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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女儿看完「学习困难门诊」后,我选择躺平了

带女儿看完「学习困难门诊」后,我选择躺平了

公众号新闻
撰文丨陈晓妍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很多小孩的问题,就是关系的问题


在上海同济医院“学习困难专病”门诊,儿科副主任周晓迅见过很多焦虑而疲惫的父母。


诊室里,有的家长细数起孩子的罪状,边说边掉眼泪。


在家上网课,老师在屏幕那头点了三四次名,男孩就趴在桌上睡觉。一被父母责骂,就发脾气摔门,甚至动手打人。


一位上海母亲在疫情封控时和孩子在家待了两三个月。孩子患有多动症,自从断了药,上网课坐不住,功课也做不完,母子间的“战争”每日上演。解封后复诊,女人肉眼可见衰老了不少。


学习问题总是演化为家庭矛盾。


那位上课睡觉的男孩,被医生问到对父母的评价时,孩子的回答是:“没有任何优点。”


诊室外的走廊上,十来岁模样的男孩跟在母亲身后,两人冷着脸,隔着一米开外的距离。母亲提醒他吃点面包,男孩冲着她大喊:“我今天就是饿死也不吃!”


学习困难门诊建立之前,同济医院就设有儿童心理咨询门诊,但大部分家长咨询的问题,都离不开学习。


那是最容易引起父母忧心的指标——


为什么孩子不听话,成绩不好?

为什么不愿意读书,整天打游戏?


开学第三天,一位一年级的男孩被母亲带进了周晓迅的诊室。


他先是对诊室里的设备来了兴趣,在体重秤上跳上跳下。刚坐定,又从椅子上溜下来,摸摸听诊器,挂在耳朵上听。


但这个活力过剩的男孩其实敏感脆弱,父母说他几句,就会大哭。


新学期第二天,老师就把家长叫到学校。上课上到一半,孩子自顾自站起来,到教室外面兜了一圈。


老师提醒母亲:“小孩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带去检查一下。”


周晓迅(左四)接诊患儿和家属 ©上海同济医院


像这样被带来的孩子,超过一半会被确诊多动症(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这是导致学习困难最常见的病因。


除此之外,可能确诊的,还包括智力障碍、阅读障碍、自闭症,又或者抑郁、焦虑这样的情绪问题。


一位日本专家给多动症取了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大雄—胖虎综合症”。


这个名字对应着多动症的两种亚型,大雄代表着“注意力缺陷型”,散漫、拖延,粗心大意,做事常常失败;而胖虎是“多动冲动症”,冲动、易怒,有暴力倾向。


故事的链条常常这样展开:


家长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如人意,还表现出种种“特异”之处,家庭内的纠正以失败告终;


他们焦急地带着孩子来看医生,有时也就收获一个名叫“多动症”的症候,这让他们确认自己的孩子病了,一切出于生理的原因:


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控力,都是因为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受损。


于是吃药、治疗,有的持续一两年,每隔两周就要到医院复诊,然后满心期待孩子们康复。


但同济医院副主任医师梅竹说,“小孩子的行为问题也好,情绪问题也好,背后很多就是关系的问题。”


在学习困难门诊,“各种各样的家庭都会在这里展现。”


有的家长一坐下,不允许孩子说话,先数落一番孩子的不是,半句不提优点。


有的家长让孩子和医生交流,自己坐在一边玩手机。


有时候,母亲带着小孩进门,父亲就站在诊室门外。医生多次邀请,对方才勉勉强强进来。


与医生交流时,一些父亲全程不说话,一些母亲则全程抢话,父亲没说几句,孩子刚说两句,母亲都会插嘴进来抢走主导权。


还有一个被带到来看病的孩子,家长告诉医生,孩子上课分心、走神,回家做作业也磨磨唧唧,这不是典型的多动症吗?


