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是女性不能做的？
wojiushifa
楼主 (北美华人网)
一个女性有多少种生命可能？
我们记录下诸多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女性，在不同的年龄找到自己道路的故事，你可以从中看到，女性是如何锋利、清晰、坚韧、强大地度过属于自己的一生。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并确证，无论在何时，一个女性都拥有自己的丰沛可能。
17岁
叶诗文输了。
2013年，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叶诗文只拿到了第七。这个从伦敦奥运会一战成名的天才少女，第一次狠狠地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那一年，她17岁。当年的新闻这样写：「17岁的叶诗文经历了一场惨败」。
那之后，她的右手腕处有了一个心电图的纹身，上面还有一句英文「you are the best」。训练的时候看一下，就能有点力量。肋骨和脚腕也有两处，一处是五角星，一处也是鼓励自己的英文，她挑在这两个地方，是因为这两处纹身时都很痛，她希望用这种痛「警醒自己」， 「我特别讨厌输，特别讨厌失败，我想记住这种痛。」至于这是一种怎样的痛， 「割骨头一样的疼。」叶诗文平静地说。
22岁
素素选择成为一名大山里的全职母亲。
山里的自然环境与家庭氛围，都规定着母亲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她最痛恨的一句话是：「去找你妈妈」——几乎每天，只要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家里人都会跟孩子这么说。
在她的人生里，有过三次选择，16岁那年要不要从高中退学；18岁那年要不要生下意外怀上的孩子并结婚；20岁那年要不要离开工厂回到大山。最后她的选择是，退学、结婚、回村。
素素的选项并不多，很多时候看起来是她在做选择题，但实际上，她只是被动接受某个结局。拍视频是她的一个出口。打开视频，她换上平日不敢穿的漂亮衣服，唱歌跳舞；关掉视频，她又成了寡言的儿媳，去收拾家里的兔子和鸡。那一年，《三十而已》热播，她的视频账号被人们翻出来，有人写文章介绍她：「农村的22岁全职太太，顾佳的反面」。在种种局限里，她仍然试图有所挣脱。
26岁
「抓马坤」周沫不再道歉。
一个亚洲女孩在美国做歌剧导演，难度堪比外国人来中国做京剧，尤其是女性，「有一个看不见的天花板，有一根看不见的绞绳在绞杀你」。26岁那年，周沫去申请一个歌剧训练计划，面试官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名叫Sheri。因为处于低潮期，周沫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不自觉地说，「sorry」。Sheri打断她，你为什么要总是在道歉？正是因为你不够好，你才要申请这个机会来提高，你如果一直道歉的话，那我该原谅你呢，还是该收下你呢？
那天，Sheri说了许多让她「醍醐灌顶」的话。她说，女性总是太容易道歉。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性而道歉，不要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道歉。谁说中国人不可以导百老汇音乐剧，谁说中国人不能够导歌剧，有这些想法的人是他们自己的眼界不够，不要用别人想象力的匮乏来惩罚你自己。
周沫
29岁
廖智再一次结婚了。
2008年，廖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双腿。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她成了一个和那场灾难永远绑定的符号——美丽，坚韧，笑对残酷生活。
她曾经很想挣脱这个符号，但结婚之后，想法逐渐变得柔和，「感觉到被爱，就不会再那么用力去证明自己。」。廖智和丈夫一起专注于帮助残疾人的工作，定期组织截肢者分享会：「虽然截肢者跟所有其他人不一样，人生可能遭遇更多的挑战，但不代表我们就特别需要煽情、催泪的那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很阳光地生活。希望大家都能非常自信、非常愿意走在大街上，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这是她本心的话，她从未觉得自己积极地做了什么事，前面是坦途还是断崖，她也不知道。
