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昕，嬉皮士的爱情

文｜吕蓓卡

编辑｜槐杨

图｜尹夕远（除特殊标注外）

到现在我作息还是跟以前一样，四五点睡，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日出。人家的日出是早上起来看的，我的日出都是一夜没睡看的。醒来就看看花，有时候朋友来，就坐在院子里聊天，什么都聊，聊半宿。

我是2010年搬到这里的，那一年我39岁该到40，突然不喜欢热闹了，想安安静静地看看书，有自己的时间。以前我住在鼓楼，在中央歌舞团的大院里，院里有何勇、刘元，全是搞音乐的、跳舞的，歌舞团嘛。那个院可以说是中国摇滚乐跟流行乐诞生的基地，老崔的《一无所有》就是在歌舞团的排练室排出来的。也是这个院里，张岭当年是他的贝斯，三哥是鼓手，刘元吹萨克斯，都是一个院的，何勇比他们小点，看着哥哥们玩，也搞了个乐队，叫五月天，台湾的五月天是后来的了。

那时，院里天天都是party，大家呼朋引伴的，离后海也近，旁边的鼓楼大街有好多livehouse、排练场，有时候你想在家待着吧，就有别的朋友来（喊你），快来快来，你不来找你去。反正一帮文艺青年，聚在一起就喜欢聊我们热爱的东西，不光是聊天，也跳舞。

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在88号（酒吧）玩了一晚上，早晨五点，我和（张）有待、许巍还有一个女孩四个人开车去香山，接着玩，一直玩到第二天中午，躺在草坪上聊。还有一次，有待在香山做了个新年音乐会，演出是晚上，下午我们一帮人就去了，带了一个大录音机，坐缆车到山顶，放上音乐，跳得羽绒服也脱了，毛衣也脱了，穿着T恤到最后，在山上跳得一身汗。

现在的年轻人活得都太亏了，真的。我们当时还在长城上办电音节，都是一直玩到早上，站在城墙上，太阳一出来，所有人欢呼，眼泪都出来了。就是一些年龄相当的人在一起，你能感受到那种经过一个夜晚、太阳出来，一种新生命的感觉。

到2010年左右，我开始觉得，时代变了，在艺术问题上大家追求的比较皮毛，不太进骨髓了。我看那种网红、抖音，那种快餐文化，觉得虚假，都弄一个美颜，再弄一个滤镜。不像我们之前那些朋友凑一起，聊的是你最近读什么好书、看什么好电影、听什么好音乐、写什么好作品了，现在的朋友聚会大家都在刷手机，我觉得，那也可以不见了。

老朋友还好，主要是新起来的一拨人，让你有这个感觉。大时代的氛围在那儿了，你也不可能完全跳脱时代。以前晚饭后我会去后海散个步，但后来再去后海，一个酒吧一个音乐，都是特别受不了的那种，也没有那个安静的后海了，不是可以租个船、聊会天儿的氛围了。

所以2010年前后，大家都纷纷搬走了，去发现新的地方，刚开始是五道营，越来越远，现在我的朋友基本上都在五环以外了。我也是为了躲那种家里随时有一帮人的生活，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臧鸿飞当时是我们乐队的键盘，他帮我们找到这里，贝斯手刘文泰住对面，后来钰棋（姜昕乐队的吉他手）搬过来，张楚也搬过来了。都是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

大家现在都是单身，也都没孩子，我们住得不远，到周末了一块吃个饭，到夏天了晚上一块散个步，也挺好的。我们还过着年轻时候设想的、嬉皮士的生活。

 姜昕在她的一院花里 

我很喜欢嬉皮士文化，第一次接触就感觉找到根儿了。那会儿是九十年代，第一波搞摇滚乐的人往往认识使馆子弟，从他们那儿搞来比如伍德斯托克、迷墙、The Doors、Bob Dylan的录像带。我第一次看到伍德斯托克那个音乐节纪录片，就觉得太牛逼了。

