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刘青：适度放开货币政策不等于“大水漫灌”，可以是“小水漫流”

对于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如何看？刘青认为，从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数据看，经济发展得到快速恢复，不过这种恢复中还潜藏着一些后劲不足、后继乏力的因素，特别是微观层面基础修复还不是很好，这可能影响下半年经济恢复的稳定性，增长可能出现较大波动。

从上半年一些经济数据看，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率超出预期，达到4.5%，这个增长率从全球视角看都是一个很亮眼的数字。之所以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一季度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消费对GDP的贡献，一季度，我国消费增长率很快达到5.8%，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66.6%，这个增长速度接近疫情前的消费增速。

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初步判断可能达到7%左右。为何对二季度经济增长预期如此乐观，主要得益于整个经济运行中“三驾马车”所表现出的强劲动力。消费方面，今年1-5月，消费增长率达到9.3%，如果二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到三分之二，将对二季度经济增长起到稳定支撑作用。从投资和出口两方面看，虽然相较于消费，贡献率、增长率不够，但依然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因此，综合判断，二季度增长将继续平稳向上态势。

虽然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总体态势比较乐观，但仍需关注一些不稳定因素，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存在后劲不足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就业、居民收入、谨慎性储蓄。

从就业数据看，5月份，我国城镇就业失业率为5.2%。值得注意的是，16-24岁青年人口失业率达到20.8%，这一数据反映出当前，我国青年人口面临非常大的就业压力。就业是消费的基础，如果失业率居高不下，可能对未来消费构成压力。

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是影响消费根基是否牢固的因素之一。但是，今年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并不快，增长率只有3.8%。在疫情之前，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在6%左右，这意味着，当前居民收入增速还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这也为未来消费是否能稳定支撑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另外，当前，不可预期因素增多，使得居民谨慎性储蓄的意识有所加强。疫情之后，不仅是中国，全球经济增长的波动较疫情之前大很多，这也意味着经济的不确定性在增大，加上各种不确定的变局，这也促使居民谨慎性储蓄动机增强，进而影响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从投资方面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主要是政府部门投资持续发力，但民间投资还未被激活。今年前5个月，我国民间投资下降了0.1%，广东、江苏、浙江等民营经济活跃地区的民间投资自2021年以来持续下滑，部分时间区间增长率微乎其微甚至出现负增长情况。因此，民间投资，无论是从宏观数据，还是从案例来看，都有待进一步激活。

从外贸方面看，疫情期间，我国的外贸数据表现非常亮眼，2022年，我国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今年前几个月，我国外贸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3-4月份保持较快增长，但5月份以来，增长势头有所放缓，今年下半年如何稳住外贸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还需要协同发力。

对于今年下半年稳经济工作怎么干？刘青认为，首先要提升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疫情之前，第三产业的增速快于第一，第二产业，且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也远远高于第二，第三产业，受到疫情影响，第三产业增速出现下滑，下半年稳经济增长的重点还是要抓好第三产业稳增长各项工作。

其次，稳消费仍然是一个重要根基。尽管今年上半年，消费对GDP的贡献超过60%，但是要确保消费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拉动作用，需要解决可能引起消费后劲不足的一些问题，如稳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居民谨慎性储蓄等问题。

再次，稳投资也是需要关注的方面，特别是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在这方面，政府部门需要积极采取改善民营经济预期，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法治化经济治理等方面措施，完善有利于民间资本投资的市场环境。

最后，今年上半年，政府部门在恢复经济增长方面出台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下半年还需要在宏观调控方面继续发力，这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当前的市场预期，还能够稳定社会预期。社会预期会决定长远趋势。

另外，还需要提升货币政策的积极性，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期，经济学界呼吁使用新一轮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声音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政策面也有所响应，诸如货币政策，近期逆回购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都有所调降。要不要采取激进的经济刺激政策？刘青认为，放开货币政策不等于大水漫灌，不一定说向市场“放水”就一定要放到“水漫金山”的程度，“放水”还可以是“小水漫流”、有节制地适度放水。关键是让市场上有足够的资金、有足够的“水”能越过沟沟坎坎，让资金通过市场的规律、力量流动，让资源通过市场自由“漫流”去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去到回报率最高的地方，进而提升稳经济政策的效能。在强调各类政策的精准性、结构性的同时，保持谦逊，警惕、避免陷入“过度计划”模式，更多地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6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当前经济运行情况时提出，“围绕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做强做优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四个方面，研究提出了一批政策措施。”

刘青表示，对于宏观调控，如今最为关键的是持续发力，明确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都会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以更具中长期性质的政策来引导、稳定预期。过于短期化的政策很难调动、激活民间活力，因为市场已经预知很快政策就会变化，但不知道下一个政策会如何，过于短期化的政策设计只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也耗费政策工具。而在扩大需求方面，关键要突出“有效”两个字，要减少低效率领域需求的拉动，比如在基建上要重视新基建的投放，在消费上要重视新型需求、深层需求的满足。而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做优做强的核心在于引导企业实现转型升级，以技术创新、高质量供给来实现“供给创造需求”，以基础创新、持续创新来壮大战略新兴产业。

总体看，在结构优化、供给优化方面持续发力对下半年经济稳增长将产生积极作用，适度的刺激政策也很有必要，需要千方百计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在这些方面，政策需要保持定力。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方可实现长期持续稳定和发展。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较快增长，质量和效益双双提升。但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对外贸平稳运行构成了不小的挑战。面对挑战，下半年我国稳外贸，基础如何？还应从何处发力？

刘青表示，近年来，我国外贸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前5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16.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4.7%，从数据看，我国对外贸易开局良好。呈现出进出口实现“开门稳”、一般贸易比重提升、对新兴市场进出口增长较快、民营企业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等特点。取得开局平稳的好成绩实属不易，目前，我国外贸仍面临不确定性，存在一些困难和挑战。

从外部环境看，外需持续走弱是今年我国外贸发展的制约因素。许多国家不包括能源和粮食价格的核心通胀率尚未见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及经济降温政策对贸易需求的抑制作用仍未消退。

从内部环境看，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着赴国外参展不方便、经营压力增加等短期具体问题，还面临着贸易风险上升、供给冲击持续等中长期难题。

整体看，下半年，外贸保稳提质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有必要出台新一轮稳外贸政策，在稳主体、保订单、拓市场方面进一步形成政策合力。

外贸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对稳增长稳就业、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稳定外贸需要依靠创新，不断提升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

首先，我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主动出击加强与各国的合作，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为我国外贸的稳定发展提供良性环境和有力支撑。

其次，加强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抓住新兴产业战略机遇。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培育更多具有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新兴产业要切实抓住机遇，增强我国新一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再次，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推动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积极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传统制造业和外贸企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

最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开放，加大力度吸引高质量FDI（国际直接投资）。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高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和创新激励意识，加强对高质量FDI的吸引力，扭转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外贸中占比下滑的趋势，增强、放大我国的产业链优势。

总的看来，稳定外贸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下半年我国外贸的基本根基稳固，但也面临各种巨大压力，仍需从创新与多元化方面发力。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国际合作与开放，以及多元化发展策略的采取，将有助于稳定我国外贸，应对不确定性和挑战，实现外贸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