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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公司架构刚刚兴起时，男人是劳动力主体，写下了最初的运作规则。这些男性视角的规则并没有因为女性成为职场的“半边天”而改变。
今年7月1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了一份2022年度《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这份报告预计，世界全面实现男女平等至少还要再等132年。2019年，该论坛曾“乐观”地认为，人们会在99年内实现这个目标。3年来，女性权益的倒退主要发生在职场上：新冠疫情在很多国家造成大范围的失业潮，女性受到的冲击比男性“糟糕得多”。随着学校及保育机构的纷纷关闭，不少职业女性不得不回归家庭，重新扮演起“相夫教子”或照顾长辈的角色。联合国估计，在欧盟国家，多达50%的女性在工作中曾遭遇性骚扰。一项针对在硅谷工作的女性高管的调查发现，90%的女性目击过性别歧视行为；87%的女性曾受到男同事贬低；60%的女性曾遭受过讨厌的办公室性骚扰。然而，没有性骚扰、不讲黄段子，建立这些基本的法律和道德意识只是职场迈向性别平等的第一个台阶。它们之上的第二个台阶是更为普遍，也更为隐蔽的职场性别规训。在职场，女性往往被默认为是“被凝视”的客体。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教授刘捷玉在《“白领丽人”在职场：中国企业中的性别政治》一书里谈道，20世纪90年代，“白领丽人”被中国媒体用来称呼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中国女性。事实上，“丽人”一词就注明了她们“性别化”的身份，在中文中，并没有一个词用来指代和描述“男白领”。在招聘环节，对求职者外貌的要求是普遍存在的。对男性而言，招聘者往往含糊地要求“高大、干净得体”，但对女性则会具体要求：“皮肤白皙，身材苗条，五官端正”。在企业入职手册里，对男性员工的着装要求的核心是“正式”，但对女性的要求则有更多“性道德”的意味，如不允许穿低胸和紧身的衣服。而在特定时刻，女性又会被要求展示其“性征”，比如在公司内部活动和酒桌上。在职场，更为隐蔽的性别不平等则是“游戏规则”的制定。一位在汽车行业工作的A女士告诉我。在她工作过的汽车品牌，是否能够晋升管理者，有一条硬性的规定：“要有一线经验。”所谓“一线”，就是管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专营店。这项工作要求频繁出差，“如果负责一个小区域，可能有几个城市十几个专营店，每个地方待两三天就换去另一个城市”。这样的工作要求对于女性来说是体能上的巨大挑战，也意味着有家庭照护工作的女性无法胜任。“所以现实中很少有女性去做一线工作。”A女士说，“没有一线的履历，女性只能在财务、市场和行政领域发展，或者走专家序列。专家岗和管理岗的区别在于没有人事权。管理岗给员工打绩效，做业务管理。”简而言之，男性终将握有实权。在A女士工作的车企，“一线工作经验”这条晋升金标准的制定并没有道理：一线工作直面销售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规则是公平且合理的。《卫报》专栏作家哈德利·弗里曼在2018年的一篇专栏文章里写到过一件事：他的一位女性朋友提出请假要求的时候，老板怒气冲冲地告诉她：“我也有孩子，我不还在坚持全职工作吗？”于是，哈德利的朋友生生把回答憋进了肚子里：“这话没错，但你的妻子辞职回家带孩子了。”
《神秘巨星》剧照
英国作家卡洛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在《看不见的女性》（Invisible Women：Exposing Data Bias In A World Designed For Men）这本书一语道破了这些现象根深蒂固的问题：“将人类默认为男性，是人类社会结构的根本。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像人类演化理论一样深入人心。”“很多年前，公司架构刚刚兴起时，男人是劳动力主体。无论是领导团队、举行会议，还是事项优先排序和决策制定，男人写下了最初的运作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由男人改进规则的有效性和效率性。”曾经担任谷歌高管的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2014年，桑德伯格怀孕，她突然发现公司的巨型停车场成为一个大麻烦。挣扎了几个月后，她决定去找谷歌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我宣布我们需要（在公司写字楼正前方）专门为孕妇建个停车场，而且要尽快建好。”布林立即表示同意，并补充说他以前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卡洛琳·克里亚多·佩雷斯把谷歌遭遇的这个问题称作“数据缺口”。“谷歌并不是非得通过一位女性高级主管怀孕才能填补这个数据缺口：一直有孕妇在这家公司工作。”她指出：“现代职场充满了这种数据缺口，从普通身材的女性要费很大劲才能推开的沉重大门，到楼下所有人都能仰视你裙底的玻璃楼梯和大厅地板，再到大小刚好能卡住你鞋跟的地砖缝。”《妇女参政论者》剧照
在职场晋升中，男性偏向更为司空见惯。长时间工作被普遍视为“勤奋”和“有事业心”的表现。统计学家发现，在美国，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的人其中70%是男性。他们的时薪自1984年以来的增长速度是每周工作35～49小时的人的2倍。一些国家还会对加班费给予免税政策。难道女性不愿意加班吗？事实上，几乎在任何一个国家，女性从事家庭照护等无偿劳动的时间都要大大超过男性。在日本，在办公室熬到很晚，然后和同事们一起小酌几杯，是职场要务。显然，日本的女性没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
《理想之城》剧照“传统的工作场所是为一个神话般的、没有任何负累的工作者量身定做的，”佩雷斯在书中写道，“他——言下之意一定是‘他’——不需要费神照顾孩子和年长的亲戚、做饭、打扫卫生、看医生、买日用品和食物、处理孩子擦伤的膝盖、应付欺负人的小孩，以及陪孩子做作业、洗澡、睡觉，然后第二天一切重来。他的生活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地分为两部分：工作和休闲。但是，如果人们假设工作者每天上班的地点和时间与学校、托儿所、诊所和超市的位置或开放时间完全无关，并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设计工作场所，那么，这样的工作场所就完全不适合女性。”即使当人们意识到了他们应当鼓励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也可能让他们采取背道而驰的解决办法。谷歌公司曾发现，靠毛遂自荐获得升职的女性员工少于男性。于是2012年，谷歌的资深女性员工开始举办研讨会，“鼓励女性毛遂自荐”。事实上，这是一种男性思维的解决方式，其根本是鼓励女性更像男性。“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呢？即男人做事情的方式、男人看待自己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方式。”佩雷斯指出，“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往往能准确评估自己的智商，但智商为平均水平的男性则认为自己比三分之二的人更聪明。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并不是女性提名自己的比例太低。也许是男人推荐自己的比例太高了。”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37期。参考资料：卡洛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看不见的女性》）排版：雨筠/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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