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搜能不能别教年轻人做人了？

好热闹。

今天又是年轻人集体排队收祝福（被添堵）的一天。

从前几天开始到今天的国际青年节，飘一直在被微博上的某些热搜轰炸。

想看点八卦吧，看到的却都是激情昂扬的“青年演讲”；

想看个新闻吧，在热搜上看到的都是“年轻人真可爱”“这一届年轻人可堪重负”。

说实话，不知道今天是喝多了咖啡还是明天就要上班的缘故，有点心悸，有点焦虑。

明明是被人夸奖了，我咋这么害臊呢？

赞美、膜拜年轻人，成为了每年的固定节目。

用力过猛，如耻辱柱上的《后浪》。

鸡青年而不易察的一些标语也是随处可见.

鸡汤、上价值是它们的骨架，但鲜少看到具体而微的经历。

就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告诉你“风来时不要被刮倒”，要坚强，却没有告诉你风是什么，风从何处来。

以至于我们都忘了，究竟这一天，为什么要去赞美年轻人。

我们讨厌的，是未经体察而轻率说出的“了解”；

更讨厌的，是对年轻的极端崇拜，因为这是一种有条件的、有期限、不能行差踏错的崇拜。

更反感的，是没有给出相应对策的鸡汤。

从1919年至今，每一代青年的总体表征都是不一样的。

在如今的千禧一代，所有庞大的赞美都开始消解，所有的事物都开始变得漂浮不定。

我们，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我觉得我是自己人生的配角。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尤利娅，也是这样觉得。

因为不知道上什么专业，干脆就选了一个分数最高最有挑战性的医学院。

但后来才发现医学实在太枯燥，学的都是一些很确定、很具象的东西，而她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是人飘忽不定的灵魂，于是转专业读了心理学。

读着读着，她又发现自己是一个很视觉化的人，又转专业读了摄影专业。

做什么都不专心。

到了期末考试，需要把智能手机换成诺基亚，才能专心复习。

直到30岁，她依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只是随便找了一家书店做着服务员，业余有一搭没一搭地写写文章。

比她大十几岁的男友阿克塞尔，是她的一个反面。

阿克塞尔是一个对人生已然非常确定的人。

他早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处于事业上升期，渐渐成为名气越来越大的漫画家。

尤利娅和男朋友在朋友聚会上，男友身边的亲友早就结婚生子，走上“正轨”，这让依然散漫的她无所适从。

是否要小孩这个问题，也很自然在这样的氛围下被男友提起。

为了结婚生子的问题，尤利娅跟阿克塞尔已经吵过不少次。每次她都强调自己还不想要孩子，想趁年轻做点别的事情。

但要做什么呢，尤利娅自己也说不清。

我之后某个时候也会想要孩子

但我不知道

我好像没有做母亲的本能

这是很多年轻一代都有的问题。

他们的选择很多，想要的很多，有时候说起来还头头是道，然而真正付诸行动的却很少。

在和男友朋友的聚会上，尤利娅侃侃而谈地反驳大家——

总是聊着男性的早泄和欲望，却避而不谈月经禁忌、女性的欲望和高潮。

但在待人冷漠，永远都有借口不去见她的父亲面前，尤利娅却表现得过于顺从，甚至在男朋友对她父亲表示不满的时候，还要为他辩护。

只有在偶然吃了一次致幻蘑菇后，她才敢在眩晕中从自己的身体里抽出血淋淋的卫生棉条。

狠狠地甩在代表父权的父亲身上。

有评论说，年轻人正在从公共空间撤退，缩回自己的私人空间，追求微小而确定的幸福。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很容易被微小的伤害所击倒。

尤利娅同样如此。

她去参加阿克塞尔的签售会，看到他四处受到追捧，而她只能向来搭讪的人解释自己在书店工作，是一个服务员，最后只好找借口提前离开。

她走在城市小路上的一段长镜头，很美也很让人悲伤。

原来这么美这么空旷的城市，却不知道哪里才是属于自己的位置。

人在这么空灵的景象面前，才感觉到自己特别渺小。

在失落、悲伤之后，尤利娅闯入一个婚礼派对，遇上了同样落单的男生艾文德。

两人在出轨的边缘试探对方，玩着“是否出轨了”的游戏。

喝对方的饮料算出轨吗？和对方耳语算出轨吗？

互相用肢体靠近对方算出轨吗？互相闻着对方吐出的烟，算出轨吗？

这次偶遇之后不久，尤利娅和看似哪里都很好的男友分手了，原因是她出轨了。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她的厌倦和迷茫。

