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站上风口的学渣，一次次与时代擦肩而过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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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四十而立。但我2018年40岁时，却是一地鸡毛。

要说学历，我有。要说能力，我好像也不差。要说财富，我也有过，但我还是败得一塌糊涂。

在1997年高考失利之前，就算我的女朋友们也顶多管我叫“人渣”，但从没人管我叫“学渣”，因为我的成绩绝对能拿得出手。所以，我坚定地认为，我真正的堕落，就是从沦落到一所二流大学、遭遇了秦东开始的——当然，他也是这么说我的，反正他也赖不上别人了。

那一年，香港回归，我也和改革开放一起成年了。作为摆脱高考束缚的学渣，我彻底在大学里放飞自我，迷失在游戏厅、酒吧、夜场、洗浴桑拿等新生事物中——从接到那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始，我就没敢奢望过自己能毕业，顶多把它当成名正言顺混日子的理由。

我“改行”参加高考前，是市体校踢足球的。上大学后，除了跟以体育系为主的校队训练和比赛，还被教练介绍去给一家国企球队当“外援”，尽管踢一场比赛只有100块钱的“出场费”，但那时我们每月的生活费才300块。我确实比同龄人更早地意识到钱的重要性，要不是我爸那个老学究“不懂球”，我可能真会赶上1994年就开始的中国足球职业梯队选拔，不会只在高中校队里身披10号战袍、却没有打够能在高考中加分的比赛。

秦东也是这样——他在体校散打队待过很多年，可他家老爷子是军人，不可能屈服于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别说够运动员评级标准的省运会、全运会了，他根本连市运会的报名资格都没捞着。上了大学，秦东就给自己找了个给KTV看场子的工作，一个月800块。

那段时间，我俩在学校里只有两种状态：开学的时候，我俩总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而临近考试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在这里混着也是不错的。

大一上学期期末考，最后一科是力学考试，临时抱佛脚的效果不太理想。但已经有2科铁定不及格的我，这科必须得玩命了。不过那天连老天爷都不太正经，大冬天的不下雪，偏偏下雨，为了保住提前抄在胳膊和腿上的各种公式，我从宿舍一路狂奔到考场，考试时撸开袖子却傻了眼——雨确实没浇透衣服，但我自己的汗，已经把那些公式泡得模糊不清。

交了卷，我就借钱买了两条“555”，一路打听到机械系，没找到老师，却在楼梯间里碰到了拎着两瓶五粮液的秦东，他居然还好意思跟我说，“你小子真不要脸”。那个年代顶多托托家里关系找老师，像我俩这么臭不要脸自己动手的，也基本都是体校出来的。

等待老师回办公室时，我们两个仅限开学报到时见过几回面的人，坐楼梯上一唠，简直恨不得当场拜把子：来自本市最顶级的两所重点高中的我俩，都不省心更不着调，还有着近乎近亲结婚般的哥们和同学；我算高考“自杀未遂”——只填了一所学校，他则是有一科赶上拉肚子去了3趟厕所，被提前收走了试卷；我俩还都有个学霸女友在北京，都是奔着去北京跟人家当校友的……

那天，老师没回办公室，坐楼梯上越唠越投缘、又都身无分文的我们，干脆到校外找了个小饭店，押给老板半条烟当饭钱，剩下的烟酒全部自带，今朝有酒今朝醉，去他妈的考试吧！

真正让我俩放弃对学习的执念的，不是假期里与桑拿、酒吧、KTV的亲密接触，更不是开学后的降级，而是我俩组团送女友回北京上学时，亲眼目睹了顶尖大学和二流大学的巨大差异，更意识到我们与学霸之间渐行渐远的隔阂。

大冬天的，我俩在北大那个没起名的湖畔坐了一宿后，双双决定连夜逃跑，逃离北京，逃离爱情，也逃离学习。

可命运偏偏在这时给我俩来了个神助攻。

北大南门离中关村不远，我俩出来得太早，连去火车站的公交车都没上班，刚好公交车站旁就有间通宵营业的“电脑房”。其实我俩就是想进去上个厕所，却被里面热火朝天的气氛所感染了，忍不住凑过去看看，发现那帮哥们在联机打一种叫做“红色警戒”的游戏。

虽然只是十几台电脑扯着网线打局域网联机游戏，但对于只知道泡游戏厅、台球厅、录像厅的我俩，真是开了眼。更让我们诧异的是，十几台电脑旁，居然凑了足足四五十个脑袋，甚至还有些女孩陪着男朋友打游戏时，就睡在一旁。

我爸有台386电脑，经常在上面玩纸牌、扫雷的我，对电脑的了解，肯定比一根手指头敲键盘的秦东多不少，所以当时我就意识到这款游戏的魔力与潜力。秦东是个土流氓，连忽悠带吓唬地霸占了一个哥们的电脑，我俩也凑在一台电脑上玩了几把，招来“队友”们的骂声一片，但那种“团队作战”的快感，让我俩之间也差点因为抢键盘动了手，干脆又耍了次流氓，赶走另一个哥们，然后在电脑房里玩到了第二天早上。