但经过现场询问和评估,医生排除了这个可能。


这些典型的“症状”,是因为孩子被父母送到他们认为更好的小学去,他不愿意,但因为年龄小,无法反抗父母,只能靠“摆烂”消极抵抗。



这些亲子间的隔膜,如果不及时干预,随着年龄增长,情绪问题愈发严重,情况只会变得更棘手。


周晓迅就说,那些来就诊的大孩子,许多有焦虑抑郁,或者自残、自杀的倾向。那是情况恶化了的结果。


一位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孩来到门诊,亮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疤痕,是拿刀子划破的。晚上,女孩还会外出酗酒。有的男孩,则习惯了在外面打架斗殴。


孩子的敏感往往超乎大人的想象。


在学习困难门诊,很多孩子能感知到父母情绪的波动,一看到父母不开心,就变得紧张、焦虑。父母则容易忽略孩子的这种特质。


家长眼里,“孩子没心没肺,说他后,过会儿就忘了”。可等到父母出了诊室门,孩子单独留下时,便告诉医生:“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也有的家长把全部问题推给了孩子,“孩子没病,我自然就好了。”


“孩子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的是整个家庭的问题,”梅竹说,“绝对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治疗。”


这也是医院专门设置学习困难门诊的原因。


家长们往往最容易注意到学习问题,学习困难引发亲子矛盾,家庭战争由此爆发,伤害孩子,也伤害父母。


恶性循环之下,不仅导致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品行障碍,也成为一个家庭难以愈合的伤痕。


而所谓治疗,在谨遵医嘱之外,往往更需要一场家庭疗愈。



家庭战场



大概是从女儿三四年级开始,绿杉蔷的家庭生活变成一个战场,上演着权力的压制与反抗、怒吼和眼泪,甚至几次提到过“死”。


触发机制,有时是女儿笔下的一个错字,同一个字,听写十遍、二十遍,这次少一个点,下次又多了一道横;


有时是一个数字,写在草稿纸上是“7”,搬到习题本里就成了“1”。前面明明写的是乘法,算着算着就成了加法。


她冲着女儿大吼,有时候,咆哮声响彻楼层。好几次,绿杉蔷被气得手脚发麻,眼前发晕,倒在沙发上。


给安妮报考钢琴三级,几首曲子,反复在同一个地方犯错,纠错、打手心,还是改不过来。


绿杉蔷彻底失控,跑过去打开位于23层楼的窗户:“都不活了,咱们俩今天一起跳下去!”


而四年级女儿的反击是,她冲进厨房拿起刀:“你知道我去干什么吗?我要自杀!”


绿杉蔷在黑板上写下女儿的常错生字和记不住的单词,右边的板子贴着学习计划表 ©绿杉蔷


夜里,绿杉蔷躺在卧室的床上,被绝望感包裹着。她想到即将面临的“小升初”,想到未来一道道需要依靠学习翻越的险峰:


以后如果考不上高中,上不了大学,没有好的工作,这孩子就完了。


她也不明白,看起来那么聪明的孩子,为什么就是学不好?


为了孩子的教育,她自学了心理学,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但仍然找不到答案。


女儿安妮曾短暂地承托起她的希望。


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安妮和另一个小男孩一起,代表幼儿园里的几百个孩子,当晚会的男女主持人。小区里有8个年纪相仿的孩子,安妮和男孩,被大家公认为最优秀的。


上小学后,男孩一连拿下了校级、北京朝阳区的“三好学生”,安妮的成绩却掉到了班级中游。


在绿杉蔷身边,成功教育案例比比皆是。


她亲眼看着一位好友的女儿慢慢长大,考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当上北京的中考状元,又在高考后,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把孩子们放在同一个坐标系,在众多上升曲线中,女儿安妮就像那根最突兀的抛物线,随着一起失控下坠的还有母亲的人生。


亲子关系最紧绷时,啪——,绿杉蔷成了最先断裂的那根线。她确诊了抑郁症。


“学习困难”四个字,在她的前半生从未出现过。绿杉蔷自己在10岁左右就得过国际大奖。读书向来不是多费劲的事情。


从小到大,该拿的奖项都拿了个遍。毕业之后,她考上了北京的公务员,一路升职为中层干部。


但40岁这年,绿杉蔷辞掉发展前景更好的领导岗位,换了一份市属高校的工作,有寒暑假,四点下班,给了她足够的时间监督女儿的学习。


那时,绿杉蔷仍认为安妮学习不好,只是“态度问题”。


“对我来说,人生在走下坡路。”绿杉蔷说。失落感和怨气没有消失,成为日后亲子矛盾的催化剂。


每天下午,绿杉蔷掐着点下班,朋友间偶尔聚会,她也不敢参加。急匆匆赶回家,做好饭菜,就坐在安妮身边死磕作业。


但凡遇到懂教育或孩子成绩好的家长,绿杉蔷就追着问:“我们家孩子怎么就这样呢?”


关系好点的朋友,都收过绿杉蔷发来的卷子照片:“又考成这样,你说到底为什么呢?”


