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舅

我的二舅没有残疾。

但因为打针打残疾了的，村里确实有一个。他个子不高，略有驼背，一只脚歪着，走路使不上劲，一瘸一拐，一只手像煮熟的鸡爪子一样，手指纠缠在一起，张不开。

后来我看《巴黎圣母院》，读到书中对敲钟人卡西莫多的描写，总是联想到他。当然，他可比卡西莫多正常多了。尽管那时经常有村里人拿他来吓唬小孩，其实他是一个挺和蔼的人，虽然有时脾气暴躁，但很多时候，他也有说有笑。

他小时候原本四肢健全，但在打了某种疫苗后变成了残疾人。和那个火爆全网的二舅一样，他并不恨导致他残疾的那个乡村医生，两人在一张牌桌上打牌，和常人一样彼此嬉笑怒骂。

多年前，这位村子里的卡西莫多去世，年仅四五十岁。

我二舅没有那个二舅那样精通十八般武艺，不会做木工，也不会修家电。

实际上，三个舅舅当中，早年间我对二舅最为陌生，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我们叫做“边外”的地方。

中国人对于远离中原的地方，尤其是北方，有很多专有的称呼，什么塞外、塞上、关外等等。

小时候，我不知道“边外”指的是什么地方，只知道那里很远，我有一个舅舅住在那里。后来才知道，在我们那儿，人们口中的“边外”指的是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查询网络，有如下记载：

“边外”，泛指清康熙年间所筑柳条边以东地区，包括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及俄罗斯斯塔诺夫山(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及库页岛。清杨宾《柳边纪略》卷1：“东北柳条边内外设将军三：曰盛京将军， 曰宁古塔将军，曰爱浑将军(即黑龙江将军)。”边外指宁古塔将军及爱浑将军辖地。

我家乡的人，很多都是早年间闯关东人的后裔。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饥荒岁月，这些已经定居在辽东半岛的人，再次北上，来到了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的北大荒，靠着肥沃的黑土地，勉强填饱了肚子。

但据我妈讲，我二舅去边外却并不是因为挨饿，而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

在那个年代，一心想捞个儿子的二舅和舅妈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一个邻居某天偶然提起，说她当年亲眼目睹我舅妈被计生人员拉到板车上，强制引产，“像杀猪一样”嗷嗷大叫，血流了一地。

在辽宁生不了，他们就跑到了边外生，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女儿，老三是儿子，老四是儿子，一口气生了四个，像是了却心中的执念，也像是对计生的报复。

他们实现了捞儿子的愿望，却败给了随之而来的贫困，养活四个孩子，对于既无一技之长，又没多少土地的二舅来说极为困难，贫贱夫妻百事哀，两人最终一拍两散。老大和老三判给了男方，老二和老四判给了女方。

又过了几年，有一天我二舅突然回来了，带着他家老大和老三。

他得了胃癌，胃切掉了三分之一。医生反复告诫，说他再也不能下地干重体力活了，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意味着他失去了谋生的手段。我大舅于心不忍，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去边外把他们一家三口领了回来，就住在我姥姥家的老房子里。

我那时已经在镇上读初中，总算是第一次和这个来自远方的舅舅有了接触。除了不能干重活，医生还告诉他，不能抽烟，尤其不能喝酒。但这个医嘱并没有吓住他，除早上外，每顿饭整点白酒，成了我对他最初的印象。

虽然不能干重活，但家里的几亩地二舅也没落下，玉米大豆等每年都种一些。姥姥家的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两片菜园子总是郁郁葱葱，挂满了黄瓜和芸豆等蔬菜。那棵我从小上树摘枣子的枣树每年依然结满密密麻麻的小枣。二舅的到来，让姥姥去世后逐渐荒废的小院又焕发了生活的气息。

除了喝酒，二舅还爱打牌，我们邻居总能在集市上看到二舅和一群人打牌的身影。尽管家人为此劝过多次，但他依然风雨无阻。我觉得这是他对抗孤独的方式。

离婚后，二舅从未再娶，两个表弟又常年在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城市有朝九晚五，一周七天，而农村则只有春种秋收，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需要打发的。喝酒可以让他忘掉孤独，在人群中打牌则可以让他短暂地告别孤独。

还好，这两年他有了更重要的事。两个表弟陆续成家，生子，二舅当了爷爷，在喝酒和打牌之外，逗孙子成了他每天的日常。听我妈说，二舅皱皱巴巴的脸因为小孙子的到来整天变得笑呵呵的。

我的二舅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不会治好谁的精神内耗。实际上，作为一个农村人，我对那个火遍全网的二舅并没有多少共情。作者文案写得好，视频也拍得好，但他的二舅在中国的农村真真的比比皆是。抛开那双巧手，他的二舅与我的二舅，与所有在农村的二舅并无多大不同。

“二舅”们有他的喜悦，有他的悲伤，有他的烦恼，有他的快乐；他们不需要被怜悯，也不需要被可怜，更不需要被感动。他们经历的苦难也好，贫困也好，孤独也罢，都是时代和人生鲜明的烙印，他们早已与那些过往和解。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二舅”，每个“二舅”都有自己的过往。只不过，我希望这过往不再是人为制造的悲剧，不再是时代造就的烙印，不再是回头看只能是无奈地自吞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