到结账时，我俩傻了眼，5元/小时，一个通宵30元，玩了一天一宿，直接把我俩的回程火车票钱干没了。

坐在马路牙子上，我告诉秦东，一个巨大的商机就摆在眼前——如果能把这种“电脑房”开到我们学校门口，必火，那我俩可真就不用再为钱发愁了。秦东听了，也乐开了花。

我俩去中关村挨家挨户地询价，被电脑的各种配置搞得眼花缭乱。我们被告知，要想联机打“红警”，最低的电脑配置也得1万2，加上网线、网卡、UPS，8台电脑就得10万块——相当于那时我们那个城市100多平房子的价格。

而我俩的兜里加起来，还没有50块。

理想很丰满，现实又很骨感，兜里的钱更残酷，我俩没想过管家里要1分钱，反正想了也绝对不可能。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我俩只能在中关村打起零工，但北京是真不缺大学生，连出苦力都有人管我俩要学历，还偏偏有一帮出苦力的跟我俩耍流氓，没办法，打架斗殴那种事，我可真是科班出身，秦东更是专业选手。

在很多人眼里，进拘留所并不是件光彩的事。但我俩真的跪谢在海淀拘留所滞留的那7天，因为如果当时不进拘留所，我俩很可能就直接进看守所，然后就是监狱甚至刑场了——那时整个中关村基本都是现金交易，动辄数10万的现金，在满脑子都是“10万块钱”、还动手能力极强的我们面前晃，我们又怎么可能不动歪心思呢？正是在拘留所里面壁思过时，我俩才第一次接触到了法律相关的书籍，有位热心的管教听说我俩是大学生，还经常陪我们聊天讲法。听他说我们才知道，那时别说抢劫10万块了，有人偷台价值10万块的桑塔纳就被枪毙了——我俩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了，怎能不感谢拘留所呢，又怎能不去恶补法律知识呢？

秦东说：“要是高考前给我俩扔拘留所待一个月，考个清华都算个屁！”

劫后余生的我俩，真的拿出了高考时都没有过的劲头，7天时间读遍了管教干部帮我们找到的一切有关刑法的书籍，也为我们日后骚浪贱的半辈子，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我爸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而在1998年，我和秦东的感觉是，机会来了，但没钱，别说10万了，连1千都没有。

我和秦东开始玩了命赚钱。从北京回来后，秦东也把我介绍到KTV当保安。我也将他介绍到国企球队当外援赚外快，每逢比赛，这货也跟我去凑热闹，最后倒成了主力守门员。

原本，我俩用打了一个多月零工攒下来的600多块钱作为启动资金，在中关村按斤批发了一批爱情动作片光碟，但回来在立交桥上摆摊时，因为不懂得控制场面而招来了行政执法，我俩比城管跑得快，可光碟全军覆没了。

于是，我俩人生中的第一次投资，彻底鸡飞蛋打。

谁也没想到的是，没等多久，机会居然自己先来了。

那是一次在球队打完比赛的聚会上，球队队长抱着台“大哥大”在打电话，话里话外都在讲他单位要采购一批电脑的问题。我和秦东对视了一眼，心照不宣地凑了过去，用我们在中关村记了一厚本的电脑硬件知识和价格，直接把那位大哥侃晕，又把整支球队拉到了我们工作的KTV。

第二天，我俩就按照队长指点的路子，去本市的电子城找了家公司借了个壳子，掉头就去找那家国企签了份电脑供应合同，拿到了预付款支票——而队长，正是那个国企的采购科长。

之后我俩又去了次北京，这次是天天蹲在人家那里学习电脑组装和维护知识。刚开始的时候一窍不通，打娘胎出来，我俩真就没那么玩命过，每晚最多只赖在人家店里睡4个小时。

忙活了快两个月，终于拿到全款支票后，我俩狠狠赚了9万块的差价。我们特意把队长请了出来，秦东塞给“贵人”一个厚厚的档案袋，大哥真是个讲究人，连档案袋都没打开就推了回来，大手一挥：“老弟啊，哥哥这次纯粹帮忙，你俩别跟我谈钱。我知道你俩想干点生意，这钱就当你哥哥入股了，赚了钱再给我……”

那一夜，在KTV的员工宿舍里，我俩谁都没睡，眼巴巴地盯着那厚厚的一大摞人民币，唯恐它在天亮之前不翼而飞。

秦东乐了：“你看你那没出息的熊样，等高考成绩你也没这么认真吧？”

我也乐了：“高考咱俩也没这么玩命过啊。”

那一年，我们刚好20岁，完全被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砸懵逼了。

这一年，房地产开发也在悄然起步，我们那所学生过万的大学，早被搬迁至市郊山沟里一处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大家仅有的娱乐就是校外那些由破败不堪的村舍改造的饭店台球厅游戏厅录像厅，基本上都是用最廉价的服务，赚取着最丰厚的利润。

对于一群学工程的男生来讲，改造个农房根本没有任何难度，除了雇人打了口井，剩下的工作全能自己动手。尽管水管经常漏水、电线经常冒火星子，连房顶也时不时地塌下几处，但没有人在意那些。