那时,绿杉蔷还不知道,自己患上抑郁症,女儿安妮也逼近了危险的边缘。


一天,女儿同桌的家长突然找到绿杉蔷,告诉她,两个孩子觉得上学没意思,相约着跳楼自杀。



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



2019年5月,安妮在北京市第六医院确诊为注意缺陷型多动症。


安妮做过的韦氏智力测试,气质类型为“难养型”

 ©绿杉蔷


据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编写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显示,全国ADHD患儿大概有1461万至1979万人,就诊率不足10%。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助理研究员王久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从2016-2020年,医院诊断了601名多动症患儿,其中,有200个孩子合并有阅读障碍。这家医院,还是国内为数不多,能为阅读障碍提供明确诊断的机构。


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多动症或者阅读障碍的孩子,既无法适应学校的学习,也无法得到家长的理解,在当下的社会价值序列中,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失败者。


拿到诊断结果,绿杉蔷感受到一种极强的解脱。孩子是个好孩子,问题也不在于自己教养不当,她只是病了。


一些多动症孩子通过用药恢复正常的案例,让她感到振奋。


中枢兴奋剂类的药物可以改善注意力不集中,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可以减轻精力过剩。


但她也在医生和部分家长那里了解到,也有孩子用药之后效果并不明显,反而产生了抗药性。


睡眠不好、食欲下降,也是可能存在的副作用。


考虑到安妮的症状并不严重,绿杉蔷暂时没有让孩子服药。


这位焦虑的母亲又开始打听其他的疗法,包括食物疗法、感统训练、数字疗法等等……市面上,这类机构的广告随处可见,收费动辄好几万。


所有与多动症相关的书,绿杉蔷几乎全找来读过了一遍,“盼望着有一天药到病除,孩子变成我期待的样子。”


她参加过多动症孩子的教育讲座和工作坊,结识了专门研究多动症的博士,以及一位美国的教育专家。


一位做特殊教育的朋友问绿杉蔷,如果孩子以后没有明显好转,一直都是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做到接纳她吗?


绿杉蔷在心里愤愤回应:你没这样的孩子,当然说得轻巧。


去医院时,绿杉蔷偶遇了一对从山东来北京就诊的母子,是被学校老师撵来的。孩子在地铁上跟人搭话:“老师说我有病,不让我上课了。”


男孩七八岁,充满活力,在医院跑来跑去,抱着其他孩子转圈。中午,妈妈买来汉堡,孩子举到绿杉蔷嘴边:“阿姨,你吃啊,这个不辣。”


晚上回家,绿杉蔷在微信上告诉对方的母亲,孩子非常招人喜欢。听到转述的夸奖,孩子有点意外地问妈妈:“阿姨也喜欢我这样的孩子吗?”


仿佛心被撞了一下,电话另一端的绿杉蔷心疼了起来。


在怀上安妮之前,绿杉蔷和丈夫最喜欢看宫崎骏的动画片,里面的小女孩,个个活泼可爱。夫妻俩许愿,将来一定也要生个波妞那样的女儿。


不久前,两人想起这件事,才忽然意识到,老天已经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女儿。


安妮阳光、真诚,一点也不娇气。在班里人缘很好,每天都生气勃勃。


“我们怎么又贪心了,”丈夫说,“当时我们并没有求一个学习好、在学校表现乖巧的孩子。”


在学习困难门诊,治疗开始前,梅竹会跟家长达成治疗共识——


不在于分数提高多少,除了改善核心症状,更需要关注孩子的行为和情绪管理,以及家庭成员、老师和同学的相处模式。


“不是孩子送到这里,医生管他就行了。”梅竹说,“就像桌面的平衡一样,孩子动了你(家长)势必也要动,才能建立一个新的平衡。”


但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就像一场漫长的自我斗争。


安妮升上五年级不久,拿回了数学第一单元测试的试卷,上面写着刺眼的数字——76分。


绿杉蔷提醒自己:深呼吸,淡定。她没有责骂安妮,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搬来一堆习题。


但情绪还是会反复。


有一次,安妮写一篇作文,用了两个小时,抄了三遍,照旧出现了三个错别字。绿杉蔷又开始变得狂躁,脱口而出:“我真是后悔生了你。”


安妮像头受伤的小兽窜回房间。绿杉蔷的反复无常给她带来了另一重伤害。安妮哭着质问:


“你到底有多少个面孔?”“为什么你有时候对我那么好,还给我做水果,还摸我的头,转过头就说你后悔生了我。”



主流社会里,不正常的人?



