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胖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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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深圳大学的荔山食堂。两个中年人正在吃饭,吃的是两菜一汤。这两个人,一个是来视察的广东省副省长,主管教育。一个是学校的校长罗征启。这时候,一个厨师走过来,穿着白色工作服,头上戴着一顶厨师帽,手上还拿着一张纸。“罗老师,我们食堂改造还需要买一点东西,请你给签个字。”“你看看这个厨师写的字怎么样?他就是我们专科的学生。”此时的深圳大学刚创办两三年,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一所大学。从厨师能在大学读书、还能直接找校长签字,副省长说自己写不出这笔字的桥段来看,它又是一所非常怪的大学。种种匪夷所思、热火朝天,又让人莫名感动的故事,都发生在这所大学的八十年代。1984年1月26日,第一次视察深圳的邓小平准备经蛇口乘船去珠海。在这里,他看见几部推土机正在把一处处小山包推平,平整出一片土地。
一旁的深圳市委书记汇报说,这是深圳大学的工地,今年秋天招收的学生就要在这里上课。邓小平有点不相信,问了一句话:老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换做世界上任何一位教育家,都会提出如此疑问。几天后有几个日本人到深圳访问,听说9月份大学要在这片空地上课,大摇其头:绝不可能!这所计划修建图书馆、教学大楼、学生宿舍、教工住宅、餐厅、水塔……等22栋建筑物的大学,当时一共只有几张初步的设计图纸。需用的460张施工图纸一张也没有。按照当时的国家标准,至少需要27个月才能落成。有句话说:深圳大学,是深圳改革开放的样板工程之一。对外开放、商品经济、三来一补、出口加工、转口贸易、翻译交流……处处需要人才。深圳两年前还是一个几千人的农业小县,上哪里找这么多人才?一所大学就这样呼之欲出。广东人敢想敢干的程度,拿到全国都是首屈一指。既然无法按照常规方式完成,他们就采取计划倒排、压缩工期的办法。比如,大楼要求8月份交付使用,6到8月就必须安排室内外装修和设备安装同时进行;5月份主体结构需要封顶,那么3到5月必须完成主体工程……必须做到边设计、边出图、边施工。最多时,有十家左右的建筑公司在工地上同时施工,他们24小时昼夜不停,投入最能干的精兵强将、最先进的技术设备。8月18日,主体工程竣工交付;23日,学校从临时校舍搬迁来新校舍;9月21日,新学期开始,新学生全部搬入新校园上课。学校在这里举办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当年年底,深圳市委书记进京汇报工作,特意带了深圳大学庆祝大会的录像给邓小平看。老人看后,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此奇迹,他们靠的是什么秘诀?又如何保证施工质量?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校方只是采取了一些当时在国内还很少见的制度和办法。这所大学的基础,称得上得天独厚。它的中文、外语类学科由北大援建,清华援建电子、建筑类学科,人大援建经济、法律类学科。
在给校舍打地基的同时,几位市领导亲赴北京,请教育部帮助推荐校长人选。很快定下来两位。
一位是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著名力学家张维,担任深圳大学校长。
张维校长是一位院士,早在1944年拿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工程博士,是中国力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夫人叫陆士嘉,1942年拿到哥廷根大学的博士,回国参与创办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校长为深圳大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之一就是找人。他在清华、北大邀请了好几位重磅教授出任深圳大学各个系的主任,其中还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前任图书馆馆长,来深圳大学当图书馆馆长。同时,他在校园规划中把图书馆放在校园的中心位置,理由就是图书馆对学生太重要了。这观念一看就是家传,怪不得后来他的外孙子矮大紧读了那么多书。张校长此时已经年近古稀,国际性的交流活动也多。他虽然出任校长,但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作用,答应每年去两三个星期。真正主持深圳大学工作的,是时任清华党委副书记的副校长罗征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罗征启广东人敢想敢干。在罗校长主持下,深圳大学干了不少石破天惊的事。比如校园里需要植树,他安排有关部门让学生挖树坑,每挖一个给一个的钱。有个叫陈林科的管理系一年级学生,是农村出身,很会干活,一上午就挖了49个。学校规定,挖一个树坑一块钱。这就是49块。“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才四五十块钱,他一上午就挣了这么多钱,那还得了?”