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时代的音乐日常

2022-10-16 04:10

“什么？女孩子怎么能闲下来？果真没事做，她可以在围裙上剪个洞去补啊！”“女人必须把情绪压在心里，决不可在人前显露。”“女人要以恬静隐忍为本，短暂的失态和冲动就会引来责罚——女孩子挨树枝打是常事。”

看上去，好比对封建社会传统女性描述？非也，这说的是德意志18世纪的凡人生活——美国音乐学新锐塔勒（AndrewTalle）的著作《巴赫之上：音乐和18世纪的日常》，讲的就是巴赫时代的音乐和社会背景，从几个普通人、无名的角色入手，从他们跟巴赫或近或远的关系，辐射到巴赫、音乐和那个历史的“场”。

作者｜马慧元

巴赫的时代，是三十年战争之后的五十年，社会开始富足，科学渐渐发达，不过巴赫所在的路德宗教会，在某些方面曾经激进，在某些方面又极为保守。总的来说，不太鼓励科学和怀疑，也没怎么受“狂飙运动”的影响——巴赫就是这样传统教徒中的一份子。这个农业社会里，生活节奏不算快，女人的更慢，无非是家居、生子。学校的霸凌、斗殴很常见，巴赫也曾经是打架能手；孤儿巴赫在当时也并不算个别，毕竟孩子和成年人的生命都如朝露一般。当然，他们和她们，生活未必就比我们简单，只是留下的讲述痕迹格外寡淡罢了，偶然中的偶然，在几张枯燥的记录中留下快照。

波斯小姐（Christian Bose）就是书中提到的一个巴赫时代的普通女性。她出生于1712年，是位富家女孩，父亲是银商，收入主要来自一家银器加工厂，他去世后给女儿留下的投资足够一生的花销。她家就住在巴赫弹过琴的托马斯教堂对面，里面有座后花园，里面种着苹果和李子树，还有喷泉。住所里有十九间生炉火的房子，还有专供音乐演奏的地方。

她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阶级中大概有一定的代表性：最大的支出是食物，其次是衣服，然后是一个刚出生的宝宝的花费，可惜的是宝宝刚出生就夭折。她跟巴赫家相识，对音乐的兴趣或许跟巴赫家有关。11岁的时候，巴赫家搬到莱比锡，并且他即将在这里的圣托马斯大教堂任乐长27年。巴赫这时已经娶了安娜•玛格达丽娜，而安娜跟波斯小姐成了“闺蜜”。这时的女人，最大的肉体痛苦和危险就是生育。

在1720-1730年间，安娜一直在怀孕、生娃，也一直亲历孩子的死亡，到了1732年，已经送走了五个孩子。波斯小姐就参加过几次安娜孩子的葬礼。巴赫时代的女人，就这样生活，并且从小到大就被灌输了“用生育之痛为夏娃赎罪”的使命。当时的说法是：一个典型的正经女人，一生中只离家三次：受洗、结婚、入葬，虽然只是理想化的说法，但女人应该主要呆在家里，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

波斯小姐虽出身富家，受到的教育还是比兄弟们少多了——当时，音乐对很多男孩子来说，还是“浪费时间”的丧志之物。男孩子应该多学“好找工作”的技能，比如商事、法律等等，跟今天大同小异。即便是类似的技艺，男孩子也往往被教得更有系统性。就拿巴赫来说，对教育男孩竭尽全力，女儿们却连学校都没去过。而波斯小姐读过的书主要是宗教类的，其中有些书告诉孩子们“世界的历史一共有5682年”。年复一年，女孩子们给自己洗脑的东西就是牧师说的话。

幸运的是，波斯的家境还是给她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女孩子学点华丽丽的舞蹈和音乐将来会更吸引求婚者，这是富人普遍的信条。不用说，舞蹈对女孩子还是有些道德上的危险，“这会让虔诚的女人们在快乐和放弃救赎的苦恼中进退两难”，只有音乐，最没有争议，起码能把女孩子留在家里。各种娱乐之中，“不健康”的那些，比如打牌、穿时髦衣服、跟男人接吻之类的毛病，恰恰是学习键盘音乐能够治愈的。

“音乐的力量，不仅仅体现在圣乐能提高人的道德感，还包括它带给人的孤独。”作者这样说——这话今天听来，都何其真实。今天的音乐世界里，键盘音乐尤其是钢琴，犹如一层膜把孩子们隔绝于社会，是保护也是孤立，是灌输也是摧残——古典音乐的悖论，其实在几百年前就种下了。

总之，作曲家和出版商们热衷让舆论相信音乐对女孩、女人的“教化”之用。1747年，甚至有人出版了一部戏，主人公女孩把乐器当成“丈夫的替代品”——虽然最终觉得一架琴还是比一个活人略欠，不过可见，把琴比喻成孤独中相守的伴侣，还是深深渗入音乐文化的。在孤独中娱乐，在压抑中缓解，古今并无不同。

