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生何寄？——福寿园与它背后的30年变迁

撰文 | 孙行之

摄影 | 郑亚胜

责编 | 尹晓琳

大多数人平时很少会谈论“死亡”。在为先人祭扫时，当看到墓园的花坛里、大树下、壁龛里也都安放着骨灰时，有人或许会猛然感到，自己触碰到了一个无比坚硬的东西。

这种坚硬来自强大的历史惯性与当代社会发展的撞击。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每个人最后的落脚点也都随之移动。历史的惯性里，中国人重视“入土为安”；而城镇化四十多年里，土地越来越稀缺，传统的丧葬观正在悄然改变。两根轨道的交叉之处，我们何去何从？

◎这个清明节，很多事依然没变。清明期间，有1500万中国人重新走出家门，到亲友墓前祭扫。

墓园的变迁，与群体心理的变化同频，是社会变化的投射。墓被用来安放逝者，也是一个重要标志，标示生者正以怎样的姿态“活着”。只是在很长时间里，死亡是禁忌，是要被排除到日常生活之外的异常事件。以至于在近几年的公共讨论中，人们对“养老”和“临终关怀”思考渐多，“殡葬”却始终未被充分关注。

当社会走到这个阶段，个体化、老龄化、少子化的潮流先后袭来，墓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的人往生何寄？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了港股上市的知名殡葬企业福寿园，在它所经历的30年变革中，捕捉其中端倪。

福寿园最早成立于上海，2013年在港交所上市。目前，福寿园在全国16个省市的40多座城市开设墓园服务及殡仪服务，管理墓园30余座。刚刚过去的清明祭扫高峰期，其旗下各地墓园总计接待超过65万人。

塑造一个日常生活

之外的世界

现在回看，苏州墓园经营者们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如此之多的上海人自愿选择安葬在异乡，一个从未定居，又不是老家的地方。1980年代初，苏州经营性公墓被逐渐推广到上海，至1990年代初期，已有约30万上海人的墓安在了苏州。

“旅长”，谈及1991年把苏州的墓地推销给她的那位销售员，上海企业主陈婷这样称呼。之所以被大家称为“旅长”，是因为这位销售自称手里管着1000多个墓穴，且办事干练，极善交际。1980、90年代，正是许多个如“旅长”这样的人物，在上海四处寻找关系，将村里开发的墓地卖到了成千上万家庭。陈婷当年工作的单位，有5个人向“旅长”购买了墓地。陈婷她们家，一买就是10多个，其中包括家族祖辈的墓穴和父辈的“寿穴”。

在一段特殊时期，上海的公墓服务是中断的，几座建于解放前的公墓被破除。改革开放以后，当社会行驶到新的轨道，根植于传统与人性的需求快速释放。上海人开始到江浙两省购买墓地。而在这些购置地中，有“天堂”之称的苏州是最有吸引力的。

上海人购买在苏州的墓地，主要集中在吴中区的穹窿山与旺山，胥口镇也有一部分。穹窿山与旺山紧邻太湖，山上墓穴背山面水。清明时节，登高眺远，祭扫者便能见到青山簇拥下的太湖水面。

在当年的亲历者看来，传统观念中所谓的“风水”和价格是苏州公墓畅销的原因。“从传统眼光看，买墓地，依山傍水的山地是首选”、“当时，这里的墓地价格在几十元到3000元不等，3000元的公墓已经是品质很好的了，价格低于当时上海的经营性公墓”，苏州一位公墓管理者分析。

激进的销售攻势也是苏州公墓能够迅速打开市场的原因。苏州山上的墓园当年大都由村里管辖，销售们身段灵活，积极性十足。“当年整个行业里，苏州墓地的代理占了‘半壁江山’”，一位30年前进入殡葬行业的从业者回忆道。

其实早在1980年代初，上海的经营性公墓已经开始频繁获批，到如今，已有45座。但在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依然有不少上海人被导向苏州。“其中原因，首先因为上一代人买在那里，下一代人就会考虑买在同一个地方；另一方面，当时信息闭塞，大家都没有手机，殡葬行业也不能做外墙广告、电视广告，只能在报纸中缝登小广告，知道信息的人还是少”，福寿园国际集团副总裁赵小虎回忆。

当年建成的这些苏州公墓里，高大的花岗岩墓碑成排成列自山顶排布，相互之间紧挨着，有着强烈的秩序感和人工性。墓园中满是柏树，遮天蔽日。种植松柏的做法得自中国传统：孔子喜爱松柏，将之喻为君子，在唯一保存至今的氏族墓孔林，始终是古柏森森。很大程度上，这投射出当时人对身后世界的想象——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深邃幽暗，庄严肃穆。

