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翻译文学，写作就不成立”：第二届译文双年选主题沙龙第一场精彩回顾

8月17日，第二届译文双年选颁奖典礼暨主题沙龙在上海世纪出版园举办。郑体武翻译的《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和刘象愚翻译的《尤利西斯》获得了这一届“译文双年选”。译文双年选旨在回顾近年来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在翻译史上卓有成就的外国译作，表彰优秀译者。本届译文双年选评审团由李敬泽领衔，并召集八位来自文坛译界的专家，他们的专业领域横跨中文写作与英、法、德、日语文学翻译。

译文双年选为业内同仁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研讨与交流平台，当日李敬泽、毕飞宇、刘文飞、陆大鹏、毛尖、魏育青、袁筱一、邹波等作家、翻译家齐聚一堂，就“文学翻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带来了三场精彩的分享。主题沙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外国文艺》主编黄昱宁主持，八位嘉宾分三组登场，展开热烈讨论，思想火花四溅，妙言高见贯穿，堪称一场大咖云集的年度文学盛会。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现场嘉宾的精彩发言，感受他们对于文学翻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吧。

第一组三位嘉宾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教授毕飞宇，复旦大学德语系教授、著名德语翻译家魏育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翻译家刘文飞。

“没有翻译文学，我的写作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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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黄昱宁（下简称黄）： 我们这个沙龙的主题是“文学翻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以第一组首先是从回顾开始。在很多读者的认知当中，文学翻译或者说翻译文学，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书架上从小到大读的世界名著，也就是经典文学译作。所以我们从谈论这些经典开始，长久以来，翻译文学我想不仅仅是作家的借鉴或者说学习的对象，本身也参与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的语言。

我注意到毕飞宇老师近几年除了继续写长篇小说（刚刚发了一部《欢迎来到人间》）以外，还有很有影响的一本书叫《小说课》，其中谈到了很多经典的作品，包括不少外国的著作。我印象比较深的像《项链》，奥斯丁的小说，还有《局外人》都有谈到，一谈一大篇。

第一个问题先从毕老师开始，这些作品对你的写作生涯，包括现在有什么样的影响？

毕飞宇：对于我这样一个出生于60年代中国的写作者来讲，我感谢我们的翻译文学，感谢我们的翻译家。如果没有翻译文学，我可以健康地成长，我可以快乐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辈子，一点问题没有。但是我作为一个讲汉语的人，没有通过翻译文学的学习，要成为一个小说家，没有任何可能。可以这样说，我之所以后面写作，绝大部分要归功于翻译，因为我写的是小说。我作为写作者，没有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翻译文学的阅读，这是不可想象的。

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在我刚刚开始写作的前五六年，甚至于七八年，我所选择的语言依然是学我们的翻译，有意地、无意地，让自己的行文向翻译语言去靠拢。因为只有那样，你只有把那样的语言写出来，你的表达方式跟翻译语言有点像，你才能告诉自己：“我在写小说”。至于后面我们讲到自己的语言，那是后面的事情。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从我个人来讲，从我个人写作的传统来讲，翻译是决定性的一步，哪怕在后来的过程中你可以舍弃它，你可以寻找自我，但是没有这一步，我的写作就不成立。

黄：之前跟您聊起，我都不太知道，原来您对诗歌还有很大的兴趣。尤其是您说到《白银时代》其实还是被低估的，有更大的价值。

毕飞宇：如果你真的喜欢小说，那么你热爱诗歌、阅读诗歌，甚至于有写作诗歌的历史，都是正常的。我刚刚没有说我写得好，这我不能吹。但是如果你认真地阅读我的小说，你就知道这个写小说的人是从诗歌那儿过来的，这个是一目了然的，在我的小说里面至今有这样的痕迹，因为从我的审美趣味来讲，我当然知道不能用诗歌的语言去替代小说的叙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对诗意的痴迷，同样也是不可怀疑的。

我到现在依然阅读诗歌，虽然我知道我的能力不足以支撑我做一个诗人，但是阅读是永远不能放弃的。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不读诗，那叫什么热爱文学？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谎言，几乎就是一个骗子，而且如果你没有能力去对诗歌进行审美的接收，如何能去写小说？我觉得也是可疑的，起码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黄：接下来就问刘文飞老师。我经常在工作中被问到一个问题，怎么样的翻译是好的翻译？因为同一本经典著作，往往译本是有很多的，我们出版社有很多，别的出版社也有很多。我作为从业者，我不能说我们的是最好的，我只能说有那么多版，其实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您的翻译当中，有的是新译，有的是重译，您觉得重译作品的价值或者它的意义，或者它的方法上有什么跟新译不一样的地方？

