员和一批批的共青团员来到故居门前排队，等候瞻仰和接受教育。而到上海来的外地和外国游客，更是假如没到此处一游，就等于是白来了上海一趟那般。故，这所名居既带旺了市面也带出了溧阳路的名声。好多次，任胤在香港的电视节目里见到自己童年的旧居所以有一瞥而过的镜头，多半也因了那座名人故居的缘故。

老头被押送去苏北老家后，名居看管人就换成了一个三代红色的，历史审查上的绝对过硬者；但太过硬也有太过硬的缺点，造反派夺权后，他就被结合进街革会，之后区革会，之后又是市革会，闹了个名人居还是乏人看管的结果。当然，1979年后，那位青云直上的人物便一跌进谷底，成了阶下囚，而那，又是后话了。反正待到任胤两鬓斑白地出现在弄堂门前时，那家名人居的看管人又换成了一个背弯发稀齿缺的黑瘦老人，一件发黄的汗背心套在他身上，骨瘦嶙嶙的似乎随便一折就能断其一根肋骨的模样。他的两块肩胛骨特别高地隆起，横肋则一根排一根地从他汗背心的两旁支伸出来。他从梧桐树的光影里向他走来，说：哪一位啊?你不就是1687弄2号的胤胤吗?

请问阁下?

我就是住你对街的“黑皮”啊——开杂货店的呢，不记得啦?

一个爬在铁栅端上探头探脑的赤膊男孩的形象在任胤的脑中一闪，他赶紧跑过去，握住了他那双硬绷绷的，像是用一根根铁纤扎成的手。

四十五年之后，童年的伙伴便又这样再遇了。

二

他蹑手蹑脚地来到1687弄2号的门前，时间是1964年五月间的某个月如玉盘，高悬于墨蓝天穹之中的夜晚。

一件白棉“的确凉”长袖衬衫，一条深蓝色的人造纤维长裤，一双塑底碗口松紧便鞋，他想，应该是他在那时的服饰。他怀抱一架小提琴左手握一厚卷乐谱，正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插入锁孔之中。

每逢他回想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一千个场景似乎都是同一个场景。尤其是夜晚，尤其是有月的，仲春的夜晚。他深夜回家去，路上除了偶而骑过有一、二辆自行车外，已空寂无一人了。路灯和灯柱都还是十五年前旧政府离开上海时留下的那一种：粗方的原木柱上刷着一条柏油的编号；灯罩是扁斜的，薄边搪瓷质地的；灯泡的功率最多也只有25瓦，高悬在半空，像一只只惺忪而又忧郁的城市的眼睛。

可以想像，我们的小说主人公就在这么一派氛围中，从最后一班55路公交车上下来，独自走上了溧阳路。深夜的空气清醒得带点儿湿凉，透过梧桐树叶缝，他能望见墨蓝墨蓝天穹上的炯炯星光，而幽幽的路灯将他的身影拉长了又缩短，缩短后又拉长去。

假如他回家再早一点，而又是在这一带街道上步行经过的话，他能从梧桐叶影映掩丛中，两旁躲身在幽暗院落里的，法式老洋房的某扇仍亮着灯光的窗口间，捕捉到一曲钢琴或小提琴的旋律。这都是些他熟悉不过的曲目，他边哼着它们的主旋律，边让那些和声丰富的乐队伴奏部都留在了胸中回荡、澎湃。他觉得肖邦、巴哈、德彪西的幽灵就在那些幽暗的树丛后忽隐忽现。

突然，一辆十轮卡的泥头车轰隆而至，没有月色，没有烁星，没有粗方木的灯柱，也没有德彪西；只有秋阳从梧桐叶丛间明晃晃地斜射下来，而他仍眯着两眼，准备去提起身边的那只手提箱来。自行车仍有不少，但更多的是喷冒黑烟的助动车，还有几辆红色“桑塔那”出租，“嗖嗖”地从贴近人行道的他的身边一个“S”型地超越到了十轮卡的前方去，令他不由得朝人行道的内里跳移进几步去。

是溧阳路真比他童年时代更窄了呢，还是他成年后并已开始老年了的目光的丈量上存有偏差?现在，他能一眼就看透街对面的一切，绝不存在什么从绿色此岸渡向绿色彼岸的重重叠叠的视觉屏障。杂货店早就不见了，现在那里是一家个体饭店，什么“内设空调雅座”，什么“笑迎八方客汇纳四海财”之类的广告语东倒西歪地贴得到处都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能与途人目光接触的空隙。几个外地妹在一棵梧桐树下拣菜，另一个正在宰鸡，还有一男一女在一个塑胶盆里洗些什么，时而打情骂俏，互相朝对方泼脏水。

个体饭店的隔壁是一家唱碟片公司。两只半人高的喇叭箱搁在人行道边，郭富城的某首“劲歌”被调至最高音量，嘶声力竭；而穿着亮晶晶台服的歌手们的海报贴得重叠而又重叠——甚至包括那位其实只能称是武打明星成龙的。再过去便是一片尘浪滚滚的建工地盘了，地盘边上还是地盘，几幢灰褐色的楼壳子正探头探脑地从那片梧桐树的绿冠之上冒出来。

