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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出人才,皆因这2字

西南联大出人才,皆因这2字

公众号新闻

作 者:曹宇红 心理资本专家 领导力教练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穷的一所大学”:

1937年9月,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临时组建而成,从平津一路逃亡到长沙;继而,又在炮火中辗转奔波到云南昆明、蒙自;几年后,又有一部分师生被迫迁徙到四川叙永、李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联大校舍破败、资料奇缺、师生们的生活极度贫困。

然而,西南联大却是中国教育界的“珠穆朗玛峰”:

西南联大仅仅存在了8年多(1937年11月至1946年8月),曾经就读的学生不足8000人,毕业生只有3882人。

然而,这批精英人才却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科技和文化进程:从西南联大中诞生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2位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出自西南联大。

在科技、文学和教育领域中,更是不乏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或为领军人物、或担纲重任。

在那般逆境中,为何能人才辈出、学术不辍?

在混乱与困境中,联大师生们的信念是什么?

我们从联大师生的身上可以汲取什么力量?

信念:为国而教

不论是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还是坚持一条“少有人走的路”,都需要艰苦的思考、精心的准备,以及长期坚持和不断更新。

在局势混乱、人云亦云,或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自我驱动”是一种逆境领导力,是寂寞而痛苦的,需要脑力、体力和心灵的多重付出。

1937年的一日,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的门口来了一个乞丐,他的头发已经结块,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更奇怪的是,他在胸前紧紧抱着一个咸菜坛子。门卫不让他进去,直到梅贻琦校长出门。乞丐一把拉住梅校长的手,眼中闪着泪花,喃喃道:“梅先生,我终于到了。”

梅校长辨认了半天,才认出这个“乞丐”竟然是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而他怀里的咸菜坛子中放着一个铅管,藏着中国当时唯一的50毫克镭……

北平沦陷时,赵忠尧趁着夜色潜入日本人占领的清华大学,偷偷运走了这极其宝贵的镭。一路上为了躲避盘查,他装成乞丐,颠沛流离,终于把中国核物理的重要家当带到了昆明。

1938年的一日,昆明来了一位神奇的年轻人,他走路很奇特,左腿先画一个圆圈,右腿再迈上一小步,他自嘲“这是圆与切线的运动”。

28岁的数学天才华罗庚放弃了剑桥大学的优渥待遇,辗转回国。白天,他拖着残腿和大家一起“跑警报”,躲避日本人的轰炸,晚上借着一豆油灯研究学问。

在抗战最艰难的8年里,华罗庚发表了20多篇论文,包括蜚声中外的力作《堆垒素数论》;同时,他培育的5名研究生、67名本科生后来都成为业界的知名学者。

1939年6月,一本恢弘的著作《国史大纲》成为抗战区各大高校的教材,作者钱穆从历史角度唤起民族的自信心:

为什么中国会有希望?他从隋唐统一的事件证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长期战乱,其背后仍有一种精神力量,能使中国再度走向光明之路,这就是以儒家为主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是民族复兴、文化推进的“原动力”。

在西南联大的179位教师中,97位留美,18位留英,38位留学欧陆,3位留日,23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部是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中的25位均有海外留学背景。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学者们要么放弃国外教职、毅然归国;要么婉拒海外学府的邀请,坚守在困窘、战乱的祖国,所谓何求?乡土中国!早日振兴!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成为抗战时学者们的一个爱国口号。

“当时,西南联大的老师是带着一股劲儿教的,学生是带着一股劲儿学的,不想让日本人把我们的文脉断了。” 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感慨地回忆道。

他的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都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是典型的西南联大人。杨先生说的这股劲儿,就是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不论在任何逆境下,师生们都咬紧牙关奋发图强,都坚信“正义必胜”。

一个人的信念是否清晰、是否坚定,大约要考虑这三方面:

其一,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人?


其二,你心中最在意的是什么?


其三,你愿意为之付出多大的代价?



氛围:师友夹持

在一个火热而紧密的环境中,有足够的“烈度”和“浓度”——师友夹持,虽懦夫亦自立,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强大的学习力和创新力。

1937年到1946年期间,驾驶西南联大“这艘船”的“船长”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最初,领导西南联大的是“三驾马车”——资历最深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声望最盛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以及最年轻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但经过一重重惊涛骇浪,始终坚守在一线、凝聚师生、弦歌不辍的,却是这位“讷言敏行”的清华校长。

梅校长最为人知晓的就是他的“大师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9年,联大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在联大最鼎盛的1939年9月,联大的学生达3000人之众,教授、助教也增至500人,荟萃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学子和学者,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在敌机不时来犯、校舍经常被炸的情境下,梅校长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一再激励师生,“烽火连天,弦歌未辍”“敌机更番来袭,校舍被炸之下,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敌人进窥缅甸、昆明局势益见紧张,然而幸职教同人均能闹中取静,持之以恒。”

此外,他还经常分享孔子的经历,“饱受波折,东奔西跑,栖栖惶惶,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他对教育事业始终如一”。

在昆明的一次日机轰炸中,华罗庚的家被炸得片瓦不存,走投无路之际,华罗庚的好友、史学家闻一多把自家的房间腾出一半,中间用一块床单隔开,一边是闻一多的八口之家,另一边是华罗庚的六口之家。华罗庚曾赋诗一首描述这段经历: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在昆明文林街附近的茶馆,联大师生常常光顾,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之为“英国皇家科技馆”,真是鸿儒英才、纷至沓来。

杨振宁先生回忆道,“我和黄昆、张守廉三个人在食堂吃完饭后,就坐到茶馆高谈阔论里,一坐就是两个钟头。有一次我们讨论量子力学,在茶馆里没讨论完,一路走一路继续辩论,躺在床上还继续辩论。

后来,我们起床点了蜡烛,拿出海森堡写的《量子力学的意义》来翻,其中关键的几段,我们念一念,然后继续讨论,看看到底弄懂了没有。”

这三位联大的学子,后来都在世界物理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联大的学堂,绝不仅仅是那几处茅草顶、铁皮顶的教室,而是延展到了昆明的翠湖、书店、茶馆、商铺,以及云南大学的校园……所谓“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知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联大的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

“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大员孔祥熙拨款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联大师生经过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在逆境中,一个人坚持下去,很艰难;一行人携手前行,则温暖而有力。那么:

你的“支持系统”如何?你身边有几个给力的师友?你所处的氛围如何?