◎孔林 （图片来自网络）

蔓延于苏州市郊山地上的公墓就像是一个大发展时代投下的侧影。在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大都市，每个人都像是坐上了赛车去追求物质的丰足，出发时都不知道自己会跑多快。一切都是新生的，没有人愿意留在原地。似乎所有人给这座城市的定位就是“发展”、“生产”、“日新月异”。而“死亡”这个话题，则被有意无意地抛在脑后。

另一方面，许多上海居民的农村老家，同样面临大拆大建。人们回到老家把坟迁出，但下一站，先辈的墓又要去往哪里呢？

就在这个短暂的空白期，包括苏州这些公墓在内的一批经营性公墓出现了。那里不会拆迁，非常安静，是高速发展社会背后难得的栖息地。

在当时，它们提供给人最大的价值，就在一个“入土为安”的“安”字。

将“死亡”

拉回日常世界

福寿园国际集团总裁王计生当年提出的改造方案，改变了中国人对墓园的视觉印象。视觉改变背后的观念变革在于：“死亡”被拉回到日常生活的世界，也就是王计生提出的“阴事阳做”。

◎清明时的上海福寿园

清明前的上海福寿园，杂树生花，桃红柳绿。西区的草坪上，坐着3个身穿汉服的女孩，两位摄影师正在为她们拍摄。不远处，孔雀、小羊和鸽子在散步。园区工作人员在为即将到来的祭扫接待做准备：漆匠在为桥上的栏杆描金，花匠在修剪枝条。他们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烈士和英雄人物的雕像戴上了红领巾，为女艺术家的雕像系上了丝巾。

福寿园内几乎没有松柏，香樟树也不多，其间大量种植的是低矮的灌木，以及郁金香、蝴蝶兰等色彩饱和度高的花。这样的种植方案，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采光，让这座墓园显得明澈、透亮。

虽然在商业道路被证明走通后，福寿园迎来很多取经者，但在改造开始之初，对王计生的方案，很多同行不理解，甚至认为有些“颠覆”。

在当时，“墓园应该庄严肃穆”这一观点，印刻在绝大多数人的脑子里。1996年接掌福寿园后，王计生曾专程邀请一位留法知名规划设计师做整体设计，但最后没有采纳其方案。原因也在于观念分歧。这位规划设计师同样把墓园设计成一个肃穆的世界。但王计生想要的是有别于传统的新形态，他的原则是：“第一，要墓园变公园，第二个是，阴事阳做”。

“如果说生活是美好的，死亡同样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墓园为什么一定要阴森森的，完全可以阳光一点，当然‘阳’要有度，不是搞成迪士尼，不是要娱乐化，种花种草是‘阳’，服务温馨周到些，也是‘阳’”，王计生说。

事实上，这样的思路也不是王计生凭空创造的，而是借鉴自国外。在改造之前，他先花了3个月跑遍了全国的大型公墓，又带着团队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著名公墓考察。“欧洲的雕塑漂亮，美国有大草坪，日本服务很好”，王计生回忆。

雕塑、草坪和服务，这些后来统统被他搬到了上海福寿园。园中还增添了江南园林的元素：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至今，位于青浦的上海福寿园800亩土地中，依然保持景观面积占40%的状态。

景观构成了底板。但福寿园还缺少底蕴和名气。王计生采取的另一个策略是，请社会贤达落葬，用他的话说，就是“积攒人文邮票”。

刚开始，这么做困难重重。很多家属觉得这是墓园在用他们做广告。福寿园用服务打动了不少人，比如制作雕塑，有些雕塑和落葬安排都是免费。通过精心策划和周到服务，福寿园迎入1000多位杰出人物落葬于此，包括：阮玲玉、陈歌辛、汪道涵、谢晋、叶永烈、施蛰存、沈尹默等等。

知名人物的雕塑与墓志铭如今都在福寿园的大草坪上矗立着，其中的许多都独具个性。与公共领域中的雕塑不一样，墓园中的这些雕塑往往是家属与雕塑师商量出的结果，因而更能凸显真性情。

◎上海福寿园内旅法画家林风眠之墓

关注文化名人，搜集物件，几乎已经成为王计生维持至今的、下意识的习惯。福寿园有一座人文纪念馆，由南怀瑾题字。其中汇集了安葬于此的名人书信、手稿，以及他们生前用过的物件，比如书桌、钢琴等等。至今，王计生偶尔来到那里，依然会安静地观看。他能分辨哪一封信的保存状态不如以前了，随即会叮嘱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重新处理。

无论是对景观的讲究，还是对雕塑与墓志铭的引入，福寿园都在改变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它不再是幽暗的另一个世界，而是明亮、优美，有生生不息活力的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视觉设计也传达出这样的观念：“死亡”是一个可以被坦然面对的话题。

