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信心

此刻，夜深人静。书房外的庭院里，一树梅花开放，如同久不相逢的老友。我一路行旅，在青岛、曲阜、上海、宜兴、西安和重庆跑了一圈，终于坐定下来。

此行所见所闻，均是疫后恢复的景象，各地都在“全力拼经济”。劲头最大的是地方官员们，动员大会开过了，投资清单列出来了，城投债快要批下来了，招商团队也组建好了。

相比较，接触到的民营企业家们，却好像还有些迟疑。

我问他们：缺什么？

回答我的人，都扭扭捏捏的。缺投资项目吗？好像不是。缺资金吗？也好像不是。缺消费市场吗？外贸差一些，内需当然是可以期望的。

那还迟疑个毛？

答：缺一点信心。

在商业世界里，“信心”这个东西非常地具体。具体到可以用金钱来直接量化呈现：

敢于投资的人，是有信心的；敢于消费的人，是有信心的；敢于加杠杆投资和消费的人，是最有信心的。

反之，都是司马口水。

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信心的短期动力是利益，长期动力则是预期。

如果预期是不明朗或悲观的，那么，所有的行为都可能短期化。

在当今中国，企业家们最关心的预期有两个：一是国运，二是国策。

国运不是空洞的“宏大叙事”，而是对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增长的预期。在这一点上，犹豫和悲观的人也许并不多，庞大的内需消费和强大的制造业，构成了信心的基础盘。

与看好国运相比，对国策的预期却似乎是迷茫的。我接触到的很多人，说到政策预期，都像是一只惴惴不安的“惊弓之鸟”。

天下没有完美的政策，也没有一蹴而就的政策。中国的企业家们，对政策的迭代和优化，也许是最有忍耐心的。相比于对“好政策”的向往，人们更愿意建立的是对法治的信心。

它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公平、透明和规范化。

在这一路上的交流中，有一个案例被两次提及：2021年，有一家电工上市公司因与经销商达成“价格管控协定”，而被市场监管部门以反垄断的名义罚款2.9亿元。

此案在业界造成的纷议有两个：其一，如果构成垄断和造成市场竞争扭曲，首先应该是由其他电工企业或经销商发起司法诉讼，而不是直接由行政部门开出罚单。其二，如果这家企业的“价格管控协定”构成违法，那么，全国其他企业的类似行为是不是该被普遍执法？

这样的案例，在过去几年层出不穷。选择性执法及行政部门的“竞争性执法”，一点一点地消磨了无数企业家对政策的理解和对法治的信任。

对“倒查”的恐惧，则造成另一种信心迟疑。一是怕对本世纪初的产权清晰化改革的倒查，二是怕纳税合规性的倒查。

前者讨论最多的是尚未定性的联想股权改革案，后者则是对“金税四期”的执行预期。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是渐进式的，并带有很大的试错性。在很多时期，正是通过发展和大胆试验，突破了计划经济的藩篱，在这一过程中，存在诸多的法律模糊地带。法治的题中之义，是顺应变革而不断完善治理制度，而不是罔顾当年的改革事实，用今日之法去框衡和苛责当初的变革之举。

对行政官员的廉政倒查，如果照搬于民企的产权清晰化改革和纳税规范追溯，既有悖于历史发展的伦理，又可能造成“个个都是待罪之人”的阶层性恐慌，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一次企业家座谈中，有一位与会者还提出了一个颇尖锐的问题：国企改革还要不要搞，要怎么搞？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四十五周年，但凡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企业改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效率变革。这期间经历了很多次的试错与反复，到今天，这一课题仍然非常地严峻和重大。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一主题之下，民营企业从来不是改革的对象，国有企业才是。

“与国争利”和“与民争利”，是中国经济治理的顽疾性难题，如果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得不到真正的清晰，民营资本群体的长期健康发展，将一直处在很尴尬的境地。

在这个意义上，民营经济的待遇和角色，关键其实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度与成效。

这些天的舆论界都在大谈振兴民营经济的必须性。不过，在我看来，倒是米哈尔·卡莱斯基在很多年前说过的一个观点，是现实的底层逻辑所在——

“如果只有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才能保证高就业率，那么，政府会非常重视企业家们的意见。然而，当货币和财政政策成为高失业率战斗的武器之后，企业信心就不那么重要了，政府也不用太照顾企业家的想法了。”

卡莱斯基是一位波兰经济学家，曾任职联合国经济署，负责撰写《世界经济报告》。他说的这段话有点扎心，但却可能是一个“功利性的事实”——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尤其是长期信心，是经济规律的呼唤，是一国经济健康繁荣的前提和必选项。

一路风尘，感慨良多，要不要写这篇专栏，我一直有点犹豫。如果不是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看好和对改革前景的坚定信心，此刻的我，是应该去洗洗睡了。

信心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它其实一直在那里，如同书房外的那树梅花，时节若至，春天徐来，它当暗香浮动，如期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