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事实，可能很多人都会独守空床

结婚越来越晚，越来越“门当户对”

2020年，国内的结婚登记人数以813.1万对创下了自2003年以来的新低记录；2021年，该数值“持续发力”，进一步降低到了763.6万对。

从可获得的数据来看，约莫2014年开始，无论是国内年度结婚登记人数还是初婚登记人数，都发生了大幅度的下降。

且从2014年开始，国内25-29岁的人群越过20-24岁人群，成为国内结婚登记的主力军；在20-29岁结婚人群减少的情况下，30-34岁结婚人群数却呈上升趋势。

故而可以发现，目前国内结婚的青少年越来越少，结婚的人群也出现了“晚婚”的现象。

☉数据来源：wind

由于结婚率降低、初婚年纪上升等问题将会间接地导致国内生育率的降低，社会多方面已广泛地关注国内低婚育现象。

其中，婚姻匹配困难是造成国内低生育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国内婚姻匹配变化进程上，同质婚出现了“回潮”现象，已然占据国内婚配的主流模式。异质婚虽然也有出现，但基本是“男高女低”的模式，其他异质婚类型在国内的婚配模式中出现的比例变少。

这里的同质婚，指的是夫妻双方在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相匹配的基础上缔结而成的婚姻，如教育同质婚、家庭背景同质婚、宗教信仰同质婚、社会阶层同质婚、收入同质婚等。

异质婚则是双方在人口、社会经济特征不匹配的基础上缔结的婚姻，这种婚姻模式往往跨越了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壁垒。但在现代社会中，异质婚来越难以缔结，即使双方缔结后也难以保障婚姻的稳定性。

追溯国内婚配模式的发展，古代讲究的门当户对就是典型的同质婚。这时候的婚姻不仅仅是爱情的浪漫，随心所欲，更多承载了复杂的政治权利、家族利益、思想传统以及家长的权威，诸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比比皆是。

古代的阶层固化、群体壁垒造就了大规模的同质婚，并一直延续在历史的长河中。

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的解放运动才打破了传统的婚姻制度。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内，一些异质婚现象大量出现，如婚姻双方教育的匹配度就保持了一个较低的水平。在知青下乡的年份，也出现了一些异质婚现象。

1978年改革开放后，按理说人们的思想更为开放，爱情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上升，社会流动性加强，异质婚的匹配模式应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但事实却是，婚姻同质性在迅速上升，择偶模式出现了“同质性回潮”并逐年增强。即使过程中有所波动，但如今，它已然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模式。

或许是改革开放后市场与社会环境的不稳定性加剧，所以为获得更好的生活机会，社会经济特征成为了婚姻匹配的重要考核因素。加之社会阶层分化、群体间壁垒的存在，也强化了同质婚现象。

现如今，虽然也会出现“凤凰男与孔雀女”或者是相反的婚姻模式，但部分婚姻的稳定性得不到保障，甚至出现悲情结果，一些舆论也出现了“门当户对”的警示。故而大多数人还是寻求与自身在多方面匹配的另一方进行婚姻的缔结。

期望高，中层结婚最困难

现代自由婚姻的匹配成功与否，大多表现在双方是否达到了对方的择偶标准。

古代婚嫁中，男方一般比女方拥有更高的阶层地位，或是更好的发展前途，才会受女方家族的“青睐”。男女双方受家庭限制较大，婚姻不自主，双方尤其女方很少有自身择偶标准，或其择偶标准也很难得到认可。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双方择偶标准又受到政治因素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双方对政治因素的关注减弱，开始转向对经济教育、外貌特征、户籍的关注；随后，住房、身体健康、对感情的忠诚度等多个因素也开始被重视。