当我认识了这件事情之后回头看自己，我发现我的审美一直就是这样，属于一下找到根儿了。比如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留长头发，觉得特别美。那个时候北京的大街上很少见到长发披肩的女孩，几乎没有。那时候中国没那么开放，上中学的时候要不短发，要不就是马尾。有时候早上起来梳马尾之前，头发散开着我就想，哎呀，什么时候能长大，能把头发散开不用扎成一个马尾？等到高考结束，别人都在对答案，我一出门就把皮筋给解了，终于可以散着头发了。

我好多年头发都留着这么长（到腰），又认识了一些长头发的男孩，那个时期我认识的所有男孩全都留过长头发。长发、老摇滚的皮夹克、破洞的牛仔裤，这三样是我们的信仰。

还看三毛的书，她去撒哈拉沙漠买的项链我也买了一个，就是那种部落的东西，我花了一万多块钱，这是我最贵的首饰，就是因为这个情结，还有她那种生活方式，那种捡个什么破东西就做成家里的宝贝。我现在也一样，家里这些东西都是从二手店淘来的，有一个包两块钱买的，巨漂亮。

那卷伍德斯托克的录像带我看了无数次，特别激动，就觉得我要过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我为什么爱嬉皮，最重要的就是love and peace。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应该像《imagine》那首歌唱的，所有人要像兄弟姐妹一样相爱，它是我的世界观，还有一个就是和平，不要战争。

特别是现在，我有个摄影师朋友，去年要拍一个电影，去了荷兰，现在回不来了。他在欧洲租了个房车，只能靠拉点人挣点钱，因为乌克兰在打仗，阿富汗也在打仗。他给我看线路图，根本就开不回来，中间全是战争。

爱与和平，这个口号也不只是嬉皮时代提出来的，人类其实一直向往和平，但就是几千年了，和平一阵就为了一个屁大的事打起来。生命这么短暂，你抢什么呀？什么都不是你的，就跟为什么我要租房子一样，你根本就不需要买房子，因为你顶多也就住七八十年。

但90年代我们没太聊过这些话题，说句实话，那个时代我觉得世界好像还挺好的，我们那个时候的青春，因为不是网络时代，大家是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觉得，周一到周五就是在家修身养性，该干什么干什么，练练琴、做做音乐，正常生活，休养生息，攒好体力，到周末就出去玩。

那会儿好多搞音乐的、搞电影的、玩文学的、画家都住在望京，我们经常出去玩，我有一辆红吉普，有时候能拉十个人从山里回来，后备箱就得装四个。一回到望京，看见大马路，我们说，咱们以后应该在这个路口弄一个大路标，写上「welcome back home」，就感觉望京是个大嬉皮村，大家都是邻居。

其实第一个跟我说弄个嬉皮村的是何勇。我跟第二个男朋友分手那天晚上，打了一圈电话。那时候我二十四五，没办法一个人呆着，到凌晨三四点，何勇接了电话。我说你能来陪陪我吗，他就来了，一直陪我到第二天中午。他跟我说，别担心，姜昕，咱们老了会盖一个嬉皮村，都住在一起，不管咱们以后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我们都不会孤单的。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几年前我跟张楚去泰国，住在芭堤雅，他让我在那儿也买个房子，老了能做邻居。我说就咱俩太没劲了，他一个做房地产的哥们儿就说，你们要能找十几个朋友来，咱们就把这个湖给包了，盖十几栋，均下来一人几十万。我俩就商量，叫不叫何勇呢？张楚说，他不会不高兴把咱们房子点了吧？又一想，不行，咱们得带着何勇，要不然就太没有爱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只是幻想，艺术家都是只负责幻想，落不了地。

但我觉得挺庆幸的，从九十年代过来的那些朋友，基本上都是本性没改，现在还是那样的。就像窦唯，根本就不买车，骑着一个小电动。有一次记者约他采访，他就给人带到美术馆旁边的街心公园聊去了，选了一把有光的椅子，在光里边就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特别牛逼。抛开我俩过去的那些东西，现在回头看他，我觉得没爱错这个人。

是在那种大家一块玩的状态下，我认识了三哥。其实很早就认识了，他是我前两张唱片的鼓手，但也就是一块工作，工作完了就散了。到2002年最后一天，我们去给刘元过生日，见到了三哥，大家在一块聊了个通宵，互相留了电话。

