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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疫情快三年近乎惨烈的冷清，今年夏天，大理古城再次出现拥挤人潮。这两个月，最热闹的时候，复兴路和人民路上人挤人，只能被人流推着走。目睹此情此景，我多少有些感到激动和欣慰。自从2008年暑期旅行中对大理一见钟情后，我几乎年年来大理休假，或是裸辞后来这里休整。2016年更是移居大理，在这里生活了四五年。没想到数次停顿和选择，也恰好见证了大理的几次起落。编辑｜王海燕
我至今记得2008年夏天，站在214国道上看到的苍山晚霞。群山绵延高耸，云朵像丝绸一样飘浮天空，被落日余晖染成金色、粉色、淡蓝、乌白。那景象既带给人强烈的审美享受，也带来抚慰与平静，成为我对大理的牵绊之始。借用川端康成感叹京都的一句话：无论走在城中何处，一抬头就能看到山哪。2013年春天，裸辞后的我在大理呆了一个月，思考着是否要离开北京，在大理生活。为此还在古城人民路上看过铺子——虽然并不知道卖什么。那时的大理，虽然已经是云南传统旅游线路“昆大丽”中的一站，但和邻近的丽江相比，名气更小，商业氛围也还不浓厚。以著名的人民路下段为例，不少本地人还居住其中，路上的店铺稀稀落落，两三万年租就可以租一个铺面。摆地摊挣旅费的年轻人聚集在这条路上，挣几个月的钱就出去玩，从大理一路徒步搭车直到西藏、尼泊尔，很有些波西米亚流浪儿的气息。我也去过双廊，在双廊的海边和本地人交谈、看院子。那时的双廊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但总体上仍是一个平静的渔村，海景客栈虽已陆续出现，但游人不算多，一晚的价格，最高也就四五百。风格则是普通中带着精致，和2014年后风格各异、精致奢华、一两千甚至四五千一晚的海景酒店不能比。因为尖锐的利益冲突尚未出现，当时本地人和外地人尚能和谐相处，但某种端倪在那时已出现。比如古城里，炒院子的人热衷于快速转手，这是已在丽江经过验证的商业模式，比经营客栈来钱快多了。接盘的，要么是看到商机想赚钱的人，要么是向往云南，想拥有一个院子，一边做客栈一边过慢生活的人。他们正源源不断从大城市涌过来。和我2011年初次看到的宁静双廊相比，2013年，双廊不断装修的院子，已算大张旗鼓。但当时的我完全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端。到了2014年冬天，我震惊地发现，双廊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此后四五年，在诸如电影《心花路放》等流行文化产品的推动下，住在昂贵的大理海景客栈里看山看水，悠闲度假，成为互联网等行业新富人群热衷于在朋友圈分享的精致生活。至于我自己，2013年在大理呆了一个月后，某天我正在人民路上朝着苍山行走，突然脑子一激灵，意识到虽然我热爱大理，但“开铺子不是我干的事啊，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还是想做跟传播、采访写作相关的事，而传媒业的大本营、机会和我此前的工作积累，都在北京。起码在当时，我很难在一座边远的高原小城重新开始，并看到这一行的前景。于是第二天，我买了机票，飞回北京。当我2016年冬天移居大理的时候，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移动互联网大发展，传统媒体受到冲击，新媒体蓬勃发展。地域不再成为限制，人的自由流动有了极大可能。而那时的北京，则饱受雾霾困扰，大批“环境难民”逃离此地，开始向南方迁徙。山清水秀、空气干净、气候宜居的大理，成了热门目的地，在2015到2017年间，接纳了许多一线城市移民。相比于早年来到大理长居的“嬉皮士”和“流浪者”，这一次的移居浪潮，让大理多了“中产气质”。这一批迁徙者大多在大城市已多年工作，攒下财富和资源，来到大理后，也大多直接买房定居。由此，苍山下、洱海边的别墅楼盘销售火爆，房价在两三年里，从七八千一平飞跃至两三万，成为整个云南房价最高的地方。还有个深刻的变化是，大理的新移民们，不再只有开客栈、餐厅、酒吧、咖啡馆等单一的谋生手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远程工作的便利，大小城市之间发达的交通与物流，让手艺人、写作者、程序员、职业股民、销售云南特产的生意人等等，都有了在大理定居下来的机会。