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在参与社交时先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是否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是否感受到一种围困，却不知道自己被关在哪里？电视剧《我的解放日记》中，女主角在通勤的列车上被倦怠感萦绕，“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像在工作，清醒的每个瞬间都在劳动。”
杜素娟是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开设的中外文学课广受学生喜爱。她被称为“妈式学者”——称呼学生为“孩子们”，她的办公室像是一间青年告解室，23年来学生来来去去，他们在这里讲述痛，她以最大的同理心理解痛。讲社恐，她说“做自己一定很痛。”讲“内卷与躺平”，她说“最后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做出自卫的姿态。”她鼓励年轻人抱持自我意识，警惕模板化人生，并认为“对社会来说，这样的人太珍贵了。”
我们和杜素娟聊了聊年轻人的痛，这种痛合理且必要，甚至是一条解放自我之路——“你要努力去理解自己，努力跨过一条艰难的道路，最终找到自己的合法性。”
GQ报道：如何理解社恐这个词？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不是作为神经症的社恐，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情绪或者人格标签的社恐。杜素娟：我在学校教文学通识课程，会接触各个年级各个专业的本科生。经常有学生找到我说，老师，我是“社恐”。你会发现，大部分情况TA可能只是内向、不合群。但为什么内向和不合群会套用一个原本的医学概念“社恐”？这就成为一个现象，“社恐”被泛化使用了，它的外延被无限扩大了。我经常反问他们，内向外向、合群不合群，本身指向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如果外向不是问题，内向怎么会是一个问题？社会职业是多样的，不同性格做不同工作。你会发现，这是由社会环境、自我意识等多方面共同造成的一种自认为的社恐——一个正常的特点，却引发我们紧张和恐惧，并泛化为“社恐”一词。GQ报道：“社恐”标签的泛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在很多社交场景下，我们都会不由分说地贴上“我是社恐”的标签。杜素娟：社会性存在于我们的基因里，人在群体里才觉得安全，离开群体就会感到不安。但对中国青年来说，更重要的因素不在这里，而是我们的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熟人成为一种资源，认为熟人越多，越容易达成目标，没有人脉寸步难行，不会社交就是无能。你会发现，如果孩子是内向的、不善于交际的，家长就会很焦虑，担心孩子将来在社会上吃不开。在一个更为现代化的社会里，这种关联应该是越来越淡的。人脉成为决定性要素，其实是社会滞后的表现。年轻人动不动就给自己贴“社恐”标签，我觉得是防御措施，就像“躺平”对“卷”的防御——社会、家庭对你的要求很高，你被迫不断提升自我要求，但是很多时候这种提升既违背自己的意愿，又在能力上达不到。你的压力、畏惧感也相应地提高了。最后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做出自卫的姿态。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主动性——我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主动做到一点，就是我不会为此感到沮丧，无论我内心有没有接受，我先承认我是一个社恐了，你不要对我有很高的期待，我也不会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以此减轻我作为一个交际能力不行的人的负罪感，甚至是抵抗这种负罪感。这是一个人自卫的表现，是一个好事情。杜素娟：面对一些世俗标准不同的态度，社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很想达到世俗标准，认同而未达到之前所感到的痛苦；一种是怀疑现有的标准，当你拒绝规训时一定也会产生痛感，这个痛感表现成社恐。拜伦有句诗歌，“我站在人群中却不属于他们；也没有把头脑放进，那并非而又算作他们的思想的尸衣中。”拜伦感到惶恐，担心群体会淹没他，夺取他思想的自由。当一个人感到与群体不太融洽的时候，有些是天然安静的性格使然，还有一些来自强烈的自我意识，潜意识中的拒斥。这样的人越多，社会的个性化和创造性越强。对社会来说，这样的人太珍贵了。一个个体，如果完全寄希望于别人的认同，可能是悲哀。别人的认同可以成为结果，但不可作为目的。追求别人认同，你就一定会做一件很不明智的事，就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和喜好来塑造自己。一些世俗标准常常是粗暴的，无法顾及个体的差异性，很多时候意味着个性消弭。前段时间我在课上讲《了不起的盖茨比》，盖茨比的品质、奋斗能力、自我规划都比黛西强得多，但是他太希望黛西以及她所代表的所谓上流社会来认同他了，他按照黛西的标准来打造自己。