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人文根源

2022-10-13 20:10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6年第3期

转自：科学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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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的人文根源

作者：郝苑

在科学诞生的过程中，人文文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科学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它需要有一个能促进科学发展的良好的人文文化背景。”（[1]，p.7）如果说，科学是一棵大树，各个科学部门是它的枝干，那么，人文文化就为这棵大树提供了生长所需的阳光、空气和土壤。脱离了人文文化提供的各种有利的先在条件，要完整、全面和深刻地理解科学的诞生，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的诞生，就有必要充分理解和认识孕育科学的人文文化，而这也就意味着从西方人文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和古罗马那里去探寻科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根源。

一、科学本体论的人文根源

人类对自然存在着多种描述方式。除了科学的描述外，人类还会运用神话、形而上学等其他方式对自然进行理解与描述。不同文化之所以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自然，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各自对“自然是如何存在的”，“自然的存在是否有秩序和规律可言”等本体问题的认识和信念不同。对那些处于科学起源时期的科学家来说，他们普遍都相信自然中存在着可被人认识的规律。具体说来，这包含以下四层含义：

第一，自然界中存在着规律。无论是将自然定律理解为人的理智的产物，还是独立于人的心灵的客观实在，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都预设了自然规律的存在。第二，自然规律普遍支配着世界。世界的运行严格按照科学规律进行，由于自然界的复杂性，存在着一时无法被已发现的自然规律解释的现象，但不存在永远无法被自然规律解释的现象。第三，自然规律可以通过理性而被人认识。每个有理性的人，在经过适当的训练和学习，都能够把握自然规律。第四，被发现的自然规律，不仅能够用语言进行交流，而且应当用语言公之于众，以接受知识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检验和批判。上述自然本体认识和信念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科学之外的人文文化，它们可以在古希腊文化中找到根源。　

卡西尔认为，古希腊文化史上那场由神话和宗教思维转向自然理性思维的重大变革，“就其出发点和就其目标去观察，大致上可被概括地归纳为一个基本概念。这一概念首先被希腊哲学所发见和由希腊哲学顺着它的各种侧面作出增补完成。于希腊思想发展中扮演这一种角色的，是逻各斯（Logos-Begriff）这一个基本概念。”([1]，p.6)由此可知，逻各斯在古希腊文化和思想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核心地位，它见证着希腊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并以它多义的内涵反映着希腊文化的多种面貌。笔者认为，古希腊文化的主要特征大致可以归结为“逻各斯”的四层含义，而由这四层含义所对应的希腊文化的四方面重要特征，恰恰为西方人文文化确立了自然科学产生所需要的对自然本体的认识和信念。

逻各斯的概念最早由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赫拉克利特虽然在不同的含义上使用“逻各斯”，但逻各斯还是具有一个基本的涵义，也就是“一个尺度、大小、分寸，即数量上的比例关系……这种尺度当然也是一种规律”。（[2]，pp.459—460）赫拉克利特肯定了自然以及人类的经验是不断变化的，但他强调，这些变化是有规律的，“逻各斯”首先就意味着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

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恰恰是古希腊文化肯定自然的秩序和规律的生动写照。古希腊文化的这种自然观形成于它的神话。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他系统总结希腊神话的名作《神谱》生动地描绘了创世之初，以宙斯为代表的象征秩序的奥林匹斯诸神战胜象征混沌的提坦诸神的过程，从而确立了诸神之间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关系的过程。神祗之间严格的等级秩序是宇宙、城邦中存在的一切规律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神谱》在很多段落中都不是对神灵的直接描述，而是“重述被理解为神（theoi）的行为后果的那些被观察到和经验到的一系列事件”，（[3]，p.53）这些事件大都是一些自然现象，如《神谱》有关宙斯与最后一位提坦神——提丰的战斗的章节，诗人所描述的雷鸣、闪电、火光、地震，以及提丰的外型，就是取材于地中海埃特纳（Etna）火山（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北部，是欧洲最高的活火山）的外型及其爆发时产生的震撼人心的自然现象。因此，希腊神话中所反映的不同神祗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谱系和严格的等级秩序，是严格地对应于人们所能够观察到的自然现象的。于是，不同的自然现象之间，也就被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奥林匹斯的诸神一样，存在着明确的联系和秩序。由此，希腊文化也就肯定了自然现象中存在的逻各斯。

