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悬崖边上的歌唱家｜《十三邀》许知远对话田浩江

《十三邀》S07E08 许知远×田浩江

昨晚，《十三邀》上线了新节目，许知远对话闯入大都会的华人歌唱家田浩江。一场持续一年、跨越大洋两岸的拍摄。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过田浩江先生的访谈，如果没有看过，活字君也是无保留地推荐这一期。

田浩江是第一代立足西方歌剧界的华人歌唱家之一。在40多个世界顶级歌剧院唱过1400多场歌剧。大都会歌剧院与他签约20年。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在西方的歌剧界立足并不容易，“需要付出300%的努力”；这种极限让田浩江始终感觉站在悬崖边上。许知远说：“我喜欢他的冒险性，他非常有意识地拥抱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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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浩江先生亲切、真诚又带有高度自觉意识的讲述，让我们深刻感受到老一辈歌唱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在节目中聊及世界歌剧的现况，说很多人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存方式，一方面是大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现在的年轻人过于注重声音技巧，反而缺少生活经历和情感表达。“物质生活在太丰富的时候，是摧毁情感的”，他说，“你的高音能比帕瓦罗蒂唱多3秒，并不意味着你会是下一个帕瓦罗蒂。”

田浩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1983年赴美留学。从他出国至今，是什么支撑他走过这四十年？除了舞台的致命吸引力，歌唱所拥有的难以言喻却撼动人心的力量。田浩江在接受许知远访谈时动情地说道：“要感谢那些歌，当我们唱起歌拉起手风琴的时候，苦难就消失了……有些歌如果你记得，不要忘了。”

田浩江先生在《十三邀》的发言令许多人感动，并开始深读他的书籍《角斗场的〈图兰朵〉》。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田先生新书中的一篇文章《丹尼男孩》。

在田浩江的世界里，他的叙述有深度，有尊重，也有一种平等的态度。他不仅是把灯光照在如帕瓦罗蒂、多明戈这样的大人物身上，而且也很擅长对小人物速写式的呈现。他不是简单的速写，而是希望把他们以立体的形式呈现出来。

《丹尼男孩》

田浩江 /文

一唱起《丹尼男孩》，我总能联想起爱尔兰那绿色的原野，起伏的山峦，可以看见静静的羊群，在远方的风笛声中跟着云一起游动，我还会想起卢。

2004年我从纽约回北京开音乐会，是我离开故乡二十一年的第一场独唱音乐会。编曲目花了我几个月，反复试唱，反复练习，很谨慎，觉得这场音乐会非同一般。出国这么久，回来得有个像样的交代，亲友们也期待。曲目中就有《丹尼男孩》。我唱了整晚上的歌剧咏叹调和艺术歌曲，中文的、外文的，好多朋友都没记住我唱了什么，就记住了这首爱尔兰民歌。

《丹尼男孩》，选自田浩江在美国PBS国家公共电视台的实况演出

Danny Boy 国内通常译成《丹尼男孩》，老的中文译法是《伦敦小调》，那是民国时期的译法。我还是喜欢叫它的原名Danny Boy。全世界都熟悉这首歌的旋律，我在西方很多音乐会中唱过这首歌，有几次我唱这首歌时，最后一个音还没唱完，很多观众就站了起来。

这首歌是卢教给我的，确切地说，是他逼我学的。

卢生在爱尔兰，十来岁的时候来到美国，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有许多爱尔兰人移民到了美国，从底层打工做起。卢瘦高，虽然背略驼，也至少有一米八五。卢的背驼得很好看，尤其是跟你说话的时候，居高临下地弯向你，显得很亲切，给人信任感。卢的脸颊紧瘦，总是红红的，很多爱尔兰人的脸颊都有发红。卢的笑很经看，下巴微撅，嘴角上卷，不笑也像笑。卢喜欢笑，尤其看到漂亮女人，灰绿色的眼睛会俏皮地眯起来，闪出一道追光直射过去，“色”得可爱，像个情窦初开的大男孩，想花又不好意思。

有一个中国油画家在科罗拉多住过一段时间，卢买了他的一幅油画。那幅画大概有一人高，画的是一个正面的裸体女人站在那里梳头，女人并不漂亮，但身材不错。开始卢把这幅画挂在客厅，因为他总站在这幅画前，受到太太的抗议，他不得不把这幅画放进地下室拐弯的墙上。过不了多久，太太又开始抗议，说卢去地下室的次数比以前多很多。

