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区封控亲历：为什么幸福感来自小数据？

2022年3月底，上海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进行疫情防控。在防控早期，为防止新冠肺炎阳性病例的传播，上海暂停了大部分商业活动，通过统一配给代替市场活动，来满足市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开始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大数据穷尽市场信息，再通过精确的计算，为每个人分配最适合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在大数据之下，数据比“你”更懂自己。在数字化时代，计划经济将拥有超越市场经济的效率。

但是此次上海疫情中的经济活动中，笔者发现大数据似乎“失灵了”。在管控初期，政府统配的物资单调乏味，过去物资丰富的叮咚、盒马等电商平台，也始终显示无货。号称比“你”还懂自己的大数据，如泥牛入海。而分散于一位位团长、一个个微信群中的“小数据”，在这个封锁中的城市高速流动着，为每一位居家的市民，带来期盼中的物资。

比“你”还懂自己的大数据，为什么不灵了？

有读者可能会感觉，电商、新闻网站、视频网站，明明很“懂”我，给我推荐的信息，我都爱看，给我推荐的商品，大多是我喜欢的。这说明用完全可以用大数据实现更精准的计划经济，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市场经济了呢？

这里混淆了科学决策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不反对企业依靠数据做出科学的计划，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要保持自由的竞争环境。在小范围内，如一家企业，依靠精确的数据进行业务规划，其效率会更高，但推广到社会，这一结果便不成立了。

相较过去的分析手段，大数据带来的最大变化体现在可获得数据的多样性，让企业可以更准确的分析用户的行为。如电子商务、信息聚合软件，通过海量用户的行为记录比较，可以发现同一类的人群，所具有的相同爱好。对于一个单独的用户而言，他可能因为没见过其他商品，而不知道自己的爱好存在。所以当系统推荐的“新”产品出现在他面前时，就会产生系统比自己更“懂”自己的感觉。

如喜欢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用户，大概率也会喜欢阿加莎的侦探小说，但是由于信息获取的局限，他很可能不知道阿加莎的存在。那么当电商平台的推荐系统，将阿加莎的作品呈现在他眼前时，就会有“哇，你这么懂我！”的感觉。而实际上，这不过是这类用户最普遍的共同爱好而已，大数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但并没有成功的预测未来。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指出，大量存在于个人实践形成的内隐知识，不能通过语言有效传达，亦不可能被外部系统所捕捉，而这样的信息广泛存在于市场中，因此面对复杂的市场，通过大数据计算进行有效分配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笔者在实际中的感受也是如此。上海实施封控管制后，大量商业活动被暂停。面对超过2500万人口的生活需求，政府无暇顾及每个人的需求，只能提供必要的物资。

也许有人说，“关键时刻，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挑什么？”

但实际上，即便是“有的吃”也没有100%做好。有些小区配送缓慢，如笔者所在的浦东周浦某小区，在封控的第9天才收到政府配送的第一批物资，包括蔬菜、鸡蛋、牛奶、大米、食用油等几类基本物质。肉类由于需要冷链运输，在第一批物资中没有包括。另外咖啡、可乐等“非必需品”当然也是不可能包括在内的。

集中供应产生的问题，是政府不能有效掌握各社区信息。信息经过多级传递很容易造成失真。其次由于每个人的个人需求不同，对“必需品”的定义也就不尽相同，集中供应下，有限的运力，自然不能满足每个人个性化的需求。

幸福的秘密：来自可乐和小数据

在短时间的高强度管控之后，上海开始有条件地开放保供企业开展团购、网购业务。上海各小区的“团长”开始在微信群中组织楼栋的团购，或物资的交换。“小数据”在各个微信群快速的流通，市场重新活跃起来，上海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开始逐渐恢复。

市场为什么能提升幸福感？

我要先介绍效用（Utility）这个概念。效用是指消费者拥有商品所带来的满足程度，也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幸福感。不同消费者对不同产品带来的幸福感是不同的。比如爱吃肉的居民，对肉类带来的幸福感，肯定高于蔬菜带来的幸福感。

我用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如何通过市场交易提升幸福感。如表 1所示，假设有A、B两位居民，分别偏爱肉食和素食，那么A对肉类的幸福感为6，蔬菜为3，偏爱素食的B的幸福感则与A相反。

表 1 不同交易模式下，幸福感的变化

我们假设政府物资配送包中，蔬菜和肉都是2个单位。当然“有的吃就不错了”，可乐这种享乐的东西定然不会出现在政府物资包里。我们简单计算就可以得到A和B的幸福感均为18，总幸福感为36。