用几十年后的词汇来形容的话，我绝对算得上那个年代学校里的“网红”，除了校足球队那不错的战绩，连每期学校出版的校报，都在免费为我打广告——比如降级生名单，比如熄灯后打麻蜡烛把窗帘点着了，再比如打架斗殴被派出所处理了……负面曝光也是曝光，而且“负面典型”更容易让别人加深记忆，走在校园里，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看着没，就那个二X，要开间‘电脑房’。”

我们的“电脑房”开业了，尽管3元/小时、一个通宵20块的价格实在不亲民，但那帮憋疯了的同学们，把“电脑房”的破门都给挤掉了两回，还多次因为排队插队而大打出手——毕竟，当时全市估计都不超过5家“电脑房”。

很多年后，有大佬说，站在风口上，猪也能上树。那个年代，我和秦东就是上了树的猪，尽管我俩都没意识到那就是“风口”。

不得不佩服游戏公司们的创意和诱惑力，除了“红警”，还出了个骑马砍人的“帝国时代”，完美地帮这群血色浪漫时代出生的学渣们圆了儿时梦，更成了家里不差钱的学生们疯狂追捧的对象——只要你玩了，那基本就跑不出这个坑了。就算你囊中羞涩发誓远离“电脑房”，也架不住哪个哥们喊了一句：“走啊，‘红警’去啊……”

即使我们是直接从中关村走代理商价格进的货，每台电脑的价格还是都到了1万零800，普通家庭想买这种配置够能打“红警”的电脑，几乎是天方夜谭。那年头只有少数地方有互联网，还是拨号上网，就算家里有矿买台电脑搁宿舍里，也只能自娱自乐打单机游戏。

所以那帮为了游戏而疯狂的同学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我们那个能把8台电脑联机的“电脑房”天天爆满。他们平均每个月300块的生活费，就算全用来打游戏，也顶多就够1周的开销。

开业不到1个月，我都不忍心了，问秦东：“咱俩是不是在造孽啊？这么下去学校的犯罪率和降级率得暴增了吧？”

秦东白了我一眼：“当婊子你就好好服务客人，还他妈想立个牌坊不成？”

我一想，也是哈，我自己都是个降级生了，还管那个？

除了靠队长指点赚的那9万多块钱，我和秦东为了搞这个“电脑房”还各自欠了1万块的外债。凭正常网费外加顾客的香烟、方便面、火腿肠等消费，没用上1个月，我俩就把外债还清了。

那可是1998年，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才几百块，两个降级到大一的学渣，几乎是一夜之间暴富，彻底迷失在纸醉金迷之中了。

秦东的野心很大，兜里有钱了之后，先是弄了某品牌打印机的代理，很快又盯上更加暴利的KTV行业。恰好我们曾经打工的那家KTV老板因赌博欠了一屁股债，他便以每月3万块的低价，承包了那间日进斗金的KTV，又很快和另一位KTV老板共同出资开了个洗浴中心和夜总会——当然，他只是小股东，但他身后有一大批散打队出身的师兄弟。

我属于典型的小富即安——我要真辍学了，我爸能弄死我，何况学校里还有个让我想结婚的女友，人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倾囊相助，我总不能把人家女孩也拉下水吧？

更重要的是，我得留下来“看家”，“电脑房”的收入虽然跟那些捞偏门的行业没法比，但那是我和秦东真正的“家”。我和秦东从未因为钱的事闹过矛盾，就算我在学校里变着法子地祸害钱，每个月也花不上2千块，他在市里做生意需要钱时，就把“电脑房”的流动资金全部拿走。我也不管，反正每天都有几千块的流水，进点烟酒饮料方便面肯定够用，当他赚到了钱，肯定会连本带利甚至包括我的分成一起还回来。

“电脑房”的位置不归学校管，即使学校领导们已经对这间让学生走火入魔的销钱窟恨之入骨，也只能干瞪眼。他们找过几回相关部门却不了之之后，更不愿意招惹我们了。

我们连营业执照都没有，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营业，毕竟很多事，你懂的。

真正让我们费了点脑筋的，是村里那帮因学校搬迁而暴富的拆迁户。他们自然对“电脑房”的火爆垂涎三尺，从没事找事，到琢磨着自己也干一家，甚至还找了些地痞流氓来各种找茬儿，统统被我请来的体育系的人打跑。而秦东对付他们只有一招，就是从市内找了帮真正的流氓，直接追过去把他们家砸了。知道我们两个学生老板不仅不差钱，还能随时动用几台面包车的流氓，那个村里就没人再敢招惹我们了，连同行竞争的都没有。

秦东揶揄我：“以后注意身份，别一言不合就动手，能花钱办的事，你瞎出什么头，丢人不？”

他说得也没毛病，花钱真的能办很多事——大一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我俩花了600块，通过在海淀拘留所认识的一个北京哥们，买了套台湾出的高科技作弊器，又花了200块，雇了个学霸，交完卷蹲考场外给我们耳机里读答案。

当初北京那哥们都忽悠我俩在本市给他“做代理”了，这套“高科技产品”虽然应付高考不太现实，但应付其他考试还是绰绰有余的。但我们还是拒绝了，因为在拘留所里我们就明白了，那东西偷摸自己用顶多就被记0分，靠它发家致富，那可真就没事找抽了——当风险远高于回报的时候还硬着头皮去做，那叫缺心眼。

