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子光 《踏血寻梅》之后

《踏血寻梅》之后，时隔8年，导演翁子光交出了他的新作，《风再起时》。电影上映后，口碑呈现两极分化，有人赞赏翁子光的大胆，也有人说，这太不像拍《踏血寻梅》的翁子光了。

《风再起时》的背景设置在上世纪中叶的香港，讲述了两个华人探长磊乐、南江携手合作的故事，在权力迅速膨胀的最后，两人走向决裂，同时面对新秩序的拷问。电影简介透露出创作者的「野心」，故事横跨60年，叙事不可避免地走向宏大。了解翁子光的人知道，这几乎是他创作理念的反面。在此之前，他关注的是更具有当代性的社会议题，是发生在边缘人身上的微小困境。

《踏血寻梅》就是这样的例证。2015年，电影《踏血寻梅》在香港上映，隔年拿下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7项奖项，它改编自2008年一宗轰动全港的少女碎尸案，被害人王佳梅是一个从东莞搬来香港的17岁女孩。凶手丁子聪是一名失业的货车司机，他将女孩杀害后并将之残忍肢解。电影里，翁子光通过关注一位早亡的少女，表达了对健忘、刻薄和冷漠的都市人群的心寒。

一个关注边缘人群的导演，为什么会将目光转向一个恢弘的时代？电影首映当天，《人物》和翁子光在北京见面，我们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翁子光解释，《风再起时》是他献给香港、香港电影的一封「情书」。他在微博写了一封长信——「今次我是搬出了《踏血寻梅》以外的另一个我，是在圆我少年的梦，放任而奔驰的，不克制的，甚至哪怕是有点肉麻的，这也是真实的我，一次性地表现出来。」

事实上，不论是《踏血寻梅》还是《风再起时》，故事的主角都是香港，它是一个城市的一体两面，主流与边缘。

但他承认，《风再起时》耗费了他极大的精力。这也许会是他唯一一次执导体量这么大的电影，在此之后，他还是想回归到原来的创作路径，即探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斗争」，他想把故事缩到很小很小，在更细窄的空间内探索人性的边界。

1979年，他出生在广东惠阳，还未对世界有认知的时候，随着妈妈来到香港，在新移民聚居的社区长大。小时候，个性敏感的他是同学眼中的异类，只有写作才能让处在边缘的自己得到关注。爱上看电影以后，他渴望接触和电影有关的一切。不是科班出身的他，做过影评人，还报过导演协会的编导班，成为一个把报纸撕成条、模仿风吹树的片场小弟。

当他成为导演之后，他试图把边缘人群的世界呈现在主流社会眼中，处女作《明媚时光》的主角就是一位在迷茫中探索的普通高三学生，也曾尝试改编其他现实题材的作品。他想通过电影对社会提问——为什么边缘群体会被排挤在社会正面气氛以外？为什么我们是今天的模样？

然而，架起桥梁的尝试屡屡失败，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充满「厌世」的论调，他记得，有一回《踏血寻梅》放映结束，一个中年女人问他，「这部戏里的小女孩会不会太多粗口？」 

《踏血寻梅》以后，翁子光受到许多赞誉，也因此拥有了许多拍片的机会。但他从未觉得自己已经被主流世界接纳，面临市场等多方压力，他还是充满隔阂。这些时候，他会想起那个不被理解的王佳梅。

他的个性耐心、温和，即使在片场和演员导戏，他都是慢悠悠地走过去，在演员耳根轻轻说话。他知道，许多好导演都有极强的掌控力，还有点「独裁」气质，但他说自己做不到这样，也许注定成不了自己心目中的好导演。

他是一个乐于把自己藏起来的导演，与他交谈，他不时评价他自己，「没有创造力」、「没有才华」，只是在勤勤恳恳做事。

对话中，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硬壳笔记本，很厚，每一页都写着散乱的、旁人难以读懂的文字。每天，他会像画家练习速写一样，坐在路边，用文字记下自己遇到过的形形色色的人，比如，喂爸爸吃冰淇淋的孩子。他每天看新闻，尤其是刑事案件，他好奇，个体身处的环境与时代究竟会怎样塑造他们的选择？以及，如何通过表达搭建起主流与边缘的桥梁？

以下内容由翁子光的讲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