罗校长知道后责问:如果是雇民工,挖一个树坑给多少钱?处长说一块二。校长说:我要是事前知道,肯定不同意。应该给学生一块五。你若不给他,我就从你工资里扣!后来,这笔钱如数发给了陈林科。但还是分成了几个月才给。怕他一口气全花了。深圳大学的校舍不是像一般的建筑物那样搞成正南正北,而是全部向东偏了15度。这是罗校长亲自安排的。校舍落成后,很多人都说感觉非常好,觉得校园里有一种清新的气息,在这里待着就很舒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说法传多了,惊动了中国最信风水的香港人。不下五位风水师从香港来,看了以后都说:这个校长懂风水。其中一位风水师最终见到了罗校长,两人进行了一番对话。“正南正北这条线,是从《周礼·考工记》就有了,跟法律一样谁也不能变。但世界在变,宇宙在变,你若不变就要落后了。应该改多少?我们这一派的意见是15度。我看你的这个建筑正好偏了15度,所以说你懂风水。”“你们叫风水,我们叫建筑学和规划学。深圳这个地方,是以正东风、正西风为主的,如果把房子盖成正南正北,就会没有穿堂风。所以,潮州的房子,都是窗子很小,而且都是向东偏15度。所以,我在定这个位的时候,主要考虑了风向的问题。”罗校长本人的家族都有高血压遗传,偏偏他没有;刚到深圳的时候体检,医生说他两个肾都有问题;但在深圳大学工作几年后,他再也没有感觉肾不舒服。检查了几十年都没事。哦对了,罗校长是1951年考上清华建筑系的。那时候他17岁。光男女秘书,他就有六个。绝对是当时中国秘书最多的一位校长。从接听电话,到收转来信,再到安排校长的各类事务,都由他们负责。不仅如此,这六个秘书还经常轮换,不断有人进有人出。没错,这是罗校长的办学风格。深圳大学把勤杂工、合同工全部辞退,从校长秘书到食堂里的洗碗工,一直到扫马路、掏厕所的工人,全部由学生担任,学校按规定付给报酬。这叫勤工俭学。学校明文规定:学生就读期间必须有两次以上短期就业,其中一次必须是劳务性工作。不仅如此,学校把国家规定的、每个大学生平均享有的助学金全部取消,以奖学金制度取而代之。学得好,可以多得;学不好不仅没有奖学金,还要降级,降为试读生、专科生。一上来就培养学生的竞争精神。你如果学习实在拿不到奖学金,那就去勤工俭学吧。这样一来,深圳大学平均每天有40%的学生在从事各类勤工俭学活动。一开始,学生们也不习惯。本以为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谁曾想还要扫厕所。他们见到校长、老师,都低着头,很不好意思。后来,他们就逐渐习惯了,不再认为干体力活低人一等。很多女生穿着高跟鞋扫马路,见到老师还会打个招呼:早上好!有一位学院院长的女儿在餐厅当服务员端盘子,见到熟人不但毫无愧色,还很自豪。如果以为深圳大学的学生勤工俭学只是当苦力,去扫厕所、端盘子,那就错了。因为,在这所大学的校园里,逐渐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校办工厂,比如洗衣厂、印刷厂;出现了银行、邮电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旅店、商场,俨然一个小社会。深圳大学鼓励学生在校园里实践自己学到的知识。金融系的学生搞银行,中文系的学生当秘书,计算机系的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建筑系的学生搞设计和工程承包。所有管理与服务的岗位,跟校学生会、广播站等组织一样,全部由学生担任,公开竞聘。许许多多的学生不停地在这些岗位之间轮换,能上能下。校园洗衣厂的第一任厂长叫谭晓辉,83级经济系的。他做过校长秘书,担任过教师餐厅的经理,结果又去报名扫马路。理由是:“我是学工业经济管理的,我认为这个管理起点应该是当蓝领工人,但我一开始就当了厂长,我是想要熟悉各个岗位。还有一点,跟我同寝室的同学不好意思去扫马路,我跟他一起去,这样的话对他可能会好一点。”85级中文系有个学生叫邵滨军,刚入校三个月就敢竞选学生会主席,学校也真敢让他参加竞选。果不其然失败。不过他很有才华,先后当上了校刊主编和广播站站长,作品得了不少奖。结果后来犯了错误,又被迫辞职。在深圳大学,他先后干过七份勤工俭学的工作:售货员、清洁工、搬运工……踏入大学校门后,他的第一封信就是请家里不要给他寄钱。全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工资,成功地养活了自己。“我在深大仅仅两年半,但我觉得这两年半,比另外的18年学到的东西还多!”比如深圳大学的旱冰场,由学生设计和施工。虽然比社会上的方案节省了6万元造价,但最后场地上却出现了一道长长的裂缝,花了不少力气修补,教训深刻。但学校对这样的犯错并不在乎,而是继续鼓励学生们投入创新。图书馆的玻璃是蓝色的。为什么?因为设计外观的学生想创新。学校的道路是歪的,为什么?因为设计道路的学生想创新。深圳大学是全国第一家喊出“毕业不包分配”的大学,然而它的毕业生却不愁工作。在这样的氛围下,许多学生的性格和人生,都被迅速地改变了。89级化学系一个叫陈一丹的潮汕学生,本来是个沉默内向的宅男。进了深圳大学,他像变了一个人,勤工俭学特别积极,竞选当上了系学生会主席和校学生会委员,担任过社团的部长和常委。最后竟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校毕业生做发言。他有个高中同学,考进了深圳大学计算机系,叫马化腾。这个同学也是潮汕人,成绩一直保持在系里前五名,但人比陈一丹还内向,读了四年深圳大学也没有参与过任何社会活动。然而在深大的氛围里,他也学会了恶作剧,会制造一些病毒,把计算机房的硬盘锁死,连机房管理员都打不开。