1999年前后，这套考试作弊器真在我们学校流行了，价格也涨到了1千8，这款为学渣们量身定制的产品当然大有市场，甚至电子系有个傻X还搞起了租赁业务。不出意料的，这款产品在学生中大肆传开后，很快便引起老师和家长的重视，乃至于公安部门的介入。

一次跟派出所哥们吃饭时，我还特意打听了那个租赁作弊器同学的量刑，警察回复：“泄露国家机密，不枪毙他已经不错了。”

当时我就傻了：“这怎么扯上泄露国家机密了？”

警察说：“有人在高考中使用了，高考试卷不就是国家机密吗？”

事后，我和秦东还特意去喝了顿小酒，感谢自己在拘留所时的刻苦学习，否则，我俩绝对不会舍得这个发横财的机会。

当我在“电脑房”的监控里发现我爸正站在门口打听我时，我知道，一切都瞒不下去了。

其实我隐藏得算不错了。我平时不太回家，被我妈禁烟的老爸，除了跑我兜里摸烟时发现过“中华”，并没看出什么破绽。结果过年时我想表表孝心，给爸妈每人买了双2千多块的鞋，还特意找了个修鞋的把一切商标LOGO都搞下去了，但我妈还是从材质和质量上看出那不是50块的便宜货。

我爸在门口遇到那家伙也有点缺心眼，他眼见我爸文质彬彬的，以为是学校老师，直接连恐吓带威胁地说这间“电脑房”有黑社会背景。我爸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博导，这辈子最看不上的就是铜臭，最瞧不起的就是黑社会，而他的亲儿子，两样居然占全了。

我能做的，是藏起小屋内包括烟灰缸、手电筒、菜刀甚至连带键盘在内的一切能被当作武器的物件，然后硬着头皮等着我爸破门而入。事后我想，那天幸亏来的不是我妈，要不她可真能把我和“电脑房”一起火化了。

让我意外的是，他居然抱着胳膊问我：“你小子行啊，一分钱没管我要，就扑腾起这么大一摊？坏事没少干吧？”

我立即对天发誓：“绝对没有，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那天，就在那间5平方左右的小破屋里，我和我爸聊了个通宵。他跟我聊了很多，从我小时候惹的祸一点点说起，包括我为了和高中女友在一起，高考只填报一所大学。他说，那时候他没有追究，因为我只是做错事，而不是做坏事，但现在，我自暴自弃，为了赚钱还“涉黑”了，就必须给他个交代。

我立即打电话把秦东从市里连夜找来作证，我们哥俩从去北京送女友开始，一直聊到了怎样搞钱开的这间电脑房，才让老爷子多少放了点心。

我和秦东心知肚明，在法律意义上，我们确实没干坏事，顶多就算个违法不追究，但在道德层面上，我们也没少干坏事——这些我们也真的不是很在意，毕竟，那年头，除了像我们父母那样挣死工资的，又有多少人的财富是正路来的？

我爸不是个口才很好的人，也不太了解法律，当我俩上纲上线地跟他聊道德与法律时，他已经明白，我俩也不是孩子了，无论他说什么也改变不了现状，于是只向我提了个要求：“无论念多少年，都必须把这个学校的毕业证拿到手。”因为他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连个本科都没有毕业，无论我有多少钱。

我当然拍着胸脯答应了。

秦老板的座驾这时已经换成带司机的捷达了，他几次主动要求送我爸回市内，都被老爷子拒绝了。我俩把我爸送上长途客车后，秦东歪着脑袋若有所思：“人家都是祖坟冒青烟，我看你家是祖坟让人给刨了吧？多么通情达理的老爷子，怎么就出了你这个混蛋玩意？”

我没心思跟秦东胡闹，尽管知道这关早晚得过，但老爷子的这个“打法”，直接打了我个措手不及，他越通情达理，反倒越让我觉着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我当时是多么希望我爸能像秦东他爸那样，直接把我揍到医院接骨去啊。

20世纪最后一年，我迎来了人生中最佳的一次转型机会。

这事还得从“电脑房”最忠实的客户说起。他叫段军，跟我降级后是一届的。他之前是以全校第二的成绩从本市一所普通高中考进这所大学的，大一时还专程回母校给全校师生介绍经验。如果没有我们的“电脑房”，他还是一个努力上进的学习楷模。

但这世上没有如果，只有结果。段军被同学拉来我们这里的结果，就是一年里都没出过几次大门，吃喝拉撒全在小破屋里。他的家境算不错，但也经不住他长年累月地在按小时计费的“电脑房”里泡着，他的伙食标准从康师傅加火腿肠，一路降到了喝井水也能硬挺三天。有几次，他企图赊账，被我修理了，可到后来，我也不敢碰他了——不光隔着两米都能闻到他身上的屎味，就他那长期营养不良的羸弱体格，我都怕说话声太大把他的骨架子给震散了。

段军成了我第一个主动劝离的顾客，但这货已经走火入魔，就算我多次暴力把他扔出去，仍然找回来。直到有一天，他直接给我跪下了，说他要参加一场大学之间的游戏比赛，他很有机会夺魁，如果拿了那个冠军，他就能得到至少5000元的奖金，那样就能还上一部分外债。