“节地葬”与可能松动

的传统观念

企业主王明眼下正面临一番撕扯。

王明是河南安阳人，他的祖父母、父母都葬在安阳。王明这一辈迁徙到了上海。儿子也在上海工作，并有3个孙辈。在讨论王明“寿穴”应该安到何处时，争论出现了：按照老传统，王明应该选择“回到”安阳，“回到”父母身边。但对他的儿子来说，对老家的印象早已模糊，上海就是自己的故乡。可见的未来，他们也准备安葬在上海。所以，儿子一家要求王明选择上海的墓园，为的是未来儿孙祭扫方便。对回到父母身边，还是与子女、孙辈在一起，王明难以做出选择。

“入土为安”的观念，其实是包含着对“子孙永昌”的想象的。人们强调“入土为安”，一是相信，肉身能够依附在永远存在的土地中，以达到永生；二是对后代香火不灭，自身不断被想起的期许。从前人们要叶落归根，归葬老家，也是为了回到家族的怀抱，享受后代的供奉。

但在个体不断迁徙的社会里，很多以往牢固的人际关系被“砍断”。三代之内，家族成员可能分散在各个地方，一一祭扫变得难以实现。正如“80后”人类学家袁长庚所说的“在不断迁徙的社会，三代以后，就很少能回去为先人祭扫了，这样看来，海葬是相对具有柔韧性的选择”。

很可能，对“入土为安”这件事，流动社会中的下一代，不会像“安土重迁”的上一代那样执着。

 “其实愿意接受新方式的人，比我们想象中多得多”，福寿园国际集团首席品牌官李经衡提到。虽然，树碑安葬至今依然是人们所能接受的主流，但选择节地葬、海葬的比率一直在缓慢升高。福寿园曾策划过一款产品：“太空葬”，即将逝者的遗物放在卫星上，发射到太空。客服询问了12名受访者，其中有4位表示愿意尝试。

海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越来越多选择海葬的人不是出于价格考虑，而是受观念驱动。这部分人群中，很大一部分是生活条件很好的高知群体。政府对海葬者家庭有补贴，但很多家属都不愿意去领取。但福寿园集团副总裁赵小虎也看到了家属后续面临的心理压力：“传统观念还是根深蒂固，清明了，别人去扫墓，海葬者家属被问起‘去哪儿扫墓’时，不免会感到悲伤，有时还有周围人的议论，久而久之，这种压力就会层层郁积”。正是因为这一点，赵小虎觉得，来自社会的认同，对海葬者家属来说非常重要。他曾为海葬者策划过一场公祭仪式。在仪式中，他看到了家属们情绪释放那一刻后的释怀。

价格杠杆也在将越来越多人导向节地葬。

这几年，谈到墓地，很多人的评论集中在一个“贵”字。这其中，土地紧缺是推高价格的因素之一。2022年，全国死亡人数1041万。按照每两人占用1平方米的墓位计算，每年将使用5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大城市的土地使用情况更为紧张。据目前可查的数据，截至2011年，上海经营性墓园共有土地7000亩，已经使用5000亩。时任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会长王宏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在节地工作做得好的前提下，按一年用100亩计算，这些土地“足够用20年”。而现在，距离王宏阶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过去12年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占地大小”成了拉开墓地价格差异的主要因素。在同一座墓园，享受相似服务的情况下，占地大一点，价格会高很多。

 “现在很多人说价格太贵，其实指的主要还是那些占地相对比较大的墓，也就是传统的墓碑葬”，一位销售提到。

更低价的选择还有很多，比如草坪葬、花坛葬、树葬和壁葬等等。目前上海规定一个墓位占地面积需在0.8平方米以内。而有的花坛葬每个仅占地0.05平方米。在福寿园的“藏晶苑”，42平方米的地下空间可以安放8400位逝者的“生命晶石”，平均每一枚仅占50平方厘米。节地葬产品的价格与传统的“墓碑葬”相差悬殊。即便在高端墓园，也不乏几万元甚至几千元的产品可选。

“很多时候，往往是老人为自己选择更便宜的产品，在此之后，家里的后辈会主动抬高预算，选择相对更高价的产品”，福寿园首席客服专员程冬梅提到她的观察。

◎福寿园大量种植色彩饱和度高的花

读懂这一辈年轻人

未来，墓的形态会演化成什么样子？除了清明祭扫，人们还能够以怎样的方式表达“慎终追远”的情感？读懂传统的同时，福寿园正试图读懂年轻人。

对墓地在当代的功能，王计生有一个拆解：记号、记载、纪念。他解释：“记号就是插个树枝，说明曾经来过；记载就是记录生平，而后人一次次祭扫，就是纪念行为，人要立大碑，做大墓，无非就是要把记载和纪念做大”。

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中，王计生看到了把纪念和记载做大的可能性。“过去，人树大碑，也绝大部分人也不过身前一百年，身后一百年，就永远消失了，但互联网能提供无限空间，把记载做厚”。

