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回源实体经济，新格局如何重塑？｜《财经》封面

利率下行、利差收窄、融资结构调整、普惠金融加码……中国金融业正加速回归实体经济本源，助力经济结构调整。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重构的过程中，金融账本被改写，金融格局亦被重塑。

2022年6月末，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16%，这一数据较2019年末的5.12%下降96个BP（基点），较2012年一季度的历史高点7.97%下降381个BP，为有统计以来较低水平。

这意味着，如果一家实体企业贷款1000万元，期限为一年，与2019年末相比，应付利息减少约9.6万元，与2012年一季度相比，应付利息减少38.1万元。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作为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被强化。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行长易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易纲表示，下一步，将全面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和本源。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向《财经》记者表示，金融的产生，就是因应实体经济的需要。没有实体经济作为基础，金融就是空中楼阁。在当前形势下，提出金融要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金融在支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金融业自身的规模和经营能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至6月末，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07.42万亿元。

刘晓春认为，过去由于发展过程中监管经验不足，造成一定程度金融领域监管套利、影子银行、资金空转等现象，一方面挤压了实体经济的资源，另一方面也造成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下滑通道，中国经济亦持续承压。世界银行预计，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降至4.3%，低于潜在增长率，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值为3.2%。

金融让利实体呼声渐起。

现实的情况是，2020年金融系统就主动向实体经济让利达1.5万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8.08万亿元，六大行合计新增人民币贷款达9.53万亿元，主要投向制造业、普惠金融、乡村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金融等政策鼓励的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多位受访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金融机构让利并非长久之计，大家期待金融与实体之间更高质量的互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上，易纲以《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为题发表署名文章，其中提及，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四项工作之一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中国金融改革往哪里去》一文中表示，在商业银行的业务创新方面，我们应该向德国等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国家学习。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经济一局局长张晓朴也在研究中发现，中德两国在经济金融发展道路和制度安排上存在较多相似性，比如，两国金融体系的银行主导特征都十分明显，两国都重视实体经济发展等。而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例如避免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等，恰恰在德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或规避，对中国金融改革颇具启示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存在风险投资和股票市场发展滞后、未来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张晓朴称之为“一国技术进步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致命缺陷”。在他看来，中国应该有耐心坚定地发展股票市场。

刘晓春认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首先是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除了股票市场，更要制定多种政策支持、引导风险投资等多形式股权投资的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实体企业主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融资难、融资贵”。由于缺乏较完善的管理及财务制度，真实经营情况难以核实，并且缺少资产抵押担保，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对此，生物医药领域的创业者感受颇深。生物医药行业素有研发投资大、投资回报时间长的特点。在结束一轮融资后，一些创业者就不得不再为企业“找钱”而继续奔波。

一位生物医药领域的创业者坦言大环境不是很乐观，每天都在焦虑。今年上半年开始，二级市场环境不太好，之后很快就传导到了一级市场。他对《财经》记者表示，“一般而言，我们一年一轮融资，开始的天使轮就需要融资上千万，越到后面轮次需要融资的资金规模越大。”

在硬币的另一面，金融机构则有自己的考量。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服务于大型企业，不仅规模收益大，还易于风险管控。但如果将业务向小微企业及个体户倾斜，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进行风控及贷后管理。

一位国有大行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企业融资难不难，其实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一般融资难的企业才会去融贵的钱。”他说，“银行经营风险。银行最在意的是不能出风险，一个项目即便收益再高，如果风险不能把控，我们也不会做。”

上述大行人士坦言，无法在银行获得融资之后，一些企业就不得不利用其他渠道融资。有些机构可能觉得，虽然项目风险高，但能够获得足够多的收益，那机构也会投这个项目。但对于企业来说，它的融资成本就提上来了。