我心软了，我知道这家伙早就和秦东一批被学校劝退了，可他绝对不可能回家，因为他承载着父母和曾经那所高中全部师生的希望。

“电脑房”已经扩大到了30台电脑，一门心思风花雪月的我，也真没心思天天忙活各种进货，便灵机一动，让段军在电脑房里担任“网管”，我不给他开工资，他也不用花钱打游戏，还能跟其他员工一起吃饭。我给了他200块钱，让他去吃个饭洗个澡，再买身衣服。

段军自然乐开了花，主动承揽了“电脑房”的一切杂活儿。当他看到我们的进货清单和价格时，立即到学校找到了我：“现在电脑已经开始在各大院校普及了，而我们的进货价格比省一级的批发商更优惠，有着更大的操作空间。如果立即转型搞硬件销售，我们很可能会赶上电脑普及的大潮，我那些分布在各大高校里的游戏队友，就可以成为我们直接的分销商……”

但我拒绝了。因为我对电脑的认知，仅限于它能打游戏。因为深知游戏是个深坑，我自己都从来不打。何况，我那时也不差钱，秦东那边更是日进斗金，我们根本不再对电脑行业感兴趣。

事实证明，段军的判断是正确的，1999年后，电脑坚挺的价格已经开始出现松动，随着普通家庭收入的提高，很多同学的寝室里陆续出现了电脑，连校园里最末端的销售商，都赚得盆满钵满。

我曾以为我已经不需要机会了，但后来发生的事狠狠地扇我了个嘴巴子——那不但是个绝佳的机会，更是一个电脑时代的启航序幕，我错过的不仅仅是个机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当一个新时代来临时，最敏感的地方自然是大学，连我那所二流大学里都已经陆续开设了各种电脑课，甚至连我们专业制图都开始使用上了CAD。但这些机会，统统都被我用钱砸过去了——反正我能通过考试，为什么还要费时费力地去上课呢？

段军是个很有心机的人，眼见我对电脑无感，便私自动用了“电脑房”5万多的流动资金，以我的名义联系到了我们在中关村的供应商，开始了布局各大高校的经销商网络。那时的他还算很讲究，不敢招惹我和秦东，私下业务的盈利，基本会存一部分到“电脑房”的账户里。

天天泡在学校里的我，每天陪女友上课去图书馆，或多或少自己也能看看书，每到考试再临时突击几个通宵，实在不行再给老师送点礼，勉强混到了大二。我以为我真的能成功混到毕业，然后再带着钱和女友去市内发展，连房子我都交完首付了，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台二手本田CBR250摩托，天天带着女友各种风花雪月。

那时女友就提醒我，说骑摩托得要驾驶证，我笑了：“哥们不需要……”

老人说，嘚瑟大了肯定得掉毛，我和秦东的所有运气，似乎全部留在了20世纪。

2000年，不少电脑已经出现在学生寝室里。因为寝室晚上10点后断电，那帮在单机上勤学苦练的同学，更把“电脑房”当成展现他们能力的舞台，我们的生意反而更加火爆了。生意越做越大的秦东很忙，女友严防死守我接近他的那些色情产业，我有至少3个月没见过他了。

这年夏天刚开学，秦东急匆匆地给我打电话，约我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旅馆见面——他的舞厅出事了，一群“社会人”和舞厅的打手之间斗殴，动了枪，一死两重伤，因为秦东是法人，警察在满城找他。

秦东说，他还是年轻不懂事，更不懂得人心的险恶，其实那家舞厅他就是“挂了个名”，但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孩子，谁又能拒绝白拿的股份和当“法人”的机会呢？直到出了事他才明白，其实自己只是个被利用的傀儡加炮灰。

秦东说要跑路，我也不能多问，毕竟他除了经销打印机外，所有业务都是在捞偏门，太多的事都是解释不清楚的。我能做的，就是把“电脑房”账户上18万现金全取出来，连带着身份证、手机一起交给他，然后骑摩托车把他送到了长途汽车站。他没说要去哪里，我也没问，这种事不知道反而更好，反正他想找我，有的是办法。

分别前，免不了有些伤感。秦东拍了拍我肩膀说：“你爸是对的，你应该留在学校里，外面的世界太险恶了，根本不是咱这种半路出家的书呆子能玩明白的。”

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就从来没想过“书呆子”这种称呼居然能用在我俩身上，尤其从秦东嘴里说出来——一年前他还在为“半个大学生的脑子混社会”而沾沾自喜呢，这得吃多少亏，才能有如此深刻的领悟呢？

秦东走后，我的心情自然不会很好，偏偏又遇上了个小人。

我在校外的教工宿舍里租了套房子，平时也张罗些社会上的朋友在里面打麻将，我们宿舍的管理员张鹏也总爱凑过来玩。这人人品一般，但从我上大一偷改寝室电路开始就跟他处得不错，他没钱还爱打麻将，我前前后后借给他的钱也有大几千了——说是借，我也没指望他能还。

