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成功的商人背后，都有一群贪官

有网友戏称，小时候想当武松，长大了才发现西门庆才是学习的榜样。这大概就是生活与理想的差距。许多人羡慕西门庆，当然除了他长得帅，有女人缘外，还因为西门庆在这个社会吃得开，短短几年间，就实现了人生大逆转、财富更是指数级增长。

《金瓶梅》里，西门庆不仅是恶霸淫棍，还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自有一套独特的“生意经”。初时，他借着父亲遗荫，只是在清河县里开了一家生药店，因为善于经营，家中倒也颇有财资。

王婆评价西门家：“家有万万贯钱财，在县门前开生药铺。家中钱过北斗，米烂成仓，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放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但此时，他充其量还只是清河县里的一个小财主。

但他善于钻营，搞关系，继而勾结官吏，“放官吏债”，等赚到更多钱又开绒线等铺子。进而与京师的官僚太监搭上关系，做蔡京的干儿子，与翟管家以及一些状元御史交结，自己也走上宦途，步步高升，得到官府的方便而做盐引子以及别的超出本县范围的大生意。

西门庆的开挂人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每一个成功的商人背后，都站在一群贪官。

到了第七十九回，西门庆与陈经济交托家底，不包括几处宅院与商铺，仅账面数目就高达九万一千七百四十两。他的一生是极力钻营而使财势日增的过程，其间做了许多缺德和枉法的事。

西门庆的政商关系从为了逃过杨戬的株连给蔡京送贿，误打误撞得到了一个副千户的官职开始，从此，遨游于官场与商场之间，神闲气定，志得意满。他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成为市民乃至士大夫们羡慕追捧与忌妒谩骂的对象。

《金瓶梅》的作者改了《水浒传》的故事，把西门庆从武松刀下救出来，让他活几年，得以让我们透过西门庆的政商经营，看到晚明社会下政商勾结文化里头的复杂、细腻。

《金瓶梅》的时代背景是宋代，但大家都知道，作者讲的其实是晚明的社会。那会中国的商业有了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发展，产生了最早的资本主义，隐约开始出现具有资本积累的商人阶层。

可惜的是，并没有出现像发生在欧洲一样的资本主义的崛起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兴起，从而导致了后来的民主以及政治革命。

反倒是大部分像西门庆这样的商人一旦开始发财，他们想到的，不是如何向统治者争取“人权”、“财产权”，反过来，只是被动地附庸在封建制度的权力结构底，试图得到庇护并且分享权力，和统治阶级一起剥削、欺压百姓。

在过去的皇权社会，天下被认为是皇帝所有的。老百姓能够生存，全来自上天以及统治者的恩赐。在这样的思维底下，以资本累积财富为目的的大型“资本操作”，尤其是到了“富可敌国”地步的资本，统治者也是无法容忍。

资本主义的萌芽固然给中国创造了新的商机，但政治上的限制却也同时存在——毕竟商业机制需要的法律、市场、交易的秩序，甚至是人身安全、财产权，都是统治者可以轻易给予，也是轻易可以夺走的。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商人能赚得的利润，无非只是从统治集团那里分来的一杯羹罢了。因此，成为赵家人的好处不仅能保平安，商业的好处也是说不完也道不尽的。　　

第十回，潘金莲和西门庆联合毒死了武大，武松为武大复仇，误杀了李外传。案子到了东平府，府尹陈文昭得知了内情，不肯放过西门庆。西门庆靠着蔡太师一纸密书，指示门生陈文昭“免提西门庆、潘氏”，逃过了一劫。

第四十八回，西门庆和夏提刑贪赃枉法，收受了谋财害命的苗青一千两银两，被山东巡按御史曾孝序上书参劾。西门庆和夏提刑连忙送了五百两银子以及许多金银珍宝给蔡太师。蔡京不但让西门庆平安无事，甚至用他的影响力，让清廉正气的曾御史落得“除名，窜于岭表。”的下场。

此外，西门庆收受盐商王四峰贿款一千两关说山东巡按，李桂姐因接待王三官，惹恼了妻子的伯父六黄太尉，行文东平府抓人……所有这些搞不定的事情，同样的，西门庆也都透过蔡太师的关系摆平。

还有就是偷税漏税。第五十八回，韩道国从杭州购置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按照明朝的税制，大致为三十税一，这批缎绢货物至少应纳税三百两，而经西门庆一番暗箱操作，伙计采取了谎报品种、瞒报数量等非法手段，结果只纳税三十两五钱银子。

加上行贿的五十两及事后对钞关官吏的重谢，西门庆花销不过白银百两。国家的税金损失，却达到百分之九十。在这里，国家吃了大亏，税官得了小利，获利最大的，自然是西门庆。

只要看看蔡京这一路给西门庆带来的回报，就不难明白西门庆为什么宁可做蔡京的附庸。

作为投资的对象，蔡京的回报是远超乎西门庆想象的，难怪西门庆乐得不断地在蔡京身上加码。这些“懂事”的加码使得蔡京把西门庆当成自家人，不但提供庇护，更重要的是，还提供给他“蔡京家族”这个贪腐集团的人际网络。

第三十六回，新科状元蔡蕴奉敕回籍省亲，途经清河县。由于蔡蕴拜蔡京为义父，算来是西门庆的“义兄弟”，于是蔡京便介绍给西门庆认识。

西门庆盛情地款待蔡状元，以及同行的新科进士安忱，不但请他们吃饭喝酒，一起听戏，招待留宿（还让书童给喜好男色的安忱侍寝），隔天离开时，分别给了蔡状元、安进士白金一百两、三十两以及种种贵重的礼物作为路费。