其次，作为自然变化规律的逻各斯是普遍有效的。“正是逻各斯以及由逻各斯决定的现实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才让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工作成为可能”，（[4]，p.31）因此，普遍有效的逻各斯，就要求“以理智说话的那些人，必须依靠万物之中共同的东西，就像一个城邦依赖于法律。”（[5]，p.29）有理性的人必须依照普遍支配世界的自然规律行事。

相应地，在古希腊的各种文化中，也几乎处处可以感受到规律的支配作用。在希腊的政治生活中，自从梭伦在公元前594年最终建立起古希腊法律体系，法律一直对古希腊人的政治活动、道德行为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而古希腊法律制度所反映的自然法思想认为，法律导源于自然界中存在的规律，法律的普遍性，恰恰体现了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古希腊的美学思想认为，美是可以通过客观规律来反映和描述的，在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希腊人的许多艺术形式（如雕塑），并不注重刻画个别事物的特征，而是强调与理想模式的关系，试图通过艺术作品反映一种普遍的规律与特性。古希腊悲剧也力图展示那些反映宇宙秩序和规律的命运，它们制约着每个人（包括英雄）的人生，并驱使悲剧事件不可避免发生，从而揭示了冷酷无情的自然规律和秩序的强大力量。甚至是古希腊的体育竞技中，也充斥着各种规则与条律，这些规则一方面用以指导运动员有效地提高体能和运动的技能，另一方面规范运动员、裁判和观众在奥林匹亚竞技场上的各种行为，保证竞赛的公正。既然规律普遍支配着古希腊文化所反映的世界的各个方面，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自然世界会成为例外。由此，古希腊文化确立了自然现象普遍受规律支配的信念。

再次，逻各斯作为普遍的规律，它可以被人的理性所认识。赫拉克利特认为，“健全的思想是最优越最智慧的：通过对自然给予关注，它能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的本性行事。”（[5]，p.29）而且，“人人都能认识自己并正确地思考。”（[5]，p.28）所谓的“自然的本性”和“真理”，就是作为自然规律的逻各斯，而“健全的思想”反映的是人的理性能力。赫拉克利特不仅肯定了自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而且还表明，每个人凭借的是理性，而不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来认识自然。这是古希腊文化的主流哲学思想对西方文明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在希腊哲学的开端，泰勒斯就以“水”来解释万物的本原和变化的规律，坚持了以理性可以把握的内在于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自然，之后的自然哲学家们也大都坚持了这个立场。赫拉克利特的对手，另一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巴门尼德，通过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而肯定了人的理性能够认识规律。而到了希腊哲学的鼎盛时期，当理性与知识受到带有相对主义倾向的智者派的威胁时，苏格拉底及其弟子柏拉图倾尽一生的心血和智慧来与之斗争，并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将当时所取得的关于世界的理性知识架构成一座系统的知识大厦。希腊理性主义哲学所取得的建设性知识成就在当时完全压倒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影响，为后世树立起一座人类理性知识的丰碑，从而确立和维护了人类对理性把握自然的认识能力的信念。

最后，作为可被理性认识的普遍规律，逻各斯要求通过语言来表达自身。事实上，“理性的逻各斯这个术语原来的词根的意思是‘讲述’或‘叙说’”（[6]，p.10），逻各斯作为一种讲述和叙说的话语，就需要执行话语的功能，也就是“让人看话语所谈及的东西……借助所谈的东西把所涉的东西公开出来，从而使他人也能通达所涉的东西”。（[7]，p.38）因此，按照逻各斯的内在规定，当逻各斯被有理性的人们发现和掌握后，还要在有理性的人们之间交流和讨论，并在交流和讨论中进一步加深对逻各斯的认识和理解。