然而，这两点她都没有说出口，反而欲盖弥彰——

“我们想要的东西不一样，你应该找一个和你一样想生孩子的人，而不是我这样平均6个月闹一次脾气的女朋友。”

男友对她说，我知道你现在陷入了人生的困境，你需要做的是改变，而不是分手。

有趣的是，尤利娅怯于反抗真正的父权，却对男友的指点暴跳如雷。

“我在试着告诉你我的感受，而你一直在给我的感受下定义。”

尤利娅用逃离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的方式，去追寻带着新鲜和未知的生活。

这也是这一代年轻人与上几代人的最大区别——

不停地去追逐新鲜，去试探自己是谁，享受自由，又不想背负任何责任。

只是男友倒是说中了，换一种生活，她可能还是一样。

在健身房里，她看到了前男友在电视节目上宣传根据自己漫画改编的电影。

在回家后她和新男友的争吵中，却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难道你想50岁的时候还在倒咖啡吗？”

尤利娅不是嫌弃男友没有经济实力，而是不甘心。

她觉得自己应该成就一些不凡的东西，人生应该很不一样，但她渐渐发现了一个很可怕的真相：

其实她很平凡，跟所有人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写女性相关的话题或影视剧，往往都会提到很多显性的女性困境。

例如重男轻女、职场歧视、性骚扰、年龄焦虑。

但《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似乎不用怎么考虑经济问题，男女之间恶劣的不平等也不存在。

尤利娅生活在最富足的北欧城市里，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想要换专业就换专业，做一份书店服务员的工作就能养活自己，有一个还算尊重自己的男朋友。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称尤利娅是一个“渣女”——

生活富足，你到底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是不是很熟悉？

似乎每一代年轻人都被老一代人这样指责过：

你们生活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还有什么好烦恼的。

电影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尤利娅的母亲早年离婚，只有一个孩子；

尤利娅的外婆在三十岁的时候有两个孩子；她的曾祖母在三十岁时抚养四个孩子，她的曾曾祖母有七个孩子，有两个孩子死于肺结核......她的曾曾曾曾祖母没能活到三十岁。

每一代女性生的孩子越来越少，选择权也越来越多。

1960年，《女人步上楼梯时》上映。

高峰秀子饰演一个给老板打工的银座妈妈桑，她不愿像酒吧里的小姐一样，搭上一个金龟婿，就算上岸了。

1960年代的妈妈桑，可以有什么选择呢？

酒吧的一位富商对她说，女人三十岁，要么创业为自己打算，要么嫁个好人家。

但当她想自己开一家酒吧时，曾经想要讨好她的相好，都纷纷避之不及。

如豆瓣的一个短评所说：

女人拾步上阶，男人看见的是圆转的臀，雪白的袜，纤细的腰，微露的颈。

而女人只看见窄窄的尽头是歌吹沸天，还看不见天。

1973年上映，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穷街陋巷》，罗伯特·德尼罗和小伙伴混迹于纽约下东区的意大利街区，没有正经工作，没有钱，没有房。

他的女朋友希望他摆脱困境，过上稳定的生活，然而就在他们逃离的路上，债主追上他们，朝着他们开枪。

几人艰难地爬出被撞翻的汽车，在四周茫茫的夜色之中，发出了绝望的哭喊。

1990年谢飞《本命年》，理想破灭，新旧交替年代下的一批失落的年轻人。

梁天饰演的小混混对姜文的自白，倒是也挺符合当下。

无论是《女人步上楼梯时》《穷街陋巷》，还是《本命年》《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站在上一代人的角度来看，都有无数理由指责这些年轻人——

你们生活的年代，没有战争，没有饥荒，也没有瘟疫（曾经），衣食无忧，还嚷嚷着没劲、痛苦？太脆弱了，吃不了苦啊，痛苦阈值太低了。

但事实是，每一代青年都有属于自己的苦闷、忧愁和焦虑，因为这才是青春的底色啊。

只是总有人看不顺眼，要把青年掰向正能量的方向，要奋斗，要负重前行。

这等于要求年轻人提前结束青春。

在《我们为何膜拜青春》中，作者哈里森说：

我们这个对年轻痴迷的社会，实际上是对它自以为崇拜的年轻发起战争。乍看之下，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主要是属于年轻一代，但实际上，这个时代正自觉或不自觉地夺去他们最需要的东西。

所有的尝试，总包含着成功和失败的可能。

真正的年轻崇拜，应该是当年轻人探索成功和失败可能性的时候被允许，尝试生命更多可能性时被允许。

因为青春，就连世界都允许我犯错。

但当以同一种成功的标准，同一种青年的楷模试图绑住年轻人触碰世界的手时。

也许大部分年轻人都会感觉，这种整齐划一，不免让人有些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