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六十一天：被留下的与被期望的

速写画日记本

5月10日凌晨，61岁的书法家矫健看到新闻里的漪安奶奶，手稿、家具都亲切、熟悉。一本充满绘画的日记里，零星记录着上海疫情，“樱花走了，桃花又开，春天呀！春天”。

矫健45年前的美术老师姓金，从初中教他到高中，就像这位化名的漪安奶奶一样喜欢用速写记录见闻。手写信抬头写着“亲爱的涂小姐”，也像是金老师的风格——以前她聊得开心时，会称呼学生们“亲爱的”。他大半夜跳了起来，四处翻找记忆中的那个地址——门牌号和文中手写信落款的“1005”重合了。

金老师和他的母亲一样89岁，独居在浦东。上海疫情以来，金老师过得怎样他无从知晓。

矫健也步入了老龄，一个人住在杨浦区，不会在网上抢菜，每日靠米饭和土豆度日，“就活着嘛”。他偶尔会想到金老师：她是回族，如果只有猪肉怎么办？发的食物咬不动怎么办？

上中学时，金老师手把手教画画，也时不时讲出一些大学里的知识。矫健喜欢艺术，金老师因此对他提高了要求，别的同学写美术字可以用尺子，他必须徒手画直。有一次矫健看徐悲鸿的素描集，里面有许多裸体画作，班主任发现后把书没收了。金老师为了他去跟班主任吵架，坚决要把画册拿回来：“这是艺术，你是教语文的，不懂艺术。”

高中毕业后的近40年，他几乎每年要去各位老师家拜访，后来还带上儿子一起。金老师喜欢得很，给他儿子塞钱。那时会有人说艺术家都是神经病，他记得金老师说，“那我也是神经病”。

矫健每次去都送一个红包，老师不要，说“我有钱的”。近三五年里，他觉得空手上门别扭，金老师有些耳背，也不用手机，就在忙碌中渐渐失联了。

这次，他本想6月1日就去拜访，长辈面前不用难为情，可以直说“这么久没来看你，我错啦。”然而每栋楼只发5张购物券，限制选购45分钟，他先想办法买东西了。

第二天，他趁着涂小姐去老师家的机会，先打了个视频电话。漪安奶奶看见矫健的脸“跳”出来，很惊讶，笑个不停：“你好不好哇，我一直在说起你啊。”信号断断续续，她听力不好，就讲起矫健小时候的事，他静静听老师说。

1993年，他曾送给金老师一幅篆刻作品集赠言，28年后，去漪安奶奶家做客的邻居涂小姐看到，还拍了下来。疫情让她和奶奶有了更多往来，五月底的一天，她终于成功邀请奶奶来家里喝下午茶了，奶奶说，“手冲咖啡果然比速溶好。”

因为涂小姐的存在，矫健安心不少，知道老师会得到看顾，“帮一点小忙，老人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能被另一个人记得，是很伟大的事啊。”

住院清单

又是一份住院清单，写满了半个月来宋正海的用药。除了各种注射液，还有这个片，那个胶囊，全是用来消炎、防血栓的。

因为上海疫情，这几个月宋正海折腾坏了。今年2月，他从江苏溧阳老家来到上海六院，治疗断了的右腿，动了手术，装上了包着整条腿的钢铁支架。

3月初，临出院，医院来了疫情，他坐上大巴去附近酒店隔离，上海疫情越发严重，他的腿也在发炎、流脓，医生帮联系了郊区的青浦医院，但当他坐着救护车赶到时，门卫却不让进，说医院规定需要再隔离7天。他只好叫救护车把自己送回老家，一公里8元，又花了3150元。

回家并不意味着一切顺遂。在酒店隔离，腿上炎症越发严重，他疼得流眼泪，酒店领导看不下去，打了几次报告，终于得到允许可以去县医院。

去县医院这天下着小雨，又冷又饿，血水顺着腿往下流，疼得厉害。但到了县医院，医生看到情况，说什么都不敢治，那是大医院动的手术，还说严重的话要截肢。宋正海没办法了，赖在医院不走，“我是从这里出去的，就算死也要死在这里。”