强调知识的交流和沟通也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特征，这和希腊民主的政治体制有着密切关联。在民主体制下，揭示各种规律的语言就被用来为各种政治主张进行辩护，“政治和逻各斯之间就有了密切的相互联系。政治的技能主要就是驾御语言的技能，而逻各斯最初也是通过它的政治功能认识了自己，认识了它的规则和有效性。”（[8]，p.50）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民主政治中的辩论，希腊文化发展出了一系列与语言的有效沟通、论证有关的技能和学科知识，如演说术、雄辩术、修辞学、语言学乃至逻辑学。这些学科努力寻求语言表达和交流中存在的种种规律，为后世总结和积累了大量有效地表达、交流和传播知识的经验。此外，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又造就了一种有利于传播和交流科学知识的语言风格。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曾说，雅典人“喜好简约美，语词会像其他任何事物那样被简约地使用着。”([9]，p.57)相较于希伯莱等文明的语言，古希腊的语言表达给人以一种简洁明快的感觉。这种语言风格使描述自然规律的科学知识得到有效传播和交流，古希腊文化传播、交流自然知识的成功经验不但为后世提供了通过理性、简洁、有效地传播、交流科学知识的范例，而且从根本上确立了自然规律可以通过语言来传播和交流的信念。

由此可知，近代科学所预设的本体的认识和信念，都可以在以“逻各斯”所表征的希腊文化的四方面重要特征中找到根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在译介古希腊文献的过程中，重新复活了这些对本体的认识和信念，从而从文化上为科学的诞生奠定了一个坚实可靠的本体论基础。

二、科学方法论的人文根源

科学要合理地认识自然，就需要有借助独特而有效的科学方法。众所周知，自然科学两个最重要的方法是数学与实验。这两种方法之所以会被科学家广泛运用于认识自然，除了它们本身在认识自然上的优点外，还极大地受益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文文化的影响。

1、数学方法的人文根源

自然科学家将数学作为认识自然的基本方法的背后，蕴涵着一场西方思想史上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解外部世界的观念，即“那种将‘外部世界’当作其真实的、‘自在的’描述是由数学公式构成的东西的观念”([10]，p.5)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自然被数学化，并“以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1]，p.64）

伽利略等近代自然科学家将自然数学化的构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人文文化。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已经提出了“万物皆数”的思想。这个学派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本原都可以最终归结为数，因为像水、火、土、气等元素都会随着现象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数字则不然，即使外观上极其不同的两个事物，比如五只鸡和五头牛，就它们的数目而言，却是相同的。进而，每个数，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步骤，转化为可见的图形，成为事物的原因。“‘一’就是点，‘二’是线，‘三’是三角形，‘四’是四面体。数之为事物的原因就在于它限定了事物的界限或极端，正如点确定了图形一样。”（[12]，p.59）既然数是自然的本原，要描述、认识自然，就有必要采用数字的形式。

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的是数字在自然中的本原地位，而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则进一步强调了数学方法作为阐释世界的方法的重要地位。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的经验由于其不断变化，不足以成为理性认识的对象。只有在现实世界背后稳定和完美的理念，才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数学是认识理念的一种颇为理想的方法。一方面，数学是对感性事物描述，因此，它与现实经验有着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数学对感性事物的描述是高度抽象的，它揭示的只是感性经验中与数有关的抽象属性和关系，因此，数学被认作是由感性世界通向理念世界的一座桥梁，它使人的灵魂抛弃短暂易逝的表象，转向对永恒事物的沉思。也正是因为数学对人的认识和灵魂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柏拉图学院的门口才写着“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的箴言。

古希腊崇尚数与数学的哲学思想，是与希腊文化中蕴涵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分不开的。对于古希腊文化而言，数的力量“在人的所有行为和思想中，在所有的技艺和音乐中，都发生作用。”（[13]，p.43）

希腊文化中美的标准是那种能够被数学方法所发现和描述的和谐与比例。古希腊的艺术作品努力展现表现美的数字比例，如在雕塑中，人物身体每个部位就是按照严格的比例塑造的，甚至连一个手指和脚趾的比例都没有被忽略。希腊人简朴的建筑总是呈长方形，其长、宽、高的比例都是严格确定的。而在音乐中，希腊人发现，琴弦的长度与它发出的声音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琴弦的长度之比，又与发出的声音是否和谐有关，于是，希腊文化将音乐也还原为数与数之间的关系。

