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兰救夫记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我母亲叫杨玉兰。小时候，我常没大没小地直呼她的名字，她也不恼，大概是溺爱我吧。我父亲大她10岁，平日里被她唤做“老李”，我也跟着这么叫。

1995年夏天，小城似乎没有下过雨，37岁的杨玉兰流的汗比前半辈子加起来还要多。那年，老李得了重病，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在烈日下遇到熟人，总听到别人叹息：“杨玉兰，又背老李去看病呀？你看你那全身的汗哟！哎，苦啊！”

老李以前常对别人说：“人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今他有了重病，家里买房欠下的一万多元外债还没还清，有病、没钱这两样，他一下子全占了。

一开始，老李坚持去家附近的小诊所看病。医生摸了摸他的手腕，用手电照了照喉咙，便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感冒了，是炎症，输几天液就好了。”

输液半个月，老李感觉自己呼出来的气儿都变成了抗生素，身体却不见好转。后来，老李去这个诊所都不用给医生说症状了，因为不管是发热、咳嗽还是胸痛，医生都会淡定自若地说：“没事，再输几天抗生素就好了，是炎症。”

老李还在犹豫的时候，是杨玉兰当机立断背他去了县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后，医生痛心疾首地说：“这怎么能当感冒医？”老李的心里燃起希望，可半月后，除了多输了几十瓶抗生素外，他的病情依然毫无起色。

这下，老李有点绝望了，杨玉兰又背他去市医院。那时市医院还没有电梯，心内科在三楼，杨玉兰就背着老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老李在她背上摇来晃去，说：“杨玉兰，慢点，我要摔下去了。”

“谁叫你两只手不抓紧我肩膀？”说完，杨玉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腿，血正沿着大腿往下流——当天她来了例假，没和老李说。

前些年，老李在印刷厂通宵加班、熬夜打麻将，身体一直都很好，病魔似乎把他给忘了。但在这个夏天，病魔突然想起了他，还一次性送了他一个“疾病大礼包”：心脏病、肺病和哮喘。

市医院的医生对老李的病无计可施，只说，如果到成都华西医院去找专家看看，或许还有一线机会。杨玉兰想借钱去成都看病，可老李坚决不同意，他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到哪里也看不好——其实他就是怕花钱。

从市里回家后，每天下午5点一过，在厨房煮饭的杨玉兰就会喊我：“不要看电视了，给你爹捏脚！”我每天必看的《白眉大侠》也在5点开播，我就一边揉一边看，有时看入迷了，会忘了揉腿。老李默默地用腿蹬我的手，我赶紧使劲捏几下，老李就疼得叫起来：“轻点！轻点！你想把我腿捏断啊？”

杨玉兰让我耐烦一点，说生了病的人就变成小孩子了，小气。

得知老李得了重病，乡下的亲戚都来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家里来客人，因为再穷，父母也会准备最好的食物待客。每次姑姑们来，我就仿佛看到一只只卤鸭子、一个个卤猪耳朵进了门。这次，我却高兴不起来。我看到三个姑姑和大爹依次到老李床前，摸摸他的手，和他说说话，像在参加一场告别仪式。老李一直很轻松地笑着，但走出房间的姑姑们脸上都挂着泪水，从不流泪的大爹也不停地抹眼睛。

老李把我叫到床前，用微弱的声音说：“喊你妈去买些五花肉和排骨，中午做给你姑姑们吃。”

我偷偷跑到姑姑们面前，问她们觉得卤鸭子好不好吃？姑姑们一脸茫然。我又跑到厨房，对杨玉兰说：“爸让买五花肉和排骨，姑姑们说还要吃卤鸭子。”

第二天，姑姑们离开之前，又围在老李的床前，聊起他小时候的事。老李出生前他父亲就走了，六岁时母亲也生病走了，他是他外婆带大的。老李对他大姐说：“你还记得我六岁那年你丢了一只草鞋，妈把你打了一顿吗？其实是我故意扔的。因为我偷吃豆腐干被你告状，妈说了我一顿，那是妈唯一的一次对我发火。那时我太饿了，总惦记墙上挂的那块豆腐干。”