他一定要保住这条腿，今年56岁，他还指望着治好后继续做木匠活。

转机出现在六院骨科主任介入后，主任给本地医生打了电话，说自己来担保，提供治疗方案，这才让宋正海开始接受治疗。待了十四天，输液、吃药，炎症一点点下去。

治疗这条腿花光了积蓄，宋家还欠了很多债，当初撞他的外卖员到现在一分钱没赔。

这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总感叹生活不易，儿子开了个快递点，这几个月因为疫情收入惨淡；女婿在上海金山给人家装电梯，这几个月一直没能挣到钱。还有他儿子的岳父岳母，承包了100多亩鱼塘，马上要捕捞了，结果这两天“不知怎的鱼都死了”。

“他妈坏运都到我们头上了。”家人们都赶去鱼塘处理事情，宋正海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罕见地爆了粗口。

接下去，他还有两次手术，好骨头下移，代替之前取出的坏胫骨。唯一的好消息是上海恢复正常了，5月底，六院的骨科主任跟他说，门诊恢复了，病房手术还要等几天，到时候通知他。但这又会是一笔新费用，他还不知道怎么筹，“不知挺得过么。”

窗花

公婆最爱的小儿子死了，王鸽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又怎么能说出口呢，那也是她的丈夫。

丈夫48岁，在上海浦东一个小区做物业经理，忙了一个多月后，4月18日晚上7点57分，倒在了办公椅上。保安队长回忆，吃过晚饭，洗好碗，两个人来到办公室，刚说几句，他头栽了下去。没等救护车到，他们开车，闯了十几个红灯，将他送去医院，但来不及了。

她赶到了医院，握着丈夫的手，看着它变黑、变冷。医生说，丈夫是猝死的，送来时就没了生命体征。

这晚，业主群都在为丈夫祈祷。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叫陈经理。有业主分享了他的朋友圈截图，有泡面，有火腿肠，有很多连花清瘟，有采样管，有一张穿着防护服的自拍照。晚上，一位业主拍了物业窗口，灯亮着，窗上贴的崭新“福”字窗花格外醒目，但人们知道，坐在里面的人回不来了。

丈夫工作的小区不大，四栋高楼，大概三百多户居民，相对应的，物业人手也不算多，她后来去了物业办公室管理处，其实就丈夫一个人，地上放了席梦思垫子，旁边柜子上摆着许多药片，她这才知道，前段时间他就向领导说自己胃疼，要请假，但最后也没时间去看医生。

他太忙了——每天，她会给丈夫打电话，但大多时候他会说“我在发抗原，我们今天要做核酸很忙，没空跟你讲”，就挂了电话。后来她摸到点规律，只有中午这个当口，能说上几句话。但丈夫去世前最后几天，他们联络很多：公婆快90岁了，查出来阳性，在等待转运，有很多事要商量。

老人在方舱转阴后又回家后，一直问小儿子情况，她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只能“哄骗”说他忙，等解封了会回来的。婆婆本来就有焦虑症，靠安眠药入睡，她怕有个好歹，疫情期间送医都来不及。

就连她自己的父母，她也没敢说，每天视频电话，问到丈夫怎么样了，她就说自己要去洗碗了，要去倒垃圾了，匆匆结束聊天。

出事那几天，她滴米未进，但为了孩子，饭得做。她跟孩子说“不管怎样都要坚强”，儿子应该是听懂了，脸色发白，嘴唇在抖，她握儿子的手，一阵冰凉。儿子16岁，今年6月中旬要参加等级考，那是高考的一部分，这几天正上网课，她去送点吃的，看见他有时候在发呆。

丈夫的遗体还在医院的太平间。本来按照规定，疫情期间第二天就要火化，王鸽发了脾气，终于保留到现在。现在，上海进入全面恢复阶段，葬礼也要提上日程——还有让老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即使再难，终究将要说出口了。

48个睡袋

在机场住了半个月后，他在垃圾桶边捡到一张乘客扔掉的床，终于不用一个蜷在单人沙发上了。那天之后，他总在机场溜达，捡回来一些睡袋。他睡在3楼出发大厅A值机区附近，捡来的睡袋就铺在旁边，提供给其他乘客。

