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 为读禁书，当众检讨的狼狈青春

文化

2022-07-06 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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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谦

编辑｜渡十娘

革命时代无聊才读书——之三：穿过香花毒草的风景

“清晨，一列从北平向东开行的平沈通车，正驰行在广阔、碧绿的原野上。茂密的庄稼，明亮的小河，黄色的泥屋，矗立的电杆……” —— 与这样的文字相遇时，我正坐在家里宿舍楼一层中厅的楼梯拐角处。

这本《青春之歌》是从邻家小姐姐夏夏那里求来的。她神秘地告诉我，这书不能久留身边，人家已催她要快点还去，要看得快看。小学即将毕业的我，已明白这是一本“毒草”，不敢带回家去。被父母看到了缴去事小，如果传出去惹出麻烦，被批得个狗血喷头，那才可怕。只得避人耳目，躲出来偷偷阅读。中厅里的灯光很黯淡，身边嗡嗡的蚊子声越来越响，我却如入无人之境，恨不能马上能将手中的书读完，好知道这样新鲜的文字，会将我领去何方。

《青春之歌》应该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毒草”禁书。光是封面带暗青的灰白色，就跟我习惯了的那些红色小说明快鲜艳的色调大不一样。那画面上的男女还穿着我很陌生的唐装长袍，脖子上戴着“五四”青年中流行的白色长巾，表情忧愤，背景深处隐约有招展的红旗。书的封面已被磨损出毛边，这更让它带上了神秘而沧桑的色彩。作者是杨沫，也是我陌生的名字。要一直到了文革后，我才知道原来杨沫是大电影明星白杨的姐姐，而《青春之歌》是杨沫以自身经历写就的半自传性质的小说，1958年出版后被拍成了电影，曾很是轰动。

“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面插着用漂亮的白绸子包起来的南胡、箫、笛，旁边还放着整洁的琵琶、月琴、竹笙，……这是贩卖乐器的吗，旅客们注意起这行李的主人来。不是商人，却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寂寞地守着这些幽雅的玩艺儿。这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这个朴素、孤单的美丽少女，立刻引起了车上旅客们的注意，尤其男子们开始了交头接耳的议论。可是女学生却像什么人也没看见，什么也不觉得，她长久地沉入在一种麻木状态的冥想中。”

——如果以今天的评判标准来看《青春之歌》，会发现它无论从文字到内容，都是有些幼稚单薄的，但我撞到它时，正处在从童年的文化荒原中出逃的小路口，单是《青春之歌》开篇就出现的那一身白色、孤单而寂寞、优雅又苍凉的少女林道静，就与我自幼沉浸其中的红色文学里那些奋勇激昂，一往无前的铁血英雄坚硬无敌的形像完全相反，显出了独特的魅力。

虽然读下去，发现小资产阶级气质的林小姐后来也去闹了学运，还跟是地下党的男友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但她一路会有挣扎，有怀疑也有担忧，人物形象比过去那些书里看到的立体多了，我觉得自己特别能理解这种明暗交错，摇摆不定的灰色情感。更令我震憾和新奇的是，这书里还有男女之情，这对我也是全新的经验，感觉得特别刺激。我一边追看着，一边不时翻回它的封面，像要确认这份奇异阅读感受的真实。

我将快速看完的《青春之歌》还给了夏夏。在那之后的好些天里，我仍沉浸在对林道静的迷思中。那时夏夏的家里刚添第三个孩子，她和从四川老家来帮带孩子的姑妈住到了楼下学院新分给她家的另一间小屋里。我成了那间小屋的频繁访客，就像是闻到了鱼腥味儿的猫。我总是来打探夏夏是不是又弄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书。夏夏比我只高一年级，那时刚上初一，却比我成熟得多。她长得漂亮，又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员，经常要去排练，参加文艺演出。又因为她们宣传队与学院里工农兵学员的文工团有合作关系，夏夏交上了好些成年朋友，哪有空待在家里。我自然经常扑空。

