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他们的财产上留下的烙印比其他人的更难以磨灭，他们把桌子、椅子、窗帘、地毯变成自己的形象。
——弗吉尼亚·伍尔夫《伟人之家》
作家们喜欢仪式。有人每天早上都要削一盒铅笔。有人整天灌下大量的咖啡。歌德在书房里放着许多早该扔掉的空葡萄酒瓶。格鲁特·施泰因则通过追踪一头温顺的母牛寻找灵感。但对于作家来说，也许最重要的仪式是：去一个特殊的地方写作。作家工作的房间不仅可以让好奇的游客一窥主人的室内设计品味，还对他们最私密的空间提供了传记式的洞察力，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对他们意义深刻。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家和房间对其主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在房子里待上一个小时比看一排传记更能揭示问题。参观作家的房间不仅让我们有机会成为这些作家生活的一部分，还能见证一些非凡的时刻，比如坐在“007”诞生的房间的椅子上，穿过伍尔夫每天写作必经的花园，或是看着普鲁斯特如何以近乎与世隔绝的姿态包裹住自己的卧室。在作家工作的房间中漫步，意味着能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房间和习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甚至身临其境地见证伟大作品的诞生。
《Rooms of Their Own: Where Great Writers Write》亚历克斯·约翰逊 著，詹姆斯·奥塞斯 绘；Frances Lincoln 出版
亚历克斯·约翰逊（Alex Johnson）就是这么做的。在《Rooms of Their Own: Where Great Writers Write》（他们自己的房间）中，约翰逊连同插画师詹姆斯·奥塞斯，对50位杰出作家的工作室进行了“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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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房间本身可以讲述故事”。这些故事里有古怪的个性，明亮的乡间风景，悲伤的过去，一台又一台的打字机……还有勤奋的创作者，永远在工作，永远笔耕不辍。
任何搬过家的人都知道这种事会多容易把人搞得晕头转向——至少对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来说是如此。住在汉普郡史蒂文顿的家中时，奥斯汀非常快乐且富有成效。她在便携式桃花心木文具盒上写作，这是她父亲在1794年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也是她最珍贵的财产之一。把它打开之后是一个倾斜的书写表面、专门用来放纸张和墨水的隔层，以及一个可上锁的抽屉。奥斯汀很可能就是在这上面创作了早期版本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和《诺桑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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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9年住进汉普郡查顿的家时，奥斯汀依然快乐和富有成效。在这里，她每天都在餐厅的一张十二边形胡桃木小桌上写作。它靠近光线最好的窗户，可以看到穿过村庄的道路。但是这张桌子实在太小了，也不是正规的写字台，所以她也在房子的其他地方写作。她使用羽毛笔和自制的橡树苹果/铁胆墨水，修改她的史蒂文顿小说，然后继续创作《曼斯菲尔德庄园》《艾玛》和《劝导》。但在这之间的六年里，她住在巴斯，写作产量很低。当然，她在那时忙于社交、也经常旅行，这些都妨碍了写作。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她绝对不想搬离史蒂文顿，而这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她的父母突然想到的。无论如何，搬到巴斯不仅仅是搬家；它使奥斯汀脱离了她的写作常规，也造成了严重的创作瓶颈。
站立式办公在近十年开始成为一种时尚，但事实是，许多作家早就爱上了这种工作方式。其中最有名的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对他来说，站立是一种习惯。甚至早在因为1954年的两次飞行事故导致他受伤而不能久坐之前，他就已经在站着写作了。作为生日礼物，海明威的妻子玛丽在古巴的Finca Vigia家中为他建造了一座四层高的塔楼，但他更喜欢在他的卧室里写作。在这里，他在靠墙的书架上工作。他的打字机摆在中间齐胸高的位置，两侧是成堆的书籍和文件。此外还有他的字数统计表，因为海明威非常认真地对待每天写够500字的目标——不过在写《太阳照常升起》时，他把标准抬高到了接近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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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房间的装饰是典型的海明威风格：墙上挂着一只瞪羚头标本，衣柜顶部放着一张豹皮。在书架上放着许多零零碎碎的东西，包括一只用木珠制成的长颈鹿、一只拿着铙钹的猴子和一个美国海军双翼飞机的锡制模型。