她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往前走。
33岁
傅真生下她得来不易的第一个孩子。
在此之前，她经历了三次怀孕胎停，做过四次清宫手术，还经历了一次葡萄胎，这是一种肿瘤性疾病。生育的困难，给她带来巨大的撼动，包括生活的破碎，不育的耻感，对怀孕、胎停、他人眼光以及自身偏执的持久恐惧。直到最后，她去到泰国，通过生殖辅助技术，生下女儿毛衣，这种震动才逐渐平息。
成为母亲之后，傅真对自己的认知变得更清晰——所有东西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一步到位的焦虑感。「尤其是身为女性，变化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注定要在混沌和破碎中进化，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建立起自我，成长为更复杂、更深刻、更能应对变化的人。」
37岁
李一诺经历了一场「职业自杀」。
在一次和比尔·盖茨的对谈后，李一诺决定从麦肯锡辞职，降薪三分之二加入盖茨基金会。彼时，她已经做到了麦肯锡全球合伙人的位置，事业未来可期。
但盖茨说的一句话格外打动李一诺，「如果你放眼看这个世界，你会意识到，在对这个世界至关重要、影响数亿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巨大的真空。」李一诺知道自己追求的不是钱，也并不甘心于只解决商业上的问题。她的野心更大，渴望参与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
她一直相信，女性应该面对整个世界。在职场打怪升级这些年，她发现，「女性是很不容易『不要脸』的，非常容易自我怀疑……特别害怕被评判。」在她看来，「不要脸」是一个境界，不再在意自己，不再在意姿势是否好看，在意的是事情是不是值得，能不能成——一个女性在这种悍然里，超越了自己。
李一诺
40岁
汪滢滢开始不怕衰老。
胸衣和内裤印出的纹路，妊娠纹，腹部中间因为剖宫产留下的疤痕，微微向下耷拉的胸部，隆起的小肚腩——摄影师汪滢滢在自己40岁那年，拍摄了一群和自己同年出生的女性，把镜头对准了她们的面容和身体的各个局部。
这些照片被挂在展厅里的时候，汪滢滢偶尔会听见有人对着某张照片轻声嘀咕：「40岁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太老了啊。」她想，许多人对形式美太过在意，对真实的东西面对得太少，「这些才是40岁女人的常态，才是岁月真正的样貌，是岁月的馈赠。」
44岁
郭柯宇重新迎接工作。
《再见爱人》里的郭柯宇以一个极为朴素的形象出现，头上裹着暗红色的围巾，嘴巴干燥得起了皮，对镜头细声细语地做着内心剖白，毫不隐瞒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勇敢与局限。她的表达真诚、细腻，像一根敏锐的探针，扫视着生活的边角，再精准地将之呈现。
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敏感又极擅长表达的女性，曾经是一位演员，一个乐队主唱，年少时还拿过「影后」的桂冠。在沉寂的数十年中，她结婚生子，生病，又离婚，而后开始发现生活的真相，她开始打捞自己，撇开母亲、前妻、女儿的身份，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纯净的、重新属于自己的人。
郭柯宇
50岁
苏敏逃走了。
带着一万多块钱，开着一辆两厢轿车，载着车顶帐篷、便携式煤气罐、迷你冰箱等各种户外装备，苏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出逃计划」。去哪里不重要，离开才重要。让她离开家的真正原因，是家本身。她的婚姻像一潭死水，重复，乏味。
在路上，苏敏遇到过同行的旅伴，都是女性，每个人开着一辆小车，在相聚前，都走过了属于自己的一段路。她们都意识到，这一趟行程不止是玩，也是治愈。「快乐的人不会想出来」，她们说，出来是为了寻找快乐。在这段旅程里，她们不是谁的妻子或者谁的母亲。她们穿漂漂亮亮的衣服，品尝美食，大量地拍照。她们想被人看到，她们为自己而活。因为这种勇敢，一个女性的出发从什么时候都不晚。
58岁
倪夏莲在快乐打球。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第二轮，58岁的倪夏莲代表卢森堡对战17岁的韩国选手申裕斌，两人足足相差41岁。年长的那一方并不在意年龄的落差，她事后回顾，自己调动了全身的力量比赛：「有点可惜，其实我如果再看好一两个球，我是很有机会的。如果输得惨一点，我也就死心了，哈哈。」