很多年以后，夏夏告诉我，我当年在她那儿看到的禁书，都是她的忘年交老寿借给她的。我对那个高高瘦瘦、戴着眼镜的中年老寿有挺深的印象。老寿是上海人，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因家里成份不好，上海回不去了，被分来远在南疆的广西，在学院宣传科当干部，还管着学院广播室，跟院里的各种文艺活动就有直接关系。因为这层关系，早熟的夏夏认识了他，还走动起来。不久，老寿与学院文工团话剧队女主角的私情曝光，却与远在上海的妻子离不成婚，受到停薪半年的处分，转到学院图书馆工作去了。夏夏拿到的那些书，便是老寿从图书馆仓库里顺出来的。作为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又是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老寿觉得年轻人还是要多读点书，就推荐给夏夏。可喜欢唱唱跳跳的夏夏对阅读并没有什么兴趣，将书拿来了就放在一边，没想到竟成了我的喜爱。夏夏也就由了我拿去，也算物尽其用。中国老话说“三岁看老”，喜爱阅读的我，终于自己也写了起来；而自幼热爱舞台的夏夏，如今熬成了星妈——她的儿子胡夏是中国有小名气的歌星，此乃后话。

夏夏没让我失望，在暑假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她那儿找到了两根粗壮的毒草——长篇小说《苦菜花》和《迎春花》。

我如饥似渴地捧读起这“双花”，并且很快就意识到，与《青春之歌》相比，《苦菜花》和《迎春花》不仅是大毒草，而且还是黄书。这个发现让我耳热心跳，又惊恐刺激。这两本书是山东作家冯德英在五、六十年代写就的胶东半岛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从题材而言，我并不觉得陌生，但与我过去的阅读经验不同的是，冯德英笔下的人物众多，战线拉得更长，不仅故事性强，生活气氛还特别浓郁，生动好看。今天回想起来，我更觉得《苦菜花》是一本具有独特文学气质的作品，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跟国内的学者说起，他们告诉我，莫言还写过专文谈《苦菜花》对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影响。我还请学者们有机会的话，代我向冯先生表达我这个当年的小读者对他的谢意。可惜在我写就此小文不久，就看到了冯先生去世的消息。

《苦菜花》跟那些红色文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对男女情事的描写不仅多，而且自然主义的色彩很浓，比如写农村女人喂奶，会写到饱胀的乳房里奶水如何喷出之类的细节，让人看得半天回不过神来。我那时刚上初中，对男女之事虽还懵懂，但已经有了好奇心，读得有滋有味。到了这时，我已不满足于自我消化，忍不住要去跟小伙伴们分享起来。

在文革中的学校是没有什么家庭作业的，小孩子有大把的闲暇时间。到了上初中，学校就鼓励我们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我和班上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响应号召，也组织了一个学毛著小组，一周有一个夜晚会到学院图书馆或子弟中学的教室里聚会，说是去交流学毛著心得。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毛著实在太高阔，很难懂。更要命的是，我们也没心思搞懂。

小女生学毛著小组读不懂也要做出很懂的样子拍照照片来源：网络

但大好时光总不能浪费，我们很快便将这样的夜晚弄成了大派对时光，一页毛著也没看，就聊天，扯谈，传小道消息，或黑了灯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经常跑出一身大汗。我在这样的聚会里，忍不住谈起了我近时的阅读。小伙伴们听得入迷，纷纷要求传阅。我就将书带到了学校，给要好的同学们传阅。

小孩子的毛著学习，经常会跑题照片来源：网络

再到了学毛著的时间，我们竟开始讨论起毒草黄书《苦菜花》。大家一边窃笑，一边交流。比如“妓女”是什么？搞清楚读音容易，可讨论了半天还是不懂它的含义，便去查《新华字典》。字典说，“妓女：卖淫的女子”，可“卖淫”又是什么呢，还是不知道，就更觉得神秘有趣。

班上的阿门，有一双书上形容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和厚厚的天然红唇，看上去总有些娇滴滴的样子。那阵子，她开始跟我走得近起来，也在我们的毛著学习小组里。阿文的父母都是民国时代的老大学生，琴棋书画样样都来得，跟子女的关系又很亲密，家里的生活看上去颇有情调。阿门那文革后当了学院院长的父亲居然会做衣裳，因为阿门的关系，她父亲还帮我做过好几件衣裳。