捡到睡袋之前，半夜不是冻醒就是腿麻了痛醒，张强知道那种苦。他从老家慈溪来到上海，本想去武汉出席一场官司，但航班一直在取消，官司也按“缺席”处理了，他索性在机场住下来。

睡袋越攒越多，有时候一天能捡三四个，最多的时候攒了48个，都是和他一样在机场过夜的人留下来的。每天上午，他都用消毒水挨个把睡袋喷一遍，一个也不落下，不用的就收起来，夜里再铺开。有的时候，48个睡袋都能睡满，白天大家各自抱着睡袋去晒太阳。

一个去日本的姑娘看到他破了洞的袜子，离开时留给他一双新袜子、一些食物和消毒喷壶，另一个姑娘给了他固体消毒片。收到陌生人感谢的一瞬间，张强觉得这段时光是有意义的，直到5月22号睡袋被扔掉。

在这之前他接过几次机场通知，希望把睡袋挪到2楼“到达区”，人比较少，不会总有人拍了照发到网上。但张强觉得，2楼晒不到太阳，夜里比较冷，并且需要睡袋的人主要集中在3楼“出发区”。他一直拖着没去，直到他旁边的充电口断了电。

张强只好先把自己的铺位扛到2楼。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打电话来，问他东西还要吗？他睡得迷迷糊糊，随口接了句不要了。再回到3楼，其他睡袋都没了。“早已没有什么形象可言了，何必去在乎我铺的睡袋呢？”张强很愤怒。接下来的几天，他又捡了十来个睡袋，后来也被清理了。

睡在身边的人缓慢地在离开，张强想在机场等到大巴通车，可以直接回老家居家隔离，省去一笔隔离费。他之前工作的工厂快要倒闭，和张强解了约。住在机场的两个多月，他拿着4个手机做网络推广，每天还能挣一百来块钱，这几天生意也不好了。

刚到浦东机场那天是3月27日，他外面裹着羽绒服，里面穿着毛衣和秋衣，现在这些都丢进了垃圾箱。他换上了一件黑色卫衣，又穿了一个多月，“从冬天熬到了春天，又熬到了夏天”。

苹果

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些，可唯一的拉杆箱已经坏了，袁玉萍知道，她必须舍弃点什么。

首先考虑的是旧衣服——起球的水红色毛衣，被雨水浸得发臭的皮鞋——丢掉它们不算为难。而那件两百块买来的皮裤，她的最爱，洗净又烘干，收好了又拿出来，在宾馆里足足纠结了一个来月，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掉。

最难取舍的是桌子上的那颗红苹果，袁玉萍管它叫“苹果王”——个头饱满，红彤彤的，果皮滑溜还泛着些光泽。

那是一对年轻夫妻送给她的。4月中旬，袁玉萍和90岁的雇主同时确诊，她从方舱出来后，雇主还在医院，没有去处，不得已住进了黄浦区一个电话亭。有次袁玉萍在电话亭里淋雨又挨了风寒，气得对她对电话亭又踢又打。旁边的居民楼里下来一对夫妻，自称是合肥人，也算是老乡，隔着小区铁门给她递来盒饭和水果。

那会儿袁玉萍有一个多月没吃过水果了，嘴巴发干，受了半个月便秘的苦，她感激得语无伦次，漂亮话她不大会说，蹲在电话亭里时，有事没事总要往老乡的阳台望望。

电话亭里蹲了三天，最终一个开宾馆的老乡表示愿意接纳她。她不用再为吃住犯愁，光苹果就一次性发了6个，没吃够，又自己掏钱买了5个，但它们中没一个成色能赶得上“苹果王”，不但个头小，还干巴巴的。十几个小苹果都吃完了，“苹果王”袁玉萍一直没舍得吃，那是“安徽老乡的一份情”，她想留着给老家人好好瞧瞧。

不光是那颗“苹果王”。救援队送的毛毯，旌德县老乡送的凳子、大棉袄她也是要一并带回去的。如果没有它们，袁玉萍不知道要怎么熬过那几个雨夜。离开电话亭那天，东西太多，志愿者建议她通通扔掉，她没听。