她总是在笑，笑容对倪夏莲来说像是一种挥洒。比赛结束后，很多人问她，还会参加巴黎奥运会吗？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对于如今的倪夏莲而言，乒乓球、比分和排位不是生活的首要选项，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精心打理的花园，以及快乐这件小事。
63岁
戴锦华面对告别。
近几年，戴锦华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公共领域言说者的角色，很多年轻人向她提问，她坐在那里，笑吟吟的，似乎永远沉着，永远笃定，永远能够提供答案。事实上，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如果让她用一个字总结自己的63岁，戴锦华的选择是「别」，告别，离别。那一年，她的妈妈离开了这个世界。
妈妈的离世，让她感到生命中的「绊」消失了，整个人陷入了完全的空荡，「我就丧失了那种被迫要面对这个现实（的压力），我从来没有顺应过现实，但是你总是要和它博弈，而我突然没有了这个力量，我发现，接下来，所有东西必须是按照我内心的需求来选择。」
一直以来，电影是戴锦华生命中重要的支点，但从来没有哪一年，她像抱着海啸当中的一块木板一样，紧紧地拥抱着它，像拥抱一种活着的可能性，「人有些时候要从床上起来，到街上去，到电影院去，买张票，带一点冒险，去看一看。」
戴锦华
……
还有30岁开始创业的梁宁；31岁失去金腰带的张伟丽；40岁写出《俗女养成记》的江鹅；50岁走入婚姻的唐小雁；58岁上台讲脱口秀的黄大妈；70岁在中文互联网突然火热的上野千鹤子；80岁出版第一本书的杨本芬……
在一个个具体的故事里，她们呈现出当下最真实和细腻的女性样貌。携带着强烈的自我书写和叙述的欲望，她们渴望发声，不断去开掘两性关系的真相，在家庭、职业和人生等各个维度去做女性独有的思考。
上一周，李玟去世的消息，带给所有人突如其来的震惊和心痛，那个听磁带、看纸质书的时代，在一点点的和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在当下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信息速朽的互联网时代，我们能真正留下的又有什么呢？
全球妇女基金会的前任首席执行官Kavita Ramdas在TED演讲时说过，「女性不是脆弱的花朵，而是社会转变的火花。」
火花带来光亮。这些关于可能性的故事，照亮女性自己的前路，也点燃更多人的希望。
我们记录下诸多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女性，在不同的年龄找到自己道路的故事，你可以从中看到，女性是如何锋利、清晰、坚韧、强大地度过属于自己的一生。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并确证，无论在何时，一个女性都拥有自己的丰沛可能。
17岁
叶诗文输了。
2013年，巴塞罗那世界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比赛中，叶诗文只拿到了第七。这个从伦敦奥运会一战成名的天才少女，第一次狠狠地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那一年，她17岁。当年的新闻这样写：「17岁的叶诗文经历了一场惨败」。
那之后，她的右手腕处有了一个心电图的纹身，上面还有一句英文「you are the best」。训练的时候看一下，就能有点力量。肋骨和脚腕也有两处，一处是五角星，一处也是鼓励自己的英文，她挑在这两个地方，是因为这两处纹身时都很痛，她希望用这种痛「警醒自己」， 「我特别讨厌输，特别讨厌失败，我想记住这种痛。」至于这是一种怎样的痛， 「割骨头一样的疼。」叶诗文平静地说。
22岁
素素选择成为一名大山里的全职母亲。
山里的自然环境与家庭氛围，都规定着母亲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她最痛恨的一句话是：「去找你妈妈」——几乎每天，只要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家里人都会跟孩子这么说。
在她的人生里，有过三次选择，16岁那年要不要从高中退学；18岁那年要不要生下意外怀上的孩子并结婚；20岁那年要不要离开工厂回到大山。最后她的选择是，退学、结婚、回村。
素素的选项并不多，很多时候看起来是她在做选择题，但实际上，她只是被动接受某个结局。拍视频是她的一个出口。打开视频，她换上平日不敢穿的漂亮衣服，唱歌跳舞；关掉视频，她又成了寡言的儿媳，去收拾家里的兔子和鸡。那一年，《三十而已》热播，她的视频账号被人们翻出来，有人写文章介绍她：「农村的22岁全职太太，顾佳的反面」。在种种局限里，她仍然试图有所挣脱。
