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我高考数学只考了32分

文化

2023-06-05 00:06

封面图 |《最好的我们》剧照

正文之前，插播一条消息：微信又又又改版了。为避免你看不到我们的文章，请点击本文标题下方的「冯仑风马牛」，进入「冯仑风马牛」公众号主页，在主页点击右上角的「…」，把「冯仑风马牛」设为星标。

问：

马上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冯叔，您当年参加高考时是怎么样的？

冯叔：

1977年，高考恢复。

由于我叔叔是「文革」前的浙大毕业生，我很早就知道上大学很好，也很重要。只不过在此之前，高考停止了11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大学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所以，突然听到马上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意识到上大学跟自己是有关的，我就立即开始备考。

因为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父亲的工作的缘故——家族里前面好几代人都有教书的和读书人，我父亲也擅长写字、画画、写文章——我从十四五岁开始就一直在读书，家庭教育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因此在备考期间，我没有觉得特别吃力。

我备考的重点是数学。当时没有老师，也没有教材。我母亲从同事那找来了蜡板刻印的资料，我就用这些资料来复习。

之后上了大学才知道，我们这拨人，高考时觉得最难的就是数学。我们班上，数学最差的高考只有七八分，我考了32分。但是我们文科考得非常好，平均分达到了要求，所以被西北大学录取。

问：

对您而言，高考意味着什么？

冯叔：

在当时那个时代大背景下，因为高考恢复，许多人都做出了新的人生选择。

由于我姐姐去农村插队了，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可以不插队。那一年我刚好高中毕业，家里给我联系了工作，到母亲单位的子弟学校教书——大概是因为我读过大量的政治、历史、哲学类的书，可能是让我教这些。

因为考上了大学，就没有去家里联系的子弟学校工作，转而进入西北大学，开始了4年的大学生涯。可以说，因为那一年高考恢复了，我的人生也随之而改变。

有意思的是，西北大学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四川大学哲学系，其次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结果被录取到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后来我们专业变成了经济管理学院。班上好多同学，比如张维迎、魏杰、刘世锦等，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

问：

当时你才十几岁，为什么会读政治、历史、哲学类的书？

冯叔：

之所以会读这些书，首先就是刚才提到的，家庭的熏陶。其次，我在中学时，非常幸运地碰到了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

老师姓苏，她的家世背景非常独特，她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因为一些特别的际遇，她父亲早早地离她而去。她考入了师范，最后在中学教历史，成为我的班主任。那个时候，她身体不好，我和同学去看望她。她住在一个昏黄的小房间里，靠在床上，给我讲述那些家族故事，以及她读过的历史，告诉我应该怎么样认真读书，来改变社会的不公正。

这样一个特别的经历，给我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便去找书读，苏老师也把她的藏书送给我。于是我就开始读这些人文、历史类的书，想去探寻改变社会的规律，改变社会的方法。

刚好在我十四五岁时，社会、家庭等各方面条件允许读的书，首先就是马列的书，比如《资本论》《马恩选集》《列宁选集》，以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等。

当然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共产党宣言》。当时有个说法，「毛主席说《共产党宣言》要看100遍」，我就反复地看，一些重要的段落我都能背诵了。

那个时候年纪小，很多东西看不太懂，不太理解。看书时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于是又去看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书，看古典哲学，比如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费尔巴哈、培根等人的书。虽然很多都看得半懂不懂，但毕竟有了一些逻辑思维的训练，这也为我上大学之后的学习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我又对历史感兴趣，看了《三国演义》，很佩服诸葛亮，于是又找来《三国志》《诸葛亮集》看。之后我很想要一套《史记》，想让父亲买。一开始父亲不给我买，我就借来《史记》自己去抄，像使「苦肉计」一样，最后他花了10块钱给我买了一套《史记》。

前一阵我翻出这套书看，当时买书的发票还夹在书中。1975年，买这套书花了10块钱，也不算便宜。父亲买《史记》时，还搭了一套《汉书》。为了读这些书，我又学习文言文，之后就养成了习惯，看一些文言文的书以及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

当时正批儒评法，中华书局出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一些古籍，这些古籍可以在西安的古旧书店买。买书需要介绍信。我从十四五岁开始，一直到十八岁上大学之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着父亲单位的介绍信去古旧书店买点书回来。

我父亲一直在单位负责政治和宣传工作，他们那儿有不少图书和资料，有些书我也可以经常拿来看。

问：

那，您读高中那会，除了看书，还干了些什么？

冯叔：

高中那几年，尤其是高中后半段，我记忆深刻的，是自己参加的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虽然那时候年纪很小，十七八岁，但是受大环境以及所读书籍的影响，我一边学习，一边琢磨一些很大的事儿。比如，我当时觉得，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就跟魏蜀吴三国一样。大概是在1976年的冬天，我把自己有限的三国知识和对中美苏三国关系的看法结合到一起，写成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自己的文章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就想把它印出来。我知道家附近的幼儿园住着一个老先生，他家里有刻蜡板的钢板。过年前，在一个大雪天，我跑到他家借钢板，我说了半天，最后他同意把钢板借给我，还说，「印好了你也给我一份」。没想到，当我去还钢板时才知道，他竟然病死在大年初一。

