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童，韩国社会的死结

2018年，一名韩国女子将自己生下的女婴勒死后藏尸冰柜，一年后，她又以相同的方式杀害一名男婴，被抓后，她给出的理由竟是经济困难。这是6月底轰动韩国的水原冰柜死婴案，随着调查深入，韩国2000多名幽灵婴儿终于浮出水面，这些拥有出生记录但未登记身份的婴儿，有一部分在出生后就被剥夺了生命。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仅仅是因为经济困难，亲生母亲何至于对自己的孩子痛下杀手呢？幽灵婴儿现象刺痛了韩国国民，但背后隐藏的是，韩国社会日益降低的生育率和日益增长的厌童情绪。

#01

幽灵婴儿去了哪里

在韩国，有出生记录但未登记出生的无户儿童被称为“幽灵婴儿”。

一些幽灵儿童在被发现时已经失去了生命，在汉江边上的塑料袋里，在垃圾的分拣场中，在旧衣服回收箱里，在公园留下的袋子里。

2018年11月和2019年11月，一名30多岁的水原市女子分别诞下了一名女婴和男婴。只不过婴儿们还未等来初生的朝阳，就被母亲在分娩次日杀害，并深藏于家中的冰柜，直到最近才被发现。

按照这位母亲的说法，因为经济困难无法养育，她只能亲手杀死婴儿，为了不让人起疑，她还向丈夫谎称流产。这就是轰动韩国的“水原冰柜死婴案”。

这在韩国社会并非孤例。6月23日，就在“水原冰柜死婴案”掀起社会舆论的第二天，韩国警方又在蔚山发现了一具男婴的尸体，藏尸点是一个公寓的垃圾分类场。

6月底，韩国警方拘捕了一名30多岁女子和她20多岁的男友，两人涉嫌杀害他们的孩子并将尸体丢弃在庆尚南道巨济附近的一条河里，他们一度谎称男婴意外身亡。在首尔以南139公里的大田市也发生了同样的案件，一名20岁女子涉嫌产下一名男婴后将其饿死，男婴饿了三天才咽气。

如果再往前追溯，近几年韩国害婴事件频有发生，总量达到数十起。

五年前，一个婴儿被遗弃在路边，被发现时已经严重营养不良，在送往医院后病情恶化，最终不治身亡。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遗弃地点不远，就是一处“婴儿箱”。

婴儿箱（베이비박스），2009年由一位韩国牧师最先设置，供人匿名放下无法抚养的初生婴儿，至2022年共收容过1988名弃婴。一般情况下，婴儿箱内会垫着毛毯，安装照明和响铃，一旦有弃婴被放入，30秒内响铃，就会有人赶来救助。尽管有纵容弃婴的非议，但救回的生命却是事实，弃婴箱被延续至今。2022年，由宋康昊主演的韩国电影《掮客》便是以婴儿箱为线索展开。

然而，谁也未曾想到，一名男婴会被丢弃在婴儿箱一步之遥的地方。

图 | 牧师李钟洛设置婴儿箱，图源纪录片The Drop Box

直到水原冰柜死婴案，这些被尘封在韩国社会阴暗面才被人们看见。

这样的婴儿到底有多少？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18日发布的信息，在对2015年至2022年出生的2123名未进行出生登记的婴儿和儿童进行综合调查后，确认死亡人数为249人，约占12%。

在数据公布的这天，一名孩子的尸体被找到。此前，40多岁父亲和60多岁外祖母以涉嫌杀人罪被移送检察机关，连同孩子的生母，三人被指控于2015年3月杀害一名男婴。男婴在分娩当天从妇产科被带回家中，次日尸体被遗弃并埋葬在附近的山上。根据嫌疑人初次供述，该案由外祖母提出犯罪，由父亲采取直接行动。

随后根据金英珠（音译）议员办公室从各地市和警察厅收到的资料，证实最近八年“无缘无故”死去的婴幼儿共有32人。而这些是既没有出生记录也没有出生登记的婴儿，并不包含在上述的2123名仅未出生登记的儿童之中。

随着“幽灵婴儿”排查的深入，越来越多虐待和故意杀害婴儿的案件浮出水面，韩国社会要求严惩涉婴儿犯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韩国国会18日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对杀害和遗弃婴儿者加大处罚力度，最高可判处死刑。这也是韩国70年来首次修改相关法律，修正案将在6个月后正式施行。

此外，致使幽灵儿童一再出现的源头——出生登记制度，也将迎来修改。根据目前韩国的管理制度，医院没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出生情况，而是要求父母在孩子出生一个月内对其出生情况进行登记。但违反此条规定的成本极低，罚款仅为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7元)。

面对社会压力，韩国政府宣布计划完善未登记婴儿的检测系统，6月30日韩国国会也引入了婴儿出生医院通报制度的《关于家族关系登记的法律》修正案。根据新法，医疗机构负责人须在婴儿出生14天内向健保审评院通报，若父母未在新生儿出生一个月内为其办理登记，各政府部门则会敦促或代替办理，确保婴儿登记在册。

法律上的漏洞看起来是被弥补了，但韩国社会的问题仍然没有被解决。法案中没有写出未通报出生医疗机构的处罚条款，也没有告诉经济困难的韩国父母如何养育一个小孩。

#02

在韩国，养育的成本是多少

韩国监查院对保健福利部的一次定期监查，让这2236名去向成谜的婴儿被人得知，而后监查院从中选出23名（1%）作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确认至少有三人死亡，一人被遗弃，水原冰柜死婴案得以被发现就起源于此次定期监察。

除了是连续杀害两个婴儿的母亲之外，30多岁的A某在邻居看来一直是一位亲切温和的妈妈，与40多岁的丈夫共同养育了三个孩子：12岁的大女儿、10岁的二儿子还有8岁的小女儿。去年之前，A某一家五口一直挤在半地下室。