弹琴程度较高的女孩子，还是很受追捧的，波斯小姐就是个努力练琴的女孩。家里给她学音乐的投资不少（花费除了昂贵的琴，还包括私人课和乐谱，跟今天一样）。孩子学琴，算是展示家里财富和教养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最主要的方式（收藏古董、油画才是真炫富）。学琴过程的细节很难留于历史，不过作者帮我们想象了一下这个女孩的一天：六点钟起床，由女仆帮忙洗漱、扎头发，吃一片从炉里刚夹出来的、厚厚的燕麦面包，就几口白兰地。当时的女孩子，即便如波斯，也是要做些家务的，她至少要编织和缝补一些衣物，盯着仆人们清扫厨房。之后，就是等待音乐老师光临，此时她在羽管键琴上练习众赞歌前奏曲——和巴赫一样，她是路德宗教徒，学习的音乐很可能也是路德传统的众赞歌，但因为跟巴赫家相熟，很可能弹过巴赫的键盘音乐。

波斯小姐弹得不错，但社会地位高的人，是不可能考虑当音乐家的。当时另一个富家女孩正在学芭蕾，记录下来类似的心声：“我跳得越来越娴熟优雅了，当我向父亲展示的时候，他哀叹不已，‘我女儿为什么不生在鞋匠家里呢！’”。

作者从史料中翻出这么一段：1859年，著名小提琴家施波尔（Louis Spohr，1784-1722 October 1859）在自传中回忆，“我的和声和对位老师叫做哈唐，是个老管风琴家，我还记得他有多暴躁，有一次把我写的曲子扔到我脸上，还说，‘写这些玩意儿着什么急，你先得学点东西！’——那可是我自己觉得特别辉煌的曲子呢。从那之后我就再没给他看过我写的东西，从他生病停止上课之后，我也再没请过和声老师”。

施波尔

这对师生，由于施波尔最终自身的优秀和哈唐（Carl Hartung，1723-1800）的相对平常，差不多可以写成神童反叛老师的浪漫案例。但事实上，哈唐也没有那么死板不堪，用今天的话来说，稍微多了解一点，剧情就可能反转。这个出生于1723年的管风琴家，属于直接受巴赫影响的一代，他终生热爱巴赫，而且自己的生命跟巴赫有二十多年的重合，他生活和教书所在的科滕，也是巴赫曾经担任过乐长的地方。他记录过很多巴赫音乐的演奏心得。就像当时无数音乐家一样，他一生没有大名气，也没赚过大钱，俨然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穷秀才，凭音乐手艺（以及一点音乐家的骄傲）教私人学生，也教孤儿院的孩子，虽然没有如愿拿到大教堂的管风琴家全职位子（最终在一家小教堂中弹琴，收入全靠人捐赠），但也体面地养活了老婆孩子，度过了平静、丰富也并不轻松的一生。

哈唐的同事、朋友中有许多巴赫的学生，比如最为人所熟悉的同事凯瑟（Bernhard Kayser），不仅跟巴赫学过多年，还给他抄过谱。凯瑟在科滕的庇护人是一位王子，据说精神不稳定，发作起来就闭门不见人。有一天，王子突然把宫廷音乐师全部炒掉了。凯瑟幸存下来，可是工资被减少了一半。经济拮据的当口，凯瑟卖给哈唐很多乐谱，其中就有巴赫《创意曲》的手抄本。两人的记录中都常常谈到巴赫的音乐。在当时众多的音乐家中，巴赫并不是最显赫的，并且哈唐的记录从未提到布置巴赫的曲子给学生，可见巴赫远未成为标准的教学曲目。但哈唐一直留心收集巴赫的键盘乐谱，从《平均律键盘曲集》到《赋格的艺术》都收了，渐渐地他成为了当时的巴赫专家，连早期巴赫传记作家之一福柯尔（Johann Forkel）都来找过他，从他这里拿到巴赫的作品目录。不过谁也不会想到，19世纪之后，这一小撮人的判断竟然在广大的音乐世界的话语中听到回音。

从对音乐的态度来说，哈唐在今人的眼里可能就是个典型的“严肃音乐家”：不喜欢同代人那些缺乏逻辑支撑的加兰特风格（即gallant，华丽风格）音乐，相信音乐是为了世界变得更好，它需要有逻辑和思索来支撑；观众最好也能超越表面花哨的层面来了解音乐；音乐家不是展现身手的熟练劳动力。在跟同行讨论巴赫音乐的时候，他们都为巴赫在音乐上的不妥协深深服膺。在他们看来，巴赫音乐的困难不是缺点，恰恰是吸引音乐家之处，其深度恰能证明职业音乐家不只是供人娱乐。

