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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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君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过去,城市乃至县域的激烈竞争,是中国经济腾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的崛起壮大,国内城市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程度也日益加深,更高层级的竞争需要更高能级的实力,国内邻近城市间的关系逐渐从单打独斗的竞争走向了分工协作、抱团发展的“竞合”,都市圈、城市带、城市群的概念相继变成了现实。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浪潮里,那些等级位次高、经济能量强、辐射带动力度大的中心城市成了至关重要的主角。“以中心城市促进城市群发展”正成为新时期城镇化的指导原则。
但正如城市的量级有大小,中心城市的能级也存在不小差异。
最高能级的中心城市是国家中心城市,目前国家已确立九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成都、武汉、郑州、西安。
这九个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层级的“塔尖”城市。用中央文件的话来说,是“居于国家战略要津、肩负国家使命、引领区域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代表国家形象的现代化大都市”。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形成国家中心城市的同时,还存在一批区域中心城市,那些非国家中心城市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都是区域中心城市,比如济南、青岛、合肥、长沙、杭州、福州等。
作为第二能级的中心城市,它们往往拥有省级行政区域的政治、区位、资源、人口、经济优势,近些年集中力量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在反哺、联动周边临近城市,带动区域整体协同均衡发展。“合肥逆袭、安徽崛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除此之外,我国还存在另一类区域中心城市,它们位于省级行政区划的边界、至少是两省交界处,且不毗邻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虽然只是普通地级市,但经济体量尚可,尤其是在周边中小城市映衬下,也是其所在区域的发展极,有一定的区域辐射带动能力。考虑其特殊性,我们不妨将其定义为“另类中心城市”。
根据上述标准(位于省界,不毗邻前两类中心城市,GDP规模尚可,且高于任何周边城市),笔者筛选出了五个“另类中心城市”,分别是江苏徐州、浙江温州、陕西榆林、湖北宜昌和江西赣州。
- 江苏徐州:地处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接壤地区,毗邻江苏连云港、宿迁,安徽宿州、淮北、亳州,河南商丘,山东枣庄、临沂、济宁、菏泽。2022年徐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457.84亿元,同比增长3.2%,增速分别快于全国、全省0.2和0.4个百分点。
- 浙江温州:地处浙江、福建两省交界处,毗邻浙江台州、丽水和福建宁德。2022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八千亿元大关,达到8029.8亿元,同比增长3.7%,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0.7、0.6个百分点。
- 陕西榆林:地处陕、甘、宁、蒙、晋五省区交界,东临黄河与山西省隔河相望,西连宁夏、甘肃,南接延安,北与鄂尔多斯相连。2022年榆林地区生产总值6543.65亿元,比上年增长5.6%,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6、1.3个百分点。
- 湖北宜昌:地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东邻荆州市和荆门市,南抵湖南常德市,西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北靠神农架林区和襄阳市。2022年宜昌GDP5502.69亿元,实际增速5.5%,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5、1.2个百分点。
- 江西赣州:地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交界处,东接福建省三明市和龙岩市,南至广东省梅州市、河源市、韶关市,西靠湖南省郴州市,北连江西省吉安市和抚州市。2022年赣州地区生产总值4523.6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2%,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2、0.5个百分点。
不难看出,2022年这五个“另类中心城市”的GDP实际增速(剔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实际产出水平)全部高于全国平均、全省平均,作为省界城市,这尤为难得。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一书中提到,我国经济发展有个现象:处在行政边界(尤其是省交界处)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比较落后。省级陆路交界线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但是在2012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却有超过一半位于省交界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非边界县。
边界地区又被称作“三不管地带”,基础设施严重不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省边界处的“断头路”并不罕见。即使到了2012年,路网交通中的“边界效应”(省界地区路网密度较低)依然存在,因为省级政府不会把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到边界地区。
从卫星视角的城市夜景灯光图也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省与省边界处的亮度是显著低于省中心的。
所以,位于资源投入严重不足、经济相对落后的省界接壤地区,能有相对大一些的经济体量、快一些的经济增速,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省界接壤区域的中心城市。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曾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
本文所提出的“另类中心城市”,就是国家最应该鼓励和扶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中央一直在提均衡发展、共同富裕,致力于消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而事实上,受制于地区之间的藩篱和政策壁垒,省际交界地区一直是区域协调发展中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洼地”。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加强省际交界地区合作。
省际交界地区成为发展“洼地”,除了行政边界导致的“切边效应”(行政边界两侧经济区域的资源要素分配制度差异较大,造成市场分割,导致无法形成统一市场开展分工协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带动能力强的中心城市。
同样是在省界上,苏州就被上海带动起来,成为中国最牛地级市;滁州就被南京带动起来,成为过去十年进步最快的地级市。
随着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多项制度改革、各地营商环境内卷式优化,国内生产要素逐渐趋于自由流动,行政边界导致的“切边效应”在逐渐弱化,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推动省界“洼地”隆起的关键因素指向了“另类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千山立仞,必有主峰。主峰强,千山不弱。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省际边界地区的“另类中心城市”并不强,还没有到“辐射带动”阶段,尚处于“强自身”发展时期。
最强的徐州,也不足万亿,更何况要带动周边那么多中小城市。小引擎拖不动大列车。
另外,对于省际边界城市的资源投入,各省其实都想搭对方便车,博弈的结果就是都不真心投入,这种情况下,中央直接给予政策、注入资源是破局之道。
而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另类中心城市”就是这个“刀刃”,直接扶持这些中心城市就是最优解。扶持一个中心城市,相当于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扶持了一个区域。
国家不妨在这五座城市里选取一两座作为试点,先在省界接壤处,用“有形之手”集中力量和资源培育一个强有力的区域中心城市,然后借助“无形之手”的力量,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一个统一市场、分工协作、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跨省都市圈、城市群,从而实现更大层面的区域均衡协同发展。
期待——核心子落,满盘棋活。
注:本文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陈宪先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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