“其实我们现在对企业的贷款利率只有二点几，最高的也就三点几。你说贷款利率高吗？它真的不高，问题还是在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公司属于什么样的成长阶段。一般而言，成熟期的企业找银行融资会好一些。当然，融资也不用拘泥于银行，市场上的融资渠道有很多，不同企业适合的融资渠道是不一样的。”该人士进一步说。

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创业主直观感觉资金价格是金融机构决定的。刘晓春表示，实际上资金基本价格是由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金融机构只是资金供需两端的中介，所以金融机构给出的价格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

此外，除了国内基本的资金供求关系，国内资金价格还受国际资金价格变动的影响。融资价格（比如贷款利息）还包含了融资人（借款人）自身的风险溢价。在现代中央银行体制下，央行的基准利率给市场资金价格提供了一个基础，而央行则是根据宏观经济的状况在调节基准利率。

刘晓春认为，与融资人总是嫌融资贵一样，所有融资人都希望资金越多越好。但有资金需求并不等于这些需求是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融资来说，有还款和支付利息能力的融资需求才是有效融资需求。

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社会上没有区分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喊“融资难”，一方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资产荒，找不到好的融资人。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目前实体经济的确面临缺乏长期资金、征信信息不完善、数据支撑不足、新市民金融服务诉求难以得到满足等问题。

在他看来，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可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可以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探索跨周期投资模式，践行价值投资、专业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尤其是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其次，还可以开发建设数字金融平台，实现数据整合共享，加快税务、海关等单位与金融机构信息联通，逐步缓解金融服务信息不对称问题。再次，完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中小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差异化竞争，拓展当地新市民金融服务市场，满足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认为，未来“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破解，还需要关注短期经济潜在风险。“稳增长带来的内需修复仍在继续，但弹性不足，同时外需走弱已经开始加快，未来半年左右的时间中，内外需‘接力’的过程中，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风险。”他说。

在赵伟看来，从融资结构和价格来看，当前“宽信用”症结在于实体需求相对较弱、信用传导不畅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在疏通信用传导中作用明显，后续或仍有增量工具空间。除货币端，财政端工具加码等主动刺激需求的效果也值得期待。”他说。

前述国有大行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从微观层面来看，一些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贷款的投放是有一定优惠政策的。“我们经常会统计，你们的贷款支持了多少实体经济，贷款形式是什么样的，价格是什么样的？银行尤其是国有大行一般都会回应国家的政策号召。”

“不过，银行有时也很矛盾。”他说，“比如说我们对中小企业做了一笔授信，发现出现了坏账，该追责还要追责的，这也让我们很难受。”

2022年5月，央行印发《关于推动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的通知》，旨在着力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意愿、能力和可持续性。该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健全容错安排和风险缓释机制，即要求银行探索更简便易行的尽职免责内部认定标准和流程，推动尽职免责制度落地。

作为流淌在经济中的血液，一直以来，金融都是稳定实体经济的重要推手。

今年4月，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23条举措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其中，引导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加大对小微企业等受困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力度。

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更层出不穷。今年央行新创设1000亿元再贷款投放交通物流领域，创设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400亿元普惠养老再贷款，后续又增加1000亿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央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述专项再贷款工具也将集中在下半年投放，预计拉动约1万亿元信贷投放。

2022年3月31日，武汉的一处汽车焊装车间。 图/视觉中国

10月28日，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该报告称，2022年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货币政策调控，在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的同时，推动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数据显示，1月至9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24%，比上年同期下降0.29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在明明看来，截至目前，上述货币政策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其中，政策性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修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有效撬动了投资需求，保障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货币政策持续发力背后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和原则，同时也反映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发紧密。

明明向《财经》记者表示，最初金融主要为实体经济提供支付功能，此后随着实体投资需求扩张，银行、非银等金融机构开始提供多元化、差异化、定制化的融资服务，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进步，通过供应链金融等一系列创新模式，金融可以融入实体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背后是金融行业庞大的资产规模。截至6月末，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07.42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达367.68万亿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市场。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3.1万亿元，十年间增长了近6倍。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6.64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尽管如此，对标国际优秀投资银行以及证券市场相关经营主体来看，中国券商发展仍存在同质化现象严重、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明明认为，保险业可借鉴海外经验，保险服务内容有待扩展、覆盖面可以进一步提升，积极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主动提供防灾防损服务。