安妮确诊多动症后,绿杉蔷开通了一个公众号,记录女儿的治疗过程,由此建立起与四五千个多动症家庭的连接。


她结识了许多受苦其中的家长,其中许多是母亲。


来自济南的一位妈妈全职带娃,孩子患上多动症后,丈夫怪她,连个孩子也教育不好。


每隔两三天,她就会接到老师的投诉电话,现在,她一听见来电铃声就想哭。


住在北京大兴的一对夫妻,在孩子确诊后离了婚。妈妈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把小孩带在身边,住在孩子的姥爷家里。


老人搞不清多动症,也不了解抑郁症,难以忍受“不正常”的母子,天天在家发脾气。


一位多动症家长与绿杉蔷的聊天记录 ©绿杉蔷


痛苦之中,家长们带孩子看病,给孩子吃药,祈求自己的孩子能变得正常。


但慢慢地,一种“逆反”也在某些家长心中产生,自己和孩子都那么痛苦,真的只是因为一种病一种缺陷吗?


大概对应试的狂热,对成绩的焦虑以及相伴随的对孩子的高压,是整个东亚社会的共同特征。


在《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一位中国台湾社会学博士写下自己的观察:


“就是在一个过度将学业成绩表现等于能力的社会体制中,孩子学业成绩不佳,才会被视为功能减损,或是才会引发他人负面的反应,致使孩子遭致挫折。”


在医院时,绿杉蔷遇到一位给孩子取药的父亲。吐槽完孩子的成绩和学校的表现,又流露出温情:“咱们这种孩子,还自我感觉特好,每天倍儿乐呵!”


如果没有学习生活,多动症孩子或许是最快活的一群人。


在很多家长的描述中,快乐仿佛是这类孩子的某种天赋


一位妈妈形容7岁的女儿,像一只快乐小鸟,每天自娱自乐,时而哈哈大笑,一家人都被会她的情绪感染。


网名叫“A娃洛爹”的父亲在网上写下飞鸟与鱼的比喻:


儿子是一条快乐的鱼,却被要求和一群小鸟比赛飞翔,不飞就会被看不起。家里没矿,无法打破世界的规则,只能给小鱼吃药,让他扭扭捏捏学飞。


可能难解的问题是,是学习,而不是快乐,是孩子们童年的“正经事”。


“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太卷,太‘变态’了。”曾是学霸的绿杉蔷也连连感慨。


安妮六年级时,期末考试满分700分,她考了650多分,每科平均分在90分以上。但在班里排到了20多名,跌到全年级100名以外。


绿杉蔷承认,就算把当年的自己放到现在,也不一定能做得比女儿好。


《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中的《我国中小学生自杀问题的现状分析》分析,导致中小学生自杀的原因,家庭矛盾共占比33%,居于首位,紧接着是学业压力,占比26%。


但报告认为,相当一部分家庭矛盾案例的冲突根源也是学业压力,考虑间接作用,学业压力才是首要原因。


绿杉蔷尝试“躺平”,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作为母亲内心僵固的角落开始松动。她参加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开展的一个课程。这一次,干预的对象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这是一个旨在“改善父母情绪问题及无益处教养行为”的课程。课程主题上写着:“我们能否暂时去掉对孩子的种种标签,全然观察他真实的样子?”


在那次发火过后,绿杉蔷预约了心理医生,排解自己的焦虑和压力。她突然发现,自己好久都没有大笑过了,连笑的感觉都很陌生。


心理咨询起了作用。去年元旦,绿杉蔷陪读三天,居然没发过一次脾气。


安妮的爸爸也发现了妻子的变化,晚饭时,他对妻子说,感谢你这三天没有发火,这个假期过得很愉快。



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有一天,女儿给绿杉蔷看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


那是一张血淋淋的照片。是一个孩子在白皙手臂上,用裁纸刀划下的一道道伤口。手臂的主人属于小区里另一个女孩子。


不久之前,她刚考上北京二环内一所很好的初中。毫无疑问,是大人眼中教育成功的典范,但手上的每道伤口,都揭示着可能付出的残酷代价。


像绿杉蔷这样的父母不得不问自己,到底是“不会学习”的病,还是僵化的教育体制、单一的价值评价体系,才导致那么多的焦虑和痛苦?是否能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一位华人妈妈Mana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她带着患有多动症的儿子在澳洲生活。


