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攻击”理论：惩罚权并不那么好用
我们很多经理人喜欢使用奖励和惩罚的权力，其实奖励的权力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强大，惩罚的权力也常常后患无穷。
我曾经听到两个大学聊天，一位同学对另一位同学说，“我的自行车被偷了，今天晚上我要去搞一辆。”我相信这只是说说而易，不见得会真的去“搞一辆”。假如他晚上真的去搞一辆，他充其量是一个临时的小偷，只是在受到挫折和伤害的时候干了一件坏事而已。
心理学家很早就发现，当人类因为追求某种目标而遭遇挫折的时候，或无辜受到伤害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痛苦的感受，这种痛苦往往让人们产生愤怒的情绪，这种愤怒的情绪需要找到发泄点，而这个发泄点往往就是那些与自己不一样的团体和人，也可能shi是社会上其他无辜的人。
心理学家并不认为偏见是每个人都固有的，偏见有可能来自于某些人的心理需要，也有可能来自于某些人特有的性格。心理学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做“挫折-侵略”（frustration-aggression）理论，讲的就是沮丧或者挫折感会使人们对其他人群的成员产生敌意，而敌意最后会以偏见和歧视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理论也被为“替罪羊理论”（Scapegoat theory），是对由挫折引起侵犯时转移攻击目标的现象的一种解释。换言之，人们因为无法或无力去对抗导致他们沮丧或受挫的真正原因，往往需要一个替罪羊来作为发泄渠道。比如，一个美国人如果求职一再受挫，就有可能把这个问题归咎于移民，认为移民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从而对移民产生偏见，或者采取具体的歧视行动。
由挫折引起侵犯行为并非总是指向于挫折制造者，有时也指向于其他人或其他事物，即所谓的目标转移。当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对侵犯者或挫折制造者还击时，往往找一个替代者发泄。挫折或烦恼的来源不明，也可能会出现蓄意寻找一个对象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而加以攻击。替罪羊往往是一个弱者。这种目标转移在于寻找一个替代者以满足自己的防卫侵犯，消除挫折或烦恼。人们应尽力克服这种不良的心理因素。
米勒和布吉尔斯基（Mliller ＆ Bugelski，1948）做了一个很著名的实验。他们请参加夏令营的美国大学生表达自己对日本人和墨西哥人的态度。有的被试是在看了一场戏后，再做这种调查；有的被试是在看一场戏之前做这种调查，这两组被试都非常希望去看这场戏。结果发现，那些要求看戏之后做实验的学生，对日本人和墨西哥人的看法要明显好于那些看戏之前做实验的学生。因为那些很想看戏的学生不得不在看戏之前做实验，这就是一种自我意愿的挫折，在挫折之后，人们很容易对外团体表达敌意。那些看完戏之后做实验的学生，自己的意愿已经得到了满足，挫折感明显消失，相对而言对外团体更加宽容。因此，仇恨来自挫折和失败，羞辱让人愤怒和极端，这些反映的都是挫折与攻击的关系。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以及德国后来的经济困难，使得很多德国人感到痛苦和愤怒，因此，他们需要找到发泄敌意的目标。很多德国人就把犹太人作为自己的发泄对象，于是犹太人就不幸地成为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的替罪羊。
挫折感还有可能来自竞争，当两个团体在争夺社会资源时，双方之间就容易产生敌意和仇视。相对而言，那些受挫折的人会表现出较高的偏见和敌意。西方社会中对少数民族的敌意，往往与失业率的比例有关。在中外跨文化沟通中，西方人的某些敌意很可能来自与中国贸易竞争带来的挫折感。同样的道理，我们中国人也有可能在国家遇到挫折时，表现出较强的对竞争对手的愤慨。
职场中常会出现替代性攻击现象：由于痛苦和挫折引起敌意，当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胆怯或莫名其妙时，往往会转移敌对的方向利益发生冲突时，偏见成为报复手段。
我们许多经理人喜欢使用萝卜大棒政策，常常对下属进行惩罚和威胁。其实这样做并不见得有效，因为奖励和惩罚具有不对称性。下属受到处罚，一定会寻找替罪羊。这个替罪羊也可能是无辜的其他人，但也可能是领导者自己。
尼采曾说过：“任何对自己不满意的人，随时都准备好了进行报复。”
领导与下属的利益经常冲突，下属的工作及生活一般不如领导，下属工作中遇到困难，下属受挫时常将坏情绪转变为不喜欢此时比自己“如意”的领导。
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领导应该适当透露自己的难处；避免在下属坏情绪时安排工作；适当容忍。尽量少用惩罚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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