古希腊的道德与法律也与数学有着紧密联系。古希腊道德与法律力求“公正”，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就是某种比例，而这种比例并非抽象数目所独具，而且由普遍数目所形成。比例就是比值相等”，（[14]，p.101）也就是说，要实现道德与法律中的公正，就有必要在参与立法、经济贸易、政治选举、财产分割等人类活动的各种力量间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尺度，根据这种比例和尺度来规范、制约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实现公正的要求。“合理的计算方法[logismos]一旦被发现，就能结束停滞状态，带来和谐。”（[8]，p.96）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论著中，就多次借鉴数学方法阐释了如何在具体情况下分配“正义”的问题。

古希腊文化从自然本原的角度论证了数的重要性，并通过数学方法在希腊人的文化和生活中的成功运用，在西方文化中确立起一种对数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的信念。这种信念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思想家复兴，影响了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家，为其“自然数学化”的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文化条件。

2、实验方法的人文根源

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主要是用来检验科学的假说、猜想的，因此，与被动的观看不同，实验更强调对自然进行有目的的观察。正如波普尔所言，在科学中，“理论家提出某些确切的问题给实验家，后者试图用他们的实验来对这些问题而不是其他任何问题，给出一个判决性的回答：他努力排除所有其他问题”。（[16]，p.78）实验也并非原封不动地将自然现象搬进实验室，“许多实验创造了那些迄今在宇宙的纯粹状态中尚未存在的现象。”（[17]，p.ⅩⅢ）实验者不是一个与实验现象没有任何关联的旁观者，他将根据理论兴趣，利用仪器和设备去主动干预相关的自然现象，以求得问题的解答。

因此，科学要普遍运用实验方法，就需要唤醒人们对自己在自然面前的积极、主动地位的意识，要求人们重视理论对实践的干预，重视制造和操作仪器的技能。这种对于实验方法不可或缺的态度，普遍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工匠和技师之中，近代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重视实验和技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他们与技师、工匠的直接或间接交流中培养出来的，例如，伽利略的一生就是在由技师做助手的工场中度过的。在与技师们的交流中，他赞扬工场里的工匠“一半靠继承的经验，一半靠他们自己的观察，在解释现象方面变得极其内行”（[18]，p.121），并由此意识到了实践和干预对于认识自然的重要性。可以说，“只有在技艺中有了一个相当可观和迅速的进步之后，才出现了近代科学。”（[19]，p.70）而这种对技艺的重视态度，主要导源于古罗马的人文文化。

从总体上讲，古希腊文化虽然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希腊人并不屑于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因而，技艺也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应有重视。这种局面在古罗马文化中得到了转变。罗马人吸取了希腊文化衰败的教训，开始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和现实效用。他们反对将理论与实际的经验脱节，反对陷入纯粹的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但是，他们并不轻视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尤为重视那些能够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技艺。罗马人利用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习到的科学知识，指导农业、建筑业、军事、医疗等方面的技艺，并在这些实践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罗马文化对技艺的强调增强了人类利用科学知识去干涉、改造自然的能动意识，并将科学的视域从抽象的理念王国拓展到具有丰富内容的自然现象和现实生活，从而孕育了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的实验精神。

另一方面，罗马文化在发展建筑、医学的过程中，由于实践的需要，改进了许多与科学实验相关的仪器和设备，积累了一定的操作经验和实践技巧，并且意识到了测量和实用几何学的重要性，古希腊的几何学满足于思想中的演绎、推理，忽略了发展对现实生活的各种对象进行测量的技术。而罗马人擅长将几何学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即使是对抽象的几何定理的证明，在他们的教科书中也往往与军事、建筑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西塞罗在谈及几何学的时候，认为几何学虽然在希腊文化中获得了长足而迅速的进步，但是希腊人尚未弄明白这门技艺的意义和作用，而罗马人“……已经确定了这门技艺的范围，即它只用于测量和计算方面”。（[20]，p.85）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罗马人积极地将几何定理和数学计算运用于解决城市建设、农田分配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大力强调发展测量的技术。古罗马文化所创制的仪器，所发展的仪器操作技术和测量技术，为科学实验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古罗马文化从思想观念和物质技术两方面为实验方法的兴起和成熟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三、科学价值论的人文根源

