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飞盘：社交玩具还是专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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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设裁判、不允许肢体接触、男女可以同场竞技。“飞盘在文化上带有先锋色彩。注重性别平等，注重多色人种的共存。”
“全国有两三百个大大小小的飞盘社群，它很热、破圈了，但是，合格的教练员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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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直径8.75英寸标准大小的飞盘正在攻陷足球场、城市公园以及城市中产的时间。
过去一两年，仅在上海，飞盘俱乐部便迅速增加到三十多家。广州飞盘教练谭顺胜估算，整个广州此前接触过飞盘的人大概只有一两千，如今翻了5倍不止。另一位教练调侃，“市场状况都不是火热，而是很‘晒’”。
据全国飞盘运动推广委员会数据，2021年全国参与飞盘运动的玩家大约有50万人。小红书发布的《2022十大生活趋势》显示，过去一年，飞盘相关内容的发布量同比增长了6倍。
上海白领刘豪曾将大部分运动时间花在健身房，现在，每次2个小时起步的飞盘占据了他七成运动时间。另一位爱好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入迷时，她把仅有的双休日全都用来飞盘，从日上三竿打到太阳西沉。
一位俱乐部主理人分析，疫情之后，大家更加向往户外运动。各大综艺节目里的露脸也为飞盘的火热添了一把柴，2021年，脱口秀演员小北在《脱口秀大会》上调侃飞盘：“玩狗不如当狗”。“狗玩的”运动，这是飞盘运动很长时间以来难以摆脱的刻板印象。
2022年5月20日，自媒体“三表龙门阵”发表了《你是玩飞盘吗？你是馋她身子！》，坦言要“释放偏见”，质疑飞盘只是两性社交的工具。“飞盘是这个时代的‘天选之子’。它集合了社交、聊骚、乱搞、秀蜜桃臀等诸多先锋元素，就是和运动无关。”
大量对飞盘的质疑和辩护接踵而至，一些足球爱好者提出新的不满，“飞盘局正在迅猛侵占城市本就不多的足球场”“玩飞盘的运动量还不如下楼做趟核酸”。
“你如果早点订场地，跟飞盘还有什么关系呢？”一位俱乐部主理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多数飞盘局，都不会在公共足球场组织。
“还是要消除掉大众对于这项运动的误解。”一位资深飞盘爱好者预计，2025年将在成都举办的世界运动会，会把全世界的飞盘强队集结到中国。“到时候，大家就能看到极限飞盘厉害在哪里。”
“飞盘在文化上带有先锋色彩”
2022年5月底，晚上八点，广州万胜围体育公园的足球场丝毫没有要冷寂下来的迹象。绿茵场亮如白昼，两端各划出一个狭长的得分区，两队开始了飞盘角逐。开赛前，教练介绍规则：每个人接到飞盘后，要在原地站住，允许有缓冲，但不能带着飞盘跑动，只能传给队友。目标是在对方防守区接盘得分，传导过程中，如果飞盘落地了，则进行攻防转换。
刘豪没有预料到飞盘的运动量“居然这么大”。
2021年9月，在某运动品牌和飞盘社群的一次联名活动上，刘豪第一次接触到飞盘。他自诩球类运动的表现不逊色于同龄人，上了飞盘场才愣住了：原来接盘和飞盘里藏着很多技巧。他的胜负欲一下被点燃了。
以前在大学里，刘豪是学校赛艇、龙舟队队员，他喜欢跑步、健身、打篮球，身体很少因运动而出现激烈的反馈。一场飞盘却让他的“心率飙到140、150”。现在，作为资深爱好者，他一周上场4-5次。
飞盘发源于1960年代，自2001年起就是世界运动会的一项正规比赛项目，在美国早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联赛。
和传统强对抗、身体多有擦碰的运动不同，飞盘展现了某种文明而优雅的派头：它不设裁判、不允许肢体接触、男女可以同场竞技——在飞盘混合组别，男女以5∶2或者4∶3的比例构成战队。“飞盘在文化上带有先锋色彩。”一家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Kevin说，“男女混合的比例，注重性别平等，注重多色人种的共存。”
身体素质并非场上表现的决定性因素，有人据此认为飞盘是极适合亚洲人的体育运动。飞盘爱好者阿潘以日本队举例，虽然在身高、体能、爆发力等指标上都和美国队有差距，“但是照样能打得有来有回”。
飞盘规则里最基础的一条——接到盘后不许跑动，必须在原地将盘传给队友——为这项运动定下了基调。飞盘强调合作，个人英雄感没那么强。“篮球可能会有MVP，像乔丹、科比、詹姆斯那样通过一人之力去改变比赛，但飞盘很难。”刘豪说。
广州一位俱乐部教练接受采访时，发来长达数十页的规则细要。因为不设裁判，赛场上，比赛秩序的维持高度依靠队员的“自觉”与“自治”。