不过，即便在疫情反复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压力的情况下，中国银行业仍保持稳健的经营态势，不仅在规模上持续增长，同时在结构上全面提质增效，把握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高端制造、数字化等主题实现转型。证券业则也在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一直保持较好的增长速度，保险资金运用逐渐多元化，保险投资迸发出新的活力。业内人士表示，这为出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相关政策奠定了雄厚的行业基础。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中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07.42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67.68万亿元，占比超过90%。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中国融资结构中，商业银行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2020年，金融系统主动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2022年5月以来，央行连续召开主要金融机构、央行全系统、政策性银行“一把手”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要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并强调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要充分发挥支柱和带头作用。

据六大行近期公告，新增贷款大部分投向了制造业、普惠金融、乡村振兴、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金融等政策鼓励的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在央行引导下，各金融机构着力推动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下降。1月-9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24%，比上年同期下降0.29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持续的降息减费一定程度上使银行业绩增长承压。以六大行为例，2022年前三季度，六大行营收及净利润增速均出现较上年同期下滑。其中，工商银行营收出现负增长，上年同期增速为6.97%；建设银行营收增速为0.98%，上年同期增速为9.27%。净利润方面，六大行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增速约为上年同期的一半，除邮储银行、建设银行，其他四大行增速均低于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银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息差收入，资产端贷款平均利率下行，而负债端存款利率下降稍缓，导致银行净息差收窄，对其利润产生挤压效应。据曾刚统计，2022年二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94%，环比下降3个BP，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2个BP，净息差连续两个季度低于2%。

非息收入是银行另一大收入来源。近几年，较大规模的减费让利也对银行利润造成一定影响。三季报数据显示，不止一家国有大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出现负增长。

金融业是否存在继续向实体让利的空间？曾刚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利润增长承压，但商业银行业绩增速与实体经济基本匹配，甚至还高于同期GDP增速。“金融业利润来自实体，与实体经济保持大体相同的增速，从中长期来看，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发展状态。”曾刚表示。同时，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相互依存，银行短期向实体经济让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向好，也能使银行长期风险更可控。

现实的情况是，向实体经济让利过程中，商业银行还面临着一些难题。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对《财经》记者表示，当前银行支持实体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管理风险。“银行的商业模式是通过高风险高定价来弥补风险损失的，在目前经济情况下，如果以低利息向高风险领域发放贷款，不仅会影响到放贷银行的经营业绩，大范围推广还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快速积累。”

一家国有大行信贷业务负责人亦对《财经》记者表示，银行肯定要与客户共渡难关，但无法不顾商业原则。“毕竟商业银行还是市场化运作。”该负责人说，“比如房地产融资，对风险底数清晰的房企，银行还能勉力支持；部分年报都无法按时发布的房企，风险不透明，大家就比较难（提供融资）。”

曾刚提醒，长期来看，利润的下降也可能损害银行自身经营能力。利润并不仅关乎股东回报，还可用于核销不良贷款、计提拨备、转增资本等，因此也决定着银行的风险抵补能力和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银行利润越丰厚，自我补充资本的能力越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也越强。”曾刚表示，“在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和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如何平衡？曾刚认为，关键是提升银行经营效率。商业银行的成本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资金成本、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资金成本取决于货币政策，运营成本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来降本增效，风险成本也可以通过大数据风控、供应链金融等技术和业务模式创新来压降。“这三个方面的成本都还有压缩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讲，银行向实体经济让利的空间还有进一步加大的可能。”

当让利不足以完全解决实体经济的难题时，中国金融业则需要通过自身的改革以提升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