在宾馆住了一个多月，眼见着“苹果王”皮皱了，长出黑点子了，她也没能搭上一辆回乡的顺风车。实在留不住了，5月25日，离上海解除交通管制只剩一周的那天，袁玉萍切开“苹果王”，发现腐坏已经蔓延到果肉里，她坚持吃完，不管是嘴里还是心里，都泛起些苦涩来。

电动车

两个月过去了，那道伤疤始终藏在心底。张淮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事情最终会变成那样？

27公里的路程，跨越几个区，遇到好几次检查，中间电瓶车还突然没电了，他四处找地方换电瓶。花了一整个晚上，张淮才把饭菜送到。4月初，物资正紧张的时候，一位女士问他能不能给她爸爸送点饭菜？张淮并不认识她，只是前一天给她送过菜。女士住在虹口，爸爸住青浦，是听障人士。平常都是女士送饭，她现在出不来，张淮很快就答应了。

女士发来的打赏张淮说是没收，但对方给他充了200块话费，还发到网上表达感谢。结果，网友开始不断攻击辱骂，觉得200块太少，她反复解释，没用。

这个从安徽来上海打工的年轻人不太会用微博，女士被网暴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怕说错话给她带来更多麻烦，但也忍不住去网上看，难过得睡不着觉，白天很晚才出门送货。4月6日中午，女士跳楼坠亡。

消息传来后，张淮待在房间里，十几天没出门干活。封控期间他住在配送公司安排的酒店里，单量很大，早上6点多就出门送货，最忙的一天接了两百多单。

但他没法再继续了，心里堵得难受，想哭，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越想越烦”。室友安慰他，但张淮不想再说这件事。难受的时候他出门散步，走到筋疲力尽回去睡觉，这样可以少想。

电动车在酒店外放着，自从三年前来到上海，张淮很少和它分别那么久。他一直在外卖行业打拼，送桶装水，帮超市送货。妻子也在同一家公司，但在很远的另一个站点，当时不在身边。女士离开后，他一点点地熬时间，感激妻子没有催过自己赶紧上班，十多天后觉得终于有些力气了，才又出门挣钱。

疫情还在继续，张淮更忙了，每天到晚上快11点才下班。给车子换上新的电瓶，第二天又能跑80公里，至少送上100多单。

酒店不能做饭，他每天就吃自热饭和面包，但觉得还不错，“至少还有得吃，还能在外面跑，能赚钱。”妻子也在五月份调到更近的站点，还可以偶尔见个面。除了还是不能想起那件事，一想到就会难过。

老人手写卡

回到家后，原来的楼组长来梦龙很长时间没缓过来，仍处在“方舱时空”——清晨6点就醒来，手机响个不行，南汇方舱11号楼的很多人还在找他帮忙。他们夫妻为此吵过架。

出舱前，他专门将老人们的情况交代给新楼长和“邻居们”：手机里记录的病症清单、药品、核酸信息等。在他相册里，还保留着一位大爷家属的纸条，上面写到，“他是脑梗三次，然后伴有老年痴呆，有时候什么多（都）不知道，出门找不到家，望你们多留意他的变化，药在包里……”后来，来梦龙托人做了一块信息牌，让老人挂在胸前。

回到小区后，他听说那位老人回家后复阳了，又进了方舱，但幸好有老伴陪着，方舱的条件也好了些。也有人发消息跟他抱怨，小区不让他们做核酸，受到了“歧视”。

一起隔离过的杨青回去后，对门的叔叔阿姨看上去“吓死了”，听到开门有动静，赶紧跟志愿者说，让杨青家不要开门，“她说害怕，她有病、身体不好。”到小区里做核酸，杨青感觉到同小区的人故意下来得很慢，为了和自己错开。如果实在赶到一起，邻居就在后面喷消毒液。工作人员看不过去了，说“人家也是阴性，不要歧视人家”。