半地下室大多缺乏阳光，条件恶劣，韩国电影《寄生虫》主角一家便居住于半地下室。在韩国，半地下室和贫困几乎划上了等号。

2017年，A某发现自己怀孕，因为家庭拮据养不起第四个孩子，在和丈夫商量过后二人决定堕胎。不过，堕胎的手术费是250万韩元（约1万4千人民币），A某拿不出这一笔钱堕胎。于是在接下来两年里，她接连杀死自己的两个孩子。尸体被A某用黑塑料袋封起来，放在家中的冰柜中与这一家人度过了相安无事的5年。

1953年至2020年间，堕胎在韩国一直是非法的，堕胎的女性将面临最高一年的监禁或者高额罚款，实施堕胎的医务人员可被判处最高两年的监禁。虽然已经刑事化，但在此期间堕胎仍旧非常普遍，反而由于“法律风险”的存在，导致堕胎手术费用十分高昂。

此事被发现后，保健福祉部宣布与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警方、各地政府合作，对消失在系统中的2123名“幽灵儿童”进行调查。此前，韩国各地方政府共接到1069起幽灵儿童事件举报，其中34个孩子确认身亡，至今仍有677个孩子生死不明。

经济困难，几乎成为这些父母杀死亲生孩子共同的原因。相比于欧美放养式教育，东亚精养式教育决定了在韩国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会很高。

数据显示，在韩国，抚养一个小孩至18岁的成本是国内人均生产总值（GDP）的7.79倍。相比之下中国是6.9倍，德国是3.64倍，而大部分其他国家均在2倍左右及以下。

在韩国，孩子无法穷养。

在巨头的长期垄断下，韩国年轻人想要实现阶级跃升，唯一的办法就是上一所好大学。教育投入上内卷由此形成，韩媒曾报道过韩国学生上补习班的盛况：人口仅为5100万的韩国，光是记录在案的培训班就有10万多个，99%的孩子都在上补习班，补习花费全球之最。普通家庭收入的70%，都用在了孩子的补习上，28%的家庭宁愿背负债务也要送孩子上补习班。

结合频繁的害婴事件，韩国社会似乎奉行这样一条准则，与其生下来受穷，不如从来没有来过世界。

#03

韩国社会的病症

不久前，首尔的一家咖啡馆在门前挂上了一张标签，注明“NO KIDS ZONE（无儿童区）”，禁止12岁以下的儿童入内。在韩国，这样设立“无儿童区”的咖啡馆和餐厅已经超过500家。很难想象，在少子化的韩国，这反而是一种常态。成年人想要有个不受干扰的环境，如今已逐渐成为一种流行。

图 | 韩国标有“无儿童区”的咖啡馆

韩国人的厌童情绪不仅毫无掩饰地显露在公共场所的资源分配上，更明显地体现在韩国人的生育意愿上。

自韩国1970年开始统计生育率以来，韩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位列世界倒数第一，2022年已经跌到了0.78，比历来以少子化著称的日本还要低很多。

一般认为，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如果低于2，国家人口会长期减少；如果低于1，国家人口每隔50年会减半。

“韩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消失的国家。” 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David Coleman就对韩国人口问题做出了预警。对于一个总人口5100多万的国家来说，沉于谷底的生育率意味着，2750年，韩国人将从会地球上彻底消失。

少子化最直接的表现体现在幼儿园数量上。2019年韩国全日拖幼儿园还有37371家，到2023年5月，这一数字跌到29314家，四年间8057家全日拖幼儿园关停，而现存剩下的幼儿园也并不好过，一园仅几名在园儿童的不在少数。

韩国也经历过生育率极高的时代。与日本相比，韩国第一次“婴儿潮”的出现时间晚于日本（战败投降1947年-1949年），从1955年一直持续到1963年，1955到1959年期间平均生育率一度高到6.33，直至1970年以后仍然维持在4.5的高生育率水平。然而，此后生育率一路滑坡，1983年生育率下降到了人口置换水准2.1，2014年降低到1.21，韩国连续几年刷新世界最低生育率水准。

在生育率高企的过去，韩国曾经长期推广具有政策约束力的生育政策，从成立大韩家庭计划协会到推动“三孩运动”再到“二孩运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韩国仍继续强化生育此政策，推动了“独生子女运动”。

长期对高生育率的恐惧和生育政策的惯性，韩国政府没能及时调整来阻止生育率的迅速滑坡。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育率就已经降至人口失衡的警戒线1.5。当2003年再次降至1.3时，韩国政府才恍然大悟，紧急施策试图缓解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21世纪初，韩国媒体仍常使用“三弃”来描述年轻一代的生活意识，即放弃爱情、婚姻和生育。

东亚是一个创造经济奇迹地方，韩国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仅花费几十年年就实现了早期发达国家经历百年的工业化经济目标。期间，物质上的迅速膨胀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满足，同时精神观念上也实现了揠苗助长。事实上，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需要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以韩国此前进化速度，等不及。

再加上应对政策介入时间的错位，让韩国彻底错过了给人口下跌这一病症下药的机会。

当下，韩国年轻人要面对不稳定的就业、高额的住房费用、过度的竞争以及使工作和育儿无法平衡的社会结构，这些问题横亘在年轻人心中，使得生育成为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负担。一名韩国网友评价道：“什么时候能把真正生下来的孩子先抚养好了，再来谈生育率问题吧。”

对儿童的抵触情绪或许正是由此产生。儿童作为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可能吵闹、闯祸，但难以真正地向成年人反抗，最终沦为人们发泄“不满于世界”情绪的对象。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