之后，老李开心地对姐姐们宣布，他和杨玉兰说好了，以后他的骨灰盒就埋在母亲的墓地旁边：“小时候我一直嫉妒你们，妈陪了你们十多年，却只陪了我六年。现在我要去那里了，在那里，妈只陪我一个人。”

姑姑们难过了一阵儿，但又像商量好了似的，同时谈到了老李的旧衣服。老李心领神会，把衣柜里几件不多的旧衣服分给了她们——姑姑们家里比我家还穷，往年父母总把破了几个洞的毛衣和裤子送给她们，她们还要推辞：“衣服还这么新，怎么能收呢？”

这时，杨玉兰突然走了进来，说旧衣服先留着。老李生气了：“趁我还活着，衣服还能送，不然——”

不等他说完，杨玉兰便爆发似的用哭腔说道：“谁说你就不能活了？喊你去成都看病，你不肯去。你走了倒轻松，我和儿子怎么办？他这么小就没有爸爸，你要死也要等到儿子成年后再死！”

姑姑们也都建议老李去成都看病，但她们帮不上忙，也拿不出一分钱。众人七嘴八舌，时间很快就临近5点，我提醒她们最后一趟回乡下的汽车要开了。等姑姑们匆匆离去，老李主动用遥控器打开电视，换到《白眉大侠》的频道，然后用脚蹬我的手，示意我该捏脚了。

晚上，杨玉兰坐在床前，泪水滴在老李手背，她说不去成都，在家就是等死：“为了你儿子，再渺茫的希望也得去试。”

老李承认自己是担心去了华西医院把钱花完了，病却没治好：“我们家最珍贵的是钱。”

但杨玉兰说：“我们家最珍贵的是一家人都在。”

第二天，他俩进了国营印刷厂厂长办公室。那时正值下岗潮，印刷厂也日渐衰落，但厂领导还是同意借5千块钱给老李看病。

老李担忧地说：“这下家里外债将近2万了，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清。”

“那你更要努力活下去了，不能丢下我一个人扛。”杨玉兰很急，恨不得马上抓起老李跳上去成都的大巴。但老李认为，最适合带自己去成都的人是大姐夫——他是家族里最有文化的人，在乡下教小学生。

大姐夫来了，老李撑起半个身子，高兴地和他打招呼，又赶紧让杨玉兰去外面买大姐夫最爱吃的卤猪耳朵。大姐夫坐下点了支烟，吐着烟圈，胸有成竹地说着自己的“带路计划”：在成都该怎么打出租车、住哪个旅馆、每天吃什么饭馆……

杨玉兰在一旁越听越不对劲，质疑道：“听着你们这一路花销，5千块钱怕是不够吧？到时候还能剩多少钱给老李看病？”她像下定了决心似的：“还是我带他去！”

“弟媳，不是我说你，你一个女人，文化又不高，成都是省会，情况复杂，你怎么应付得来？”

老李不停点头附和，杨玉兰把脖子一梗：“女人怎么了？女人不如男人？不说了，就是我去，这个家我说了算！”

在此之前，老李夫妇从未出过远门。那时小城到成都还未通高速，公路单程近500公里，来回刚好千里。老李开玩笑说，杨玉兰这是“千里寻医救夫”，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羽千里走单骑。

大巴颠簸了7小时，终于到达成都梁家巷车站。杨玉兰想让老李坐下歇歇，自己去问路，可车站大厅人潮涌动，已无空座。

只见一个满脸络腮胡，面相凶狠的男人和他的行李占了两个座，杨玉兰就让老李打起精神，然后背着他向那男人走过去。走到络腮胡跟前，杨玉兰放下了背上的老李，那男人看了面黄肌瘦的老李一眼，并没有让座的意思。杨玉兰悄悄松开手，老李站立不稳，径直朝络腮胡倒了下去，对方顿时惊慌失措，赶紧站起扶，可老李的头已靠在了他的肩上，嘴角的口水也流到了他的衬衣上。