26岁
「抓马坤」周沫不再道歉。
一个亚洲女孩在美国做歌剧导演，难度堪比外国人来中国做京剧，尤其是女性，「有一个看不见的天花板，有一根看不见的绞绳在绞杀你」。26岁那年，周沫去申请一个歌剧训练计划，面试官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名叫Sheri。因为处于低潮期，周沫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不自觉地说，「sorry」。Sheri打断她，你为什么要总是在道歉？正是因为你不够好，你才要申请这个机会来提高，你如果一直道歉的话，那我该原谅你呢，还是该收下你呢？
那天，Sheri说了许多让她「醍醐灌顶」的话。她说，女性总是太容易道歉。不要因为自己是一个女性而道歉，不要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道歉。谁说中国人不可以导百老汇音乐剧，谁说中国人不能够导歌剧，有这些想法的人是他们自己的眼界不够，不要用别人想象力的匮乏来惩罚你自己。
29岁
廖智再一次结婚了。
2008年，廖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双腿。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她成了一个和那场灾难永远绑定的符号——美丽，坚韧，笑对残酷生活。
她曾经很想挣脱这个符号，但结婚之后，想法逐渐变得柔和，「感觉到被爱，就不会再那么用力去证明自己。」。廖智和丈夫一起专注于帮助残疾人的工作，定期组织截肢者分享会：「虽然截肢者跟所有其他人不一样，人生可能遭遇更多的挑战，但不代表我们就特别需要煽情、催泪的那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很阳光地生活。希望大家都能非常自信、非常愿意走在大街上，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这是她本心的话，她从未觉得自己积极地做了什么事，前面是坦途还是断崖，她也不知道。
她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往前走。
33岁
傅真生下她得来不易的第一个孩子。
在此之前，她经历了三次怀孕胎停，做过四次清宫手术，还经历了一次葡萄胎，这是一种肿瘤性疾病。生育的困难，给她带来巨大的撼动，包括生活的破碎，不育的耻感，对怀孕、胎停、他人眼光以及自身偏执的持久恐惧。直到最后，她去到泰国，通过生殖辅助技术，生下女儿毛衣，这种震动才逐渐平息。
成为母亲之后，傅真对自己的认知变得更清晰——所有东西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一步到位的焦虑感。「尤其是身为女性，变化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注定要在混沌和破碎中进化，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建立起自我，成长为更复杂、更深刻、更能应对变化的人。」
37岁
李一诺经历了一场「职业自杀」。
在一次和比尔·盖茨的对谈后，李一诺决定从麦肯锡辞职，降薪三分之二加入盖茨基金会。彼时，她已经做到了麦肯锡全球合伙人的位置，事业未来可期。
但盖茨说的一句话格外打动李一诺，「如果你放眼看这个世界，你会意识到，在对这个世界至关重要、影响数亿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巨大的真空。」李一诺知道自己追求的不是钱，也并不甘心于只解决商业上的问题。她的野心更大，渴望参与解决更大的社会问题。
她一直相信，女性应该面对整个世界。在职场打怪升级这些年，她发现，「女性是很不容易『不要脸』的，非常容易自我怀疑……特别害怕被评判。」在她看来，「不要脸」是一个境界，不再在意自己，不再在意姿势是否好看，在意的是事情是不是值得，能不能成——一个女性在这种悍然里，超越了自己。
40岁
汪滢滢开始不怕衰老。
胸衣和内裤印出的纹路，妊娠纹，腹部中间因为剖宫产留下的疤痕，微微向下耷拉的胸部，隆起的小肚腩——摄影师汪滢滢在自己40岁那年，拍摄了一群和自己同年出生的女性，把镜头对准了她们的面容和身体的各个局部。
这些照片被挂在展厅里的时候，汪滢滢偶尔会听见有人对着某张照片轻声嘀咕：「40岁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太老了啊。」她想，许多人对形式美太过在意，对真实的东西面对得太少，「这些才是40岁女人的常态，才是岁月真正的样貌，是岁月的馈赠。」
