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205）难忘中学那些年的峥嵘岁月
闲话人生（205）难忘中学那些年的峥嵘岁月
懵懵懂懂读初中，大概是这个年龄段男孩子的特征。记得我们班的男生特别顽皮，一年内就换了三个班主任，最后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是教导处的王声磬主任。他针对我们班高干子弟多的特点，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扬长避短，终于改变了班级面貌。当时，我们只知道班上有很多同学，是“东湖八一子弟学校”保送来的军队干部子弟，还有一些同学，是从“水果湖小学” 保送来的地方干部子弟，他们也从不在同学中说自己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们也没有谁问他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直到高中毕业以后好多年，我才知道我的几个好朋友的父母当年是多大的“官”。他们的父亲有的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有的是湖北省人事劳动厅厅长、有的是广州军区参谋长、有的是武汉军区政委等等。
读初中三年级时，正赶上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没有饭吃，住校学生就更艰难了。学校为了解决学生吃不饱的问题，到农村买了一大批萝卜，用船运到汉阳，然后动员学生把萝卜搬回学校。校长郎君诗亲自动员，当学生问他用什么工具搬时，他说：“大家都有长裤吧，把两条裤脚用绳子系住，装上萝卜，再系住裤腰，架在肩上就行了！”
我们学校在武昌蛇山脚下，装运萝卜的船泊在汉阳龟山脚下的汉江码头。学生列队步行，从武昌通过长江大桥，走到汉江码头，装好萝卜，扛回学校。
当时，也不知是谁带的头，扛上萝卜不走大道，走龟山和蛇山上的小路。小路上有学生边走边吃的，也有三五成群坐在路边一起吃的。大家在吃的时候，感觉很好，解决了一时之饥，生萝卜吃饱之后，才感到肚子挺难受的。
大家把萝卜搬回学校，就堆放在操场上，有领导建议派人看守。郎校长说：“看守什么？学生肚子饿了，想吃就让他们拿吧！”当时，全校师生都吃不饱，体育课也都不上了，不少学校的运动场也被挖了，用来种瓜菜。一些学生也悲观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馒头和油条啊！” 郎校长在学生大会上高声宣布：“从现在开始，不用三年时间，馒头和油条你吃不完！”
他还要求学生一定要保护好学校的运动场，坚决制止任何人破坏运动场的一草一木和所有运动设施，他满怀信心地告诉学生，一旦三年自然灾害结束，我们华中师大一附中运动健儿一定是武汉市中学运动会的佼佼者。果不其然，1963年武汉市中学生运动会，我们学校的运动健儿夺得了男女团体总分第一名；我们班的杨利生同学以一米七七的成绩，创造了武汉市中学生运动会的跳高记录，要知道，他当时的身高才一米七三呀！
记不清楚是读初二，还是初三时，周六下午快放学时，杨利生神秘秘地问我会不会挖藕。我告诉他会挖。他又问我有没有工具。我说，你想干什么？他邀我星期天下午去他们家附近的一个藕塘挖藕。第二天下午，我从家里带上工具到他家附近，然后与他一起到了藕塘，正准备下藕塘去时，来两个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水果湖派出所。
警察：“你们人不大，胆子不小啊！说！你们从哪里来的？”
杨利生抢着回答：“张家湾一号。”
警察瞪大眼睛厉声说：“老实说！你们从哪里来的？”
杨利生也高声回答：“张家湾一号！”
警察非常清楚，住在水果湖张家湾的都是省级领导，他们不相信省级领导的孩子会与平民子弟一样去藕塘挖藕。但是，他们看这小子态度这么强硬，便问了他的姓名，家里的电话号码。
警察打电话核实以后，请家长来领人。
他妈妈到派出所带我们回家后，非常亲切和蔼地问了我的家庭情况，他妈妈也好奇地问我是不是真的会挖藕，我告诉她，我不仅会挖藕，每周末和星期天回家都要到菜地去劳动，种菜、除草、松土、浇水、施肥等农活都会干。我们家从来不去菜场买菜，只去买点鱼和肉，鸡鸭及鸡蛋也不用买。我还告诉她，我爸爸妈妈做的那个腌菜闻一下都想吃几口，远亲近邻经常来家索要。利生在旁边说在学校吃过我带去的腌菜，说我们家的白花菜腌菜特别香！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在周末去他们家玩。夏天，经常在他们家看到，有人与他爸爸在他们家门口下象棋，左邻右舍的象棋爱好者常来围观者三五个、多的时候十几个。高中毕业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利生的爸爸当时是湖北省人事劳动厅厅长，那个经常在他家门口下棋的，是他爸爸的老战友、老领导张体学省长，他们以前都是新四军五师的。
当时省长、副省长及厅局长住地没有高墙深院，与老百姓比邻而居，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与同学相处也没有任何炫耀家庭优越之言行，记得当时在我们华师一附中二班，有好几个同学的父母都是“大官”，像李同学、谭同学、郭同学等，我们这些平民子弟直到高中毕业好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高干子弟呀！但是，我与他们之间的学友情谊到如今已经持续六十多年了!