有一天，我跟当时的男朋友吵了一架。吵完出来我上了车，趴在方向盘上哭，哭了一会儿，突然就漫天大雪。我特别想去山里玩，又打了一圈电话，就像那时候给何勇打电话一样，打了一圈，谁都没接，也都凌晨三四点了，人家都睡了。我突然想起三哥来，因为他说过，他特别爱开车去山里玩，尤其是下大雨和下大雪的时候。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接了，我们一块进了山。

从那天开始，基本上三哥隔两天就给我打个电话，说走啊山里玩啊。这么玩了一个多月，有一天他突然把我约到一个餐厅，餐厅没人，后来我才知道，那顿求婚的饭，是他跟别人借的钱，他那时候特瓢（穷），饭吃了一半，说，咱俩结婚吧。当时我家刚出了点事，他说，这时候你结婚，你们家就多了一个女婿来支撑，一个女婿半个儿呢，你爸你妈肯定就得到安慰了。

我就觉得他特别男人，遇上我家那种事，一般人都得闪，但是他冲上来，说我来负责这一切。我想了两天，跟他说，我不做饭、不洗衣服、不生孩子，你要能答应我就嫁给你。他说，我找的是跟我分享生命的人，不是阿姨，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我是要跟你分享我的生活。

认识窦唯的时候，我才19岁，给他做饭，我们俩住的平房，冬天外边的自来水，你想那么冷，我在那儿给他洗袜子。后来我发现这根本留不住一个男人。什么「要留住一个男人就留住他的胃」，都是什么狗屁理论。

跟窦唯分手后，再跟第二个男朋友在一起，我就什么都不管了。后来我们俩分手了，他跟另外的女孩说，姜昕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冰箱里永远是空的，连个鸡蛋皮都没有。有一次俩人出去，回来屋中间饿死一只老鼠。到第三个男朋友，他说你得生四个孩子，我说那算了。

到三哥这儿，我从觉得我要为这个男的付出一切我就能留住他，到我干脆什么都不付出，到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方式去关心他和照顾他。而且我也成熟了，那时候我三十二岁，三哥已经四十了，我们是精神上的契合。

那个时候我对婚姻的想象就是相爱，一起分享生活，分享生命，一起到老。

我们也的确是这么过的，我们感情很好，三哥总黏着我，一会儿看不见就拿着鼓槌到我旁边，说这说那，鼓槌还在旁边敲。但在音乐上，他对我很严格。歌舞团大院是这种氛围，经常我还没醒，三哥已经出去练完鼓回来了，刘元在对面阳台上练萨克斯，楼道里经常有那种练声的。三哥就说，你游泳去，你练声去，他说，你以前的男朋友全是耍范儿的，音乐不是这么搞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一周游三次泳，除了打鼓就是读书，他是把音乐当业务去练的。

所以我到现在也在坚持，一个礼拜最起码游三次泳，练琴、练唱，这都是三哥给我的。我一直觉得，能认真地跟一个人在一起，能分享两个人生命里更深层次的东西，能白头到老，挺珍贵的。而不是快餐式的关系，其实分享的都是最表层的生命。我就是信这些东西，我觉得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不管怎么样，都活得内心安宁，精神丰富。

三哥是到了2014年10月份开始不对劲的。当时他在四川有一场演出，突然不想去了，之前他都特别靠谱。再往后，他的手机一会开一会关，怀疑我们家有人进来了，被人跟踪了，或者问我，他们是不是都特别讨厌我啊。

十月底的时候第一次自杀，没成，送到医院。后来他跟我说，想通了，不会再干这种事了。他又开始开车，跟我说，觉得人不是光为了自己，还要为家人、为父母活着。到了12月24号晚上，这个院里的朋友说圣诞节了，大家聚一下，他那天有点感冒，跟我说，你这两个月都没出去跟朋友玩，你去吧，我吃一片感冒药，上楼睡会儿，睡醒了就去找你们。

