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想逃离工作？——职业倦怠、消费主义和“后工作”未来

经历了整整一周的假期，在放松或狂欢过后，我们又要调整精神、定上闹钟，重新投入到工作状态。但想必此刻，大多数人还仍然无心工作，一心只想回到假期第一天，继续为祖国庆生。然而，难以回避的通勤时长、工作环境复杂的人际关系、节前没有处理完的工作都会如期而至，而且打开手机日历的你， 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

长达7天的国庆假期即将结束，接下来你将进入7天无休的hard模式！

相信很多人不止在心理上抗拒上班，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假期后，突然调整到工作模式，还会出现睡眠障碍、精神疲乏、胃肠功能紊乱等一系列生理症状，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节后综合征”。不过，想要逃离工作的你，仅仅患上了节后综合征吗？

磨人的职业倦怠症

197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赫伯特·J·费登伯格根据自身工作经历，提出了“职业倦怠症”（Occupational Burnout）的概念。费登伯格发现，在自己供职的诊所中，包含自己在内的志愿者们普遍表现出了极度劳累、头痛失眠以及消极易怒等现象，他将这种如同精力燃尽的现象命名为“倦怠”。

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职业倦怠”列入到《国际疾病分类》中，认为“职业倦怠”已成为“现代社会中讨论最广泛的精神健康问题之一”，并将“职业倦怠”的特征概括为以下三种在工作中出现的症状：感到精力耗尽或精疲力竭；与工作的心理距离增加，对工作产生消极、愤世嫉俗的情绪；职业效能降低。

职业倦怠作为只在职场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与工作压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工作量超负荷，对工作任务的进展失去控制，没有得到理想的报酬，没能与同事建立积极联系，工作绩效没有得到公正评价以及与公司价值观产生冲突时，职员便会表现出明显的职业倦怠感。调查显示，职业倦怠还会在不同程度上诱发多种疾病。

你的工作可能有害？

在现代社会的工作制度中，人们从工作里不止获取报酬，还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获取成就感，完成自我实现。然而，有的工作不仅没有创造相应的社会价值，还折磨着从业者的心灵。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研究发现，社会中一半以上的工作都是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工作。

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预言，21世纪自动化机器可以取代大部分毫无价值的工作，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但现实并非如此，从现在普遍的工作时间来看生产力进步的结果反而导致工作的增加，尤其是一些特定种类的工作增加了，格雷伯把它们称作“狗屁工作”。狗屁工作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内容，却要求从业者假装自己每时每刻都很忙，尽管可能收入不低，却会让人陷入日复一日重复操作，又找不到工作意义的疲惫中。吊诡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很累又有意义，往往是低收入且被人瞧不起的工作。

在格雷伯的理论中，狗屁工作可以分成五类，分别是随从（flunky）、打手（goon）、拼接修补者（duct taper）、打钩者（box ticker）和分派者（taskmaster）。随从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包括各种助理、保安。打手帮助老板“坑蒙拐骗”，指电话推销员、企业律师等。拼接修补者负责处理本来可以完全避免的问题，最突出的例子是成天跟在能力不足、行事马虎的上司屁股后面，一直忙着收拾烂摊子的下属。打钩者指用来掩盖某个组织不作为的员工，比如为了完成公司合规性调查临时组织的部门。分派者的全部工作就是给他人分配工作，指一些没必要存在的上级，哪怕没有他们的介入，下面的员工依然可以把工作干好。

缺乏责任与信念感的狗屁工作会磨损人们的尊严，人们需要在工作中寻找意义，意义的缺失会使人不知所措。在征集了大量案例后，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试图论证，最大的自由是感受到工作的目的并且去做，而“摸鱼”“无实物表演”“装作自己在忙”的工作事实上是最大的无尊严和不自由。从事狗屁工作，尤其是被人监督、被人迫使的狗屁工作，会剥夺人的快乐。

消费能缓解工作压力吗？

很多人在工作结束后都会打开手机购物软件，用“买买买”来犒劳自己，在下单中获得即时的满足感和快乐。然而，消费行为尽管可以带给人瞬间的愉悦，缓解工作压力，消费文化却无法把人从工作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反而会让人越陷越深。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就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已经由所谓的“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其标志性后果之一就是“消费文化”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消费成为了当代社会运转的核心，从而获得了一种至尊性。

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这本书中，鲍曼指出消费市场的诱惑使人们丧失了自主判断能力，丧失了把自我焦虑转换为公共议题的表达空间。对市场的依赖破坏了人的社会交往能力，所有人之间的结合都只是暂时和易变的。由此，人们只能求助于市场的货物、服务和专家的意见，市场成为其确定性和信任的基础。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能力成为人与人的判别标准，穷人因此变成了无法正常消费的 “有缺陷的消费者”，在精神上失去了与富人平等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富人不是敌人而是榜样” 。消费主义的常识使新穷人无法相互团结和组织起来，每个人都似乎想证明自己更有能力获得资源，而不是力图把个人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议题，并用公共手段解决。所以，尽管普通人在消费型社会感受到工作的困苦，为了持续获得消费能力，人们只能不断工作。

我们能不能不工作？

自从2016年阿尔法围棋打败李世石之后，人们开始越来越关心人工智能、自动化以及机器人技术会对就业造成什么影响，什么样的工作可能被取代。不过，尽管一直有人断言机器会取代人类，承担一切非创造性工作，但目前来看，进入“后工作”未来的希望还非常渺茫。

在工作制度下，人类得以与社会形成稳定的连接，在社会关系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大规模失业绝对是一场灾难。即使物质的丰富可以让人类不依赖工作获取收入，从心理上来说，人类仍然需要工作提供的身份感和社会关联等，“人总得做点什么，否则肯定会无聊到发疯”。

从技术本身来说，人工智能远没有达到取代人类的地步。全球范围的数据表明，失业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的停滞，而不是技术进步。“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当下境况的关键不在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失业，而在于不断加剧的不充分就业问题。”不充分就业问题指向非正规的、缺乏福利和保障的不稳定工作，它们大都被视为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端职业，工资自然也处于较低水平。

尽管“后工作”未来似乎不会到来，但如果只把工作性质定义为好的或坏的，用以思考人类失去工作的前景，其实反映了现代人对于工作态度的二律背反。未来工作的性质也可以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与现有观念中的工作活动截然不同，这都需要我们思考另一种意义上的“后工作”未来。

无论未来如何，先打起精神，定好闹钟，准备明天去上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