卢是做地产的，他从不多说自己的生意，只是听他太太安娜讲过几次，说卢对土地买卖的感觉很准确，总能找到价格便宜的地，买进然后加价售出。

我们在丹佛认识。

那是1984年的圣诞节，我到美国的第一年，在丹佛大学音乐学院学习。那时已认识玛莎，她是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做遗传学研究的副教授，香港长大，喜欢弹钢琴。她总想办法给我们这些没钱的音乐学生介绍些工作，认识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人。某次玛莎安排我去她朋友家的圣诞夜聚会，唱两首圣诞歌曲，她给我弹的伴奏。第一首歌唱的是《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我唱的时候，隐约感到人群中有一个西服笔挺的高个子男士，手里拿着一杯红酒，直直地站在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叫卢·沃尔什，很喜欢你的演唱。”他笑着走过来对我说，伸出长长的手臂，微微弓下身，一边跟我握手，一边紧紧搂了一下玛莎，对着她脸颊亲热地吻下去，还不忘对我眯眯眼睛。他恭维她伴奏弹得好，说她今晚很漂亮，可以看出他们很熟。

卢比我大二十多岁，我们成了忘年交，也许可以说，他成了我的爱尔兰父亲。

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卢老想着怎么帮助我。他知道我的奖学金只是免了学费，得自己打工挣生活费。

“我们家房子外墙要刷油漆了，你会吗？我们请个油漆工也要付五十块钱一天，你能不能干？”五十块钱一天？！我在中餐馆端盘子忙一天才赚二十块钱，我当然答应了。卢的家很大，至少六百平方米。我开始工作时才知道这五十块钱不好挣。首先要爬很高的梯子，一只手要提着油漆桶，另一只手在半空中摇摇晃晃地一笔笔地用刷子往墙上刷油漆。提着桶就不能抓着梯子，不抓着梯子我会紧张到腿肚子抽筋儿。爬得越高，我的工作进度越慢，心跳得更快。过了几天，卢扛来另一个大长梯子，跟我一起刷起墙来，在半空中跟我边干边聊。我很不好意思，一定是我刷得太慢了。后来知道其实卢就想让我多赚点儿钱，看我不但刷不好，还在空中哆里哆嗦，干脆帮助我一起刷。“我们家的墙三个月以前才刷过，卢是在抽风，非说颜色不对，重刷。”卢的太太有一天似乎不经意地跟我说，一边往案板上的包心菜“咣”地剁了一刀。

卢开始说服我学着唱爱尔兰歌曲，有计划地一步步说服我。第一步，就是让我相信我的声音最适合唱爱尔兰歌。他是个非常固执的人，什么事情在他脑子里形成一个想法会永远待在那儿，如果他认为他的想法是对的，就会用非常礼貌、温和而且富有激情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实施到底。

“你知道这是一首多么有名的爱尔兰歌啊，太适合你的声音了，还有这首。”卢每次见到我都会有备而来地递给我一两首爱尔兰歌谱，不会多，也不会少，很有耐心地给我“洗脑”。他会给我放唱片，复印出各种对爱尔兰歌曲的介绍，也会轻轻地给我哼几句。有一次我在钢琴前坐下来，试着唱几句这些歌，他激动得满脸通红：“你的声音唱爱尔兰歌会迷住多少人啊！你必须录个磁带，录二十首爱尔兰歌，我帮你卖，我敢担保你会赚钱，这绝对是好生意，想想有多少人会买你的磁带啊！”他的眼睛里闪烁出坚决又热切的光芒，使我根本无法拒绝。

卢极为热爱他的祖国，讲起爱尔兰，他灰色透明的眼睛会瞬间闪出暖意。在他的描述里，爱尔兰是一个那么美丽的地方，到处都是绿色的原野，歌好听、舞好看、啤酒好喝，女孩子漂亮。“你必须去爱尔兰开音乐会，我们一定会搞定，观众都会爱上你，我们一起去！我来安排！”

有一首歌叫《四个绿洲》（Four Green Fields），属于他“逼”我一定要学会的歌之一。那是讲在爱尔兰北部早期被英国占领的四个区域的传说。内容讲的是一个母亲告诉她的孩子们，那块土地本来是爱尔兰的，但被占领了，你们世代都要记住。这首歌透着一种对故土忧伤的爱，旋律动听歌词简单，唱几遍就熟，我想这首歌一定是爱尔兰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很多年里，英国和北爱尔兰共和军就是为这几块土地进行着血腥的争斗。我敢说卢没少捐钱给北爱尔兰共和军，他是极其爱国的爱尔兰人，很多这样的人，都曾暗地里支持这个“恐怖组织”的活动，不少无辜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曾为这残酷的敌对丧失生命。