秦东走后不到一周，寝室里有个混得脸熟的哥们因为用“热得快”被张鹏抓了现行，我晃着膀子带他去宿管办公室找张鹏说情。张鹏正在给一帮学生管理员开会，见我不懂事贸然推门而入，他便当着学生的面跟我耍起了威风，甚至连推带搡地撵我出门。

要是在平时，我顶多回头再找他，但那天我真的有些冲动了，忍不住推了他肩膀一把。我以为，那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推搡，就像我们平时打闹那样，他也没有受伤——但那只是我以为，当校警把我从男生寝室揪出来时，我才知道，张鹏上报学校了，说是遭到学生扼颈窒息去医院接受治疗了，而那些优秀的学生干部甚至包括求我去说情那哥们，都是证人，亲眼见证了我的“暴行”。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宿舍管理人员隶属于学生处编制，而我和我的“电脑房”早就被学生处主任恨之入骨——然后我还“殴打”了学生处老师。

我真恶心了，感觉就像自己刚刚生吃了一坨屎，吐还吐不出来。如果为了钱为了利益，他们做什么我都能理解，但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恶心事居然能发生在大学校园里。这伙“老实人”丑陋的嘴脸，忽然让我对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学校，连校长亲自签发的那张肄业证都没有领。

这就是命，正如踏进这所大学校门之时我就没想过能毕业，尽管也曾经浪子回头地想陪女友读到毕业。但千算万算，没想到还是在小人手里翻了船。

秦东的境遇给我提了个醒，否则以我那时的张狂，弄死张鹏的心都有了。但秦东已经跑路了，我总不能也跑路吧？正如秦东所说，他是黑，黑有黑的游戏规则，而我是浑，浑这种事，压根没有底线，随随便便来条狗，就能让我这浑人粉身碎骨。用这刻骨铭心的一堂课，来给我那鸡飞狗跳的青葱岁月画上个句号，也确实再恰当不过了。

我主动找到了我爸，坦白了一切，并且告诉他，我要出国，重新读个本科，“不为别的，只为了给自己、更给你个交代”。

我爸居然哭了：“你小子终于自己想通了……我支持你出国，砸锅卖铁我也支持你。”

我说：“用不着，出国的费用我把‘电脑房’兑出去就够了，念书的费用我自己赚。”

我爸说：“不许回去找张鹏，因为张鹏是个小人，跟这种人犯不上同归于尽。”

那次，我听他的了，因为出国手续办得很顺利，忙于恶补英语的我，也确实没有时间去找张鹏算账了，连回到那所大学，我都感觉到恶心。把电脑房托付给段军后，我就登上了飞往欧洲的航班。

现在想想，也幸亏当时听秦东和我爸的了，否则我可能真成严打对象了。

我出国后，秦东给我家打过很多回电话，但我爸妈始终没有给他我的联系方式。道理也不难猜，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尽可能地让自家孩子远离损友。

直到2004年，我爸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在北京见过秦东，还说秦东给他留了20万，让我想办法给还回去。

详细问来，我才得知其中原委：

秦东的知识面很杂、口才又很棒，只要别谈数理化，忽悠我爸那书呆子根本不叫事。当他拐弯抹角地打探我的联系方式时，意外地从我妈口中得知我爸的心脏出了些问题，便立即邀请他俩去北京——他当时就在北京做医药代理，各大医院的名医都能联系上。

我妈心疼我爸，自然不可能放弃这种机会，便瞒着我带我爸去了北京。结果从下了火车，就被秦东全程陪伴着在北京待了2周，不光找专家会诊优化了我爸的治疗方案，还硬拉着他俩在北京逛了一周后，又亲自把他俩送了回来，最后扔下了20万现金。秦东对我妈说，我把老爷子气成这样，他也有份，所以，治老爷子的病，他包了。

我爸讲这事时，就给我听乐了，这绝对是秦东的“打法”。拿到秦东的联系方式，我俩打了个电话，我当天就买了机票回国，在首都国际机场见到他时，为了避免沾上了酒就没完没了，我俩就坐在他的奔驰车里，从早上聊到了深夜。

原来，秦东的跑路，就是个笑话，更是个阴谋。4年前，他当法人那家舞厅确实闹出枪案了，但后果远没有他的那位社会大哥描绘的那么严重。警方只是依法处理了涉案人员，但压根没有通缉他。所谓的“通缉令”，所谓的“跑路渠道”，只不过是那些“大哥”们联合演的一场戏，为的就是侵吞秦东名下那些越来越暴利的产业。当时秦东为了“成功跑路”，更为了以后东山再起，自然以极低的价格签署了相关法律文件。

真正让我意外的是，秦东说他并不恨那伙人，即使他确实被坑了，但他也确实脱离了那个肮脏的行业。2002年中国“入世”后，当地警方也加大了对娱乐行业的清查力度，当初坑他的那伙人，根本连跑路的机会都没有了。

关于秦东的“跑路”历程也挺逗——当他一路高价、各种坎坷辗转到云南边境之时，身上还有20多万现金，为了防止被“黑吃黑”，他连睡觉都不敢躺着睡，结果依然在兑换美金时被掉了包，身无分文之后，直接被蛇头给扫地出门了。

