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长安三万里，遍地的诗人唱出进士的梦想

在唐朝，诗歌写作是跟整个政治、教育、官员选拔制度捆绑在一起的。

这里必须说到唐朝的科举考试。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资料并不难查到，网络上、各种论述唐代文化史的著作中都有。傅璇琮先生专门著有《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但是为了行文的完整，我还是简略交代一下：

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代，它是对曹魏时代以来九品中正制和豪门政治的平衡进而替代。唐代科举考试就其类别而言分贡举、制举和武举。

武举创始于武则天时期，在唐代并不经常举行。皇帝不定期特诏举行的专科考试，叫制举。通常我们所说的科举考试，主要是指贡举：士子诸生从京师和州县的学校（国子监六学，弘文、崇文二馆及府州县学）出来，参加尚书省考试的叫生徒；没有学校出身，先在州县通过考试的人也可以到尚书省应试，他们被称作贡士，或乡贡士。

唐代一年一度的贡举考试一开始分明经、明法、明算、明字、进士、秀才等许多科，后来简约为明经和进士两科。傅璇琮以为，唐初科举止“试策”；进士科在8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格局。又有学者根据出土墓志，将“杂文全用诗赋”的时间最早推至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制试杂文”稍后。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考试内容为“贴经”（考儒家经典）、“杂文”（考诗赋）、“时务策”（考时政对策）。

与进士科考试配合的有一个“行卷制度”，就是在考试之前，你得拜访公卿硕儒和掌握考试大权的人，递上你的诗赋，以期他们能对你有个好印象，这有利于你在考试中拿到好名次。

唐代的科举阅卷方式与宋代不同，唐代的试卷不封名，而宋代封名。所以在唐代，以诗赋谒公卿是一件重要的事。

每年全国进士科考生一两千人，能考上的只有一二十人。“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是唐代通过进士科考试之难的真实写照。其困难程度恐怕要远远超过今天的公务员考试。

而做官，到庙堂里坐一坐，对古代的诗人们并不是可有可无之事。

据学者统计，北宋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中近百分之九十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六十二人，占入选诗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而《唐诗三百首》中入选诗人七十七位，进士出身者四十六人。

客观上说，唐代以诗赋取士还是促进了社会对诗歌写作的重视，使得诗歌写作成为进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许多高唱传统文化的人其实高唱的是由历代进士们和梦想成为进士的学子们共同搭建起来的进士文化。这也就是隋以后或者更主要是唐以后的精英文化。我指出这一点的意思是，在很多寻章摘句者的心里，先秦、两汉、六朝的文学成就其实是模模糊糊地存在着的。或者说，许多人不能区分唐宋之变以前和唐宋之变以后的颇为不同的中国文学。

丰富的中国古典诗歌在今天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但在它们被写出来、吟出来的时刻它们可不是遗产。它们的作者们自有他们的当代生活。它们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代风尚、历史逻辑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梳妆打扮，剪枝去叶。

真正进入进士文化在今天并不那么容易：没有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史记》《汉书》的熟悉，你虽有入列之心却没有智识的台阶可上。古诗用典，客观上就是要将你排除在外的，因为你没有受过训练你就读不懂。你书房、案头若不备几部庞大的类书，你怎么用典，怎么写古体诗啊！而你若写古体诗不用典，你怎么防止你写下的不是顺口溜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诗写作中包含了不同于贵族等级制度的智识等级制度。它其实并不主要对公众说话，它是同等学识、相似趣味的士子、进士们之间的私人交流。

即使白居易悯农，他也主要是说给元稹、刘禹锡听的，然后再传播给其他读书人，或者皇帝也包括在内。即使没文化的老太太能听懂白居易浅白的诗歌，浅白的白居易也并不真正在乎在老太太们中间获得铁杆粉丝团。他是官僚地主。他在从杭州寄给元稹的诗中自况：“上马复呼宾，湖边景气新。管弦三数事，骑从十余人。”自杭州刺史任上离职后他在洛阳营造的宅园占地17亩。白居易是居高临下的人。他诗歌中的日常有限性、私人叙事性、士大夫趣味、颓靡中的快意、虚无中的豁达，根本不是当代人浅薄的励志正能量贺卡填词。

同样，不能因为李白写了通俗如大白话的“床前明月光”（“床”究竟是指睡床，坐床，还是井床？），我们就想当然地以为李白是可以被我们随意拉到身边来的。

虽说李白得以被玄宗皇帝召见是走了吴筠、元丹丘、司马承祯、玉真公主这样一条道士捷径，但李白在《古风·其一》的结尾处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他这里用的是孔夫子以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作为《春秋》结束的典故。所以，尽管李白以布衣干公卿，为人飞扬跋扈，但儒家文化依然管理着他，他依然属于进士文化。

但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没有参加进士考试呢？可能的原因是，李白没有资格参加。按照唐朝的取士、选官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大唐六典·户部》)，刑家之子也不得参加考试(《新唐书·选举志下》)。李白的家族大概和这些事都沾边。而恰恰是因为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日本学者小川环树推测在李白的精神里存在一种“劣等感”。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更加容易理解李白的“飞扬跋扈”：它与进士文化的反作用力有关。“劣等感”和“自大狂”这两种心理联合在一起时，奇迹就会发生！

我想，将这些话讲得明白一点，对于维护中国古典诗歌的尊严，也许不无好处。今人都知道“穿越”这个词，但当你穿越到古代——不仅是唐代——你会发现，古人对诗歌、诗人同行的态度迥然不同于今人。据说柳宗元在收到韩愈寄来的诗后，要先以蔷薇露灌手，然后薰以玉蕤香，然后才展读。古人并不举办我们在今天搞的这种诗歌朗诵会，古人读诗时也不会美声发音，古人也没有电视，所以不可能在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做配乐诗歌朗诵。