现如今，男女双方择偶都会普遍关注自致性资源以及先赋性资源。

自致性资源即男女双方自身创造、拥有的资源条件，如外貌特征、工作收入、受教育程度等等。

研究表示，在外貌特征上，男方一般更关注对方的外貌，而女方则会更关注对方的身高及身心健康。

在经济收入上，男性一般都能接受与自己收入水平相当或低一些的对象，一些城市中奋斗的青年还会希望对方能够在事业发展上给予经济支持，即不排斥对方收入比自身高。但女性一般都期望男方的经济收入比自身高，“找个经济条件好的”，要么“未来发展是好的”“潜力股”。

在这一块，男生择偶要求似乎宽松一些，而女生的期望更高一些。

受教育程度上，学历高的男女双方都期望教育同质匹配，甚至还有“名校情结”。这样日后的生活中，双方能有共同语言。

可见，在自致性资源这一块，男方的宽容度似乎更高，而女方则更希望男方好于自身，期望高些。

而先赋性资源上，由于牵扯到家庭背景因素，男女双方的择偶会受到家庭的影响。

一般而言，男女双方及其家庭都会希望双方的先赋性资源相差不大，如父母的工作、素养、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等。略微有差异的是，男方可以“上下兼容”，女方一般要求男方先赋性资源优于自己。

拥有更多先赋性资源的群体在婚姻市场上会具备更大的竞争优势，背后即是代际经济支持带来的红利。

总的来说，男女双方在择偶上都有一定的标准，男方可能兼容性强一些，但也希望找到具备同质性的另一半；女方也大抵如此，但会更倾向多方面比自己优秀的男方，故而部分人群容易形成异质婚中“男高女低”的婚姻模式。

但现实生活中，“头部”优质人群往往不会选资质平平的另一方作为伴侣，所谓“高富帅”爱上灰姑娘也只是影视剧中的浪漫情节，高精尖阶层男女之间更容易形成同质化婚姻。

所以对那些希望另一方比自己优越得多、身怀高期望但自身资质平平、处于“夹心层”（即在各方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男女，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可能得花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去找到更优质的另一半，不过最终可能匹配不到。

这部分群体由于过高的期待与自身条件、现实要求不符而导致的婚配困难，则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加剧。

低婚配：家庭、社会环境都有“责任”

不过，在目前低婚配的现象下，自身的高择偶要求、高期望固然有责任，但家庭、社会环境的变化也起了“助推”作用。

在时代的变迁中，古代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力减弱，她们也不再秉持“多子多福”的观念。受个人价值、个人实现、自我认同的思想浪潮影响，女性的自我意识在逐步觉醒。

而随着女性在家庭地位中的崛起，她们也愈发能掌握在婚育上的话语权。在思想变化与家庭地位变化的双重影响下，传统的家庭等级关系、代际权利关系、婚育模式受到挑战与冲击。

原本在子女婚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父母现在也难以直接掌控子女的婚配问题。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父母们从网络、周边环境中接触到的新思想浪潮、新婚育观念增多，其婚育观也会受到影响，表现为对子女晚婚晚育甚至不婚育的理解。

且在现代社会中，家庭观念的淡化也强化了婚配的自主性。

古代人以家族利益为重，先家族再个人；现代则是以个人为单位，先个人再其他。加上青年四处漂泊，导致他们家庭观念日渐式微，各种“家本位”、“家天下”的观念不再适用，青年对家庭的组建意愿出现弱化现象。

除家庭关系变化影响婚育外，社会大众媒介、阶层固化与群体壁垒也强化了低婚配现象。

可以说，女性的思想观念得以改变，社会大众媒介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引导作用。

如随着各个独立自信的女性形象充斥在荧屏中，女性的独立意识、社会认同、权利获得得到了强化。而随着女性在社会消费、社会经济增长中的助力愈发明显，大众对女性的重视程度也得以提高，女性的话语权在增大，社会对女性的晚婚晚育、不婚配的行为也愈发包容。