也有人转变态度，接受身边发生的事情。作为封控区的居民，高欣从南汇方舱回家后，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居家生活，活动范围比在方舱时还少。但她觉得连在方舱都安然度过，现在没什么可担心的。之前，她和妈妈核酸阳性，邻居一直不打招呼，她们回去了反而主动敲门提醒领物资。

在另外的小区，有南汇11号楼的隔离者把自治经验带了回去，也设立楼组长，还建立了“居民公约”，大家约定精简物资、众筹买防疫物资等等。

居家隔离一个月以来，来梦龙去过最远的地方，也是离家一公里内。但他已经计划好，夏天之后要约上方舱里的五六个朋友，带着孩子，到上海郊外的村庄，去看看水，聊聊天。他过去除了上班，几乎没有社交。之后，他打算更多融入这个城市，与更多人连接起来。

电话手表

和5岁儿子分开隔离的21天时间里，还好有这支小小的电话手表，倪宁没有和儿子失去联系，儿子是在3月24日凌晨被单独带走的。她只能看着电话手表的定位，推测独自在救护车上儿子的踪迹。深夜的上海，那个定位在一家医院停留了好久，最终移动到了孩子们集中隔离治疗的金山公卫。

起初，联系不上医生护士，倪宁只能隔着电话手表，模模糊糊看到儿子的眼泪。听着周围孩子们的哭声，她和丈夫在电话里给儿子讲睡前故事，有时候他们声音大一点，让周围的孩子们也能听见。

也是通过电话手表，她教会了儿子充电、用iPad视频，听他分享在病房里的生活：儿子和幼儿园的老朋友打电话聊天，也在病房里交到了新朋友——倪宁和儿子是幸运的，有些家长没来得及准备通讯工具，就和孩子分开隔离。

母子俩已经回家一个多月了。生活似乎归于平静，主人久未归家，春天雨水丰沛，阳台上的花草依旧开得繁茂。但也有什么在发生着改变，去过一趟方舱，原本熟悉的朋友因为害怕病毒而疏远她，但也有热心的邻居送来温暖。

回家之后，那块电话手表还经常戴在儿子手上。小区能下楼活动了，封闭的路上没有车，儿子自己下楼跟别的小朋友玩一会儿，倪宁也不总是跟着了，依旧通过电话手表来联系儿子。

出院没多久，正好是儿子6岁的生日。儿子对着蜡烛许下愿望：“疫情结束病毒消失，如果长大了病毒还在，就做医生消灭它。”而倪宁也在内心祈祷：希望疫情快结束，一起牵手去看世界。

iPad

对于16岁的上海中考生青玉来说，上海封控的两个多月，一台白色iPad陪伴她走过了最重要的备考期，数据精准记录她每天10多个小时的奋斗。

居家隔离上网课、做题、参加模拟练习，青玉都要依靠这台iPad。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10点，除了午休一个小时，青玉都在埋头学习，在这台iPad上，她要看完7个科目的知识点，还参加过一次学校组织的模拟练习，目前还有160多套试卷等她去完成。

最特殊的是，它曾陪伴青玉度过在方舱的日子。4月5日，青玉被确诊新冠阳性，和姐姐、妈妈被送进上海静安体育中心的方舱。隔离的13天，青玉住在靠角落的一个小隔间，没有书桌，她坐在放倒的行李箱上，将iPad立在床头柜，坚持上课。和她一样，方舱里许多人都坚守着日常：有人坚持每天晨跑，一位备考上海音乐附中的女孩，每天一早就开始拉琴，到晚上才停下来。

也是这台iPad让青玉和外面保持联系：她记录下每天学习的全过程，分享到网络上，在她看来，这“相当于有人监督，能让自己更自律”。

距离7月12日的中考只剩一个多月，青玉说：“不会紧张，就是要靠自己”。学校尚未恢复正常上课，她依旧要每天捧着那台iPad上网课、刷练习题。

（文中漪安奶奶、王鸽、张强、张淮、倪宁、杨青、高欣、青玉为化名）

文 | 周航 邹帅 姜婉茹 魏芙蓉 魏晓涵 张雅丽 蔡家欣

编辑 | 陶若谷 王一然 毛翊君 王珊瑚

视觉 | 吕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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