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晓涵

编辑 | 周航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一切似乎恢复了。中南医院产科门诊，两排窄窄的橘灰色沙发上，孕妇们挺着肚子，窝在冬日毛茸茸的衣帽里等待着。刚刚过去的感染潮中，她们几乎都“阳过”了。

还是能轻易辨识出新冠留下的痕迹，间歇性的咳嗽声，孕妇们脸上几层谨慎叠戴的口罩、护目镜外挡着的防护面罩。最近关于XBB毒株的传闻四起，她们大多是临近生产的孕妇，都怕二次感染。

医院网络问诊平台上，许多孕早期孕妇的新冠焦虑也在等着医生回答——咳嗽两三周了是否影响孩子？感染了担心孩子有畸形的风险，要不要引产？

“孕妇都是玻璃心的。”一位孕妇这样自嘲。这种小心翼翼有时是必要的。中南医院产科主任李家福说，根据美国一项两万多名患者的研究，孕妇感染奥密克戎比普通人症状要重，危重症比例更高， “还是不可小觑”。

每周有两天，李家福在这里开设专家门诊。找他的不少是孕晚期、面临生产风险的孕妇，比如伴有高血压、心脏疾病，新冠依旧是绕不开的话题。孕妇们最近频繁聊的一个问题是，趁着下一波感染还没来，要不要这几天提前住院，剖腹产把孩子生下来？

●产科门诊前的沙发上，一位孕妇和她的检验单。本文图片均由魏晓涵拍摄

剖，还是不剖？

剖，还是不剖，这是一个难题。

距离预产期只有两三天的时候，胡珏阳了，出现破水、见红出血，宫口开了两指，丈夫赶紧开着车，满武汉找医院。先去了另一家大医院，得知好多医护人员都病了，产科正常运转不了。想起最近的中南医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腾，早上七点，她才成功进了产科。

那是一个月前，胡珏想的还是顺产。第一胎因为羊水不够，剖出来的，这一胎她想试试自己生。产科的原则是，能顺产就顺产，通过产道挤压，宝宝的心肺功能可以得到锻炼。医生的建议是剖，“风险小一点”。

当天上午就上了手术台，胡珏眼前被布遮挡着，什么都看不见，耳边不时响起医生们咳嗽的声音。

这样的剖腹产手术，在2022年12月中旬的感染高峰，产科一个下午能做十台。剖腹产明显增多，是感染潮席卷之下，许多产科面临的问题。李家福记得，剖腹产率大概提升了10个百分点。连着三个晚上，送来一个剖一个。

●1月2日，元旦假期的中南医院产科门诊 。

经历过武汉疫情的李家福说，状况比2020年初棘手。那时没有这么多病人，最艰苦的三天，三个医疗组轮班做手术，生了8个；而这次高峰持续了两周，医护也只够分两组。

许多新冠症状对孕妇来说是额外的挑战，咳嗽可能增加腹压；发烧造成羊水不好、胎心过快，后者是胎儿缺氧的重要指征；肺部感染影响呼吸、病毒影响肝功能，这些都可能影响到胎儿，增加早产的风险。

胡珏是幸运的，孩子足月了，感染新冠并没有过多影响妊娠。还有一些产妇则受到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折磨，甚至没到足够的周数，就由不得自己选择剖还是不剖。

来急诊的也不乏重症孕妇。一个26岁准妈妈呼吸衰竭，从咸宁市第一医院转院过来，住院总医师余雪琛见到她的时候，她戴着呼吸机，嘴唇都是紫色的。感染新冠之后，她在家拖了一周，呼吸困难才去了医院。孩子才31周多，也只能紧急终止妊娠，一生出来就被送进了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此前，有国内团队做过武汉时期50家定点医院的研究，当时有118名孕产妇感染，占全部患者0.24%，重症占比8%，不高于一般人。李家福说，当时一般人重症的比例为20%。不过，奥密克戎带来的情况似乎不太一样，美国一项2万多人大样本的研究，一般人危重症的比例是4%，孕妇能达到7%，死亡率是普通人的1.7倍。