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向《财经》记者表示，社会融资规模是一个衡量当年金融投放规模的增量指标，与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增加值指标是对应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量化水平。

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7.29万亿元，2021年达到31.35万亿元，比2013年增长81.32%，显著高于GDP的增长率，说明金融的量化因素对生产率的边际效用在下降。

李礼辉表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数量很重要，但质量更为重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就有可能改善资本和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用，用相对少的金融投入，拉动相对多的经济产出，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黄益平亦撰文表示，当前中国金融模式呈现出四方面的突出特征：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以及银行主导。“这套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方面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只是最近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多，抱怨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一方面金融效率在下降，另一方面金融风险在上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金融体系主要参考了美国模式，并从中学习了自由化、市场化和多层次金融市场经验。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认为，大资管、数字金融等创新就是我们在此基础上的一次大胆探索。近些年，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无序、违规经营，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以及影子银行风险的暴露等新问题涌现，中国开始重新寻找中国现代金融体系道路。

寻路过程中，德国金融模式进入了研究者与决策者视野。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体系遭受巨大冲击，而德国金融体系仍然保持稳健，在美欧国家中独树一帜。同时，德国金融体系在避免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控制宏观杠杆率，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拥有良好实践。

张晓朴认为，德国与中国在经济金融发展道路和制度安排上存在较多相似性，比如，两国金融体系的银行主导特征都十分明显，国有或公共金融机构比重高，两国都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出口导向性特征明显等。而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一些恰恰在德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或规避。

以金融与实体的关系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越来越高，2022年上半年，该比重达到8.7%，在全球大国中位居第一。同时，金融业报酬明显优于实体经济，非金融企业营收中金融投资收入占比较高，导致人才、资金集中涌向金融业，经济过度金融化，出现所谓“脱实向虚”倾向。

而德国金融体系较好处理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作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德国始终维持着较小的金融规模和庞大的制造业部门，金融业比重长期低于5%，制造业比重则始终高于20%。2018年德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3.7%，而同期中国这一数据是7.68%。

张晓朴特别提到，德国金融体系与企业保持了长期密切互动，集中体现为管家银行关系，即银行为企业提供隐性长期融资承诺，承担长期融资提供者、流动性保险提供者和金融救助积极主导者等角色。部分得益于此，德国银行“雨天收伞”的现象并不突出。

德国金融体系给中国金融改革带来哪些启示？张晓朴认为，首先是建设适合国情、适应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此外，还包括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再平衡，发展关系型融资和耐心资本，推动企业自立和内源性资本补充等。

“总之，最关键的是通过制度设计、监管，不让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在这个前提下，让银行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对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利的。”刘晓春说。

当然，德国金融体系并不完美。张晓朴表示，德国存在风险投资和股票市场发展滞后、为未来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这让德国金融体系在服务新兴产业和新创企业方面存在短板，以至于几乎错过了整个“互联网浪潮”，张晓朴称之为“一国技术进步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致命缺陷”。由此，他认为，中国应该有耐心坚定地发展股票市场。

这正是中国决策部门一直以来着力倡导的方向，“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被写入了二十大报告，成为接下来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资深金融人士王骥跃看来，直接融资的好处在于分散风险。投资者自己决策，自己对风险负责。而间接融资风险集中在银行，一旦银行出风险就可能形成系统性风险。

赵建则认为，以直接融资为特征的资本市场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和现代化举足轻重。“毫不夸张地说，创新只能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赵建直言，创新的本质是试错，只有高风险偏好的资本市场能够容忍企业不断试错，马斯克、乔布斯、扎克伯格这些“坏孩子”在资本市场以外的地方很难成长。“你见过银行给一个五年都不能盈利的企业贷款吗？”

“资本市场对创新企业的估值往往伴随着较高溢价，因而容易被认为是金融泡沫。”赵建进一步表示，“这其实是对试错的奖励，没有丰厚的溢价谁会去试错呢？”当然，他进一步表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并不可取。“我个人认为，过度金融化必然带来去金融化，美国、日本都是以金融危机的模式完成去金融化，过程可以用惨烈来形容。”赵建说。