“不好意思，我丈夫得了重病……”杨玉兰说。

络腮胡不愿再多扶老李一秒，恳求道：“爷爷，我扶你坐椅子上好吗？”

被同龄人叫“爷爷”，老李有些生气，他坐下后，那个络腮胡抓起自己的行李，仓惶逃离。

杨玉兰问他：“你连口水都控制不住了？”

老李悄悄说自己是故意的，杨玉兰立刻会意，便叫一旁站着的孕妇过来坐另一个空座。

车站工作人员说，去华西医院要坐28路车，但公交站台在1公里之外。

杨玉兰背着老李走出车站，才觉得太阳火辣。老李偷偷把双手撑开放杨玉兰的头顶上，想给她遮阳光，可杨玉兰立马吼道：“手抓紧！”

“好，好，别激动。”

这时，一个三轮车夫过来揽客，被杨玉兰一口回绝。车夫并不死心，说这附近公交站有4个，外地人是找不到的。老李怕杨玉兰太累，劝她坐三轮，杨玉兰也感觉自己的手上全是汗，万一不小心滑了手，老李就会摔下来。最后，杨玉兰和车夫讲好车费，8元。

到了公交站，杨玉兰给了车夫10元，可车夫收了钱，脚蹬三轮便要跑。杨玉兰喊：“找我2元钱！”车夫没理她，杨玉兰赶紧冲上前抓住他的胳膊，厉声喝道：“怎么不找我钱？！”车夫装傻充愣，看了一眼身后晃晃悠悠的老李，说：“快去扶你男人，他要倒了。”

本来站不稳的老李突然挺直腰杆，抖擞精神道：“谁说我要倒了？你爷爷我好的很！”

杨玉兰紧拽车夫不撒手，众人见状围了过来，最后车夫不情愿地从包里掏出了2元钱。

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成都，体验并不好。

辗转到了华西医院，已是下午3点。杨玉兰背老李到门诊部，人满为患，不光椅子上坐满人，过道上也全是席地而坐的人。老李精神好了些，他说：“你看这些人的穿着，再听他们口音，有来自西藏的，有新疆的，还有云南、陕西的。他们都来成都看病，华西医院是真的好啊。”

老李两眼放光，是燃起的希望之光，杨玉兰赶紧找到一处靠墙的空地扶他坐下，又从行李袋里取出一个厚纸板给他垫屁股。她还想取出保暖水壶让老李喝点热水，老李却按住她的手，说自己能行。

杨玉兰要去排队挂号了，又担心丢下老李一个人，老李让她放心去：“这里有空调吹起，有干净的地板坐起，还有各族同胞陪起，简直就是人民大会堂，我代表老家县城人民开代表大会来了！”

挂号的几个窗口前面排起了长队，杨玉兰不时回头望老李，又摸摸自己的胸口，确认钱包在不在——老家有人告诉她，医院大厅里人多复杂，小偷能隔空摸走钱包。出发之前，杨玉兰在胸口内衣里缝了一个布兜，把钱包放里面。一路上除了老李，她最挂念的就是钱包，钱包就是老李的命。

杨玉兰排了两个小时队，没挂到专家号。下午怎么可能在华西医院挂到专家号呢？众人皆为此焦虑，但无人放弃排队，都想着万一排到自己时就有号了呢？万一前面有人退号了呢？

杨玉兰又累又烦，挨着老李坐在地上，问老李喝水了吗？老李说没有，杨玉兰生气地吼他：“你怎么不喝？万一脱水了怎么办？”

老李低声说：“我怕打开壶盖，等你喝的时候水就冷了。想等你回来一起喝。”