盖茨比第一次带黛西走进豪宅的时候，作者写的是，他想通过黛西的眼睛得到认同。当你对标一个对自己并不公平、也不符合个人条件的标准时，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自我伤害必然会出现，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如果你完全寄希望于得到别人的赞赏，才能感到成功和价值，那你的成功感可能非常非常低，你的愉悦感也会非常低。在社会关系当中，尤其在职场的竞争关系当中，按照人性，别人认同你的机率很低。我经常对学生说，学生时代可能是别人夸你频率最高的时代，等你进入职场后，你做得很好，领导未必夸奖你，你的同事也很难夸奖你，你的对手更不会夸奖你，你如果要靠夸奖来建立自信，这当然是死路。完全寄希望于别人的认同与赞赏，是一种困局。如果你不能与这个困局切割，你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你的生活体验就会特别苦。因为你始终在等待，又等待不来，就会一直漂在那儿，不确定自己是谁。我观察到很多所谓“社恐”的年轻人，TA虽然还没有明确自己的“合法性”，但我能从TA的神情、细节看到TA独特的部分。只不过TA那份独特是晦暗的。当自我接纳后，TA就会发出光彩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这些孩子把负罪感拿掉，知道自己是珍贵的，更不是异类。当你淹没在世俗标准的规训里，淹没到40岁、50岁，我们就有个词，油腻了。GQ报道：社恐的泛化跟社交媒体的发达也有关？一个人可能拥有多个社交网络，比如朋友圈、微博、抖音、小红书等等，你会发很多状态，但一到了线下社交，你会说“我是社恐”。杜素娟：是的。在虚拟空间里，人的主体感和主宰性是很强的，你会觉得自己是这个空间里的王者，可以很轻松地营造自己的存在感，感到很舒适很自由。但转到现实空间去社交，这种主体感、主宰感瞬间全没了，你很容易在群体当中被无视，这种对比很强烈。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社交要求比之前降低了，但心理感受上，你会觉得社交难度更高了。
GQ报道：您刚才提到，您的学生会说自己是“社恐”，他们一般遭遇了什么具体问题？杜素娟：他们一般会在很郁闷的时候，到办公室找我聊天。这些孩子来了之后说自己是“社恐”，我就会开玩笑，你看你都有勇气来找我，说明你不是“社恐”。我知道更严重的孩子可能连找老师的勇气都没有。每个年级都有这种情况，大一的孩子最普遍。首先，他们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空间。高中时TA有熟悉的老师同学，但到了大学，如果没有融入宿舍或者某个集体，TA就落单了，一个人孤零零的，自己找教室，自己去食堂，这种感受是很痛苦的。其次，对年轻人最大的冲击是，TA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空间里的位置是什么，自我价值是什么。很多人可能高中成绩还不错，但上了大学，会突然发现，我很弱，各方面都有比我强的人，我很受打击。这对新生来说是太大的考验了。到了高年级，TA苦恼的不是落单了。即使依然没有找到伴儿，TA已经适应这种独来独往的模式了，但TA进入了一种更强烈的自我怀疑——一定是我这个人有问题。我一般会帮学生分析，如果不合群是你的天性，那我觉得你应该学习接纳自己的天性，利用天性去发挥创造性。改变天性，既是痛苦的，也是无效的，而且将自己推向更深的自我否定的黑洞。GQ报道：我觉得很多人的社恐反映一种纠结心态——无法完全融入，却又被其吸引，更无法完全脱离。并且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会损失一些机会和认同感，于是陷入矛盾之中。从实操上，如何突破这种心理？杜素娟：这就是黑塞的小说《荒原狼》中描摹的心态。主人公是一个成熟的思想者，他觉得应该和别人交往，但是他又觉得特别无聊，有时候也很痛苦。如果是这种状态，且不是你必须完成的工作，我建议直接放弃。我的孩子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她上高中的时候落单了，班里还出现了霸凌倾向。到了期末联欢会，她就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别去了。她又担心自己会不会社交脱节，我说你可以选择换个环境和人群。她后来在一个公益组织就自如很多，虽然不是很熟练，但是她不痛苦了。我说如果这样，你可以继续坚持。她在那个不痛苦的场合里慢慢锻炼出了她的社交能力。从操作上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不要硬性改变，不要把自己别扭得太厉害。如果你想改变，换个让自己舒适一点的场合和群体去锻炼；第二，你不如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自我规划，专注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从中获得快乐和满足，慢慢地你会变得更笃定更自信。不知不觉你就会发现社交问题迎刃而解了。你什么都没做，但它不再是问题了，不再困扰你了。