科学蕴涵的价值，揭示了人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意义，正是因为深切感受到科学的价值，才会有一大批科学先驱不顾教廷和宗教裁判所的压力和威胁，舍身从事科学研究。按照科学满足的人的需要是否与认识、真理相关，科学的价值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认知价值和非认知价值。普特南指出，“所有的价值，包括认知价值，都是从我们关于人类繁荣兴盛的理念和理性的理念中获得它们的根据的。”（[19]，p.141）相应地，科学的两种价值也可以在崇尚理性的古希腊文化和崇尚实用的古罗马文化中找到各自的根源。

1、科学认知价值的人文根源

探求自然的真理是科学的一个基本目的，因此，“科学是以追求真理(或真知)为价值导向的……科学的这一基本价值是科学持续进步的动力和科学生命的真正源泉之所在”。（[21]，pp.50-51）在科学诞生的过程中，近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的最根本的动机，源自他们想通过科学来认识自然和世界的精神渴求，源自他们对科学认知价值的推崇。近代科学家的这种态度深受推崇求真价值的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古希腊哲学极其推崇追求真理的认识活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并已经开始以不同的态度来对待、评价真理与意见了。巴门尼德将他的哲理诗区分为关于真理（alétheia）与关于意见(Dóxa)的两个部分来论述，赫拉克利特则猛烈抨击大多数人依据各自的主观感觉而形成的意见。他认为，这些仅依据意见下判断的人，只是生活在各自的梦境中，而无法对所有人共同拥有的世界做出明智的判断。唯有那种能用理性和逻各斯把握世界的人，才能对人们共同拥有的现实世界做出真实的判断，才是最明智和最优秀的。而“一个人如果是最优秀的，那他就抵得上一万个人”，（[22]，p.57）一个明智和优秀的人依照理性做出的判断，就远比一万个仅仅依靠自己的主观感受和意见的人做出的判断要可靠，要有价值。真理并不取决于同意它、掌握它的人的数目。因此，真理不仅具有高于意见的价值，而且还能赋予拥有真理的人以价值，真理的价值要远高于意见的价值。柏拉图更进一步区分了真理与意见。真理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真正知识，而意见只是暂时为真的认识。尽管意见间或能对人们有所帮助，但它无法真实地反映世界，因而无法具有和真理一样的认知价值。在认识的对象中，恰恰是真理，才最值得人们追求。

古希腊文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是和它对人的理性本质的认识分不开的。希腊哲学家明确地将人定义为理性的生物，人的理性成为人类相较于其他生物的优越性的最根本体现。亚里士多德详细阐释了理性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每种生物的成长都可以用目的因来解释，而目的因所体现的目的是这个物种的本质所规定的。现实往往阻碍生物实现其本性，但是生物以实现它的本性为最大的幸福；人作为理性的生物，则以实现它们的理性本质为最大幸福，求真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知识以外的目的，而在于求真的过程和活动能够实现和提高人类的理性能力。由此，亚里士多德才会在《形而上学》的开篇处宣称，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

希腊人旺盛的求知欲还和他们对待人生的整体态度有着紧密的关联。相较于古埃及与古印度文化对自然和现实生活的悲观逃避的态度，古希腊文化从整体上对自然和现实生活抱着乐观和肯定的态度。“对希腊人而言，外部世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还是有趣的。”（[9], p.26）因此，古希腊人酷爱视觉，大力发展了诸如雕塑、绘画等视觉艺术，这些艺术所揭示的自然之美，又进一步促使希腊人将注意力投向心灵之外的自然，不断激发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产生新的惊异和好奇，从而不断产生出探求科学知识的强烈愿望和持久动力。古希腊文化深刻揭示了求知的认知活动对人的本性的满足，从人的理性本质的角度论证了科学认知价值的基础和内涵，确立了西方文化推崇理性和求知的基调，并在文艺复兴的人文文化所创造的有利环境中，为科学家提供了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目标和根本动力。