他从清晨开始就在这里工作，通常是从早上6:30左右、天一亮就开始，有时带着他的宠物狗。他总是穿着乐福鞋，站在羚羊皮地毯上。他的写作从铅笔开始，用薄薄的洋葱皮纸写字，“用完七支二号铅笔就能完成一天的工作”。当写作进行得很顺利时，海明威就会切换到他的打字机——他一生中用过很多打字机，包括几台Coronas、一台Underwood Noiseless Portable和一台Royal Quiet Deluxe。正是靠这些装备，他在古巴的家里完成了《丧钟为谁而鸣》《流动的盛宴》和《老人与海》。
在东京青山区一栋不起眼的建筑的六楼，村上春树就在这里写作。这个空间相当简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里面放满了一万张黑胶唱片，其中主要是爵士乐。这些唱片覆盖了整面墙，也强调了村上的写作习惯：他通常都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写作。事实上，他认为音乐和写作之间是有共性的，而且节奏、旋律、和声和自由即兴创作也存在所谓的“四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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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办公桌周围点缀着各种纪念品，包括一个在老挝旅行时收获的、刻有蜘蛛的木脚，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顶部有黄蜂的大理石雕塑，一个猫的雕塑，一个来自瑞士、上面印着瑞士国旗的咖啡杯，一个来自纽约、带有Alfred Knopf标志的镇纸，以及一个巨大的花生形状的容器。他称所有这些为他的“护身符”。村上春树每天凌晨4点左右就已经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写作。他用削得很好的黄色铅笔写字，一边喝咖啡，一边保持全神贯注五六个小时。下午，他会进行锻炼，通常是跑步和游泳。他在晚上9点睡觉，睡前会阅读或听音乐——他说，这能给写作带来精力。
1930年．当小说家、记者、诗人和园艺师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和丈夫哈罗德·尼科尔森搬到建于16世纪的西辛赫斯特城堡时，这座建筑已经破败不堪，而她修复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城堡中那座气势磅礴的高塔。修复之后，拱门上方的塔楼房间成了她的写作室，她在1930年的诗歌《西辛赫斯特》中将这里称为“阴影倾斜的高房”。她雇佣当地的建筑商为房间建造了橡木书架和一个角落壁炉，并将一个炮塔改造成了一个八角形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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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高塔为薇塔提供了一个远离世界与社会规范的避难所。她很少允许其他人进入这个写作空间。她在一张橡木书桌前写作，正面对着一张17世纪的佛兰德挂毯，右侧有一扇高高的格子窗，可以为房间提供光线。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还有一张用深橄榄色大象绳制成的大沙发床。她把旅行时收集的贝壳和鹅卵石放在窗台上。薇塔在房间里摆满了与她的爱人有关的各种物品，包括摄影师Lenare在1929年为弗吉尼亚·伍尔夫拍摄的一张照片。在桌子的其他地方，她放着各种笔记本，详细记录了她借给朋友的书、她的花园账目和她的梦想抄本。她把办公桌上方的柜子漆成醒目的青铜绿色。三十年来，薇塔都在塔楼工作——她白天在花园里工作，晚上写作。她从未重新装修过它。她唯一一次停止写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1941-1942年的冬天搬了出去，因为煤炭在当时很难买到，这个房间实在是太冷了。