GQ报道：您经常提到“年轻人的痛感”，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痛？杜素娟：我觉得最大的痛就是不确定自己，以及价值虚无感。在自我认知长出来之前，那种卑微感是最痛的，感到自己无足轻重，甚至是透明的。年轻人为什么这么痛？因为尚未长出为自己定义的能力，你手里所掌握的评价标准都是别人的，或是先于你而存在的一些世俗标准，但那些标准往往又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永远都达不到。作为大学老师，我经常觉得无能为力，从幼儿园到高中，整个学习阶段，我们的孩子关于成功的体验太少了，自我满足的体验太少了。很多人喊口号，年轻人要自信，要阳光，你都没给过他自我欣赏的体验，他怎么可能不痛呢？一个班50人，可能40人都没有成功体验，而前10名也没有稳定的成功体验。无价值感是年轻人要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几乎无人幸免。年轻人都很痛，但在这种卑微心理下，又难以交流这种痛。GQ报道：也有人认为，年轻人每天喊痛是一种撒娇，和老一辈相比，他们赶上了社会物质大发展，有选择的机会和自由。您如何看待这种声音？杜素娟：每个时代都痛，只是痛的点不一样。你看文学就知道了，每个时代都在写年轻人的痛苦，古今中外皆是如此。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年轻人就在喊疼，《雷雨》不是喊疼吗？巴金的《家》不是喊疼吗？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没有选择人生的权利。可以说喊疼才改变了社会，推动了时代的发展。要说区别，可能有的时代，年轻人喊疼也无法被听到。喊疼是必须的，这是年轻人的权利。为什么年龄大一点的人不喊疼了呢？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麻木了，有的油腻了，有的完全妥协了，比痛感更可悲的是感觉不到痛了。每一代年轻人从来不会因为撒娇而喊疼，他们喊疼都是因为他们真的疼。掌握话语权的前浪们应该认认真真地去听年轻人在喊什么痛，为什么而痛。说年轻人喊疼是撒娇，这种声音都是倚老卖老。我每次听到这种观点都很反感。只要有机会，我都是反驳他们，你变成父亲就忘记做儿子的痛苦了，你变成老师就忘记做学生的痛苦了。GQ报道：在很多文艺作品当中，经常有“把痛苦嚼嚼咽了”的故事，鼓励囫囵吞枣式地处理痛苦。杜素娟：对，我们面对痛苦经常是两种状态，要么幻想没有痛苦，要么鼓吹忍耐是美德。当你说忍的时候，依然有个前提，就是否定痛的价值和意义。GQ报道：如果不谈论、不描述、不处理，痛就会变一种创伤代际传递。回到个体，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痛？杜素娟：想要“治愈”这种痛，需要两个层次。第一层，寻找他人倾诉，唤起他人的共鸣，它会减轻痛感，但是治标不治本；第二层，自我分析，自我理解，自我接纳。真正的治愈不是没有痛苦，而是理解自己的痛苦从何而来，我可以与之共存，甚至变成有机的一部分，帮助生命积极生长的一部分。就像《荒原狼》里哈利说，我离开了痛苦，我就不是我了。比如你要接受孤独的合理性，不合群的合理性。当这份被群体排异的痛苦变得可以被自己理解，甚至可以被自己欣赏时，质的变化就来了，它会变成你成长的支撑。以此为起点，你会自觉地体察这些痛，用理性关照自己的痛。我到现在还在做这件事，如果我今天感到痛，回来我一定会分析我为什么痛。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是价值观选择，有时候是自己内心的隐疾，还有一些是很荒唐的痛。面临痛感最重要的是选择，哪些痛要放弃，哪些痛要继续持有。GQ报道：面对外界的巨大压力，年轻人真的还有自我调整的空间吗？“做自己”是一个烂大街的口号，少有人去描述“做自己”是一条艰难跋涉之路。杜素娟：为了生存与责任，你不得不接受很多的意愿之外的东西，甚至有时候这一部分会变成你的主要构成。而你想做的那个“我”，就像一个嫩芽一样弱，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开花结果。作为普通人，当你感到不能自由做自己的时候，不要紧，别害怕，因为人人都这样，但关键是你得给自己留一条“小路”。那条大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大多数人必须得出现在那条大路上，但是旁边这条小路你得让它有延展性，你不能忘了它，虽然你不知道这条路会走到哪一天，走成什么样，但是也得坚持走。比如对我而言，我有一个写作的梦想，有一个教育的梦想。跟文字相处的时候，我很开心；看着一个孩子在我面前流眼泪，到了后来他不再流泪了，我也觉得很开心。按犹太民间说法，人生有宽门和窄门，宽门是不冒险的，很安全，很顺利。你要走窄门的话，那条路没人走过，同行的人也很少，你当然很痛，但是宽门的快乐要共享，窄门里面的快乐是你自己的。这些秘而不宣的快乐，你不需要别人了解，它独属于你。但我也想说，年轻人喊疼只是个起点，后面得有一系列动作汇总声音，有人把声音放大，有人分析声音，有人提出问题，有人研究问题，有人提出方案，最后还要有人把它变成扎扎实实的社会改革，这是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哪一环缺了都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