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厉以宁
2023年2月27日19点，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回顾他的一生，正如人们在悼念时所感受到的：他代表了中国经济的一个时代，也带走了一个时代。
为了应对2000多万城市待业人口的就业问题，1980年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主持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寻求解决办法。在会上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这是厉以宁第一次正式提出关于股份制的建议，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的激烈讨论。
当时，中国已经有了股份制的初级实践（1980年8月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理企业发行211万元股票)，不过，股票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搞私有化。甚至有人说，厉以宁实际上是在 “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进入80年代中后期，厉以宁积极参与关于股份制的激烈论战，经常写了检讨再回去上课。他明确提出，股份制本身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1986年，邓小平会见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时，赠送给范尔霖一张“飞乐音响”股票，股份制在中国落地。上世纪90年代，股份制改革轰轰烈烈，但直到1997年十五大，才正式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1986年4月25日夜晚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的那次学术讨论会，注定让很多参会者终生难忘。学术报告定在晚上七点开始，但下午五点多就有学生来占位子，有人席地而坐，窗台上也都是人。在这次会议上，厉以宁面对上千名听众，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他一语惊人，直击主题：“我今天准备讲1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是价格改革的失败，但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第二天，国外的报纸刊登了一个消息：“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思路：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这一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声疾呼。这一年，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介绍中国的文章，把厉以宁称为“股份先生”。从此，“厉股份”的绰号不胫而走。
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由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6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1999年，《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任组长。从1980年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改革构想，到1998年证券法通过，厉以宁为股份制的推行奋斗了整整18年。
▌二
进入21世纪，国企改革成为重头戏。在国企改革中，股份制起到了方法论的作用。2009年11月22日，作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之父，厉以宁凭其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大奖，这一年他80岁。
厉以宁自己总结的学术成就，除了股份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还有就业问题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在我看来，国企股份制改革的成功，逻辑基础之一，是市场改革的成功，国企不仅仅是要股份制，也有利润考核，必须自身在市场中去获得利润。市场中多多少少有替代性的民营企业，这促进了国企的效率。国企改革的另一个基础，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有了民营企业提供就业、创造财富，中国的市场需求才会变大，位于上游的国企利润才有了保障。
厉以宁也提出过国企与民企的公平问题。他表示，国企与民企之间的相互竞争是必然的，但合作也是必然的。“两者的最终目标是双赢，而双赢的前提是，国资体制必须改革，而民企体制必须转型。”
2013年12月25日，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厉以宁表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来决定资本配置，它首先需要的一个前提是公平竞争。有了公平竞争，市场就能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资源配置，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老先生已驾鹤仙去，后人悲痛悼念之余，当承前人之志。
▌三
房价任何时候都是贵的，这当然会引来骂声。他发表这个观点的演讲，主题是《WTO与中国经济》。是的，那时，正是中国经济爆发式发展的前夜。
2007年11月13日，厉以宁教授做客强国论坛，在回答网民质疑张维迎教授在《小康》杂志访谈时提出的“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的问题时，又说中国的穷人不应叫穷人而应该称为“待富者”。
2002年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厉以宁说，“基尼系数通常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而中国目前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并且是个二元经济的国家，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同，生活方式的差别很大，不能笼统地用基尼系数来说明问题。我认为，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可以先算出两个基尼系数：一个是城市的基尼系数，另一个是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方法算出一个基尼基数。据测算，我国城市和农村两个基尼系数在0.32－0.35之间，加权平均之后，也大致在这个水平上。”
一篇论文的摘要是这么评论的：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上规定的警戒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改变基尼系数的算法来解释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厉以宁教授发明的新基尼系数算法是一个加权平均基尼系数，这是用平均指标代替结构相对指标，使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指标混为一谈，得出与直观判断完全相反的结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厉以宁是一个原教旨市场主义者。
早在1986年，厉以宁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课题报告》中就提出：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教育经费应该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4%以上。
1994年，他在《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表示，收入不应只有市场、生产要素进行首次分配，而是要政府加强调节、引导慈善事业的“三次分配”，通过“三次分配”可解决收入分配难题。
在2008年1月10日央视一台对话节目中，厉以宁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得极慢。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具体体现在，比如说教育的保障，比如基本医疗的保障，比如说养老的保障，还有生活最低程度的保障，包括廉租房的保障。”
2009年1月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发言时，他说：“农民的土地流转必须和社会保障连在一起。”他还说：“城乡二元体制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消除。”
这一年的两会上他说：“城市中，应该放宽对小摊贩的管制。在当前情况下，就业问题这么重要，你给人家开条路，给小摊贩留条路，不要让这些小摊贩整天躲来躲去的。”“通过增加环卫工人和交通协管员，可以解决小贩带来的卫生与交通问题。”
媒体的断章取义，特殊的语境，都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矛盾，但最根本的原因或许还是他自己的思路。
2018年，厉以宁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改革已到了拖不起的地步？》，指出，中国应摆脱发展路径依赖，不能留恋暂时的经济高速增长。他认为，走老路似乎是保险与安全的，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发展路径的依赖将使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他强调，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是不符合常态的，因而我们的改革不能一拖再拖，应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去摆脱路径依赖，实现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
在198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有两条改革主线之争。一条改革主线是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他们主张仿照1949年西德的改革，全面放开价格，接受市场的价格波动。价格放开以后，经济可能会乱一阵，但过了一段时间经济就会转入复苏，再转入繁荣。这种改革思路又被称作“休克疗法”。在世界银行专家们的介绍下，中国经济学界一些持有“休克疗法”的学者，成为当时主张放开价格、在改革方面最有影响的鼓吹者。
另一条改革主线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的经验，因为西德以私营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能够适应价格改革的，而中国的企业当时主要是国有企业。他们无法经受住价格改革的冲击。因此，适用于中国工业和企业的改革思路绝不是价格改革，而只能是产权改革，包括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和股份制改造。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如今股份制下的国企，肯定比当年更能扛得住价格机制。但渐进式改革往往有一个最艰难的U型底部，不能越过去，就要退回去。这或许就是厉以宁的思想脉络。他希望中国改革快速进行，快速地越过最底部，用最少的改革痛苦去获得最大的改革收益，而不是退回去。
双面厉以宁背后，是秉承理论、谨顾时局、不弃期望。
但是，当年下岗的痛苦仍然记忆深刻，如今在社交平台上继续发酵。这些退休老人，哪怕现在有着年年递增的养老金，但是他们不会忘记当年的痛苦，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们都会反对市场经济。并且，传递给了新一代的年轻人。
2018年12月18日，厉以宁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入选100名“改革先锋”， 他的获奖理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另一个获此殊荣的经济学家是林毅夫。被很多人称为 “吴市场”的吴敬琏，却落选了。
改革不仅仅是因为有利，还需要告诉民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是对的，才能在阵痛中找到新生。就像厉以宁1986年4月参加的北大学术讨论会，用争论凝聚共识，找到正确的道路。
多年前，当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时，未被采纳且受到质疑，他写了首诗给自己，“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老先生安息，一切留给后人去做、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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