等平静下来，杨玉兰有些后悔对老李发脾气，老李倒不在意，他把水倒进瓶盖，递到杨玉兰嘴边，让她先喝一口。见杨玉兰的额发被汗水沾湿弄乱了，就用卫生纸给她擦，又用手指轻轻地把头发拨顺。他喃喃自语：“发型不能乱，不能让省城的人小瞧我们家玉兰，姐姐们都说，你可是我们李家最漂亮的媳妇儿。”

杨玉兰笑了。

眼下最重要的是在成都找个落脚之处，杨玉兰认为，离华西医院越远的旅馆就越便宜，可走了几条街，她也没找到价格合适的旅馆。

一开始她背着老李，把行李袋挂在胸前，后来老李要求下来自己走，她便一路搀扶着他。老李说，走路就要一阵辛苦一阵轻松，才走得远。他觉得自己咬牙多走一会儿，杨玉兰轻松的路就多一些。

天色暗下来，他们走进了一条小巷，坐在人行道路的沿石上休息。杨玉兰又拿出纸板给老李垫上，老李却将纸板撕成两半，一半递给她。两人并肩依偎，四周的灯光突然亮了。转头一看，他们背后不知何时多了几张小桌，再望向远处，整条街的人行道上都摆满了桌椅，餐馆出摊了。

原来这是一条夜市街，从未见过这种热闹的杨玉兰不由得站起来，看得入神。成都本地人有钱没钱，都爱在晚上逛夜市，在路边小店点几个好吃不贵的菜，喝几瓶度数不高的啤酒，吹几个无伤大雅的牛皮，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趣。而这种乐趣对于杨玉兰来说，真的太奢侈了。

担心挡着店家做生意，杨玉兰便扶起老李往巷子深处走去。后来他们停在一家小店前，当时正值饭点，店里的几张桌已坐满顾客，只剩一张小桌空着。老板娘看起来四十多岁，一个人炒菜、端菜、招呼客人，收拾碗筷，忙得不可开交。她招呼杨玉兰坐，杨玉兰却没动，她看店里的顾客点的多是炒菜、卤菜，就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只点两碗面，就不占桌了，坐凳子手端着吃也行。”

老板娘笑了：“妹子你说什么话呢，没事，赶紧坐好。”

杨玉兰扶老李坐下，点了一碗牛肉面，还有一碗最便宜的素面。

老板娘忙着炒菜，顾不上锅里已经煮好的面，杨玉兰也不催，主动走到锅前把面挑进碗里。老李说自己头晕吃不了牛肉，就将牛肉挑到杨玉兰的碗里，杨玉兰又把牛肉挑回去，用命令的语气说道：“头晕也要吃！”

他们的邻桌是一家三口，听口音是成都本地人，他们点了回锅肉、凉拌猪耳朵、水煮肉片等几个荤菜，看着特别丰盛，却不怎么不动筷子。仔细听，女人和孩子都在抱怨为什么不去吃火锅。男人似乎很忙，他板着脸孔说没时间，他晚上还要去见客户。

人跟人是不能比的，杨玉兰想，自己家里来了客人或是过节才会吃这么多荤菜。还是老李打破了沉默，他低声说：“你看他们都不怎么吃，我们幸好没点回锅肉、猪耳朵，原来那些荤菜都不好吃啊。”

杨玉兰说：“是啊，成都最好吃的还是面条。”

说起面条，老李觉得最好吃的还是在他40岁生日时，杨玉兰给他做的那碗长寿面。那时他们还在大山里工作，杨玉兰砍树，钱少，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为了给丈夫庆生，她费心做了红烧肉，凉拌鸡、野生竹笋汤，“竹笋还是山里野生的好吃啊”。

店里的客人走了一拨又来一拨，吵吵嚷嚷地让老板娘收拾桌子。看老板娘实在忙不过来，杨玉兰就起身去帮忙。这天晚上，她来来回回招呼客人，收拾、洗碗刷筷，老板娘专心炒菜，算账收钱。她们配合默契，像是一对认识很久的老搭档。刚才还兵荒马乱，如打仗一般的小店，一下就变得井井有条了。

杨玉兰经过时，老李悄悄地对她说：“行侠仗义也要先考虑自己的处境啊，你今天这么累了，还——”

