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导致了社会普遍的道德溃败?(深度好文)
道德溃败似乎已经成为常见现象。
而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溃败”说,
易中天教授的“道德沙尘暴”说,
郑永年教授的“道德解体”说,
以及凤凰卫视举办的
关于“道德崩溃”的讨论访谈节目,
都反映出学界和媒体对
中国道德前景的重大担忧。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社会普遍的道德溃败?
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
从问题牛奶到问题胶囊——
每一起食品药品事件的背后
都有一批贪婪而丧失底线的企业。
从这看起来,
似乎是市场经济和逐利行为
败坏了道德风尚,
威胁了食品药品安全。
不少人认为,
道德溃败的根源正是市场经济
对人的自利与贪婪的激发。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马克思
对资本逐利的经典引述:
“有50%的利润,
它(资本)就铤而走险;
有100%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描绘早期中国的市场繁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而按照孔夫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教义,这种“利来利往”的局面大概会被视为人们为了逐利而倾向于牺牲道德准则。
那么,市场经济是否真的容易导致道德溃败呢?
恐怕未必如此。
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
并不存在道德溃败现象。
腐败现象非常罕见,
企业丑闻更少发生,
食品药品更安全,
多数行业的从业者更加注重职业操守,
人与人之间更讲究互相尊重和文明礼仪。
市场经济本身并非道德溃败的根源。
市场经济或可塑造道德风尚
不仅如此,
市场经济有可能鼓励优良的道德风尚。
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
木匠、泥瓦匠、裁缝等
都是最早市场化的工种。
在前现代的中国,
一个个百年老字号的背后
都是经营者对于品质的严格要求
和对于职业伦理的恪守。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是同仁堂的基本理念,
大概也是同仁堂基业长青的关键所在。
企业的这种标准和实践
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的道德风尚。
道德溃败的政治与制度逻辑
既然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溃败,甚至可能鼓励美德与品格,那么如何解释目前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呢?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霍尔巴赫都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社会风尚和文明礼仪,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塑造的。
道德风尚会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响。
如果非法市场行为不受惩戒,就是鼓励这种行为,结果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其根源则在于法治的缺位。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治。
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哪一个法治缺位的国家能够塑造优良的公民道德、企业伦理和社会风尚。
因此,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导致道德溃败,而是不讲规则的市场经济、处处都讲“潜规则”的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
如果一个制售假药的企业可以逃避严厉的惩罚,企业主不会因此倾家荡产或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通过关系和贿赂还能继续经营,客观上就是树立了“坏孩子”的榜样。长期来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道德。
其次,道德风尚会受到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影响。
政府管制过密,企业负担过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几乎注定会危及道德风尚。
管制过密和税负过重,会诱使或迫使企业违规经营。
一旦企业选择违规经营,就倾向于规避一切可能的监管,并与监管部门官员形成复杂的交易关系。这会严重地腐蚀政商关系。
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容易导致寻租泛滥。对那些通过贿赂就能获得巨额订单的企业来说,他们的主要经营策略就是寻租。
再次,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
在古老的帝国,君主所崇尚的往往是其臣民所崇尚的。
如果君主喜欢歌功颂德和豪华排场,阿谀奉承和奢侈之风就会迅速流行。
在当代很多国家,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在已经公开披露的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一桌的宴请中,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
如果在官场——普通人眼中的“上流社会”,奢侈作风被认为是身份显赫的象征,那么要在民间社会塑造节俭与审慎的美德看来难度很大。
如果奢侈意味着显赫,那么节俭就意味着卑微。
目前奢侈之风日盛,无疑也受到了官场风尚的影响。
此外,如果政治权力能量巨大且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运作,就更容易塑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氛围,而不是一种自由、平等和协商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上级更容易变得独断专行和高高在上,他们往往热衷于是否令人敬畏;下级更容易变得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他们往往热衷于博得上级的欢心。
这种官场风尚一旦形成,往往会快速传染。
这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公民道德背道而驰。
官场风尚还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与企业、与社会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尚。这是塑造道德风尚的另一种机制。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信用。
信用的基础是诚实。那么,政治是否会影响一国的诚实程度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简单地说,国家的政治秩序和合法性是否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之上?
政府的实际政策与其宣称目标是否相吻合?
政府官员是否普遍地做到表里如一与言行一致?
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是否真实可信?
教育系统是否真的鼓励每个学生养成诚实的品格?
新闻媒体是否能真实客观地公开报道这个国家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
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确定无疑的肯定回答,诚实的品格才得到真正的鼓励。
否则,诚实将会成为一种罕见的品质,“说真话”反而成为需要勇气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就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忧虑:
私人谎言可能只是公共领域谎言的继续,企业造假可能不过是政治领域造假的延伸。
只有公共领域的普遍诚实,才有可能塑造一个国家的诚实品格。
来源:经济观察报,理想国读书
作者:包刚升(浙江海宁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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