你的“独特价值”为何?你对逆境中的他人、组织做了什么贡献?

韧性:复原与创新

在逆境中,如何能愈挫愈勇、持续精进? 

西南联大人秉持着“刚毅坚卓”的精神,一次次从崇山峻岭中翻过去,从废墟瓦砾中站起来,一次次中从“有限”中激发“无限”。正如古人云,“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

1. 踩出“长征路”

1938年2月,从长沙迁徙到昆明,一路崇山峻岭,硬是有一支300人的学生军——湘黔滇旅行团,步行3500里,风餐露宿、穿越湖南、贵州,走到了昆明。

在欢迎会上,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发言,“沿途辛苦,但风雨不曾欺凌了你们,土匪也不敢侵犯你们,完全是你们的精诚感召所致。记得你们都是翩翩少年,今日相逢,却怎么都‘于斯于斯’,长出了胡须?这些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是何等伟大的帮助啊。”

一如当年红军的长征,成就了“延安精神”;从长沙出发的长征,对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至关重要。

学子们一路行来,既赞叹于祖国的山河之美,也震惊于民众的贫苦与闭塞。从此,他们的为学、为人“有了泥土气,语言与风骨也硬朗了起来。”

2. 月下谈人生

为了躲避空袭,联大将上午上课的时间改到七点到十点。中午时分,大家就分散到附近的乡村中。下午返校,三点到六点继续上课。晚上再抓紧时间突击补课。

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本飞机飞临昆明上空,重点轰炸了联大和云南大学。轰炸之后,联大的校长办公室、女生宿舍门窗坍塌,瓦砾堆积,众人惶惶、无所归宿。

然而,就在大轰炸后的第三天晚上,在学校图书馆外,吴宓教授与学子们月下团坐,讲述“文学与人生理想”,探讨四大宗教对生死问题的阐述。

3. 简陋的“乡间实验室”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教授利用从北京带去的一些光学元件,再用砖头砌了个平台,用木头做了一个架子,拿黑纸糊了个暗筒,组装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台大型光谱仪,做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验工作。

当年,杨振宁、李政道等物理系学子都曾在这个乡间实验室里忙碌过,在吴教授的家里上过课。

4. 独特的“中和牌”肥皂

1945年春天,18岁的李政道去拜访赵忠尧教授,看见他架着一口大锅正在熬东西,“您是在提炼镭吗?”年轻人激动地问。“不是,我在做肥皂。”

过了几天,李政道看见赵老师骑着自行车,后架上放着个大纸盒,里面堆满了肥皂,他喜滋滋地说,“试验成功了,我正要去各家推销。”

李政道很感慨,原来,要做一个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不但要精通物理,还要掌握应用化学,还得自己去批发、去推销。

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迸发出了惊人的学术高潮,比如,哲学大师冯友兰写了6本传世之作,华罗庚完成了自己的数学力作《堆垒素数论》;物理学教授周培源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速度脉动方程”在湍流理论的新发现;哲学教授金岳霖两易其稿,完成了70万字的皇皇巨著《知识论》,等等。

心力:苦中磨、事中练

从西南联大波澜壮阔、动人心魄的往事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在艰难困苦之际,“心力”尤其重要——走得坚定、走得长久、走得有滋有味。

那么,“心力”如何提升?

其一,坚守信念。

在各种不确定中,你确定的、笃守的是什么?“联大船长”梅贻琦笃守的是——担当起风雨飘摇中的船长之责。

不论怎样颠沛流离,他都想方设法为老师们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氛围,送去一丝温暖。

而联大的师生们呢?“当时,西南联大的老师是带着一股劲儿教的,学生是带着一股劲儿学的,不想让日本人把我们的文脉断了。” 杨振宁先生一语中的,爱国、民主与科学,是西南联大人最核心的精神支柱。

其二,师友夹持。

一个组织的氛围很重要。在梅校长执掌西南联大9年间,一以贯之两大教育理念——“教授治校”和“通识教育”,广泛吸纳学问与人品一流的学者,让 “通识教育”持续地浸染、培育“完整的人”。

联大教授们坚守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为乡土中国奋斗”的责任感。而联大学子们不论是读书、从军,还是投身于各项研究事业中,秉承的都是“刚毅坚卓”“自由独立”的精神。

其三,韧性,复原与创新。

在面对艰苦和挫败时,我们不仅能一次次复原、屡败屡战;而且,每一次站起来,都能迸发出一些新思路,从“有限”中激发“无限”,将“不可能”变成“如何能”。

在这个转化中,最重要的是心态的蜕变,从“不得不”“不可能”转变成“我想要”“假如这样试试”,于是,创新的火花就一丛丛迸发出来了。


曹宇红,心理资本专家、领导力教练。北大国际MBA职业发展导师,中科院心理所“心理资本”研修班导师,中关村人才协会“心理资本委员会”首任主席。著有《成为教练式的领导者》《领导者的冰山》《我自盛开》《开启职场“第二曲线”》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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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正风   轮值主编 | 夏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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