与海明威为首的“站立派”相反，一些作家倾向于更轻松的写作姿势，比如杜鲁门·卡波特说除非他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否则他无法思考；马克·吐温通常是快乐地坐在床上，拿着烟斗，在黑板上乱涂乱画。但这一派的领头人是马塞尔·普鲁斯特。他最著名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头这么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睡得很早”。1906年，在父母去世后不久，普鲁斯特搬进了巴黎奥斯曼大道的一间公寓。他发现很难应对他们的亡故，并且难以入睡。为此，他的解决办法是将自己隔绝在卧室里——在那里，他制定了一个夜间作息时间表，白天睡觉，晚上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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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相当宽敞的房间，天花板高12英尺（约3.7米）。在这里，普鲁斯特用百叶窗和厚重的缎子窗帘把自己裹起来，以防止花粉和灰尘污染引发他的哮喘病。此外，他想让自己的工作空间尽可能安静；在他的朋友、诗人安娜·德·诺埃耶斯的建议下，他给墙壁和天花板加了软木塞。多年以后，他治疗哮喘的药粉燃烧产生的烟雾把它们都熏黑了。
房间本身则乱得出奇。普鲁斯特在附近放了三张桌子来满足他的写作需要，包括他的绿色灯罩床头灯和其他必需品，比如一瓶依云水。房间里还放着他母亲的钢琴，他父亲的扶手椅和旋转书柜，还有一张普鲁斯特从未使用过的写字台。所有这些物品都与他的父母有着愉快的情感联系。此外，屋子里还放着屏风、橱柜和地毯，耶稣的白色小雕像和两面镜子——这样他躺在床上时就看不到自己了。
在这位作家的家乡——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库尔特·冯内古特博物馆里，陈列着来自他生活各方各面的物品，博物馆还复制了他在西巴恩斯特布尔（West Barnstable）居住时的书房，房间里摆着他父亲挂在工作室里的镶框照片、他的Smith-Corona打字机（他非常不喜欢电子打字机），以及摆放它的矮咖啡桌。当时，这位身高1.88米的作家弯着腰在上面写出了《冠军早餐》，姿势一点都不符合人体工程学。同样是在这张桌子上，他刻下了亨利·梭罗的著作《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小心所有需要新衣服的企业”，桌上放着他的红公鸡形状的台灯。这里还有一包他最喜欢的未经过滤的Pall Mall香烟，他把它丢在书柜后面，在他过世后才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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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复制的空间还能让我们看到冯内古特古怪的一面：他把来自杂志社的短篇小说退稿信都保存了下来，其中一些用镶框挂在墙上，其余的都存放在一个旧的红色盒子里。其中有一篇来自1949年的《大西洋月刊》，暗示他关于德累斯顿战时破坏的文章不够引人注目。《科利尔》杂志认为他的短篇小说《助记法》“用肤浅和不足的术语写成，这使它变得平淡无奇”。事实上，这种退稿信实在太多了，都被他的妻子简用来装饰了一个废纸篓。
伍尔夫在她的短篇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概述了女性独立创作空间的重要性，她认为：“如果一个女人要写小说，就必须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她坚持认为，从历史上看，女性不仅被剥夺了足够程度的经济独立和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她们还缺乏写作的物理空间。在她位于东萨塞克斯郡的Monk's House（僧侣之家）的家中，伍尔夫就有这样一个地方。小说《奥兰多》的成功让她有了一个可以写作的地方，但这里渐渐变成了她的卧室，她主要使用的工作室则是花园里的一个木棚。伍尔夫坐在一张矮扶手椅上，在膝盖上放着一块薄薄的胶合板，用蘸水笔和墨水写字，然后在桌子上打字。她特别喜欢用蓝色的书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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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僧侣之家，伍尔夫每天“以股票经纪人的规律性”走去写作小屋工作。在写给情人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我醒来时充满了颤抖而又稳定的狂喜，带着我装满清澈深水的水罐穿过花园。”在另一封写给朋友埃塞尔·史密斯的信中，她写道：“将闻到一朵红玫瑰；将轻轻地穿过草坪；点燃一支香烟，把我的写字板放在膝盖上；然后让自己像潜水员一样，非常谨慎地进入我昨天写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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