杨玉兰说老板娘一个人太不容易了，自己就想帮她一下。等到客人渐少，已是晚上9点，杨玉兰这才重新回到小桌坐下。老板娘过来再次表达感谢，一个劲地夸杨玉兰是她遇到过的做事最麻溜的人，“以前我找了个年轻服务员小妹，但她耍朋友就辞职了，年轻人真不靠谱”。

老板娘说自己姓王，让杨玉兰喊她“王姐”，又邀请她来自己店里当服务员，“工资由你自己说”。

杨玉兰指了指老李，说自己来成都是为了带丈夫看病，又说他们正在找价格合适的小旅馆。王姐给杨玉兰指了方向，说在那条巷子深处就有一家便宜的旅馆。正说着，店里又来客了，王姐忙去招呼。等她回来时，杨玉兰夫妇已经走了，碗下压着两碗面钱。

按照王姐的指引，杨玉兰找到了那家旅馆。这里男女房分开，每个房间有6个床，上下铺，因为是出租床位，价格确实便宜。

前台服务员是个年轻小伙，他仔细看了看老李，说他脸色太黄，怕是有传染病，不能入住。杨玉兰说有医生开的病情诊断，能证明他没传染病，说完她赶紧把行李包放下翻找起来，额头上的汗流进了眼里也顾不得擦。

看了诊断报告，服务员还是不相信：“没病，脸怎么那么黄？”

老李说这个问题要去问他爸，他的皮肤也黄：“不过你要去另一个世界找他，因为他已走了。我爸去世时没留给我什么，只留给了我黄色的皮肤。没想到，这唯一的‘遗产’今天也给我带来了麻烦。”

服务员还是不同意他们入住，放在过去，杨玉兰一定会和他大吵一架，但现在她只觉得眼前一阵红、一阵黑，忍不住感叹：“这一天怎么这么难啊！”

在异乡，杨玉兰成了老李唯一的依靠，她强忍住眼泪，带着恳求的语气再次去跟服务员解释。这时一个大姐走过来，拿过诊断报告仔细看了看，就让服务员收钱登记了——她是这家旅店的老板娘，刚才路过王姐的店，王姐让她关照一个姓杨的女人。

老板娘说，她家旅店里的客人大多都是来华西医院看病的，所以她格外在意来客是否患有传染病，“只要死之前在华西医院挂上号，就死不了。如果华西医院都看不好，那就回家吃好喝好”。

次日早上4点，杨玉兰赶到华西医院挂号窗口，发现那里已排起了长队。几个位置靠前的男人悠闲地坐在自带的凳子上，翘着二郎腿，看着后来的人，眼神里满是抑制不住的得意。

这天，杨玉兰还是没挂到专家号，倒不是因为来晚了，而是最近一周的专家号早被抢完了。工作人员告诉她下周一早点来，杨玉兰只得离开。但还有很多人不死心，他们依然围在窗口，等待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加号名额。

杨玉兰有些失落，想着还要在成都待一段时间，她就在心里打起了算盘：自己做饭肯定比在外面吃便宜，旅馆提供煤炉，给点煤炭费就能用，附近还有菜市场，菜价和老家差不多。于是杨玉兰赶紧买了锅碗等用具，嘴角又不由得裂开了。

白天，王姐提了一大口袋水果和罐头来旅馆，问杨玉兰昨晚睡得好吗？6人一间习惯吧？其他人的呼噜声吵不吵？老李赶紧抢答：“怎么不习惯？五星级酒店都没这里安逸！昨晚我和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病友兄弟摆龙门阵到深夜，上次这么畅快，还是年轻刚参加工作住集体宿舍时呢。”

听说杨玉兰没挂到专家号，王姐安慰她：“慢慢来，要挂到号需要打一场持久战。在成都，最难得到的就是华西医院的专家号和春运的火车票了。”