秦东说，当他发现自己真正一无所有时，居然就躺在那个不知名的寨子外，睡了一天一宿——他已经太久没睡那么踏实了，睡醒了之后，没吃没喝的，便直接进当地派出所“自首”，却又被人家撵了出来，警察都懵了，哪有自己非要冒充通缉犯的？

秦东又一路辗转回了北京，又回到中关村，回到我们梦开始的地方。因为他已经娶了位少数民族的媳妇，还把族里的一种古方中药带到了北京。他直接跟我们曾经的供应商老板聊合作，巧借了人家的资金和社会资源，2年之内，又做回了财大气粗的秦老板。

秦东总结：跟正经生意人合作，真的很爽，因为大家都懂得“合作共赢”的道理。但他之前偏偏选择了人心险恶的江湖，那里看起来很风光，但风光的背后，是外人看不到的血雨腥风，而其中的规则，是在学校里永远学不到的。

那一年，我刚在国外念大三，而秦东也报考了北大的成人教育——其实他本来想考的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但是他只有高中毕业证，不够格。

如果说我重回校园是给家里交差，但秦东则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想回到正常人的世界，与正常人打交道。所以，他先得学会像正常人那样去思维，而大学就是个最好的学习与练习场所。

有一种朋友，有事的时候一句话，没事的时候一句话没有。

我和秦东就属于这种朋友。那时越洋IP电话也挺贵，秦东又太忙，即使他的作息时间基本跟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我保持一致，但每次跟他通电话时，他要么就是在喝酒，要么就是在醒酒。

2006年，我终于拿到了那张等了8年的本科毕业证，回国跟老爷子交差时，打算在北京停留几天。给秦东打电话时，却被告知：到五台山的一座庙里找他。

还好他尚未出家，因为大和尚们都嫌他太闹腾。那是我第一次在庙里过夜，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秦东失魂落魄的模样，尽管他已经很有钱了。

秦东确实是个难得的销售人才，渊博的学识面，幽默风趣、言简意赅的口才，外加自带的流氓气质和黑白通吃的风格，让他很快就跟各大医院的院长主任打成一片，他不仅把那款中药做得风生水起，还代理了几款进口药，更投入巨资在昌平买了块30亩的工业用地建了个厂房。

只是，优秀的销售未必是优秀的老板。要说搞社会关系、管理打手、组织小姐，甚至包括忽悠我爸和医生那种高级知识分子，他绝对是个行家；但脚踏实地地去搞管理、做生产，尤其是管理知识的缺失，让他把工厂搞得乌烟瘴气，像个匪窝，管理体系和产品质量统统跟不上，结果自然是一团糟。

秦东的合作伙伴军子——就是以前一直给我们供货的60后老板，是个依托中关村崛起而发家的北京“老炮”，这个小学都没念完的家伙，那时也已被汇集了中国IT顶尖人才的中关村边缘化了。他也意识到文化缺失所导致的问题所在，和秦东一起聘请了一位职业经理人对厂子进行整改，但收效甚微。所以，当一心想做出成绩拿红利的职业经理人给他俩出了个损招——生产“维生素”时——这哥俩根本就没有反对的理由和勇气。

法律方面如何去界定他们生产的“维生素”，我不得而知，但秦东说，他们只是给维生素的包装起了些不同的名字，虽然肯定治不了病，但也害不了人，更不能算假药，因为那可真是货真价实的维生素。

有了秦东和军子的社会关系，那些成本低廉的维生素压根就不愁销路，在几十倍甚至数百倍的高额利润下，企业也很快扭亏为盈，大难不死的秦东，还特意在颐和园旁买了套别墅，把父母接到了北京。

然而当秦东发现他妈从药房买回来的降压药居然出自自己的工厂时，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宿，接着便一头扎进了五台山。他拜访了数十间寺庙，也没人收纳他，但收留他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毕竟他有钱。

良心发现的秦东，想立即关停“维生素”的生产线。但这事他已经做不了主了，因为企业已经改制成为股份制，他顶多算个大股东，还不是董事长，没有一票否决权。一面是道德底线，另一面是巨额利润，谁能真正选择前者呢？

那天，我对秦东说：“我看你是拜错山头了，你不应该拜师父，应该回去拜老师，实在不行重新参加高考吧！”

秦东骂：“就我这岁数这脑袋，我特么连自考都考不过，还高考呢？”

我没法再说什么了。那一刻，我真的很感谢我爸，感谢他一次次地逼着我读完大学。因为读完大学的我，真的见识到了大学对一个人的改变——即使像我这种曾经满脑子是铜臭的学渣。

2009年，当我带着老婆孩子举家回国时，秦东的药厂已经东窗事发，北京警方一路追到了山西，他也被判了5年。2014年他被放出来后，又经历了一番墙倒众人推的事情。

谁也没想到的是，命运偏偏在这时候又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2006年，他在北京昌平办厂买的那30亩地，到他从狱中一穷二白地出来之时，地价具体涨了多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按照秦东那套别墅和那块地拥有的股份，他已经成了银行卡上真正的亿万富翁。