阿门在学校里比我上进得多，对当班干，争当先进学生什么的很积极。那个时期，同学中突然流行起上课传字条的风气。大家没心思听课，但公开聊天却是不可以的，传字条就取代了上课讲小话。同学们趁老师转身写黑板时，就互扔小字条。那些满教室乱飞的字条里，写的都是简短的闲话，跟今天朋友间的短信、微信聊天一个意思。因是偷传，有了禁忌，便有了刺激。

阿门就坐在跟我隔个走道的前面一桌，跟我的字条来往是最多的。上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什么，急急在小字条上写下一句，折好，趁老师没注意时，就扔到她座位上，她也有来有往，回复得很及时。我们写的无非是小女生的东扯西拉，议论一下同学老师，搞搞笑之类，只为打发无聊时光。

当时班上有个我们都不太喜欢的女同学，坐在教室后排，跟男同学打得特别火热，我们就在小字条里说起她的坏话。那日早读课百无聊赖，灵光一现，我忽然想起了从《苦菜花》里学来的那些似懂非懂的香艳字句。作为造句爱好者，我竟一时技痒，向阿门扔出了一个字条，说那个坐后排的女同学一天到晚跟男人打情骂俏，活脱脱的像个”鲜花妓女”。写完得意不已，虽然对“妓女”跟“卖淫”仍是不明就里，反正别人不会用，我会用，而且那么有新意，居然创造出“鲜花”与“妓女”的搭配，于是想也没想，就折好字条，向阿门扔了过去，想的是要炫技。

阿门没有回复。下课铃声响了，这是我们最盼望的放风时刻。小伙伴们“轰”地冲出教室，向楼下的操场去了。这是课间做广播操时间。全校学生集合在一起，做起了广播操。我跟往日一样，老老实实地做完广播操，又高高兴兴地玩了一圈，听到上课的铃声，就回到了教室。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刚在教室里坐下，班主任周老师就“咚咚咚”地登上了讲台。讲台是水泥筑的，初冬时节，教室的光线有些暗。周老师站在讲台边，高高地举起拳头，表情严肃得骇人。他大声音说，刚才做操时，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内容非常下流的字条，有人用极其恶毒的流氓语言，对同学进行了令人发指的人身攻击，问题非常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如果大家知道是谁写的，要检举揭发，坚决与坏人坏事做斗争。更呼吁这个字条的作者自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如果不自首也没关系，我们通过辨认字迹，一定能很快将他揪出来，到时将受到严肃处理。周老师的声音越来越高，满嘴都是形容敌我矛盾的用词。我的身子哆嗦起来。教室里一片死寂。周老师举着字条的手不停挥舞着，我记住了那个早晨他脸上青白的光。

真所谓“作贼心虚”。一下课，我就直奔阿门而去，将她唤到走廊一角，轻声问她，我给她的那张字条还在吗？阿门说，她将字条放在裤袋里，可能是做操时掉了出来，被周老师捡去了。我一下子就傻掉了，赶紧问她，那我是不是该去自首？阿门说没别的办法了吧，周老师不是说能辨出字迹的吗？我急得想哭了。我记得周老师铁青着脸说了，若是自首，能从轻处理。那不从轻会怎样？成为反动学生？记过？处分？开除？我平日里虽不是什么先进学生，但大体规矩，平时学习不错，还是很体面的。如果被处分，有了历史污点的档案就会一辈子跟着我，那真的完了。我越想越怕，再想到如果父母知道我闯了这么大的祸，不知会怎么收拾我，就更慌了。

我一个早晨都在走神，却想不出另外的一条道路。到了中午放学前，我出现在周老师的办公室，老实交待了自己的错误。当然迎来的是一阵上纲上线的猛烈炮火，什么从来自由散漫，思想意识有严重问题，从不注意培养自己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满身的娇骄二气，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致堕落如此，令人痛心。我红着眼睛，不停地点头称是，好像一个溺水的人，只求周老师伸出手来，拉我一把。周老师最后说，你必须在全班做个深刻的检讨。我当然一百个不情愿，但按周老师说的，若不做检讨，就会受处分，留下档案。何去何从，自己选择。