即使孩子没事，因为高烧乏力，有些孕妇也没有足够的力气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咳嗽拉扯着下腹，和生产的宫缩疼痛一道折磨人。关键时刻，负责给顺产孕妇打镇痛分娩的麻醉师还病倒了，“真的是生不逢时”，李家福感叹。那一阵只有1/3的孕妇是顺产的，许多没有打镇痛，靠自己咬着牙硬撑下来。

面对奥密克戎以及如此大范围的感染，医生们也都是头一回，需要一点点摸索判断。

●李家福（左一）在产科门诊问诊。

12月的一次急诊，李家福接诊了一位阳性孕妇，胎心率每分钟到200，正常范围在110～160之间，意味着子宫里的胎儿可能缺氧了，应该准备剖腹产了。

医生们最终没有为她做剖腹产，住院总医师余雪琛积累了新的临床经验。她告诉李家福，前两天剖了五六个类似情况的孕妇，后来发现胎动过速是新冠引起的，给她们两三天时间也能恢复，先不剖，观察为主，等待更合适的足月和顺产的机会。

这一波感染潮之前，产科里即使权威专家，很多也没有足够的收治新冠感染甚至重症孕妇的经验。12月初，李家福和武汉五家大医院的专家共同会诊一个新冠重症的孕妇，孩子才24周，她的肝酶数值达到了600-800，而正常范围是低于40，很多专家都建议尽快终止妊娠。

李家福持不同意见，他判断肝功能异常是新冠感染导致的，应该先观察。孩子太小了，生出来一般活不下来，家属肯定难以接受。他记得2020年，医院接收了全球第一个新冠孕妇，肝酶数值甚至升高到3000多，观察一段时间就能降下来，完全不需要兴师动众地终止妊娠，他的观点得到了会议上一些旁听的年轻医学博士的支持，最终被采纳。

72小时之后，孕妇的肝酶数值直线下降。她挺了过来，保住了孩子。

产科的战争

在中南医院，最先受到感染潮冲击的就是急诊和产科。急诊收治的新冠病人分流到了其他科室，正如你在新闻里看到的那样，外科大夫因此纷纷恶补内科知识，但产科不行，医护们只能独自应对所有挑战。

“以前夜间急诊还可以帮我们分流，做一些初步的处理，那时候已经顾不上了。”余雪琛在产科病房做住院总医师，隔一天上一个24小时的班，“那段时间就是病人爆炸。”

作为省会城市三甲医院，中南医院是武汉分娩量第二大的综合医院，产科大约三分之一的就诊者来自其他城市或省份，而早在感染潮之前，它就在高强度防疫同时，进入了超负荷运转状态。

2022年10月开始，李家福隔三差五就能听到武汉其他医院出现阳性病人停诊的消息。孕产妇分流过来，原本一个月400个孕妇分娩，变成了五百多个。“平时400个病人本来就很忙了，那段时间夜班一晚上十几个急诊，可能就三个医生，要写病历做手术。所有值班的人都觉得’生不如死’。” 医生们时刻警惕感染，24小时做一次核酸，但“非战斗减员”不断发生。上着班，同事只剩下3/5了，有人因为核酸结果混阳被封在了小区里。

●产科门诊门口等待的孕妇们。

12月初，武汉市感染新冠病例超过了四千例。12月3号左右，李家福记得，产科大楼可以开始接收阳性病人了。

病区一分为二，六层接收阴性，五层收阳性产妇，医院规定，所有阳性产妇的手术在负压手术室完成。李家福记得，管控放开前有一个晚上，产科来了十几个即将分娩的产妇，其中一半是阳性的。

他们冒了一次险。“负压病房不够。（值班医生）来找我打招呼说，我们是不是就打破常规，（让阳性产妇）在产房里生？我说可以，这个肯定要改变。”

当12月8号管控放开，进医院不用查核酸证明了，感染潮真正来袭。起初，医生们还穿着一体式防护服上手术台，一场手术下来喘得不行，索性不穿了；阳性远远多于阴性病人，医疗资源本来就紧张，病区也不分了。