那几天他都特好，我放心了，就出去了。等到我再回来就这样了。

其实这事之后我第一感受是懵的，懵了好久，可能懵了得有两三年吧。我那时候知道我要重生，我要继续我的生命旅程，但脑子是懵的。

我后来想，可能他有一些对生活的不满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他跟我说，别人给他算过命，说他将来是亿万富翁，他说，你等着跟我享福吧。但52岁那年，他给我妈打过一个电话，因为他是中央歌舞团的，出来搞摇滚乐就算是停薪留职人员，到那年内退，他跟我妈说，妈，我退休了，我怕我这点退休金以后养不起姜昕。我妈说，你俩压根就没有工资啊，这退休金不是白给的吗？姜昕也不是因为这个爱你的，她一路爱的都是你们这群穷艺术家，你不用担这个心。这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

他问过我，如果有一天我打不动鼓了你还会看得起我吗？我说，你打不动鼓的时候估计我也唱不动了，咱俩都老了，养养花、养养鱼，养养猫，也特美好，哪有人一辈子打得动鼓啊。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疑问？我又不是因为你打鼓我才爱上你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他问这些，我也不会在意。现在想想，他的走跟时代确实也有关系，这些年的艺术，不是他要的东西了，他有一点心理不平衡。

说句实话，我虽然知道这是个病，我应该原谅，但是我心里有点觉得，让我爱的人应该是那种心胸豁达的、有智慧的人，应该是那种生命力特别强的人。自杀这种事，说实话在我心里这个形象有点掉了，我应该爱的是那种即使怎么样也活着的人。

他们这几年做三哥的（纪念活动），我都没去。我不想再是谁的遗孀，我就是想回到自己。我知道从那个精神病的理论上讲特别痛苦，你不能怪他，但是从我自己来讲，就哪儿到哪儿啊。

我们俩这十二年的生活，可以说是神仙眷侣。整天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要不然三哥不会我走哪儿他追哪儿。有一次雨下最大的时候，我们开车出门了，高速公路上那雨大得，把雨刷器都给砸飞了，高速都封了，我们俩就在那儿待着，等雨停了再回来。就这样的两个人，就这样的生活，音乐上又能互相帮助，你为什么自杀啊，我真的想不明白。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一个人早晚得建立自己的体系，因为再恩爱的人也得有一个人先走。这是早晚的事。你要在他走之前就建立这个体系，他走的时候你就会好一些。

到这个年龄，我已经看明白爱情跟婚姻了。我后来真心觉得，这个爱真的不能就是爱情，真的不能就是婚姻，你一定要给自己多一些生命的支脚，要不然这东西一塌你就完了。

 姜昕在自家客厅里，墙纸是她和朋友一起贴的，到处都是色彩 

前阵子我跟张楚聊天，他说，你知道三哥刚走那会你有多讨厌吗？走到世界各地你都问我同一个问题：生命有什么意义啊，不都是要死的吗，说我们做这么多努力，做好音乐有什么意义啊，到哪儿都问我。

那时候我就不停地问，问各种我觉得能给我一个好答案的人。我问过许巍，老许说，没意义，没意义，但是也得好好活，好好地对身边的人，能帮什么就帮什么，然后做点有意义的事。也问张楚，张楚给我的回答特美，那会儿我们在海边，他说你看见那个天上的星星了吗？那是我们的家，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到那儿的，我们到这儿就是来旅行的，我们就好好地旅行吧。

都是答案吧。其实就是这样，也就只能这样。总的来说就是你别亏了这辈子，好好地对自己，因为生命是你自己的，谁也陪不了你，你是一个人来的，一个人走的。

三哥离开之后，我自己在那个房子里住了五年，所有人都劝我早一点搬出来，我没有。有两个原因吧。一是2014年4月份的时候我去了纽约，去了中央公园，列侬被枪杀的地方。中央公园对面有个特别贵的公寓，小野洋子还住在那儿，每天就路过她丈夫被枪杀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女人特别牛逼，她面对死亡她不逃避，她就面对一切，我觉得她向死而生。