“将来，记号会变小，但记载和纪念可以越来越大”，王计生说。

记号越来越小，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是碳基生命的遗迹可能变得越来越小；其次是存放生命遗迹的空间也将越来越小。

福寿园有一项业务是研发和生产环保火化机。也是在对国外市场的了解中，王计生看到，火化不光在中国，在全球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趋势，同时，制作“生命晶石”、“生命钻石”的方式也越来越被人所接受。从遗体，到骨灰，再到晶石和钻石，碳基生命遗体的留存状态正越变越小，处理速度也越来越快。

另一方面，土地日益紧张，各地的墓位都被做得越来越小。

不少经营性墓园目前正在限制销售占地较大的墓位产品，这并不仅是因为监管要求，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需要。墓园生意不是房地产，而属于“居民服务业”。房地产企业开发一片土地，卖完房子就能走人，出售的是房屋建筑物的所有权和70年土地使用权。墓园经营者出售的商品则是一份长期租约和服务。出售墓位以后，他们需要提供安保、维护等各种服务。清明的祭扫接待，就是服务兑现的一个例子。一旦土地卖完，墓园没有“活水”，所有员工工资和维护费用就变成了纯支出。

如今，王计生时常会提醒高管“不要老想着卖墓地”，甚至公司流传着他的一句话——“消灭墓地”。墓园服务依旧是福寿园营收的主要来源——据2022年财报，其占比高达80.2%，殡仪及其他服务约占20%。但同时，殡仪及其他服务的占比正逐年缓慢升高，墓园服务的比重在降低。

福寿园的自我定位，已经从“殡葬服务提供商”转变为“领先的殡葬及生命科技服务提供商”。首席品牌官李经衡解释：“如果把死亡视为一道门，福寿园现在希望提供的不光是这道门后的服务，也包括死亡之前的各类服务，比如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生命教育等等”。

现在，王计生非常乐于与人谈论Chat GPT和元宇宙。美国电影里的场景，比如在墓地遇到自己的祖先，在虚拟世界中与去世的“幽灵”互动，这些场景未来都有可能利用人工智能在元宇宙的世界里实现。如果说这些电影场景还太过遥远，那么现在，在墓碑上套一个二维码，亲人朋友就能够回顾逝者的一生经历，也能时时向逝者写信——这样的做法在技术上已经能够实现。

存在与虚无之间，元宇宙和人工智能将带来模糊其界限的可能性。这一点，正与抵抗灭寂的殡葬行业有本质上的契合。如果把一个人一辈子所有的数据“喂”给人工智能，那就有可能在虚拟世界中“复活”一个人，以逝者的个性、阅历与生者对话。

孤独的人们将自己安排身后事

人们对身后事的安排正在提前。

过去，人们忌谈“死亡”，对殡葬服务的了解，往往是在一个死亡事件发生以后才开始的。通常的流程是：由医院工作人员介绍殡仪公司，再由殡仪公司介绍墓园。在这个过程中，亲属是在手足无措中被推着走的，与殡葬公司的联系也是一次性的。

细想起来，这种对殡葬服务的隔离态度，也是以一定的人际关系为依托的。在熟人社会里，一个人的丧事是集体的大事。至今在中国部分农村地区，丧葬事务甚至不需要近亲属直接安排，而直接由族人承办。即便是城市里，在过去的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和子女也能把事情办好。在家庭的力量削弱以后，越来越多的事务被推向商业。

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提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2015年，泰康集团和福寿园开始将生前契约引入中国内地。据福寿园2022年年报，去年，集团累计签订生前契约16,759份，较上一年增长21.8%。

生前契约，简单来说，就是个人与公司签订一个合同，提前定制殡葬服务。在提前步入老龄化、少子化的社会，比如日本和欧美，生前契约已经有了相当的普及度。中国大城市同样正面临这样的转折——老人越来越多，子女越来越少，家族的保护力在急速消退，越来越多的事务被推向社会。

再深究下去，人们开始提前安排后事，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心理变化的反映。在“个体化”的社会里，从集体中走出的个人早已学会单独面对整个世界。习惯于“为自己负责”、“为自己做主”，这种对主体性的追求蔓延到所有的人生际遇上，包括掌控自己失去控制力之后的事情。这几年，对临终关怀的关注越来越多，许多中青年也加入了立遗嘱的行列，这些现象也一定程度上说明这样的心理。

◎人生如不系之舟，现在，很多人想掌控从前无法掌控的东西（图片来自网络）

人们惧怕在身体失能时，身体得不到好的照护；同样令人恐惧的，还有丧失自我主宰的能力，在生命最后那一刻，被当成布娃娃那样对待。

当世界越来越老，孤独的人开始自己安排身后事。

（感谢维舟为本文写作提供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