44岁
郭柯宇重新迎接工作。
《再见爱人》里的郭柯宇以一个极为朴素的形象出现，头上裹着暗红色的围巾，嘴巴干燥得起了皮，对镜头细声细语地做着内心剖白，毫不隐瞒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勇敢与局限。她的表达真诚、细腻，像一根敏锐的探针，扫视着生活的边角，再精准地将之呈现。
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敏感又极擅长表达的女性，曾经是一位演员，一个乐队主唱，年少时还拿过「影后」的桂冠。在沉寂的数十年中，她结婚生子，生病，又离婚，而后开始发现生活的真相，她开始打捞自己，撇开母亲、前妻、女儿的身份，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纯净的、重新属于自己的人。
50岁
苏敏逃走了。
带着一万多块钱，开着一辆两厢轿车，载着车顶帐篷、便携式煤气罐、迷你冰箱等各种户外装备，苏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出逃计划」。去哪里不重要，离开才重要。让她离开家的真正原因，是家本身。她的婚姻像一潭死水，重复，乏味。
在路上，苏敏遇到过同行的旅伴，都是女性，每个人开着一辆小车，在相聚前，都走过了属于自己的一段路。她们都意识到，这一趟行程不止是玩，也是治愈。「快乐的人不会想出来」，她们说，出来是为了寻找快乐。在这段旅程里，她们不是谁的妻子或者谁的母亲。她们穿漂漂亮亮的衣服，品尝美食，大量地拍照。她们想被人看到，她们为自己而活。因为这种勇敢，一个女性的出发从什么时候都不晚。
58岁
倪夏莲在快乐打球。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第二轮，58岁的倪夏莲代表卢森堡对战17岁的韩国选手申裕斌，两人足足相差41岁。年长的那一方并不在意年龄的落差，她事后回顾，自己调动了全身的力量比赛：「有点可惜，其实我如果再看好一两个球，我是很有机会的。如果输得惨一点，我也就死心了，哈哈。」
她总是在笑，笑容对倪夏莲来说像是一种挥洒。比赛结束后，很多人问她，还会参加巴黎奥运会吗？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对于如今的倪夏莲而言，乒乓球、比分和排位不是生活的首要选项，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精心打理的花园，以及快乐这件小事。
63岁
戴锦华面对告别。
近几年，戴锦华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公共领域言说者的角色，很多年轻人向她提问，她坐在那里，笑吟吟的，似乎永远沉着，永远笃定，永远能够提供答案。事实上，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如果让她用一个字总结自己的63岁，戴锦华的选择是「别」，告别，离别。那一年，她的妈妈离开了这个世界。
妈妈的离世，让她感到生命中的「绊」消失了，整个人陷入了完全的空荡，「我就丧失了那种被迫要面对这个现实（的压力），我从来没有顺应过现实，但是你总是要和它博弈，而我突然没有了这个力量，我发现，接下来，所有东西必须是按照我内心的需求来选择。」
一直以来，电影是戴锦华生命中重要的支点，但从来没有哪一年，她像抱着海啸当中的一块木板一样，紧紧地拥抱着它，像拥抱一种活着的可能性，「人有些时候要从床上起来，到街上去，到电影院去，买张票，带一点冒险，去看一看。」
……
还有30岁开始创业的梁宁；31岁失去金腰带的张伟丽；40岁写出《俗女养成记》的江鹅；50岁走入婚姻的唐小雁；58岁上台讲脱口秀的黄大妈；70岁在中文互联网突然火热的上野千鹤子；80岁出版第一本书的杨本芬……
在一个个具体的故事里，她们呈现出当下最真实和细腻的女性样貌。携带着强烈的自我书写和叙述的欲望，她们渴望发声，不断去开掘两性关系的真相，在家庭、职业和人生等各个维度去做女性独有的思考。
上一周，李玟去世的消息，带给所有人突如其来的震惊和心痛，那个听磁带、看纸质书的时代，在一点点的和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在当下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信息速朽的互联网时代，我们能真正留下的又有什么呢？
全球妇女基金会的前任首席执行官Kavita Ramdas在TED演讲时说过，「女性不是脆弱的花朵，而是社会转变的火花。」
火花带来光亮。这些关于可能性的故事，照亮女性自己的前路，也点燃更多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