通过网络，女性之间还可以互相“抱团”，通过言论行为支持对方，各种女性崛起、女性独立自主、晚婚不婚的行为得到保护与支持。

而随着女性的崛起，两性关系也逐步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为了吸引眼球与流量，各类媒体争相报道相关新闻，其中，性侵、家庭暴力、产后抑郁、婚后生活焦虑、婚外情、离婚纠纷等负面新闻层出不穷。

在负面新闻的影响下，女性会出现恐婚、“恐男”的想法，加剧现阶段的低婚配问题。

另外，在社会阶层、群体壁垒的影响，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婚配也受到了限制。

高精尖阶层间相互匹配、低收入阶层间相互匹配表现出了严重的社会婚姻壁垒，婚姻壁垒的存在会阻碍那些具有高期望、想要通过婚姻实现阶层跨越的男女的婚配，推迟他们的婚配时间，或是减少这部分群体的婚配缔结可能性。

目前，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晚育，甚至贯彻单身主义的思想浪潮。在晚婚晚育的选择下，社会普遍出现短时间内的低婚配现象，而随着这些群体年龄的增长，尤其女方会错过婚配的黄金时间，导致婚配的愈发困难，最终表现在长时间的低婚配现象上。

婚与育绑定，易陷低生育风险

国内婚与育多数是绑定在一起的，这也意味着低婚配会带来低生育的风险。

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对国内社会观念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婚育模式应该是唯有异性恋婚姻才有权生育，异性恋婚姻必须生育，生育必须发生在异性恋婚姻之内，孩子的合法性由父亲赋予。

虽然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有所弱化，但其影响仍根植在大众心中。

即使受西方思想浪潮的影响，各种新型生育模式如“未婚生子”逐渐出现，削弱了婚姻与生育间的关系，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国内的未婚生育现象还是少数。

通过对数据的回顾可以发现，1957年后出生的中国女性中曾有两成发生过未婚先孕的现象。但即使是未婚先孕，最后也会演变成“带孕结婚”、“婚内生育”的现象，即未婚先孕在我国仍有较高的婚姻转化率，这背后，则是国内婚姻与生育绑定的思想表现。

可以说，目前国内即使有未婚先孕的出现，也仅仅代表了“性-婚姻”的分离，“婚姻-生育”的紧密关联仍未打破。有研究对国内的这种现象做出了一个阐述：“怀孕可以是一种婚前行为、个体行为，但生育仍然是一种婚内行为。”

所以，当国内的育与婚绑定时，低婚配必然会带来低生育。

而同样是低婚配国家，法国、北欧国家为何能保持较高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婚生育成为了其人口生育的重要来源之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的结婚率虽然一再下滑，但其生育率仍保持坚挺，甚至可以说，法国拥有着欧洲最高的非婚生育率。

其高非婚生育率固然有社会对非婚生育行为的包容影响，也是因为非婚生育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认可。

1972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承认了非婚生子与婚内生子一样拥有平等地位，随着法国女性在职场的崛起及国家给予的福利力度增大，女性也能单独肩负起育儿重任。

这对法国生育率的提高无疑是有利的。

北欧国家在婚姻与婚外生育上也持宽容态度。在北欧国家中，女性地位较高，社会福利也不错，单亲家庭也被普遍接受，故而许多职场女性即使不结婚也愿意养育孩子。

当然，这并不是鼓励我国支持未婚生育。且与法国、北欧国家不同，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所以难以全方面、全额度地给予女性育儿福利补贴，在国内普遍的经济压力下，女性也难以单独承担育儿重任。

只能说，从国与国之间的生育率变化对比中可发现，婚育关系的绑定、社会观念、政府福利的确会影响一国生育率变化。若要提高生育率，从这些方面入手，或能见成效。

另外，国内高昂的婚育成本也要解决。如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2021全国两会青年期待”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青年都希望降低各类婚育成本，包括补贴、就业问题、税收等方面。

☉数据来源：人民网

总的来看，按照目前国内状况，或许只有当社会思想浪潮、经济压力有所改变时，国内青年的低婚育现象才会有效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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