从1752年开始，哈唐开始记“手帐”。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了无数愤怒的时刻：生病的时候学生扬长而去；婚礼上的管风琴演奏被拖欠工资，等等。不过提到音乐本身，他总是怀着真切的敬意。学生中有富人家的孩子，也有面包师、士兵、仆人的孩子。学生付学费不一定是现金，还可以是一碗黄油、一件衣服等等。哈唐通过各种渠道挣钱，包括给学生抄谱，但还是很拮据，所以找富人借钱也是常事，另外他买彩票上瘾。通过他的手帐，后人读到那时给管风琴踩风箱供风的人也兼职砍木头烧火；当时的音乐家圈子，有着颇为紧密的行会保护关系，一人有难，同行纷纷支援。

对哈唐来说，最有兴趣的事情还是音乐本身——他谋饭用的教书位置，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教孤儿识字，而跟音乐有关的键盘课，就算是自己喜欢的美差了。对成器的学生，他也格外慷慨。有个叫Schroter的学生（后来成为管风琴师），只能付得起一半学费，哈唐接受了，还花了笔钱从他做屠夫的父母那里买了六只鹅，聊作相助。后来，鹅送给了哈唐的弟弟，“我也帮忙一起吃了”。日记中写下了这笔细节。

今天的Facebook上，也有管风琴家的群，其中管风琴家们从阿姆斯特丹到纽约，遍及世界。虽然时代的底色已经大不同，管风琴家的生活跟古人仍然不乏重合：每周礼拜的职责，曲目的选择（礼拜结束时送别会众的postlude，仍然是最自由地展现管风琴家音乐野心的时刻），教书的厌烦和喜悦，更重要的是，音乐跟世俗的相对隔离，管风琴家的自得其乐和社区生活的妥协。只是，今天的管风琴家更为边缘化，教堂早已半空，社区里很难出现新琴安装之日万人空巷的盛况了。

《巴赫之上》一书的作者在全书的结语中写道，“18世纪的德意志，不仅被丰富的键盘音乐所张扬的文明推动，同时也被它对‘文明’的减损所推动”。这是书中的结语说的，颇有意味，我觉得它可能也适用于别的年代和语境。但凡有人之处，都是杂乱的，“运动”后人视角那里总结得出的，有方向、被传承的“文明”，跟这些运动只有短暂的相切，近看则更多是背道而驰。

对演奏家来说，不了解古人的生活，并不一定演奏不好他们的音乐，因为我们都承认一些相对的“普世价值”千百年来仍然在人类中一呼百应，无需解释，我们哪怕按自己的想法去投射古人，也未必不能在音乐词典中构建新鲜的词汇表。

不过，了解古人音乐背后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了解和表演音乐的技术问题，这个过程会提醒我，音乐的“意义”不是一个静止、确定的东西。音乐的意义难讲，不是因为它没有意义。我倒是觉得，意义是人讲出来、活出来的，与音乐有关的人和语言多了，音乐自然就有了意义。

人生和历史都是流动的，那么跟音乐的关系也是流动的；音乐的记录方式、思考方式确实跟通常“时间”、“人物”、“事件”之类的程式相左——上面说过，很多人都对音乐和演说的关系孜孜以求，希望把它驯服成一门学问。可是，除了形式、结构的外在共性之外，两者的相容终究有限，音乐践踏文字的脉络，射穿文字的容器，但不会久居其中。无论古今，音乐以及“音乐与人”都是被语言漏掉的东西。可是另一方面，人的日常，历史的全景，同样会从典籍中溢出。无论后人对博物馆或者法院里的档案怎样追索，仍然有大片的人生不断逃逸和丧失——今人总不可能细究全部，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世界要活。

在讲过小姐、男士们在社会生活中以“弄乐”来社交或者表达自我的场景之后，作者在结语中还说：“在巴赫的时代，所有的音乐活动，无论作曲表演还是倾听，都是向周围的人获取关注和喜爱的方式之一。他们喜欢音乐，但对人更感兴趣。”这就是音乐和世界的日常。它们主要是平庸的世俗场景，盛开在欲望之中。而音乐之河，正是沿着世代人生而过，至于巴赫这样的名人，倒像是其中的礁石——音乐会在这里打结，盘旋，改道，但它也会被时代冲走，无可安放。

参考文献：

1. Beyond Bach: Music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y Andrew Tall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2. Johann Sebastian Bach: The Learned Musician, by Christof Wolff, WW Norton, 2015

3. Music in the Castle of Heaven, by John Eliot Gardiner, Penguin UK, 2014

4. J.S. Bach and His Contemporaries in Germany (Bach Perspectives, Volume 9), Edited by Andrew Tall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