《士兵之歌》（The Soldiers Song）是爱尔兰的国歌，卢没放过我，连他们的国歌也让我学了。本来我拒绝，说学了也没处去唱，他一脸固执的神情说他保证这一定大受欢迎：“你知道在美国有多少爱尔兰人想听这首歌吗？”

后来卢带我去过好几个爱尔兰酒吧吃饭，在美国到处都有这种店，里面有各种著名的爱尔兰啤酒和爱尔兰食物，因为卢，我喜欢上了爱尔兰的黑啤酒。

“请全体起立！”卢一进酒吧就会举起右手，大声宣布：“这里有一位著名的歌唱家要演唱爱尔兰国歌！”有人会站起来，大多数人置之不理。卢会站得笔直，脱帽，右手放在左胸口，一脸庄严地等我开口，而我就想找个地方藏起来。

卢喜欢戴帽子，鸭舌帽。一进他们家门，门背后至少挂着十几顶帽子，一半以上的帽子是绿色的。爱尔兰人喜欢绿色，那是他们国旗的颜色，尤其在过爱尔兰的节日时，大家一定都会戴上绿帽子。卢一直惦记着送我一顶，我就是不要，后来告诉他在中国“戴绿帽子”意思是你的女人出轨了，背着你跟别的男人偷情。卢恍然大悟，眼睛立刻眯眯笑，一脸顽皮的“坏”样。以后他每次戴绿帽子的时候，都会跟我挤挤眼睛，眼神闪闪，笑说他太太今天要出轨。

卢当过兵，卖过爱尔兰手工制作的水晶酒杯，特别喜欢请客。在我的印象中，他太太永远在厨房里忙碌，而且厨房里满天满地到处是食物，面包、肉、蔬菜、水果、起司、果酱......随时都有吃的。有一次卢跟我讲起爱尔兰经历过恐怖的饥荒，大约在“二战”前，人们翻山越岭地去教堂排队领点儿食物，很多人饿死了。也许，这就是他们希望在家里到处能看到食物的原因。

卢的家很大，院子也很大。他们养着两匹马，还有一条似乎能永远活着的灰色老狗，爱尔兰种的，一身乱毛。马和狗都高大，消瘦，有点儿驼背，走起路来都像卢。

我喜欢卢家的聚会，这对夫妇特别喜欢请客，客人可以随便带朋友，带朋友的朋友。他们家很大，大平层加地下一层，开起派对来，每一层，每一个角落都是人，爱尔兰啤酒瓶子横躺竖卧，每人手里还都有水晶酒杯。卢卖爱尔兰水晶酒杯的生意没做成，于是把所有没卖出去的酒杯都搬回家请客用。卢喜欢人们欣赏他那两百多只手工水晶杯，听大家碰杯的声音是他的一大乐趣。有几次客人们都走后，我说帮他洗酒杯，他坚决不要。后来我发现他很享受清洗这些雕刻着花纹的水晶酒杯，擦拭每一个酒杯的时候，他显得很陶醉。后来他告诉我这些水晶酒杯来自他的故乡，都是镇上的手艺人一个个地烧出来，一刀刀地刻上花纹，每一个酒杯都不一样。

我想对于卢来说，每一个水晶酒杯都是爱尔兰。

我真的学了二十首爱尔兰歌，而且是在音乐学院里沉重课程和作业压力下学的。还真的录了磁带，是请玛莎弹的伴奏。她有她遗传研究所里的事儿，我不但上学还得打工，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不过，磁带最终录成，在玛莎家录的，用她家的音响和一个借来的、讲话用的麦克风。玛莎是我的英文发音指导，我那时的英文还糟得很，说话都不成句，根本唱不准这些爱尔兰歌词的发音。完成这个磁带并不是因为卢的诱惑——“你肯定能赚很多钱！”而是这些歌真的好听，一唱就上口，内容都特别纯朴，讲故土和爱情。唱这些歌总让我特别想念北京，勾起我对过往所有的爱和回忆。爱尔兰俘虏了我，这些歌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丹尼男孩》。