不久前的一场比赛上，一名对手在防守刘豪时，突然被绊倒了。刘豪立刻判定自己犯规。对方站起来后，反而和他探讨起摔倒对局势的影响，对方认为就算没有摔倒，自己很可能也接不住盘。于是两人达成一致，这个盘归为刘豪一方。
Kevin在深圳主理一家飞盘俱乐部，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比赛时产生冲突，全靠对手间沟通调解。争论发生后，双方采用“be calm”（冷静）原则。如果不能达成共识，则争议盘回到上一手，重新开始。“你会发现飞盘运动里，对犯规是没有惩罚的。因为我们天生的规则设定就是大家不会故意违反规则。”Kevin说。
比赛结束后，所有人围成一个叫“spirit circle（精神圈）”的圈，每个人旁边坐着的可能就是刚刚的对手，大家卸下竞争意识，谈谈比赛感想。赛场上，碰到不尊重飞盘精神的人，则在赛后的评价表给出一个低分，表明态度。
在培训机构做老师的丢丢，大学时是飞盘校队成员，她遇到过的“飞盘精神”最差的一支队伍，曾接连把她和学妹撞倒在地，“正常来说，按照飞盘精神，你应该当场道歉，握手言和，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他们的飞盘精神队长（队伍里负责飞盘精神、处理争议的人）也没有来场边跟我沟通过。”
阿潘读大学时，曾心血来潮买来一只飞盘，那时身边没什么人玩，只能放在宿舍里吃灰。2021年10月，他正式加入飞盘运动。他曾经很社恐，但飞盘场上讲战术、需在场外为队友加油，他发现自己的个性慢慢变得开朗。他觉得，对于城市年轻人来说，飞盘是性价比很高的运动选项，广州的价格大约一次几十元，还有教练教学。“有时候想打个羽毛球，经常约不到人，但是报名飞盘俱乐部的活动，能认识很多新朋友一起玩。”
丢丢第一次参加全国大学生联赛时，认识了成都一所大学的女生，比赛结束后，两人互相交换了礼物，结下友谊。丢丢曾见到两支校队的成员，在场上起了冲突，根据飞盘精神达成共识后，下场互相交换了队服。
“打扮得漂亮跟玩飞盘没有直接的关系”
飞盘圈把资深玩家叫作“老盘子”，很多“老盘子”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始于它还乏人问津的年头，很长一段时间里，参赛需要自掏腰包，比赛奖金也很少。
刘伟是2019年飞盘亚锦赛中国混合队队长，2012年，为了存够去日本参加飞盘世锦赛的费用，她一周打5份工，周一到周五在苏州一所大学和一所技校当飞盘选修课的老师，没课的时候在一间韩餐馆当服务员，周末做收银。每周四下课后，还要从苏州赶去上海训练。坚持了六个月，最终没能去成日本，“因为实在是太贵了”。
徐孟凯是上海飞盘社群Gravity的主理人，他第一次玩飞盘大概是十年前，他觉得当时的俱乐部不像现在的社群，那么在乎每个人的体验感或者参与感。作为一项小众运动，飞盘在民间自由生长，主要在俱乐部和高校社团里培养竞技人才。
在当时的上海，为了找到更多同好者，老牌俱乐部上海之翼专门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搜索“飞盘”关键词。徐孟凯就是因为发过相关内容被搜到，受邀加入了俱乐部。来自不同行业的人结成共同体，资深一些的前辈提供免费教学。徐孟凯刚玩飞盘一个月，就被派去参加当时知名的上海公开赛。
玩家和俱乐部数量的井喷式增长，让“老盘子”们感到欣慰。徐孟凯说，“在国内，飞盘其实还处于一个群众基础推广的阶段”，飞盘社群活动的火热能让更多人了解它。
徐孟凯所在的俱乐部举办一场飞盘社群活动，人数一般限制在24人。每人120元的活动费，乘以人数后，去掉均价1500元的场地费，以及运维成本、教练费和水等开支，每场只赚580元，一周办十几场。“其实我们是半公益性地在做活动，更多是想推广这项运动。”徐孟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飞盘带来的经济收益暂时有限，很多俱乐部只能各司其法吸引用户。刘豪观察到，有些俱乐部强调时尚，追求摄影出片和分队衫的精美，吸引了不少网络博主打卡。
摄影师成为必备选项。有人担心网红摆拍的副作用，但广州一名兼职飞盘摄影师认为，出片对于飞盘运动的推广举足轻重。一位北京体育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拍摄半天飞盘的费用至少1000到1500元，疫情影响下，商业体育赛事停办，飞盘的流行让很多体育摄影师重新有了收入。
在社交平台上，大量女玩家身着瑜伽裤、妆容精致的形象，被质疑是“飞盘媛”“玩飞盘只是为了凹造型拍照”。
徐孟凯曾做过用户画像，飞盘社群的主力消费群体是25-30岁女性。在一些新人局，甚至出现过男女比例1∶9的情形。飞盘运动允许男女生同场竞技，同时规避了男女体能悬殊而造成的潜在优劣差别。
丢丢刚开始打校际比赛时，对手多是体育生，每次上场前，丢丢和队友打扮得很精致，被人议论：“怎么这个学校的女孩子都这么花枝招展？”她没有放在眼里。现在，丢丢是一支飞盘女子竞技队伍的队员，哪怕早上八点的比赛，她也会至少提前半小时拾掇自己。“我就觉得打扮得漂亮跟玩飞盘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漂亮是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漂亮。”
