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对时间管理既焦虑又热衷。
我们既焦虑于时间转瞬即逝但却碌碌无为，又迫切希望自己能掌握时间管理的主动权，将有限的时间最大利用化。
为了迎合大家的需要，市面上涌现了许多时间管理书籍、课程和软件，它们都在教我们如何管理时间。时间管理成为了现代人必须掌握的生存技能，然而这又增生了新的焦虑。在社会紧密协作的分工下，能够有效时间管理的人意味着“自律”和“成功”，而无法适应社会时间节奏的人将面临“出局”。
尽管我们尝试掌握各种时间管理技巧，但事实却是时间好像越管理越不够用了。时间似乎永远无法被填满，时间的利用率越高，被安排进日程的事务就越多，甚至连休闲的时间也被安排得紧凑。
我们一旦踏入时间管理的旋涡，便无法随时停下，并且需要通过不断忙碌来缓解忙碌的现状。这让人不禁追问，时间管理真能管住我们的时间吗？它真的能让我们实现“时间富裕”吗？
回不去的“从前车马慢”
时间，看似是玄妙又既定的自然物，但在社会学家眼里，时间是社会的产物，因而时间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人讲究顺天应时，时钟像是一个被偶尔拎出来“观赏”的舶来品。此时的社会发展程度，还没达到人们对生活时间的感知让渡给精确度量时间的需要。到了近代工业社会，为了提高全社会的工作效率，将时间浓缩在精准的钟表里成了实现社会快速运转的必要。而到了现代数字化社会，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媒介信息的泛滥，我们的注意力总会在不经意间被转移，或在无聊烦闷的工作中寻找短暂的媒介刺激。因而，“媒介时间”将我们以往连续的时间“切碎”，并蔓延渗透至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末端。
传统农业社会由于依据自然规律定时，因而人们会对时间充满质的感知，是“从前车马慢”的日子，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作息，是“一袋烟”、“一顿饭”、“一柱香”等充满生活烟火气的时间计量方式。而现代的时间观就像给每个人拧上了发条，不断追求效率至上，加速的时代也骤增了大众的焦虑，在时间压力的裹挟中，人们开始主动将自己的时间量化为一个个事件节点又或一件件待完成事务。社会学家爱里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当时间产生并应用于社会时，社会时间便有了其外部强制性，但这种强制性“相当温和而不具压迫性、稳定而不剧烈”，它会使个体发展出对社会时间的自我调节，并使个体对时间产生高敏感度，以此实现个体自我的强制性，并使之成为人的特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起床都要下意识知道现在几点，并迫使自己时时去询问时间。这种无形的时间压力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训，并使人产生一种无法摆脱时间桎梏的命运感，成为了不可逆转的“社会熵”。我们就像“多任务管理器”一样，每天处理着各种事务，而媒介可以随时介入打断，这也逐渐填补了我们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之间的缝隙。我们“被迫”模糊了时间的界限，虽然时刻在忙碌，却也想不起自己确切做了什么。
被焦虑笼罩的时间管理术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不断增加的任务，人们会用时间管理方法量化自我行动，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时间管理之所以被视为是“个人技巧”，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时间管理状态。有的人“擅长”时间管理，生活事务处理起来游刃有余，实现“时间富裕”；而有的人“不擅长”时间管理，生活就会被各种事务牵制，时间永远不够用。
似乎能否实现“时间富裕”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时间管理能力。但很少有人考虑，我们为什么需要“擅长”时间管理才能换取足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实现“时间富裕”意味着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调运作生活，实现时间在“质”的提升。而一个人要想管理时间，首先他需要拥有时间的自主权。当我们每天被“不得不”做的事务包围，时间就会变得“不自主”，因而看似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实则所剩无几。而当人人都向往摆脱时间不够用的状态，希望掌握时间管理方法时，其实这不只是一个时间管理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学者Rinderspacher认为：实现 “时间富裕”不能仅取决于个人的时间管理技巧，也不应将它视作个体的责任。只是在社会的无形压力下，个体力量无法与之抗衡，才误认为时间不够用、不会时间管理是自己的问题。