说了会儿话，王姐就要回去，杨玉兰赶出去送她。小巷两侧的墙上，一片片三角梅竞相开放，王姐拉着杨玉兰的手，看着那片三角梅说：“时间过得好快，3年前我和老黄路过这里时，还只有几朵花，现在都长满了。”

老黄是王姐的丈夫，他们夫妻俩曾是本地某国企的职工，生活虽不富足，但也幸福。每到花开季节，老黄就到川大池塘偷偷摘荷花，到人民公园悄悄折菊花，用塑料口袋轧好送给王姐。厂里组织联欢活动时，老黄还会表演吹口琴。女同事们都羡慕王姐有个浪漫又有才的老公。

前几年企业改革，王姐夫妻俩都没工作了。那时他们的儿子正读高二，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上大学需要一笔钱。王姐想起自己年轻时学过川菜，欲到川餐馆应聘，可老黄不许：“挣钱的事交给我，你在家给儿子和我做饭就行了，我才不想让我老婆在外面给别人做饭。”

老黄将家里的自行车改装成了当时成都街上颇流行的三轮车，在车站、医院等人流密集处拉客赚钱。可一年后，老黄突然得了重病，华西医院的医生开的药仅仅维持了他半年多的生命，人还是走了。那时，他们的儿子刚考上大学。

老黄刚走的那段时间，王姐常常一个人到这条夜市街逛。以前单位效益好的时候，老黄经常带她来这里吃串串火锅，总是先给她兑好调料碗，又从锅里拿起串串，一块一块地夹下肉，挑进她碗里。“他不让我的手接近火锅盆，怕汤水溅到我手上”。

老黄走后，王姐再也没去吃火锅。

儿子说他可以一边上学一边做家教养活自己，让妈妈不用担心。可王姐还是决定找点事做，这不单单是为了挣钱。一天晚上，她在夜市街尽头发现一家面馆生意一般，便和老板商量，自己愿意出钱把面馆的晚间时段包下来做中餐。老板一算账，同意了。一开始，王姐的生意并不好，但一天天扛过来，有了回头客，生意就逐渐步入了正轨。

王姐对杨玉兰说：“妹子，勤快人到哪里都饿不死。我看你这么勤快，不管你老公将来怎样，你一定要把儿子养大，让他成才。女人有男人疼是幸福，没男人了，靠自己也能幸福。”

之后的那段日子，杨玉兰每晚都会去王姐的店里帮忙。她们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天干着活，不感觉累。老李也坚持要去，他干不了活儿，就坐在店门口吆喝，有客人进来询问，他就介绍菜品。

一天，王姐从家里推出了老黄以前拉客的那辆三轮车，让王玉兰骑上它载着老李去挂号、看病，这样就不用总背着他了。王姐解释说，成都人管这种改装的三轮车叫“耙耳朵”，一是因为自行车后面加了个轮子，从外形上看，像多出了一个耳朵；二是“耙”在四川话里是“软”的意思——在“耙耳朵”上，一般都是老公一脸幸福卖力地弓背蹬车，穿过大街小巷，老婆则悠闲地坐在后面的背靠椅子上嗑瓜子。“成都男人都是‘耙耳朵’，不是怕老婆，是爱老婆”。

老李皱眉头说：“都是老公载老婆，那杨玉兰骑车载我，我岂不成了‘硬耳朵’？”

终于到了周一，杨玉兰一大早就骑着“耙耳朵”去医院挂号。车速带起凉爽的微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抬头看到晨光从行道树树叶缝隙中穿出，期盼着自己能挂上专家号。

可真的挂上号，是几天之后的事了。杨玉兰兴奋不已，恨不得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李。她骑“耙耳朵”风一般地“飞”回旅馆，却发现老李不见了。

她紧张起来——昨晚，老李情绪低落，唉声叹气，说自己天天耗在成都，连华西医院的医生都没看到，剩的钱却越来越少。他又说自己连累了杨玉兰，下辈子若她不嫌弃，他还想娶她为妻。杨玉兰安慰他，说很快就能挂到号了，但其实她心里也没底。