过年的时候，我就在家刻蜡板，把这篇文章印出来之后到处散发，还找通信地址，寄给了好些人。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当时把文章寄给了北大研究世界史的周一良教授。没想到，过了四五年之后，我快要到北京读研究生时，居然收到了周教授的一封回信。

他是唯一回信鼓励我的。收到回信之后，我就想着要带着这封信去北京找周教授。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因为很多原因，也没有见到他。不过我也知道了，在给我回信之前，他曾遭受过一些挫折。文革期间他参与了「梁效」写作班子，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受到批判，被关押审查。

此外，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也把我介绍给西北大学的一位梁老师。我带着自己的文章去找梁老师，请他点评。梁老师也给了我很多鼓励，说「你年纪这么小，能写成这样，很好。以后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没想到的是，考入西北大学之后发现，梁老师竟然是我们系的老师，教我们经济史。我感觉特别高兴，听讲也更加认真。梁老师给我们讲的近代经济史，尤其是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经济史的一些内容，我现在都还有印象。

除了折腾这些事，上大学之前，我一边看书，一边想参与到社会上的事里，对社会的变化、对社会上的一些事和一些重要的人也特别有兴趣。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没过多久，学校开展学工学农，我跟班主任提出来，我不上学了。班主任问我打算干什么。我说，「除了学工学农，我要去闯天下，要去游历，去见那些最牛逼的人。」

班主任很开明，也理解我们，说，「那你去吧，我不算你旷课」。

1976年夏天，我就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去了上海。当时上海有很多工人写作班子，有不少讨论理论的杂志，比如《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当然，上海也出了很多文革期间很红的人，比如张春桥、王洪文、朱永嘉，等等。到上海之后，我们专门去参观了一大会址。

回来之后，继续社会调查。我又去了我姐姐插队的农村，在农村找知青，向他们请教，跟他们一起观察农村社会。

在我姐插队的那个村里碰到一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和很多陕西的农村一样，那个村子中间有一条大路，路两边都是房子。村头还有几棵树，树周围有一块空地，是一个可以聚集扎堆的地方。有一天，我在路边走，看到一位父亲在追打儿子。儿子跑得快，父亲撵不上，就在后边骂，「狗日的，你给我站下。早知道是这样，就不要你这个怂娃了。」那个小孩特别有意思，一听到这话，立即停下来，回过头说，「你阿达（关中方言，哪里的意思）是为了要娃，你是为了馋和（关中方言，快活的意思）」。小孩的意思是，「你当年要我也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做爱，快活，所以我也不感恩。」

我当时听了觉得特别乐，之后我一直想这个事：生命的过程，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父母「创造」了这个孩子，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孩子诞生，肯定是被动的，但最后成为了一个社会人，又是主动的。所以，主动和被动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非常有意思。

从农村回来，又在我们院里看到了一次父亲打儿子。这位父亲是个当兵的，在院里撵着孩子到处跑，他一边追还一边喊，「狗日的，你给我站住。别跑了，你就是跑到台湾，我也要把台湾解放了。」

虽然那个时候总是听到「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但是台湾在我的印象中，是十分遥远的地方。听了这个父亲的话，就觉得他要撵上儿子并打他一顿的决心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候，我也想不到，二十多年之后自己居然会跑到台湾去做房地产。

这些观察、体验，都刺激着我去思考，也刺激着我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社会。

我们中学附近有一个叫景龙池的地方。我一个同学还曾带着我去胡同里见过一个「神人」。这个「神人」曾经是国民党军医，在那个年代，「出身不好」的他当然是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不过，我们去找他，他也不烦，还给我们讲历史，讲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

他讲的历史，跟我从别处听到的很不一样。于是我开始知道，历史不是那么简单地由一个人说的，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历史，而且历史有不同的侧面。

主要就是这样一些事情。

问：

跟现在的高中生活，确实很不一样。今年又有一千多万年轻人即将走进考场，冯叔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冯叔：

对于多数青年人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一个巨大的机会。比如说，你通过努力，从山沟里考到清华、北大，当然就改变命运了。当然，你也可能在城里，没能考上清华、北大，这也并不意味着你的人生在走下坡路。

但是，我觉得，考试在中国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在18岁到30岁这一段，通过考学改变命运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某种意义上说，高考是人生的一次「撑竿跳」。这个支点你做好了，可以跳得很高。跳到985、211、双一流，这是一个跳法，跳到普通大学，也是一个跳法。

所以我还是期待大家认真准备，努力考好试，也祝愿考生们在考场上有良好的发挥，取得满意的成绩。

以下，是一则直播预告

直播栏目「风马牛畅谈会」再出发

6月7日（周三）晚19:00

冯仑对话周鸿祎：

挺住热爱，保持好奇

点击下方「橙色」按钮立即预约本次直播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

戳这里提交新闻线索和高质量文章给我们。

来源: qq

点击查看作者最近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