到了第四十九回，蔡蕴再回来登门拜访时，他已经是巡盐御史了。不但如此，这次造访他还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同僚（此人系蔡京长子蔡攸的妇兄），新任的直属巡按御史——宋御史。

一般来说，明朝一个省级巡抚级年薪是五百七十六石大米，省以下二级官员每年是一百九十二石大米。到了七品知县每年薪资大概只有是九十石米左右。明朝米价波动很大，平均起来一石米零点七至一两之间。

用这个标准计算的话，巡抚每年薪水四百零三两，一个月也不过四十四两左右（二万至二万五百元人民币），知县一年六十三两，一个月更是只有五两左右薪水（三千至四千元人民币）而已。

《金瓶梅》第三十一回，帮西门庆送生日礼物给蔡京的吴典恩意外得到一个驿丞的职位，光是上任，做衣服、见官摆酒就得花费一百两银子（都超出一年的薪水了）。吴典恩为此还要向西门庆借钱来摆场面，可见官员的本薪有多么微薄。

根据吴思在《潜规则》的统计，一个官员如果人情世故要做到周到的话——从打点上司、招待往来的官员、到上京朝觐的冰敬、炭敬——少说也要花费一、二千两银子（六十五万到一百七十万元人民币）。在薪水这么微薄的情况下，要维持这么庞大的开销，不靠着鱼肉乡民，收受地方金主的贿赂，如何能够打平？

说得明白一点，西门庆固然需要官员的庇护，可是反过来，官员更需要西门庆财力的援助。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商勾结在明代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规模的共犯结构。看得出来，从一开始送新科的蔡状元来叨扰西门庆时，蔡京其实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在一个像明朝这样扭曲的制度里，光是派任官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当地建构出整套效忠于自己，官官相护的“收贿”网络，藉由这个网络，一个像蔡京这样的上位者才能够安心地往下层层剥削。　　

如果把西门庆这样千两以上的支出当成投资的话，我们看到，西门庆对蔡御史的重金招待，得到的回报是很明显的：

首先，蔡御史同意支盐三万引（九百万斤）给西门庆，并且还提早一个月支出。明代盐政的弊端之一，便是支盐难。当时人记述说：“商人支盐如登天之难……有守候数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支之。”反之，“势要支盐如反掌之易”（朱廷立：《盐政志》）。

因此，若朝中无人，手握盐引的西门庆即便赶上盐政改革的时代，仍难迅速支盐、套现。但因为有了蔡状元的这层关系，这个别人一辈子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西门庆在推杯换盏中就轻易解决掉了。从中，西门庆至少获利十倍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官员获取的这些不法的利益，最后，当然还是要由最底层，所有无力抵抗的善良老百姓买单，这是整个封建时代最可悲、也是最可叹的地方。

从蔡状元、安进士、宋御史到六黄太尉、蔡知府、侯巡抚、赵知府……在被西门庆招待之后，宋御史看中了西门庆的财富，开始动起了脑筋，请托西门庆在家里代办宴席，招待奉钦差来接取朝廷兴建宫苑用奇石的殿前六黄太尉。

《金瓶梅》第六十五回，描写了这个精彩的场面。从此之后，西门庆家成了山东一省蔡京集团新的招待所了。我们看到，宋御史私人设席款待巡抚侯石泉、安郎中接待九江大尹蔡少塘（蔡京的九公子）都在西门庆家举办。

到最后，省里面的这些二级官员雷兵备、汪参议设宴庆贺杭州知府赵霆升大理寺丞也来拜托西门庆，一样有模有样的客套话请托，只是送来的分资更少，西门庆要买单的不足额更多罢了。

说起来，不管是安郎中、宋御史或者是雷兵备、汪参议，他们品秩并不超过西门庆这个正五品千户来得高。他们之所以敢如此地向西门庆予取予求，无非也是因为西门庆既然靠着政商关系得来官位以及这许多好处，自然也有供养这个政商网络的责任。　　

难怪西门庆在官哥还在世时感叹地说：“儿，你将来长大来，还是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武官）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

西门庆当然心里有数，那些正科出身的文官对他是没有什么敬意的。他们看重西门庆的无非还是他的钱罢了。

但是政商关系本来如此：商人必须靠着官员的庇护才能坐大，反过来，官员更要靠着商人的资源才能交际应酬、甚至是升官发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于是我们看到西门庆家送往迎来，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也看到地方上任何人，只要有“巧”不动的事情，都找上西门庆了。不管是货物逃漏税、官司求免、甚至年终的升等考核的关说……都有西门庆的身影插足其中。

西门庆浸润在这个贪腐网络里，他付出的金钱愈多，事业规模就变得愈来愈大。在清河县这个小小的地方，西门庆的政商关系这时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极致的顶峰，没有什么他不能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他“巧”不动的人……

郑振铎曾经说过：“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材料。”

《金瓶梅》描述的是晚明末的事情，这时候的商业经济异常发达，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这些社会财富到了最后几乎一面倒地向官僚、权贵集中。

王世贞曾统计当时天下巨富的情况，在他所举出的天下巨富二十二家中，高官权贵就占了十七家（包括了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京师张二锦衣……）。其余五家无非也是靠着依附在封建势力之下的特许行业、或高利贷的典当行业。

可见当时经济发达所产生的大部分财富，最后还是落到权贵与统治者的手上了，这当然严重地摧残了商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