杨玉兰越想越怕，越想越后悔，早上自己应该带老李一起去医院的。她赶紧骑上“耙耳朵”在旅馆四周寻找，终于在一个小巷里发现了老李。他正坐在另一辆“耙耳朵”的椅子上缓缓前行，两个三十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陪在他左右，一个推着车，说自己姑姑得了心脏病，在附近的一家小医院找了名医“黄教授”，花了两千多块就治好了，“你这病华西医院至少要花上万，还挂不上号！”另一个女人在一旁附和，还挽着老李的胳膊，温柔而甜蜜地喊他“李哥”。

杨玉兰加速挡在了那辆“耙耳朵”跟前，细问之下才明白这两个女人是“医托”，正要带老李到一家小医院看病。杨玉兰气鼓鼓地跳下车，跑过去用手撑开老李嘴巴，老李惊慌失措：“杨玉兰你要干什么？我嘴巴又没惹你！”

“我看看她们给你喂了什么迷魂药！”

杨玉环厉声对那两个女人说，自己带丈夫来成都就是要到华西医院看病，又冷笑道：“你们带他去哪里我没意见，反正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钱都在我这里。”

那两个女人只好讪讪地走开了。

来成都20多天后，杨玉兰终于把老李带到了华西医院的专家面前。这是一位老医生，看起来老态龙钟，反应迟钝，却可以用一目十行的速度看完病历资料。

老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想在专家面前仔仔细细、完完整整地讲述症状和之前的看病经历。谁知刚开口，就被老专家打断了，对方直接问：“你的症状是不是这样……”

老专家每说一句，老李就点下头，他觉得那些话都说到他心坎上去了。随后，老专家给老李开检查单，还喃喃自语：“这个拍彩超还是黑白呢？彩超好贵呀，算了，就黑白吧。这个检查开不开呢？算了，没必要。”

此时的老李完全不心疼钱了，他恨不得让华西医院的各种高科技检查仪器穿透自己的五脏六腑，就算遍体鳞伤，只要能查出病因就好。可专家一阵碎碎念之后，就开了两项检查。想起其他医院让自己输了那么多液，吃了那么多药，老李若有所失，摇摇头：“这也能检查出病来？和以前医院比，项目也太少了吧？”他还想再聊几句，但老专家已经挥手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后来，老专家看了检查结果，只开了几种药。老李瞪大眼睛不敢相信：“我的病不需要做手术？不需要进一步检查？”老专家说不用，只让他余生坚持吃药，别熬夜，别干重体力活，别大喜大悲，这样再活十年没问题。

服药的第二天，老李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轻松了好些，这是他得病几个月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只是想到医嘱，他有些丧气：“不大喜大悲，意味着以后打麻将杠上花不能笑了，点了别人的炮，也不能后悔了。”

回家的那天，王姐来车站送行，依依不舍。她说杨玉兰走得太匆忙了，自己还来不及带她去动物园看大熊猫，去文殊院拜菩萨，去逛盐市口的地下商场，“要不你再待几天吧，我不开店了，陪你耍几天”。

杨玉兰也舍不得王姐，但她更放心不下儿子。王姐也不强留了，她提来一大口袋罐头、奶粉和零食，又打包好了回锅肉、凉拌猪耳朵和水煮肉片这些熟菜，让他们在车上饿了吃。

王姐说：“你们第一次来我店里，互相推让牛肉，就让我想起了我和老黄以前的样子。你当时只点了面条，但你的眼睛一直盯着邻桌的三个菜，今天我就专门炒了这三个菜。这些日子你帮我忙，每次给你拿工钱你都不要。”

杨玉兰说：“拿了你的钱，我们就不是朋友了啊。”

这时，大巴车发动了引擎，杨玉兰摇下车窗，伸手握住了王姐的手。

后记

父母去成都的这20多天里，我独自在家经历了许多事，像做了一场梦。我心里有好多话想对杨玉兰说，但我没说。我知道，她累了，该歇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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