《丹尼男孩》是一首类似自言自语的歌，就像远方飘来断断续续的风笛声，讲述了一个纯情的生死恋。大意是个伤心的少女跟男孩丹尼说：风笛在呼唤，从山峰回荡到山谷，夏天已跟着玫瑰花瓣消逝，你虽离去，还会归来，无论在阳光下还是在阴影中，我就在这儿等待我深爱的丹尼男孩。如果我死去，你会找到埋葬我的地方，我会听到你轻轻的脚步声，你会温暖我的坟墓，告诉我你爱我，我会在梦中等待你的到来。

我不能说这是一首多么好的情诗，也不用在这儿翻译出它最确切的词意，但它就是感动我。这首歌的旋律像说话，就像你最好的朋友，伤感地跟你讲内心深处的事儿。连绵不断的句子像风一样一直拉着你走，从心到天边，唱好了，催人泪下。

今天有一首极为流行的英文歌曲，叫《你鼓舞了我》（You Raise Me Up），作者毫不掩饰地说，创作灵感来自《丹尼男孩》，可以从旋律中，处处听到《丹尼男孩》。

在西方，大家都习惯了听男高音演唱《丹尼男孩》，网上很多，尤其是爱尔兰的男高音，他们可以唱得很高，音色明亮、干净，唱腔中带着难拿的英伦味道。我也许是第一个男低音唱这首歌，如果没说错，也是第一个中国歌手唱《丹尼男孩》。

2013年12月17日，我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开了一场独唱音乐会，是我出国走上歌剧之路整整三十周年的回顾音乐会。所有的曲目都跟我的经历有关：有我在20世纪70年代考中央音乐学院时唱的革命歌曲，有我学会的第一首歌剧咏叹调，有我最喜欢的中国儿歌，《丹尼男孩》自然名列其中。当晚，这首歌可能是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掌声并不雷动，但持续了很久很久。

卡内基音乐厅的后台有四五个舞台工作人员，这些人全是在卡内基音乐厅工作过很多年的白人，老油条，走路晃晃悠悠，音乐会经历无数，据说年薪都在三四十万美元，一派牛哄哄的样子。音乐会开始之前，跟他们沟通舞台布置、灯光、钢琴等有关事情时，一副懒洋洋的德性，很不耐烦，满脸的权威，好像我们什么也不懂。尤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主管，态度很不友善，让我一直压着火告诉自己别生气，因为不想影响演出情绪，就耐着性子跟他们好好说，让我们的年轻助手们尽可能地配合他们。后来助手们告诉我，音乐会的下半场，当我在台上唱《丹尼男孩》时，那个牛×主管在后台监控演出的屏幕前越坐越直，一直盯着屏幕看我唱歌，后来就开始擦眼泪。演出结束后，他站在台侧等我从台上走下来，一句话没说，紧紧地抱了我一下。在那个瞬间，我觉得他有点儿像我的卢，因为他也有红红的脸颊。

我的爱尔兰歌曲磁带没让我发财。唱得好坏不论，谁会去买一个一看就是家里自己做的、包装粗糙的盒式磁带？封面还是一个笑得有点儿尴尬、穿件廉价西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国人——虽然里面有二十首爱尔兰民歌。

我是用地摊儿上买来的四喇叭双卡式录音机，一盒盒转录的磁带，只有一盘母带，我就疯狂地转录了一个礼拜。正反面转录一次就是一个小时，我整整做了二百盘。玛莎在她研究所的复印机上，给我一张张地印磁带封面，还有里面的曲目介绍，还得下班后“偷偷”在复印机上帮我加班。因为这跟她的遗传研究的文件毫无关系，典型的“假公济私”。

这个即将“横空出世”的磁带是我们两人的首次合作，还是“合资企业”。买二百盘盒式磁带对我来说是绝对的巨款，于是玛莎投资，但我们都忘了谈判“发财”以后怎么分成。总之，当我的小公寓里铺天盖地都是转录好的盒式磁带时，我们已经感到巨大的成就感。

这些都是被卢逼的。

卢说他们高尔夫俱乐部要有一个大舞会，至少会有几百人参加，将是推销我磁带的大好机会。“我们要做大生意啦，我来卖，在门口摆个桌子，放上你的磁带，人们一看一个中国歌唱家唱这些最流行的爱尔兰歌，肯定疯抢！”卢一边说一边得意地眯起眼睛笑。