我只能选择做全班检讨。我平时仗着自己学习不错，脑瓜子挺快，嘴巴也能说，在同学中总是显得挺骄傲的，更与“检讨”两字无缘。没想到现在一来就来这么大一单，真是愿意地下裂出一条缝来，好让我钻下去。现在想来，也许周老师并没去找家长告状，或也许我父母虽然知道了也没太当回事，反正我并没有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只自己躲着反复改写检讨。

检讨会是在早读时间进行的。在全班同学的肃静中，我低着头走上讲台，念了自己的检讨书。我以平时作文总是作范文的文笔，向自己的灵魂猛烈开火，斗私批修，立志洗面革心，彻底改造世界观，积极向上，重新做人。一阵激烈的自我批判后，周老师严肃地做了总结，我总算过了关。

在那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那张字条的下落成了我的心病。周老师的两个女儿都比我高班，我们有时也会玩在一起，我曾经多次想过，要不要跟她们搞好点关系，好让她们帮我从周老师那里销毁我的罪证。当文革终于过去的时候，作为高中生的我，确认了那字条的阴影已经消除，真的体会过被解放的欢欣。

我也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曾怀疑过那张字条是从阿门的裤袋里掉出来，又恰巧被人捡到，并准确地交到了我的班主任周老师手里的可能性。阿门大学毕业后去了东瀛深造，回国后到广东成了公务员，一直还是很上进，只是我们如今断了联系。

我没有因为受“毒草”的侵害而被记过处分，但“思想意识不好”这一定论，还是写进了我的鉴定，阅读并传播过“毒草”，成了污点，不时被老师提及，敦促我不可放松思想改造。经过了这样的日子，我就有些破罐破摔起来，不再跟人交流读书的事体，只由那些“毒草”香花般的风味，深深地留在记忆中，只要有机会，就忍不住去找寻，暗自希望能重温那难言的愉悦。

到了那时，夏夏跟随父母去了学院在桂北的分院，我寻找“毒草”的捷径断了。后来我听到有男同学去学校尘封的书库偷书的传闻，心痒难耐，竟约了两位要好的女同学一起，趁暑假里到学校值班时，爬上教室顶上的阁楼，互相安慰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一路摸到书库的出口。先跳下去的那个大胆的小女伴摔得很惨，却很顽强，忍着痛为我们扛来了木梯。我们顺梯而下，好不容意找到书堆，却发现多半是教材之类，深感失望。

好在那时突然又流传起了手抄本，什么《梅花党》，《绿色尸体》之类的，连我母亲都带回过一两本给我看。这类手抄本小说多是反特，悬疑侦探和惊耸题材的故事。它们没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也不花气力塑造人物，就是故事编得引人，可读性强，很像今日的流行的类型小说。

曾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文革后还正式出版，并拍成电影，由文革后复出、早年出演《青春之歌》女主角林道静的谢芳主演，轰动一时。这些非正式出版物大多题材敏感，都在被禁之列。这些地下流行的手抄本里更有色情读本，记得传说中最可怕的手抄本禁书叫《少女之心》，据说很多女孩子自从读过它，就变成了女流氓。我是不敢去找它的。

读了好些手抄本之后，我也开始自己编起来故事来。有段时间下乡学农，女生们住在农舍里的大通铺，夜里睡不着，大家轮流讲故事，我就结合起看过的手抄本，给大家讲自己编的反特故事，都是现讲现编，颇受欢迎，这大概是我最早的虚构练习。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就有人举报给了老师。我作为“思想意识不好”的学生，向同学传播故事的行为引起老师的不安，怕我传播不健康的内容毒害同学，就让学生干部来叫停。我争辩说，我讲的是反特务的故事，是健康的，但还是没有获准继续。

我接受了现实，却不是特别伤心，只安静地等待着下一个阅读机缘的到来。

原文首发于《世界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