我回母校工作后不久，杨利生也回到了水果湖工作了，在省政府所属部门上班，虽然与他所学专业完全不搭界，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勤奋努力地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他特别热心帮朋友和同学的忙，有一次他来母校找我聊天，我非常随意地问他，能不能帮母校搞点钢材呀？学校准备为老师建宿舍，差点钢材。他问要多少？我说，等我问问校长再打电话告诉你吧。
校长说，如果方便的话搞一、二吨计划内指标吧。校长还对我说，如果能搞二吨的话，为了感谢校友，学校可以给他两个初中生就读的指标。这对利生来说正好，当时他儿子刚好要读初一了，那还剩一个指标给谁呢？最后给他的华师一附中同班校友的儿子。这两个小子也特别争气，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华师一高中，三年后都考取了名牌大学，现在都是成功人士，都是母校的优秀校友。
懵懵懂懂的初中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和好朋友杨利生、李小怀、郭进军四个人，又一起考上了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中。
三年高中生活紧张愉快，我们四个人都分在唐启金老师任班主任的高一（2）班，都在高一时加入了共青团。杨利生和郭进军走读，我和李小怀住读。
李小怀家在广州，每学期开学从广州乘火车到武昌，放假又从武昌回广州，我们几个负责接送。我们同学之间平时在生活上也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记得有一次李小怀感冒了，一天没有去上课，晚自习时，谭亦丹问我“李小怀怎么没有来上课？”我告诉她，李小怀病了。没有想到晚上熄灯铃后不久，宿舍走廊里传来中年女高音：“李小怀！李小怀！” 李小怀急忙对我说，肯定是谭亦丹的妈妈来了，马上让我开门答应。谭亦丹的妈妈带着一位军医来看李小怀的病情，量了体温后，又问了有关情况，给了一些药。谭亦丹的妈妈临走时，再三嘱咐李小怀周末一定到他们家去好好补一补身子。
原来李小怀的爸爸与谭亦丹的爸爸是老战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谭亦丹的爸爸和妈妈遇难时，我们当时就知道。他们在昆明军区家中被暗杀，是中国高级军事负责人中的第一例。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的子女当时都在工作单位，躲过了杀身之祸。2008年3月初我在北京与李小怀聊起当年这件事时，他告诉我的真像是，当年暗杀昆明军区司令员谭辅仁的凶手是该军区的一名中级军官，那个军官为泄私愤而采取的极端行为。
我们虽然不能与毛泽东青年时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概相比，但我们强烈的爱国激情却溢于言表。我们当时非常认真地学习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的对前苏联共产党的“九评”，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当时国际形势比较紧张，北方有前苏联的威胁，蜗居在台湾的蒋介石公开宣示要反攻大陆。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第一次在高中适龄青年中征兵，广大高中适龄青年热烈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军。我和十几个校友经过身体检查和政审，即将去部队当兵，学校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临别前再次聚会，大家都鼓励我到部队后要努力学习，争取不断进步。第二天穿上新军装准备乘火车去部队前，接兵部队例行抽查新兵身体检查质量，不仅抽到我，而且检查出我患“浸润型肺结核”，当了一天“兵”就回来了。回到学校报到，被通知“立即休学”。我当时真是沮丧至极，但事已至此，只有休学回家治病。
休学期间，我每天仍然象在学校一样，按时作息。早上6：30起床，到自己家的花园散步半小时，吃完早餐后，从家里漫步走到位于武昌小东门的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打一针“链霉素”，据医生说，这种药与口服“雷米封”相配合是当时治疗结核病的最有效药物，也许是这种药物治疗确实有效，也许是年轻体质较好，也许是妈妈的精心调养与护理，总之，原本要一年时间才能治好的病，不到半年就好了。
当我拿着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的复查结论：“浸润型肺结核已钙化”，到学校复学时，学校教导主任告诉我，不能随原班学习，要重读一年高二。于是，我又有了一批高中学友。原来这个班的团支部书记是陈全群同学，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学生党员，年龄较大，为了保证她将来能考上大学，学校团委准备让我当团支部书记。
那两年我当团支部书记，不仅锻炼了我的社会工作能力，而且锻炼了我的口才。每周要召开团支部委员会，间周要开一次团支部全体团员会议，我不仅要主持会议，还要在会上讲话；有些重大活动，事前要向上级团委请示，事后要汇报；平时，不仅要经常与班干部沟通，还要经常找同学个别谈话。大量的说话实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团支部的实践活动，也帮我培养了许多良好的习惯，比如，记笔记、写提纲，即席讲话打腹稿等等，这些能力和习惯让我终生受益，特别是当我走上讲台当教师后，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班主任工作能力，让我很快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我更加感谢母校那两年对我的栽培。
回首往事，总有说不完的故事。往事亲历其中，思之忆之，魂牵梦萦，弥久不散，难忘中学那段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