生活和工作方式变得多元丰富后，大理的新移民社区甚至开始内生出属于此地的可能与空间，比如教育。2010年前后，早期移居大理的人们就开始探索创新教育，将小孩放养于山水田园间，试图用应试教育以外的方式教育他们。这些探索在2015年之后，随着大批城市中产人士拖家带口移居大理，得到发扬壮大。更多的创新学校，更丰富的生源，更多样的探索方向，一度让大理的创新学校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在一些人眼里，那段时间的大理，某种意义上，称得上在经历黄金时代。但井喷式的繁荣背后，是野蛮生长。2017年以前，海景客栈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正是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缺乏前期规划和管理，政府被动介入后，大理迎来史上最严厉的洱海治理令。那次整治，算得上一个转折点。繁花似锦的海景酒店歇业后，最具消费力的人群在大理减少了很多，也连带着影响了整个大理的旅游业。我的许多朋友都是在那之后陆续离开大理的，他们将民宿、咖啡馆，以不算高的价格转让出去，重新回到大城市工作生活。无论在城中何处，一抬头就能看到苍山，三月的苍山顶上还有雪（祁十一 摄）他们的转让或许算及时，因为2020年疫情之后，无数民宿餐厅咖啡馆苟延残喘，想转让也无人接手。过去两年，看着身边许多客栈接连数月无人入住，餐厅、酒吧人烟寥落，当时身为写作者的我，虽不曾遭遇压力，但有时在古城里走一走，看到原本热闹的街道上，到处是贴着“转让”“转租”的铺面，满目萧条，难免不感到难过与肃杀。疫情是谁也没想到的黑天鹅。过去两年，大理的旅游业总体堪称凄凉，稀稀拉拉的人群，越捂越紧的钱包，成为典型景象。人们即便来到大理旅游，也只是看看洱海和苍山，消费仅限于基本吃住。“很多人都不愿意花钱了。”在大理开店的朋友们说。除了少数高端酒店餐饮，这两年的大理旅游从业者多是艰难度日。许多客栈老板开始交不起房租，甚至想无偿转让，只要下家能付接下来的房租，以便自己从房东那儿拿回数万的押金。本地房东们目睹着一切，或主动或被动地减房租，彼此勉强维持。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做保洁、前台的本地人和嘀嘀司机们的失业和收入减少。七八月是大理的传统旺季，到了今年，它到底旺不旺得起来，直到6月，人们心里都还没底。去年夏天，大理的旅游也是在7月开始火起来的，但因为全国各地疫情突袭，一切又降至冰点。我认识的一位抖音博主，是做云南高端团体游的，去年七月就经历过，刚收获了1000万的订单，但因为疫情，只能又一单单退回去。今年的人，多少有点像大理夏天的雨，泄洪般突然就猛扎到了大理的街头。或许是三年了，人们无论如何都要出门旅行；或许是学生们放暑假了；或许是今年异常的高温，让凉爽的云南大受欢迎。而对生活在大理的人们来说，这是久违的忙碌与收获季节。毕竟再多的诗与远方，都需要物质打底。今年夏天大理热闹的人民路（祁十一 摄）
除了游客，媒体上“裸辞的年轻人”也挤爆了大理，他们甚至比游客来得更早。在今年的整个上半年里，我在大理见到的熟人里，有从上海来的大学校友，有在5月份北京疫情管控前匆匆过来的作家和前同事，甚至有带着孩子和保姆逃离深圳来大理游学的宝妈们。至于我自己，本来这两年一直长居成都，但因为疫情防控形势，今年也已在大理呆了快半年。一切就像七八年前的重演，人们“逃离北上广”，在大理寻找新生活。这一次，蜂拥而来的年轻人们和早期游荡在大理的“嬉皮士式”年轻人又不同，作为“数字游民”的他们，是远程办公者，是自由程序员，是博主，是摄影师……他们让现在的大理又多了些自由职业的氛围。
做民宿的朋友则观察到，即使把时间的尺度缩短到这两三年来比较，今年暑假来大理的人们，也和往年很不一样。比如对待疫情，去年听说疫情来时，人们都想赶紧回到大城市，生怕回不去了；但今年，得知疫情反复，大家干脆就地留下，不回了，在大理先呆着吧。于是这个夏天的大理，来了的人不走，新的人还在不断地涌入。远在西南高原的小城，再次成了一个风向标，精准反映出一二线城市人群的精神动态。排版：耿耿/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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