为了争夺那块地，所有股东们的贪婪已经凶相毕露，他们之间的争斗也是血雨腥风。不过应付这种黑吃黑的争斗，对秦东来说没什么难度，尤其对付那些有点文化冒充黑社会的家伙。可在银行账户忽然多出了几个亿后，秦东反而不会玩了——5年的牢狱生活，已经让他彻底跟社会脱节了，他索性在老家城郊自己盖了间别墅，除了偶尔去张家界的一所寺庙里拜访一下当年指点他在北京买地的高僧师父，更多的时候还是窝在家里当起了“秦居士”。

而那一年，我自己创办的科技公司也步入正轨，那段时间，也是我们哥几个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然而，从2018年开始，向来共进退的我和秦东，统统遭遇了彼此的滑铁卢。

我的失败源自互联网大潮对传统经济的冲击，也源于反腐。即使我在国外读完了本科，但脑袋中也没有“互联网思维”。我刚在国外使用eBay的时候，马云好像也刚好在美国考察，但随后的10年，东方巨龙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已经迅速碾压了西方。

我再次完美地错过了这次浪潮，回国后我确实组织了一批软、硬件高手搞科技开发，但那也只是用传统的思路在做传统的事，除了对已经遍地开花的图像处理、人脸识别等技术一窍不通，我根本没有那些融资、共享、大数据的概念，即使确实有太多人提醒我，更有位名校毕业的业务副总因为我的顽固不化愤而离职，我却依旧我行我素，因为我的思想意识告诉我——我做的就是对的。

而秦东能在4年时间败光了几个亿，也完全来自他的自信和他的顽固不化。

2018年发生了什么，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时代已经正式向秦东赖以发家的那套“打法”宣战了。靠电脑起家的段军，2002年地产风口时进入这个行业，这时候也是债台高筑了，而原本在家修心养性的秦东，偏偏于2016年在中朝边境上投资了个房地产项目——他确实已经不差钱了，但他想盖个庙，把他师父接过来当主持，顺便也搞搞别墅和旅游开发。

与其他开发商玩资本运作不同，他的财商一直是负数，他是真金白银的自己投钱搞开发，因为他有钱，因为他不想让银行赚利息，更因为他根本不懂那些类似“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的资本运作门道，而随着该项目的主管领导陆续落马，那个项目自然被永久搁置了。

遭遇了重创的秦东自然不会死心，便又和一位当地官二代合作，直接跑邻国去搞矿山开发。他要挽回自己遭受的巨大损失，却忽略了国情之间的差异，邻国那些原本对他们一路绿灯的军政要员，却在利益面前翻了脸，能让他活着回国，已经算万幸了。

那一年，我俩都40岁，两个人生失意的中年男人，开着一台越野车去南方散心，一路游遍了北上广深布达拉宫，拜访了各地朋友、更见识到了南方人是怎样做生意的，秦东才如释重负地说了一句：“咱也真该换换脑袋了，这他妈的，咱自己都有孩子了，改革开放还能不娶妻生子？”

我乐了，问秦东：“你不跟医院挺熟吗，要不联系联系，给咱俩动个大手术换个脑袋？”

秦东骂：“跟谁换？要不去北京找军子，回头把咱东哥绑了？”

我俩都乐岔气了，因为我们都想到了1998年在北京中关村当苦力时，看到那些装在编织袋里的成捆现金时动过的歪心思。秦东嘴里的“东哥”，那时还在中关村卖碟。

尾声

对于我和秦东来说，尽管已经双双破产，但并不觉得是世界末日。我们想着，大不了再来一次白手起家的打拼。

我俩的朋友遍布各地，所以我们满世界地寻找“机会”。2019年初，一位已经在海事局位高权重的发小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有个发财的路子要介绍给我们。我们以为是个“机会”，却掉进了一伙成精的骗子的骗局——我那发小只是想帮我脱离困境，他也是被他大学上下铺同学所蒙骗，而那位同学，也根本不知情，只是想介绍个工程给我们，从中赚个差价。我们被人家成功地拔走了翻身的最后一根稻草，被玩得心服口服，骗子用他们的套路来告诉我们：你们out了。

2020年的疫情中，我和秦东重逢在一处小渔村。我本来筹划着等避过风头后，用我擅长的武力去出口恶气，甚至来场黑吃黑的索赔。但秦东直接给我看了他手机中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地图，详细地标注了骗子们活动区域里的每一个路面监控卡点，也包括了附近临街商家监控覆盖范围。在这个监控无死角覆盖的时代，除非豁出去鱼死网破，只要动了手，就能被警察直接追到家里的。

秦东说，属于我们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只是我们还在用已经被淘汰的思维去应对这个全新的时代。正如那无所不在的路面监控可以成为我们绊脚石，也可以成为让骗子们肆无忌惮的保障，区别只在于，我们站在哪个角度去思考。

秦东说，一位名医的牛X之处，并不在于他的医术有多高，而在于他能精准地判断出病因，只要病因找到了，后续的治疗，天下的医生基本大同小异——至于疗效，全靠个人体质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真得感谢那伙骗子，若不是他们帮我们诊断出了自己头脑里真正的“病根”，然后“对症下药”，用残酷的现实把我们彻底“打回解放前”，我们又怎么可能醒悟得如此透彻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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