孩子刚确诊时,Mana也曾焦虑过。她从小在国内长大,在澳洲接触最多的,也是当地的华人圈子。


身在海外,他们仍是最热衷鸡娃教育的一群人:补课、上强化班、进入“精英中学”,考上一流大学。


就连国内的外婆也会时不时发来老姐妹们的孙辈视频,谁家的孩子考了钢琴几级,今天背了多少三字经,明天又学了几首唐诗。直到学习障碍的出现打破了大人们的幻想。


这位母亲的幸运之处在于,她更少感受到来自家庭内部、学校,以及社会的压力。


Mana的丈夫本身也患有多动症,他劝说妻子,孩子只是性格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应该接受孩子的不同。


丈夫告诉Mana,小时候,他经常被老师投诉,“他上课不行”“他多动症”。妈妈从没维护过他,反而帮着老师,在他心里烙下异类的标签,让他从小就有着创伤记忆。


16岁,丈夫从国内搬到澳洲,在他成年,拥有选择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大学的入学资格,他厌恶读书,转而选择自己喜欢的技校学修车,打过几年工,后来自己创业——


意思是,即使无法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优等生”,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而在澳洲,还有一整个社会支持系统。在学校,老师们大多都经过专业培训,知道怎么帮助多动症孩子,作为在学校的观察者,老师也会写评定量表,帮助医生诊断。


情况严重的,学校还会专门为他们设置特殊班,每两位老师带六个学生。


多动症孩子容易在长期的负面评价中,积累挫败感和低自信。但Mana的儿子在学校里,几乎每个学期都能拿奖。


除了学习,学校还会设置一些关于品行的奖项,比如有责任感,或者愿意助人为乐。


孩子在学校获得的奖状 ©Mana


但在国内,就算是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对多动症有足够了解的老师们也并不多。


上初一后,安妮的数学成绩常低于班级平均分。答题漏步骤,卷面也不够干净。这是一所唯分数论的中学,数学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批评她,“无药可救”。


在安妮拿回家的卷子上,绿杉蔷都能感受到老师的烦躁。上面打着硕大的“X”,连纸张也被划破。


状况严重一些的孩子,如果破坏课堂秩序,就算能避免被老师劝退,也遭不住其他家长的投诉,甚至可能会被班里的孩子孤立。


绿杉蔷并不埋怨老师。家里有一个多动症孩子都会焦头烂额,更别说在几十个孩子聚集的班级里。“这不是老师的问题,是教育大环境的问题。”


而在澳洲的华人圈子里,Mana发现,被视为天资聪颖、最擅长学习的华人孩子,在青春期出现崩溃、抑郁的心理问题的,也不在少数。


在当地人看来,很多华人家长的上名校的执念是难以理解的。


与学习困难抗争了三年,如今,绿杉蔷正在学着怎么当一个甩手掌柜。这是应对女儿进入青春期而改变的策略。


这个最叛逆的年龄,让父母们如履薄冰。她决定把重心全部放在维护亲子关系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跟她做朋友,其他的都放在第二位。”


她慢慢相信,在医院确诊,不意味着孩子一辈子就“完了”,“不合适学习,肯定有适合的事。”


绿杉蔷所在的家长群里,几个妈妈开始讨论,孩子擅长做甜点,造型精致,口味也很好,那么长大了当个面点师也不错。喜欢插花和瑜伽的,未来能走的路又多了两条。


这也让绿杉蔷想起,女儿安妮喜欢电子音乐,自己就会做大量笔记,啃英文原版电音杂志,这让她的英语PET考试一次通过;


她爱打篮球,入选过校女篮队,代表学校拿到过北京市朝阳区冠军……


绿杉蔷想,无论哪一项成为她日后的职业选择,能让她安身立命,或许也不错。


如今,女儿写不完作业的晚上,绿杉蔷不再执着于熬夜完成,而是和丈夫一起怂恿她休息一会,或者出去转转。


周末的时候,其他孩子都在学习,安妮却总被爸爸拉着出去骑自行车,或者坐在绿杉蔷的小电动车后面兜风。


女孩喜欢戴着耳机听歌,或者跟妈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最近又喜欢哪些歌星。


绿杉蔷的手机歌单里,有一首齐豫的《女人与小孩》。是她怀孕时最喜欢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当初那个年轻的妈妈,小心翼翼捧着隆起的腹部,发誓要给孩子最好的爱。


她很久没听过这首歌,但歌词记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这个小孩是不是一个礼物

但我知道我的生活不再原地踏步

陪他长大

给他很多很多的爱

让他拥有自己的灵魂和梦

因为一个小孩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 。腾讯新闻内容出品,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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