产科把一个八人间临时当成门诊，急诊的孕妇坐满了。没有足够的空间能让她们躺下，于是分散坐着，有人在做胎心监护，有人在问诊，有人在做其他检查。等待手术的时间变长了，几乎是平时的两倍。最长有人等了十个小时。李家福的原则是，“急诊优先”，疼的不能等、破水的更不能等。

整个产科的医生几乎都感染了。一线的病房医生病了，二线通常负责决策的主治医生们就帮忙顶上，高年资的医生带着低年资的上手术。有人高烧到40度，休息一两天，恢复低烧就继续来上班了。有医生做完手术，对着李家福就哭了，“主任我病了，但我还是要来上班，不然别人要承担两个人、三个人的任务，体力都受不了。”说到这些，李家福也哽咽了。“我说，那我就陪着你了。作为主任在手术台上承担责任，让医生心里能轻松一些。”

●主任李家福在为一位孕妇看诊。

余雪琛也感染了，12月16号的下午发烧，请了一个夜班的假，也是她最近一个月请的唯一一次假。第二天就回来上班了，心慌、气促的症状并没有好转，她感觉自己都没法一口气吸到底，只能小半口小半口气地吊着。

劳累对医护人员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一月初，一位护士长还在ICU躺着。在最高峰期间感染，她休息了两天就回来上班了，极度的疲惫之下，很快肺部感染，氧饱和度下降，又重新烧回40度转为重症。

医生也没有药。在余雪琛发烧那天，医院的药才发下来。产科主任李家福能拿到的药也只有被剪开的几颗止咳药、退烧药，和几袋治感冒的中成药。

对余雪琛来说，那可能是最漫长的一天。发着低烧，一个下午上了十台手术。“来一个要做手术的，又来一个要做手术的，这个羊水不好，那个胎心不好，这个还在发烧，就很崩溃，感觉没有尽头。”

中南医院的其他科室也承担了接收重症的任务，男性住进了妇科，老人住进了儿科，虽然有呼吸科医生提供支持，但许多实际的诊疗还得相应科室的医护来负责。余雪琛的妇科同事们，有时守着新冠病人就是一整晚不睡，以往本科室的病人是不需要的。

就在和李家福交谈的那个元旦假期的下午，中途一个医院院长的电话打进来，电话那头细数着当下的困境，他们的普外科和胸外科合并，产科的护理人员也同时去照护妇科，腾出来的人手都抽调到呼吸科。开了五个呼吸科，来了好多老人，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氧气量跟不上，没法上高流量。

李家福和同事们所在的产科目前还没有分担到重症任务。“还是产科优先。”他说。但即使感染潮过去，工作也很难说轻松，毕竟，还有不少棘手的问题在等着解决。

高峰过后

1月初，在病房见到胡珏的时候，她正穿着睡衣，艰难地从烧水壶里捞出一个水煮蛋，缓慢地咽下。距离她生产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核酸也转阴了，她还没能恢复，剖腹产的伤口很疼，走个50米肚子就难受。

对于这一家人来说，过去是黑暗的两周。剖腹产三天后，她出院回家，第二天就开始发高烧，伤口开始往外渗血、渗水，她感觉肚子里要炸了。再次住进了医院。医生为她插上引流管清血肿，又做了二次缝合，高烧还在持续，烧起来一点东西都吃不下，每天打很多吊瓶，“手肿得跟充气娃娃一样，很遭罪”。

重症医学科的主任来会诊，诊断结果是肺部有新冠感染留下的痕迹，还伴有流感病毒的感染。医生开了一堆药，治疗新冠的阿兹夫定，抗菌的盐酸莫西沙星，提高免疫力的胸腺肽等等。胡珏现在的免疫力太差了，医生还建议可以试试免疫球蛋白，但只能自己弄，医院也开不出来。

●胡珏每天要吃的药。

正值免疫球蛋白被疯抢的时候，高价难求，人们寄望于注射它以抵御新冠病毒。即便医生觉得没有必要，李家福说，人们能买到的丙种免疫球蛋白，对普通人来说作用微不足道，它应该提供给免疫功能低下的人。