刘文飞：我给大家先讲一个小故事，大概七八年前我在莫斯科参加了翻译家大会，这个当然也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感觉到俄罗斯文学的世界影响力在下降，于是政府举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把全世界各个国家翻译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都请到莫斯科去。

在那个会上，有一个日本同行，叫沼野充义，他自己是东京大学的文学教授，他就做了一个发言，系统地说到了俄罗斯文学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到结束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在日本，契诃夫每到二十到三十年要重译一下，我后来一想，中国也是一样的。当时我站起来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国外的会议发言人跟听众的互动更多一些。我说你们日本的《源氏物语》为什么从古到今都是一个一直不动的版本，为什么读契诃夫却要换一种翻译呢？他说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很机智，他说我把这个问题给到现场的每一个翻译家，结果这些翻译家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我们读《红楼梦》绝对不会怪曹雪芹，更不会怪我们自己。为什么同样的文学读者对我们母语创作的原著不会做挑剔，但是对翻译的文本必须要重译？

翻译家当时都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差异。其实关于重译，比如说在美国，好像没有一个译本是从头到尾不变的，如果有的话就是《圣经》。

大家终于意识到了有几个并存的译本，甚至在历史前后不同的译本，只会给读者更多的选择。

另外我们经常会判断哪个译本好还是坏，其实除了粗制滥造或者剪刀拼接起来的，如果是认真翻译的，一般来说每个译本都有它的独特之处。袁筱一老师可能会知道，《红与黑》有三十个译本，其实里面有很多好的译本，你一定要找出一个最好的，其实没有意义，因为它们都有不同的风格。……如果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重译是必须的。有多少翻译家，就有多少译作。

文学名著的重译，从一个很少见的现象，现在变成遍地开花的现象。从有人争论能不能重译，变成大家很麻木，不去关注。我们买一本书的时候，不太考虑这个《复活》是我译的，还是草婴先生译的。买翻译作品的时候，没有人看译者，这个也很奇怪。

黄：谢谢刘老师。魏老师是德语翻译家，德语比起英语来说没有那么多译作。您也是有重译的作品，您会觉得重译对你是一种挑战吗？就是说会有前面的影子作为束缚吗？有没有这种顾虑？会特别需要让自己的风格凸显吗？   

魏育青：重译的话，我一直有个想法，我们实际上在翻译一部作品的时候，会考虑到有很多价值，价值一、价值二、价值三、价值四，有一系列的价值。比方说它的文体，比方说风格，它的内容或者什么，反正有很多你想到的东西。像我们在做翻译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就能感觉，你把这些价值全部都表现出来是不可能的，你必定有选择，有选拔，你头脑中有个价值的层次结构。

有的人会这个表现得多一点，他觉得这个一、二、三是必须要表达的，另外一个译者觉得四、五、六是必须要表达的，因为全部表达是不可能的，你必须要有挑选。这样也一定程度上说明重译的必要性。

像刘老师刚刚所说的那样，粗制滥造的，出于其他非审美、非理性考虑的重译作品，当然不在其列。他可能在其他方面表达得不错，但是我觉得从我的审美趣味来说，或者从我对翻译的认识来说，我觉得审美方面的考虑肯定是要多一点的。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我觉得如果我重译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看前面的（译本），不会故意去看前面的，我会照我自己的方法。当然到最后我会看一眼，我是不是有错漏，是不是别人处理得更好？同时我也会发现他有些错漏，我会给他改过来，这样从整体的选择上就会更好一点。

黄：最后还是想问问毕老师，包括我在内，都是有一些翻译经验的。您是一个作家，也是读者，从你的角度，你看外国文学作品，你会比较注意译本之间的区别吗？茨维塔耶娃要是换一个人翻译，完全成了别的娃了。   

毕飞宇：在我看来，一部小说起码要看两个译本。一个译本有的时候不说明任何问题，你仅仅是了解这个东西，译文与译文之间的区别，本身构成了文学阅读当中的审美点。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包法利夫人》，许渊冲先生（的译本里）有个句子，面对一个小把戏什么什么，读到这一句时我停了很久，因为我们了解的小把戏是一个手段，这地方明明是描写孩子的，他为什么写小手段？后来我明白了，许渊冲先生是江西人，他这个地方的“小把戏”，其实就是指小孩子们。当我理解许渊冲先生是江西人，我理解了小把戏，刹那之间特别开心。你区分一下不同的译本，哪怕是一些构成障碍的地方，它都会给你构成一种想象不到的阅读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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