当时能在技术上跟他较劲的,只有计算机系的另一个学生,他叫张志东。罗征启校长的办学理念,可以从他的一次讲话中看到一些:“……今天,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冲破一刀切、一律要求一种模式的习惯势力;”“中国之大,没有必要只允许一种模式。欣欣向荣的特区,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我们每年给社会提供的人才却是一个样的?”“每年几百个优秀青年进入深圳大学,为什么我们要求他们吃一样多、一样胖瘦、排成一字型齐步走?为什么要塞进同样的模子里去压塑成同样规格的人才?”但是,深圳大学八十年代的种种大胆举措,不是罗校长一个人的天才成果,更不是他一个人拍脑袋决定的。它是那个时代的集体产物。体现着火热的八十年代,深圳这座改革之城的勃勃生机。刚到深圳半年多的时候,罗校长去蛇口海上世界玩,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袁庚。过了几天,袁庚请他去蛇口参加一个会,要给蛇口工业区自办的干部培训班发结业证。他去了,看到主席台上有一大叠烫金的证书,比清华的硕士毕业证还漂亮。他吓了一大跳。心想这怎么能随便发?“……有人问,这个证书,有关部门同意了没有?我告诉大家:没同意!这个证书,合格不合格,不是哪个部门尤其不是哪个部门领导说了算的,是社会实践说了算的!我们这个证书,在蛇口工业区四平方公里、南山开发区一平方公里,加在一起五平方公里内,永远有效!”全场热烈鼓掌,罗校长也跟着一起鼓掌,内心受到极大冲击。“这个证,在我深圳大学的一平方公里里面,也永远有效!”之前,他在深圳搞社会调研时,在工地、工厂、酒店工作的许多大龄青年一听他是深圳大学的校长,就挤上来介绍自己被时代耽误了,请求给一个读书的机会。同时他也感受到,深圳大学的校园、教室白天上课,晚上都是空着的,为什么不能办一个夜大吸纳这些青年?办夜大是要教育部批准的。他打了报告,一直没有回音。这回他明白了。回到学校,直接办起一个夜大,专门吸纳这些想读书的大龄青年。入学年龄、学历,没有任何限制。同时吸纳他们在学校的各种岗位上工作。1980年代半工半读学院课堂本文开头那位厨师,就是这个半工半读学院的学生,名叫方锡波。白天,他负责炒菜和管理食堂,晚上在中文系读书。三年读下来,他练出了一笔好字,总成绩在中文系排名第五,还从三级厨师升到了一级厨师。香港的酒楼出8000港币的月薪请方锡波去,他拒绝了,留在深圳大学继续拿200多块的工资,给同学们开烹饪的选修课。毕业后,还读了研究生。另外一个学生詹兆强,是个从江西来的盲流。听说深圳大学可以给盲流读书,卖血交学费读了建筑系。当时的深圳,是需要办边防证才能进的。办边防证必须要身份证,而当时的江西省还没有推行身份证制度。詹兆强偷偷爬铁丝网过来,卖报纸为生,晚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住在荔枝林里。公安部门以为他是逃犯,组织了几次围剿都没抓到他。后来,总算弄清楚了詹兆强不是逃犯,但他没有身份证也没有边防证,是不能留在特区的,更不能在深圳大学读书。虽然中文系主任发现他文章写得好,把他从建筑系转到了中文系。2023年4月27日晚,深圳大学40周年校庆捐赠仪式举行。多家企业进行捐赠,共捐款5.3亿元。其中,最大的一笔2亿元,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出手捐赠的。当年的几个学生——陈一丹、马化腾、张志东,他们都是腾讯的创始人。之前,他们已经为母校联手捐赠了将近4个亿。这么多年过去了,深圳大学依然不是985也不是211。然而,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也就是2018年,它被评了一个头衔:8位深圳大学的校友,以总额近6000亿美元的财富,进入了福布斯的全球亿万富豪榜。几十年来,它培养的学生为社会创造了众多的财富和创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第一任洗衣厂厂长谭晓辉成了中国知名的高尔夫运动经理人,在校园里打过七份工的邵滨军成了成功的企业家、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卖血读书的詹兆强在深圳大学文学院搞了一个助学金,专门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这些年他发达了,但始终住在深圳大学门口的一间老房子里。这所大学跟它所在的城市一起,经历了蓬勃生长的八十年代。它的故事,那些充满梦想、勇气和离经叛道的往事,已经成为这个国家青春期的一部分。前一年也就是2022年,他已经含笑而去,享年89岁。“活了这么多年,我在深大的那几年只是很短的一段。但是,那一段经历我记忆特别深,回忆起来我特别高兴,特别满意。我觉得我的一生中有了这几年还是值。”“人家都说,改革的人没有好下场。我说,我知道,但是,我要说的是,不改革的话,咱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如果只有我没有好下场,那我就认了。”2023年已过半,充满不确定。智谷尽全力帮助你找到有确定性的方向、趋势、研判。加入智谷圈,每周的万字调研和研究,浓缩出高标准的内部研判。每周3分钟,穿透资讯噪声,直达本质的财富信号。首发优惠价99元/年,未来随人数增加逐步恢复至499元/年。扫码加入,圈内等你,每周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