胡珏丈夫试了很多办法。他托一朋友打听，找外面的药商，到了约定的时间，不是没有就是不接电话。最后辗转从四川一家医院工作的同学那里，找医院的供货商拿到了珍贵的药——十支，一个疗程，可以用五天，18500块。原本它的单价也就五百多，节骨眼上，价格翻了几倍。

漫长的病程，复杂的症状，对经验丰富的李家福来说也有点头疼。胡珏这样的情况，眼下只能“对症治疗”。

像胡珏这样状况严重的不多，但产妇们愈后管理更难了，这是余雪琛最近常常要处理的状况。随着感染高峰过去，医护人员回来，发热的病人也减少了，她还没有闲下来，正为此忙得晕头转向，“因为感染新冠，抵抗力和营养水平下降，各个身体机能也在下降，导致术后恢复变慢，另一方面，术后伤口疼痛，她又不敢咳痰（会牵动伤口），两个（因素）相互促进，病人比平时难管理多了。”

原本熟练的诊断也增添了挑战。余雪琛举了个例子，“比如产后发热，以前我们肯定是排除其他地方的感染之后，加强抗生素。现在就会很迷惑，不知道是因为新冠还是确实是产后发热，需不需要做特殊处理？因为抗生素对新冠没有作用。头疼也是，呼吸困难也是，对诊治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不能每个人拖去做彩超，增加医疗压力，也增加他们的经济压力。”

●李家福（左一）和主治医师、住院医师一起查房。

疫情之下，产科病房的气氛也比以往来得压抑。月嫂病倒了，家属要照顾产妇，家里可能还有孩子要担心。以往一个产妇能受到两三个医护的照料，现在忙起来人少了，“态度或多或少差一些，那种被关怀的感觉也会差一些，再加上本身咳嗽伤口疼，体验感也会差很多”。在医生们的记忆中，以前查房，大家脸上都是开开心心的神情，常常能收到糖果、喜糖、红鸡蛋，甚至还有锦旗。现在这些都不见了。

余雪琛能感受到，焦虑的情绪在孕妇和产妇中蔓延。有人担心自己感染了，宝宝刚出生，抵抗力差，要是和妈妈放在一个房间感染了怎么办？她需要一次次地做科普，戴口罩做好防护，其实感染的概率没有那么高，百分之二左右，但母婴同室对新生儿神经系统的发育、包括情感的连接是有帮助的。

那些平安渡过新冠的孕妇，并没有因此松一口气，一些隐藏的焦虑在她们等待门诊的时刻偶尔流露，元旦假期，李家福的专家门诊前，孕妇们沉默地等待着，紧张的氛围像是在等待一场审判到来，在医生的宽慰之后，走出诊室的孕妇才偶尔露出放松的笑容。

“你看都想趁现在剖，就怕生的时候赶上第二波（新冠）感染潮。”周安捏着厚厚一沓检查报告，和周围一同等待的孕妇轻声讨论着。

这是34岁的她即将生下的第二个孩子，还只有33周多。疫情之下，生二胎是个冒险的决定。第一胎剖腹产之后，瘢痕子宫原本就会影响第二次怀孕；后来她怀上过一两次，都选择了流产，就是因为老遇上疫情封控，她不敢生，担心影响正常的产检和生产过程。可是周围人都生了二胎，她羡慕，好想也要一个。说到这里，她点开手机里刚收到的大女儿的照片，小姑娘脸颊被鸭腿塞得圆鼓鼓的，跟着爸爸在吃酒席。

到了生产的时候，周安的丈夫也会来武汉。除了陪伴妻子，他要随时准备献血，一旦妻子大出血，他需要拿着献血证明，才能为妻子换来输血的机会。这一波感染潮到现在，用血依旧短缺，孕妇的用血机会也需要“置换”。

对胡珏夫妇而言，来不及想这么遥远的风险。此刻夫妻俩正愁眉不展地坐在病床上，等待邮寄过来的免疫球蛋白，希望能为这个漫长的病程带来一些转机。

（文中孕产妇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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