对于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目标的落地，王骥跃对《财经》记者表示，就当下而言，最直接的还是推动注册制的全面落地，以及注册制本身的持续改革，落实信息披露为核心，尽可能减少监管层的实质性判断和控制批文节奏行为，提高融资效率。同时，以资本市场为抓手，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科创、先进制造、数字中国等战略方向。用资本市场带动社会资本投资，形成杠杆效应，才可能更大程度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顶层设计出炉之际，落地实践早已如火如荼。

以商业银行为例，在国家相关政策引导及金融管理部门推动下，“服务实体经济”成为商业银行经营决策的关键因素。近期，六大国有银行纷纷披露各自服务实体经济举措和成果。

公告显示，前三季度，六大行合计新增9.53万亿元贷款，重点投向领域为制造业、绿色发展、普惠金融、基建等领域。

具体来看，截至三季度末，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制造业贷款分别较年初增长约37.5%、32%以及18%；绿色发展方面，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绿色贷款分别较年初增长约36%、34%、32%以及25%以上；服务普惠金融方面，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较年初增长约37.6%、35%和22%。

其他类型银行亦在加大信贷投放力度。Wind（万得）数据显示，截至三季度末，在A股42家上市银行中，有22家银行的贷款总额较年初增幅超10%，其中七家中小银行增幅则在15%以上。同时，中小银行信贷资源则进一步向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倾斜。

作为银行加大信贷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获益者，华东地区某供应链企业主要业务是提供维护、维修企业生产设备所需物资，进而连接众多制造业企业。疫情期间，由于仓配网点停摆等原因，该平台遭遇现金流问题，向上游供应商支付货款时出现困难。

2022年5月12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邮政银行客户经理在乾元镇一家企业了解生产情况，准备追加低息贷款。图/视觉中国

商业银行对放贷环境的感受并不一致。有行业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面临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今年以来企业推迟或是取消扩大再生产现象明显增多，甚至一些常规的固定资产置换都进行了延后。“对于部分企业来说，出于扩张需求而进行的融资就会减少”。

华南地区某股份行信贷相关人士并未感到企业信贷需求不足，在她看来，对比大型优质企业，当下中小企业的需求旺盛，不过银行出于风控考虑会谨慎放贷。

“银行的信用评价体系可能还是相对保守。”华东地区某企业高管告诉《财经》记者，受疫情影响，其所在公司营收较此前出现下滑，不过由于公司依旧保持盈利状态，尚能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但部分因冲击出现亏损的同行，则无法获得授信或是足额信贷支持。

面对资质不那么好却有迫切融资需求的客户，银行如何走好风险防控和支持企业发展的“平衡木”？

华东地区某城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相较大行，中小银行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由于市场客户资源有限，与有资金优势的大行对比，中小银行在抢夺市场份额时并不具备优势，为了实现业务拓展，银行会通过产品创新，开拓长尾客户群。

“优质客户资源是稀缺的，但如果没人愿意满足其他企业的融资需求，这对整个实体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上述负责人表示，当下部分企业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其实对部分企业来说，交易数据也能作为征信，银行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分析企业情况。

这对银行的风控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多名业内人士看来，通过建立完善的“数字化”的技术体系，比如数字化的全流程的大数据风控是银行的应对之道。从实践来看，在科技创新的应用下，部分银行已通过打造风控模型，解决获客运营、风险审批等环节的问题，为实体企业获得融资拓宽了管道。

银行业之外，证券行业也是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一环。得益于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相较于银行业，证券业具有直达实体经济的特点，更能加大对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近期，多家上市券商公告2022年前三季度服务实体经济情况相关公告。公告显示，多家券商均在布局科技创新领域，具体包括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重点行业，以及中小“专精特新”行业。

责编 | 肖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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