接着社区团购开始了，A可以购买３份肉、１份蔬菜的套餐；B则可以选择相反配置的套餐。当然既然是自己花钱，商家非常愿意在套餐中搭售可乐这种“高级货”。所以，物资开始丰富了，所有人的幸福感也迅速提升。

但是，这种套餐制，依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试想，如果可以继续在小区群里“以物易物”呢？

这时，偏好食素的养生人士B发现，１罐可乐的幸福感还不如多一份蔬菜沙拉。而在A看来，1罐可乐甚至比1份肉还来的实在，更不用说本来就不爱吃的蔬菜了（一般来说吃肉的更喜欢喝可乐吧，反正笔者是这么认为的，这里不理性一次）。那么B可以用1罐可乐，去交换A的1份蔬菜。

看到吗？一个简单的交易，在没有任何新物资创造的情况下，A和B的幸福感都获得了大幅提升，而总幸福感比计划配送时几乎高出１倍。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神奇之处。

这种产生于市场交易中的小数据，能够被精确的计划吗？显然只有兼具公益与营利行为，发挥了企业家才能的“团长”，才会认真对待用户的需求，才会想尽办法对接物资供应方，将无数微小的数据，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资，尽可能的满足居民在管控期个性化的需求，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涨价是发“国难财”？且慢这么说

物资短缺时期，什么行为最招人恨？

相信绝大部分读者都会选择——“涨价”。

的确，涨价行为非常招人恨，甚至被认为是发“国难财”。但如果在物资短缺的初期，严格实施限价政策，那么很可能带来两个后果。一是造成物资短缺，所有人都难以买到物资。二是形成黑市，有“关系”的人拿到平价物资，然后高价卖出，照发“国难财”不误。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用图 1来分析。

图 1 价格上限引起物资短缺

图中纵轴P代表商品价格，横轴Q代表商品数量。

S为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含义是商品价格越高，厂商越愿意卖的商品就越多。

D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含义是商品价格越低，消费者买的越多。

S和D的交点是均衡点，此时商家愿意卖出的产品数量和价格，与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商品数量和价格相等，均衡价格为P0。

当施加价格上限（Price ceiling）时，市场的价格变为P1，在供给曲线上，对应生产者的供给量是QS；此时对应在需求曲线上，消费者的需求量是QD。显然横轴上QD远大于QS，也就是消费者的需求量，远大于企业愿意提供的商品量。

在实际中也很好理解。试想一下，在封控初期，大量商家关门，仅剩的商家数量非常有限，而2500万居民一户没少。如果还保持原来的物价水平，那么商家一上货就会被一扫而空。相信大多部分上海的读者朋友，都经历了每天早上叮咚、盒马抢不到货的情形。

反之，如果商家涨价，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效用吗？如果消费者买这个商品的效用，低于他付出的价格，那么他就不会购买。这样可以让每个人减少购买量，只买必需品。例如，蔬菜和肉类价格普遍上涨之后，爱吃肉的居民，就会选择少买蔬菜，而尽量保持肉的消费。那么蔬菜就会富余，让更喜欢素食的居民可以买到。

价格上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市场价格尽快回归到正常水平。

听起来有点反常识？笔者所在的小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从“涨价”到“平价”的例子。

图 2是笔者所在的上海浦东周浦某小区，在疫情管控早期和中期的价格对比。我们看到，随着中期上海保供企业数量的逐渐增加，以及对外卖、快递的逐步放开，商品价格以非常可观的速度下降。

图 2 上海浦东周浦某小区物价对比

经济学知识中，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逐利是每个人的天性。

试想一下，在封控早期，什么是激励外卖和跑腿小哥，冒着可能回不了小区，晚上睡着马路上，甚至是被感染的风险，外出送货？除了赚比平时更多的钱，笔者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动力。

当一个小哥赚钱后，其他小哥会不会眼红？当然会。那么就会继续有小哥加入外卖、跑腿大军。随着人员的增加，会发生什么？当然是降价。同理，为追求高收益，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保供企业，供给的提升带来价格的下降，最终使市场价格回到正常水平。

这里需要注意，我们尽量不要干涉自由市场行为带来的物价波动。但我们必须维护一个公平的市场秩序，进入和退出市场对企业是公平和自由的。市场可以有准入门槛，但这个门槛同样是公平的，企业以自由竞争，而不是通过寻租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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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封控期间的居家经历，让笔者亲历了身边市场大起大落的变化，是一场生动的社会观察。虽然封控早期出现了种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但随着居民积极展开自救，创新了很多有趣的市场活动，也是一番难得的数字化生存体验。自下而上的创新，以及居民的活力，或许正是上海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力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