刘伟2015年曾在香港参加过一场纯女子组别的比赛。当时内地赛事只有男女混合组别，男性主导性更高，女队员大多只能防守，处于相对边缘的功能位。
“体验过女子比赛后，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以后只参加女子组比赛。”刘伟说，“它能带给我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因为比赛真的只是依靠女生之间的配合、沟通、努力来得分。女子比赛让我找到了存在感，这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比赛。”
刘伟最近创建了一支女子社群队伍，目标不是培养她们竞技，“我就想改变一下大家的观念，其实网上有争议之前，我们自己圈内这些玩飞盘的人，也会有人觉得女孩子玩飞盘只是为了拍美美的照片。”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就想说，我从头慢慢带，看能走到什么地步。”
第一次召集队员时，杭州下了中雨，仍然来了26个人。刘伟是体育教育出身，玩过16年飞盘，女队训练强度并不小。女孩们告诉她，她们真的很喜欢这种训练，“真的不是只为了过来拍张照片，是想进一步提高的”。
“需要几代人努力”
曾任亚锦赛国家队主教练的梁壮回忆，2007年，第一届中国飞盘公开赛开赛时，队伍寥落，只有个位数。有些队伍不太成形，人都是临时拼凑的。2011年左右，国内的飞盘竞技出现了一个小高峰，队伍数达到了二十多支，但来自社会俱乐部和来自高校的队伍，没有做清晰的划分，混在一起比赛。
2012年起，中国队陆续参与了2012年日本世锦赛、2014年意大利世俱赛、2016年英国世锦赛等多项国际级别的赛事。
梁壮将2019年视为中国飞盘发展的“元年”，那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将飞盘赛事列入每年的办赛计划，亚洲大洋洲飞盘锦标赛在中国举办。
2019年，亚洲大洋洲飞盘锦标赛上，尽管中国队在三个项目上都没能进入决赛，但男女混合组拿到了前所未有的第四名。梁壮很兴奋，因为在此之前，中国队“基本都是垫底”。
“你想想，一个国家队能在国际大赛或洲际大赛取得成功，将会激励年青一代对比赛的向往，也可以推动业余爱好者参与到飞盘的社群当中来。”梁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9年以前，中国队参加世界大赛，都是由资深飞盘爱好者组成的民间组织UAC报名、派出队伍。2019年之后，国家体育总局管理的全国飞盘推广委员会，专门负责国家队的选拔。
由于国内鲜有全职飞盘运动员，队员大多是散兵游勇。徐孟凯担任了2019年世界24岁以下极限飞盘锦标赛（U24赛）国家青年队主教练，他们提前一年就开始招募，国内外高校都是招募的来源，很多国际学校的学生高中阶段接触飞盘，等到参赛时，大多已经留学海外。
国外的队伍通常会组织赛前集训，国内却不具备这个条件，只能以赛代练。如果没有商业赞助，还得自掏腰包参赛。徐孟凯认为，尽管U24赛通过了国家A类赛事的报备，他所带领的队伍能以国家队的名义出战，“但这个和真正所谓国家队还是有很大区别。”
徐孟凯强调高校社团对竞技人才的输送，“对于中国国内的体系来说，飞盘首先是一个非奥项目，非奥项目要变成职业化的运动，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他感慨。
2015年，世界飞盘联合会（WFDF）正式被国际奥委会承认，飞盘运动有资格成为奥运项目。不过，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4年巴黎奥运会，飞盘入奥的尝试皆宣告失败。因此，WFDF于2021年提出，将新开发4人制竞赛模式，以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奥林匹克研究专家易剑接受央广网采访时谈到，飞盘“有超过50%的可能性成为奥运新增项目”。
“我们第一步是要培养教练体系。现在全国有两三百个大大小小的飞盘社群，它很热、破圈了，但是，合格的教练员凤毛麟角。”梁壮感叹。
上海有近20所学校采购了徐孟凯所在俱乐部的飞盘课程。白天，俱乐部的教练在学校里给学生上课，到晚上，给社会上的成年人做飞盘的推广。他们希望从体育院校的大学生里，培养专业人才成为教练。
“你要知道，一项运动要想发展得很好，有时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梁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应受访者要求，阿潘、丢丢为飞盘圈内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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