2、科学非认知价值的人文根源

科学的非认知价值揭示了科学改造人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的功效，为科学研究争取了国家和公众的普遍支持。科学诞生的初期，科学家为了抵御来自宗教的迫害，往往用科学的实际效用来说服君王、贵族乃至教会中的开明人士为其科学研究提供保护和物质支持。因此，科学的非认知价值，也对科学的诞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而科学家的这种让科学为人类的繁荣昌盛服务的实用态度，这主要导源于古罗马的人文文化。

古罗马文化是一个注重实效的文化。“罗马人理当被视作是一个实践的民族”，（[23]，p.154）他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将希腊人在天文学、外科学、几何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最为显著的理论成就运用于改造现实，服务于古罗马的政府、军队和人民的实际利益。罗马人还不断组织来自世界各国、各地的科学家、技师和工匠，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技巧，来共同完成一系列宏大的工程。他们在组织、管理改造自然的工程实践中充分体现出了希腊人无法比拟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实践能力。罗马人凭借着他们运用科学的实践能力，筑起了一座座巍峨的城堡，开通了一条条高效的水上运输通道，并改造了一块块不毛之地，使之成为一片片肥沃的农田。古罗马虽然在科学的基础理论上少有建树，却较为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在建筑、农业、医学等领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增强了罗马人驾御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罗马人的生活福利水平。许多科学史学家认为，罗马人的这种实用态度阻碍了当时科学的发展，这种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方面，古罗马令人遗憾地忽视了科学的认知价值，不利于科学在古罗马文化中的整体进步。但另一方面，古罗马文化却给了人们充分体验科学改造自然，改善人类生活的非认知价值的机会，在对这些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运用中，科学改造物质世界，改善人类生活水平的功效和价值在西方文化中逐渐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在基督教之前支配着古罗马人文文化的斯多亚主义（Stoicism），从提升人性和人生幸福的角度论证了科学知识的非认知价值。斯多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探求指导人生，使人获得幸福的原则。斯多亚主义认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是最幸福的。“我听从自然的指导——这是所有斯多亚派一致同意的一条原则。”（[24]，p.347）所谓自然，也就是宇宙的秩序、普遍的规律。按照自然的生活，一方面是要求一个人按照自然的模式和规律来塑造自己，认识自己的本性和能力，过着那种与自己的自然本性和谐一致的生活，另一方面，通过认识自然的“自由技艺”，坦然接受自然规律和必然性带给自己的所有后果，并在面对困境和束缚的超然心境中获得宁静和自由，正如塞涅卡所言，智者不受必然性的束缚，因为他愿意接受必然性强加给他的一切。因此，人要获得幸福，就有必要了解自然的秩序、规律，并由此确定自己能力的范围。“总之，只有在认识了什么取决于你，你不再欲求或悲叹任何不取决于你的事情，你才拥有自由。”（[25]，p.342）斯多亚主义揭示了对自然的认识与自由之间的深刻关系，从而基于人性追求善与自由的角度，阐明了科学知识的非认知价值的内涵，大大拓展和深化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非认知价值的理解与认识。

古罗马文化全面揭示了科学知识改造人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非认知价值，补充了古希腊文化对科学价值的片面认识，使科学有可能赢得了更多人和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以加快自然科学的成长与成熟，古罗马人文遗产也对科学的诞生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四、结论

综上所述，推崇理性和真理的古希腊人文文化和推崇实践和经验的古罗马人文文化，由于各自的片面性，都无法独立地孕育出近代科学。唯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融合这两种文化的创造性努力之下，才产生了一种既注重理论和理性，又注重实践和经验，既强调用数学来描述自然，又强调用实验来拷问自然，既肯定科学的求真价值，又不忽视科学的实用价值的全面、均衡的人文文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人’，是理想化的‘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所强调的‘人的经验’，也是人的‘完整的’、‘完全的’或‘完美的’经验。”（[26]，p.29）也正是在这种擅于在多极间保持张力，并注重人性的完整、全面发展的人文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才逐渐成长和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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