然而，时间管理本身又会成为一种焦虑来源。在社会参照下，能够很好地进行时间管理的人，意味着拥有“自律”和“能力强”的特质。而反观自己狼狈地赶DDL，尽管结果差不多，但还是显得比别人“差劲”一些。我们尽管在努力跟上社会的节奏，但是新的焦虑仍旧滋生。这似乎就能解释为什么现在的人们会有强烈的时间焦虑感。人们对时间的焦虑体现在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但却时刻在感受时间流逝的无力感。时间焦虑驱使人们管理时间，这也使人们对时间越发敏感。人们的时间敏感性成为一种从社会中习得的特性，换言之，时间焦虑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除非你不想在这个社会里生存。而这种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更深层的原因是抽象时间符号与现实时间感知的界限模糊。我们平常感慨时间流逝得真快，表面上是对日历、钟表上的可视化时间数字流转的感慨，实则是感慨对人生、社会及自然的变化过程。因为这种触及生命本身的变化过程是对时间本质的真正呈现。而这种对时间的“质”的感知一旦被“量化”的时间定义，符号与感知的界限也将被虚化，以至于我们分不清我们焦虑的是时间流逝本身，还是对生命变化的后知后觉。而这种抽象符号与现实感知的界限虚化也给我们带来了“世界本就如此”的错觉，这种错觉使我们无法抵御“时间暴政”的压力，只能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乃至生理，来适应社会的需要。社会学家项飙提出：“当时间变得抽象化，时钟时间感就与人的行为脱离出来了，它不是靠人的行为来描述时间，而是倒过来，通过时间来规范你的行为，就像流水线作业，时间变得控制人的生理和生活。”
尽管我们需要适应社会节奏，但我们终究不是一台时间管理机器，重新审视生活中的时间价值，增加我们对现实时间的感知，回归感受生命的价值显得尤为珍贵。
回归感受“质”的时间
时间管理术之所以风靡，必然有它的“有用”之处，但这些技巧方法却使我们陷入了“时间越管理越忙碌”的怪圈。因为它只是拓宽了提高时间利用率的路径，但却不能从本质上回答我们为什么会普遍面临
“时间不足”的问题。在时间管理中，通过将生活划分为可量化的待完成事务或专注时间，使我们看上去更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但实则却将生活切割为一个个独立时间单位，量化时间本身也掩盖了生活的本质。看上去，人们对时间的最优“细分”是对时间的高效利用，但人们对时间的“划分”其实是一种对生活的“切割”。并且人们将时间划分得越细致，他们对于时间的精确感知要求越高，也就是项飙提到的“即时性、立刻、马上”。当人们被即刻性的时间碎片淹没，我们就越难发现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所以，我们是以用抽象的数字化来理解和控制时间，却不是以时间的逻辑在管理时间，也不是以时间的本质在呈现生命，这使得我们一直在困顿于数字时间的压力和焦虑之中，而很少能看到原来时间还有充满鲜活生活气息的“质”的一面。所以，如今我们说自己度过了“充实的一天”，会下意识地回想自己在这天中做了哪些事，通过细数时间被事件填满的经过，因而感到充实。但这种“充实”很少会和愉悦联系起来，而更多是忙碌的同义词。“忙碌而无意义感”成了我们在某个时刻怀疑自己当下生活的内心声音。而我们需要确认的生活意义感，实则是对生活本质的感知和追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搜索“确认生活的意义感”时，得到的建议都会是：建立人际联系、做美食、运动、观察自然等等。尽管这些事情听起来更像是“无意义的”，但它却构成了我们现实感知最重要的部分——对生命和自然的本真体验。社会批判家Jeremy Rifkin曾提到：“随着现代生活节奏持续地加快，我们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与地球上生命节律的脱节，我们不再能感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人类的时间世界不再与潮起潮落、日出日落和季节的变化相联系。”
把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多感受生命与自然的流动体验，而非被时代的加快节奏裹挟前行。或许这个过程，时间管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时间，但它不能帮我们实现“时间富裕”。时间管理只是把握生活节奏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认真感受生活也许才是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所在。时间如流水，湍湍流动，而我们感受到的仍旧是生命脉搏的跳动。[1]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吴国盛.时间的观念（第三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4]诺伯特·爱里亚斯.论时间[M].李中文，译;郑作彧，校订.中国台湾：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4.[5]郑作彧.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6]曹璞,方惠.“专注的养成”：量化自我与时间的媒介化管理实践[J].国际新闻界,2022,44(03):71-93.[7]胡翼青.生命时间、物理时间与媒介时间：关于时间的政治经济学.灯下漫谈（南京大学悦读书社官方公众号），2022.作者：Peiyo
编辑：远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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