我也是被卢两口子请去参加舞会的客人，我是在餐馆打完工去的，晚到至少一个小时。那天很冷，还下着小雪，我停了车，在车里换上我仅有的西服，就匆匆往俱乐部大门跑。一眼看见卢站在大门旁，缩着双肩，戴着手套的手捂着脸颊，穿着一件黑呢子大衣，头上是一顶单薄的绿色礼帽，身旁是一个小折叠桌，上面整整齐齐摆着一堆我的磁带，旁边一张白纸上用黑色粗笔写着“著名歌唱家田浩江演唱的爱尔兰民歌，一盒十美金”。

卢看见我绽开笑容，马上把手从脸上移开，脸已冻得发青，鼻孔上还挂着一滴晶亮的水珠。“你先进去，我再等等，应该还会有人买磁带的！”语调坚决，不由分说，把我推进大门。

聚会很热闹，舞厅很暖和，有大约几百个人，要不是后来卢的夫人把卢连拉带拽地拖进宴会大厅，真不知道他会在外面站多久。

磁带一共卖了十二盘。

卢没能把我带到爱尔兰去开音乐会——虽然我们说了十几年。后来我和玛莎在1991年从丹佛搬到纽约，我的演唱事业变得非常繁忙。除了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还开始在欧洲演出。卢和他的夫人来纽约和美国几个城市看过我演歌剧。卢其实对歌剧没兴趣，就是想见我和玛莎。时不时我们还会说到要一起去爱尔兰，说等我有机会去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歌剧院演出时，捎带着开场音乐会，但我们一直没能实现去爱尔兰开音乐会的计划，我也没在都柏林演过歌剧。

后来，卢得了脑癌。

2004年，卢已经病得很重，所有治疗均无效，人很虚弱，脸部肿胀，几乎不出门。那年我从纽约回到丹佛，开了一个为丹佛大学筹款的音乐会。我和玛莎不确定卢能否来我的音乐会，但告诉主办方，我们要在第十一排的走道边上留两个位子，说可能会有一个不方便走路的好朋友来，边上的位子可以方便他们出入。

卢来了我的音乐会，穿得整整齐齐，一身棕色的西服，一条绿色的领带。

我唱的第八首歌是《丹尼男孩》。唱之前，我停顿了几秒钟，跟观众说下面这首歌是献给一位在场的先生，因为是他在二十年前教了我这首歌。

我在一片寂静中开始演唱，当我唱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伸出右手，把观众的视线导向卢。

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卢吃力地挪动着，一点点地挣扎，想站起来，他用右手挡住想搀扶他的妻子，用左手费劲地撑在座椅的椅背上，在大家的注视中，缓慢而艰难地站了起来。当他终于挺直身体的时候，卢微微地笑了，眼睛眯眯地亮起来，表情像个疲劳的顽童。全场观众刹那间都站了起来，很多人鼓着掌掉眼泪。

我没能参加卢的葬礼，因为在欧洲演出。据说他们放了我唱歌的录音，从我那盘盒式磁带选的——《丹尼男孩》。

2006年，我在意大利维罗纳夏季歌剧节演出《图兰朵》，那年是意大利史上最热的一年，即便我们是在巨大的露天场地演出，还是热得疲倦不堪。七场演完之后，我和玛莎想找地方休息几天，很久没休假了。正好纽约的朋友雪莉打来电话，聊到我们想找地方休假时，她马上说来爱尔兰吧！原来她在爱尔兰有一个乡间别墅，此刻她正在那里度假。玛莎放下电话几分钟就搞好机票，当天上路。我们在爱尔兰的香农机场下了飞机，雪莉找了一个爱尔兰朋友开两个小时车把我们接到她的住处。她的房子是一个精心改建的农舍，非常舒适，坐落在半山上。白墙灰顶，正对起伏的山峦，绿色的原野。远处是宁静的海湾，山上有羊群，跟着白云缓缓地移动。

可爱的爱尔兰，我终于来了。

那几天我总坐在窗前，斜靠着几个大坐垫，拿本书，面对窗外的风景，久久地坐在那里，老觉得远远地有风笛的声音。

雪莉安排了一个聚会，我和一群年轻的爱尔兰歌手唱了一晚上的歌，唱了所有我会唱的爱尔兰歌。歌手们惊讶到了极点，因为我会唱的都是古老的歌曲，现在的年轻人都不见得会。他们敲着小手鼓，拉着提琴，我们不停地唱，唱那些优美动人又有些伤感的爱尔兰民歌。当我唱起《丹尼男孩》时，年轻歌手们都渐渐停了下来，看着我，我唱到最后一个音的时候，伸出了右手。

我想起了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