任胤不由得生出一种轻度的厌恶感来——这便是他日思夜梦的家吆?说是铜锣湾或北角或旺角的某条小街似乎还嫌抬高了它的挡次。他真不愿他儿童与少年时代的那个纯净如水晶的家的形象遭受污染——哪怕只是一点点。比如说废气，比如说噪音，比如说没完工的楼壳子，又比如说外地民工拖在硬塑拖鞋中的填满了尘垢油污的长长的脚趾甲。

他只想回到他的那个透明的,记忆中的夜晚去。

他向正与他面对面站着的黑瘦微驼的名居看管老人说：我们再找个时间来好好聊聊吧，老耿。(那个遥远了时空的姓氏是在他说到最后一个字眼时，突然奇迹般地跳入到他的记忆里来的)。

“好。好。”

“你家仍住对面?”他用手指了指那家个体饭店。

“嘿——早不是啦。”他用一种略显尴尬的干笑折叠出满脸满额的皱痕来，“在横街上，”他的一条食指勾弯出一个从1687弄邻街拐弯进去的动作，“霞芬家，嘿，嘿，霞芬家。”

他简直有些发楞了地呆望着他——虽然时代已经远久，人事苍桑也一定会有过多少变动与反复，但他还是发楞——禁不住地发楞。霞芬?他问自己，霞芬是她吗?她是霞芬吗?哪一个是霞芬?霞芬又是哪一个?诸如此类重复而又些混乱了思路的问题。

“是的，就是这个霞芬。现在伊是我的老太婆——改日过来坐，改日过来坐，大家都是熟人，嘿，嘿。”

他又躬腰又堆笑，表示要回名人故居去工作了。他的背显得更驼，头发更稀落，咧开的口腔里黑洞洞的，让人发觉，除了几颗酱黄色的门牙之外，他其实已丧失了为数不少的一大批臼牙。

但至少，他还是沿着人行石条向名人故居走了回去，仁慈地给任胤让出了可以供他重新回到1964年那个仲春之夜的足够的时间与空间。

“胤胤。”他听得一声低低的叫唤声时，正是他将钥匙插入锁孔的那一刻。

他回转头去，见她站在月色斑斓的梧桐叶影间。

因为这时的月色很浩洁，照洒在1964年的上海，上海溧阳路1687弄这一带。2号前园的那棵嬴弱的枇杷树在月色中弯着细细的腰。这是胤胤的外祖母生前亲手栽种的，传说是地上多一棵枇杷树，天上就必须多一颗灵魂。果然，枇杷树结果实的那一年，外祖母也离开了人世。

胤胤只尝到过一次那树所结出来的枇杷，甘甜如蜜。以后铁门拆除了，每年没等长熟，青涩的枇杷早已掉入了“黑皮”或他的那些玩伴们的口中。弄堂底的那棵桑树却显得四平八稳的模样，枝叶十分茂盛。桑果早已被人采尽摇光，洒满了月色的地面上还能见到那一滩滩被踩烂了的深红色的浆汁。桑树的前面是一口井，井上了盖，盖也加了锁，这是那一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人跳井自杀后，居委会加封上去的。

就这么一条短短的弄堂，隐藏着历史，隐藏着生死，隐藏着记忆也隐藏着未可知的宿命与神秘地暴露在1964年的那个月光如水的夜色中。

周围的房屋都已熄灯，或者还有一两家的窗洞还亮着灯光，任胤已记不清了。反正那时的铁门与栅栏都已拆除，弄内弄外马路人行道都连成了一片。任胤站在水磨石的门级上就这么回转头去：有月色，有叶荫，还有她。她的身后是一条斜横入幽黑之中去的小马路，那儿有一些低矮的，类似于棚户的建筑，通过他家二楼的边窗，每日，任胤都能从容地俯视着躺在大白天光亮里的这一切。

只是现在，它们的每一个细节都各就其位地交融成了一幅水墨画的展轴面，一幅1964年上海街巷弄坊的月色图。之后的几十年，无论他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只要有某个记忆的触发点，都会有这么一幅画面在脑屏幕上的突然呈现，而且还是定了格的、没有声音、没有动作、没有彩色，除了黑(的人影树影屋影)与白(的月色)之外。

然而，定格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动点，她向他走了过来，手中握着一卷东西。银辉披满了她的全身，并在她的颈、脖、手腕和脚踝等露裸处莹莹着一种玉牙色的反光。仍处仲春季，进入夜深时分，空气中弥散着一种水凉感。任胤记得她当时是穿一身自缝的深毛蓝布的上装：她的衣服一般都自缝，白线袜配一双方口扣绊鞋：她的鞋底一般也都自纳，一左一右梳两条马尾散辫，这是当年上海少女们流行的发式，朴素文静里藏有一份悄悄的典雅与矜持。

她就是霞芬。她向他走来，并展开了她手中的握卷。这是一份手抄谱，工整的五线音谱在乳白的月色中像一条条游动在水中的蝌蚪。

这是柴可夫斯基的一首叙事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