古代有“黔首”的概念，但没有“大众”的概念。“大众”的概念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产物。老百姓或者大众，当然应该被服务，应该被颂扬，其文化要求应该被满足，但古代的进士们没有听说过这么先进的思想，尽管他们懂得“仁者爱人”。很遗憾，除了在清末，进士们与源自西方的“进步”历史观无缘，所以进士诗人们并不以为诗歌可以将他们带向未来。明代以来，他们甚至也不想把诗歌带向哪里，而是乐于被诗歌带向某个地方——家乡、田园、温柔乡、青楼、帝都、山川河流，或者过去的远方如废墟、古战场等等。

所谓不把诗歌带向哪里是指：他们不考虑在创造的意义上对诗歌本身进行多大改造。他们不改造诗歌的形式，不发明诗歌的写法，而是进入类似19世纪英国浪漫又有些唯美的诗人约翰·济慈所谓的“消极状态”，被一种“零状态”的、永恒的、自然的、农业的诗意以及现成的修辞方式和诗歌形式带向某个地方。

在长安，李白和王维的关系相当微妙。现在我们打开电脑浏览新闻网页，会不时发现这个明星“手撕”那个明星，李白和王维虽不曾手撕过对方，但翻开他们的诗集，我们找不到这二人交集的痕迹。

不错，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既是王维的朋友也是李白的朋友；不错，孟浩然与王维、李白两人都有交往；不错，王维和李白都想赢得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这种竞争真是很大的麻烦），但王、李之间似乎没有往来。

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安史之乱前，唐朝宫廷的诗歌趣味把握在王维手里。而李白是外来人，野小子。就像17世纪受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莫里哀、布瓦洛等人影响，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不接受“野蛮的”莎士比亚一样，大唐长安的主流诗歌趣味和宫廷诗歌趣味肯定对李白有芥蒂；这时的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两个人甚至有可能相互厌烦，瞧不上。

所以李白虽然得意，在贺知章的推举和玉真公主的引荐下见到了皇帝和杨贵妃，可是他自己在诗里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笑。”另外，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结尾处的道德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定有所指向。那么他指向的是谁呢？不会是王维吧！或者还包括高力士！

李白在长安的日子不见得好过。其时与之密切来往的人，可能除了贺知章，再就是几个同样是外来人、同样想在长安谋发展的青年诗人，还有书法家和诗人张旭等。

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李白的性格、才华成色和精神结构跟王维很不一样。

首先他们的信仰就有巨大差异。王维信佛教，其母亲追随北宗禅神秀。而李白虽是儒家的底色，但深受道教影响。陈寅恪说道教起源于滨海地区，因此李白写“日月照耀金银台”，全是海市蜃楼的景观。他的想象力、思维方式，跟王维没法分享。

第二，李白这个人早年好任侠，喜纵横术，据说曾经“手刃数人”。他在诗里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看来他关心杀人这件事，但也没听说他为“手刃数人”吃过官司。要么是他跑得快，逃离了现场；要么是他做生意的父亲李客有钱，摆平了官司；要么他是吹牛皮——他喜欢吹。李白后来在长安飞扬跋扈，喝起酒来一定是吆五喝六，这样的人别说王维受不了，一般人都受不了。

第三，李白的诗歌充满音乐性，宛如语言的激流，这语言激流有时喷射成无意义言说，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灿烂。太迷人了。而王维是千古韵士，兰心蕙质，涵泳大雅。其早期诗歌亦有英豪之气，边塞诗也写得好。他认出了陶渊明的不凡，但又把《桃花源记》改写成了游仙诗《桃源行》。对美术史感兴趣的人一定知道，王维也是大画家。这也就是说王维诗歌中包含了20世纪英国诗人T.S.艾略特所强调的视觉想象力。可惜做文学史的人不了解王维的绘画，做美术史的人又只关心王维诗中与绘画有关的部分。

日本圣福寺藏有一幅相传是王维所画的《辋川图》，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伏生授经图》据传也是王维所作。从这两幅很有可能是后人临仿的图画判断，王维心地精细，很是讲究。黄庭坚谓“王摩诘自作《辋川图》，笔墨可谓造微入妙。”（明毛晋编《山谷题跋》卷之三）而我在北京故宫武英殿拜观过李白唯一的存世真迹《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黄庭坚也见过李白手稿：“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山谷题跋》卷之二》） 

仅从视觉上我们就能直接感觉到李白、王维截然不同的气质。当时拜观诗仙书迹，目惊心跳，直如登岱岳，眺东海，太伟大了！一股子莽荡苍郁之气扑面而来。诗人与绘画或者更广范围的视觉艺术的关系（暂不提诗人与音乐、舞蹈等其他门类艺术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很多诗人的才华不只限于诗歌写作。

换句话说，他们的才华，至少识见，常常溢出诗歌的领土，并且受益于这种“溢出”，而仅仅囿居于诗歌领土的诗人们看来其才华只是捉襟见肘的将将够用——这还是往好里说。

一旦了解了一个时代诗人们之间的看不惯、较劲、矛盾、过结、冷眼、反目、蔑视、争吵，这个时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铁板一块，就不再是诗选目录里人名的安静排列，这个时代就活转过来，我们也就得以进入古人的当代。

伟大的人物同处一个时代，这本身令人向往。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和谐。这一点中外皆然：同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两人就互相瞧不惯；20世纪美国作家福克纳和海明威之间也是如此。这种情况还不是“文人相轻”这个词能够简单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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