还有一个原因是三哥刚火化的时候，有个朋友说，他爸爸走后，他把骨灰拿回家，每天跟他爸喝杯酒，说说话。三哥办后事那天，人家问我骨灰怎么办，我就说，拿回家。人就是向死而生的，你就把死看明白，你才知道怎么活。

那两三年，朋友们经常来我家，三哥骨灰就搁那儿，我们还一块听音乐，聊天。现在回头想想，那两年我什么也没干，就每天发呆，然后家里来了朋友一堆人陪着我跟三哥说话，真的什么都没干。

应该是2016年的春天，我抱着猫坐在小区门口秋千上。二月底三月份，我突然看见门口的玉兰什么的全都发芽了，我突然感觉有点从这两年的发呆时光里醒过来，就觉得我怎么什么都没干啊，我是不是也应该开始做点什么。我还喜欢音乐啊，我应该做音乐。

就想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老许还有一首歌我还没填词，回家了就翻出来，听，看着窗外开始写什么青春不会老，爱不会枯萎，所有的美好不会消逝。我觉得三哥这事那么惨烈，但是那些美好都还在啊。春天了树又发芽了，玉兰也又开花了，我也还没老，我还有我爱的事情。那种感觉，就是突然从一个梦里醒过来了，以前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塑料膜，模模糊糊的，突然能看清了，觉得我不能这么每天待着，得做我喜欢的事了 。

那首歌一下午我就填完，晚上把词发给老许。过了一会儿老许回我，觉得特别好，他来给我当制作人，用他的乐队来录这首歌，我又开始排练、录音，把《重生》做了出来。

三哥这个事让我明白，生命有其他支柱非常重要，特别是音乐和书籍，还有我身边的这些朋友。这个事对我来说太惨烈了，我缓不过来，但是我有别的支柱，就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

老许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跟我说，特别希望能给你一首歌让你能红了，然后挣好多钱，能过你想过的生活。他说这是我想给你的礼物。他是我音乐路上给我帮助最大的一个人。2003年录《潘多拉》的时候，我们俩都特别瓢，没钱录，趁晚上人都睡了，他把录音棚那个窗户的钩拿铁丝别开，我们俩翻窗户跳进去，录了小样。

我印象特别深，录完了，他就在那儿弹琴，他问我，你觉得这个歌应该叫什么，我说我觉得应该叫蓝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那个录音棚从晚上的深蓝一直待到黎明，那个蓝越来越浅，越来越浅。

挺庆幸的，这么多年，我所有不开心的日子都有朋友在身边。这些朋友就是出去别人说我一句能跟人打起来那种，倍儿护着我。当时做完《五月》那张专辑，因为跟第三个男朋友分手，宣传期我没管，跟好多朋友一块去了瑞士。那儿正在办音乐节，三天三夜，我们折腾了三天没睡，到第三天，大家躺在草坪上，有待跟我说，妹妹你知道吗，别爱得那么小。其实那时候我特别痛苦，三次恋爱都是投入全部的爱情，全失败了，又巨瓢（穷）。但是有待跟我说，你别就是盯着一个男人爱，把所有的爱都放在这儿，这样永远也幸福不了。你的爱一定要大，一定要宽，还有好多东西值得你爱呢。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一直有这样的朋友在提醒你，启发你，也温暖你，保护你，陪伴你。在我心里爱情跟友情是划等号的，也因为这个，我一直有乌托邦的概念。从我个人经历来讲，我真心觉得友情比爱情还靠谱。那些男朋友不都没影了吗，但是这些朋友都在身边几十年了。

我希望这样的朋友能一直到老。就像何勇说的，我们是一家人。我希望朋友们都在，彼此是个支撑。所以我到现在也想整一个嬉皮村，要是我能挣那么多钱我就弄，但是目前为止还不可能，没那个能量。

现在朋友里跟我一样还抱着嬉皮村想象的人也逐渐少了。一些人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也就不跟我们乌托邦了。但前阵子我去山里，在深山里又发现几个年轻的男孩女孩，就在那儿住着，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一代一代的乌托邦理想其实都会幻灭，但幻灭归幻灭，后面还有新的人，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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