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的尾巴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我们这里是精神病院丨连载

巴儿今年35岁，来自我们市下属的贫困乡，1米7左右，很瘦，浓眉大眼，但不爱干净，须发散乱，衣服长久不换，左脚不能弯曲，走路像画半圆一样。除了这些相貌特征以外，巴儿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其实我到现在都无法准确地描述出来。

在其他患者眼里，巴儿是个“明确意义上的傻子”，“轴得拉不动，憨得摔不响”。只会在大院里追着人问“几点了，几点了？”，或者“你有尾巴吗，你有尾巴吗？”这类白痴问题。不回答还不行，他会一直问下去，直到听到满意的答案为止。被他粘上过的人，再看到他靠近，都会下意识地大喝一声——“滚！”

但是在我看来，巴儿又不像是个彻头彻尾的“憨货”，反而是个极有“辩才”的人。

我在被他一直追问关于“尾巴”的问题时，曾尝试过从“科学”的角度入手，想让他认识到，人是没有尾巴的。但他却很认真地与我辩道：“界门纲目科属种，人是其中之一，属于脊椎动物。陆地上的猴子有尾巴，大海里的鲸鱼有尾巴，那么人也应该有尾巴，所以从逻辑来看，你的知识是错的。”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低头盯向他的屁股：“那你的尾巴呢？露出来看看？”

他退后，像看白痴一样看我：“退化了呀。尾椎骨，脊柱最后一节，你不知道吗？”

我彻底语塞，只能给他竖个大拇指。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巴儿能在“大聪明”和“傻糊涂”之间自如切换，可这却让他在精神病院里，也显得很异类。如果说，精神病院里的患者也有“等级”之分，那么，划分标准应该是清醒程度。稳定、单纯、且残留一些情绪问题的患者，在面对有明确精神症状的患者时，总会稍显得意；有明确精神症状的患者，面对症状严重、反复复发的患者，又会自认优他一等。

而巴儿的“异类”则让他完全游离于这个标准之外。

老乌告诉我，“其实这精神专科里面和外面是一样的。你牛也好，挫也罢，别人顶多嫉妒或者是看不起你，但要是格格不入，那就得完蛋。”

我问老乌，完蛋是什么意思。

“还能有什么意思，不带你玩儿呗！”

我还记得与巴儿的第一次“正式会面”。

2016年农历9月，巴儿因为发病，被警察送进我所在的精神专科医院。那时候，刚刚毕业的我还跟着老师轮岗，在“成四”病区干点不涉及诊疗的杂事。

在病区最靠近护士站的地方，是一间单人治疗室，用一整块被两面钢板夹住的杉木当门，人脸高的地方，抠出一个25公分见方的窗口用来观察，拿两片亚克力推拉板封住。里面除了一面常年被限位钉卡死的小窗，只有一张简易的木床，在正对观察口的位置，用钢丝捆着膨胀钉锁死在墙角。床上没有任何布料制品，只有一张草席——防止易激惹的患者自缢。

而巴儿就关在这里。

带教老师廖姐告诉我，巴儿算是我们这里的“老客户”了，镇上卫生院看过几次，我们这儿又入院过3次，一次比一次时间长，直至成为“成四”的“固定客户”。这一次就不折腾了，直接住回这个老地方，住院号都懒得换了。

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正忍不住好奇，扒着门往里看。南方夏日的正午，黑瘦的巴儿就蹲在床上正被太阳照得发白的位置，用没被拴住的右手抠着草席的毛边。他惊喜地抓住我的目光，直起脊背，手指着自己的嘴巴喊话——

“吃的，吃，吃！”

我不自觉地伸出手，把亚克力推拉板拨开条缝。巴儿看到有人来，似乎更兴奋了，跳下来跛着步子朝门口挪，木床被拽得嘎吱作响。

“有没有吃的，吃的有没有！”

“坐回去！”廖姐转回头，朝里面呵斥一声，挥掌“啪”地抵上观察窗。护士长大概是听到响动，叮叮咣咣冲过来。她瞪着里面，使劲锤了铁门一下，巴儿吓得立即缩了回去。护士长收回的眼神，不善地向我扫来，廖姐赶紧扯起我继续往前走。

几天后，某日中午吃饭，廖姐就这次不恰当的“会面”教育了我一番，她说得很委婉：“这里事很多很忙，你刚来，少说话，多做事，不懂的自己多看多学，实在想不通，等人家不忙了再问，别动不动就自己……”

而我听得心不在焉，反问她：“他们都不给巴儿吃饭吗？”

“怎么可能，吃药就不吃饭啦？”廖姐哑然失笑，而后又叹息，“他这是在家里饿久了。小偷小摸的管不住，不然也不会又送过来。”

廖姐告诉我，巴儿爹妈不在了，上面有一个嫁到重庆的姐，一个常年在邻市做事的哥，家里本来还有个阿奶，但现在也八十好几了，走不了路，在叔伯家里养老。近些年，除了住院，巴儿一直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没人管他。

巴儿读过书，14岁的时候发病，而后辍学。以前的巴儿虽然不大灵光，但也还能做点事，帮人砍甘蔗收谷子，在镇上打散工，勉强也能糊口。后来数年间住院、出院，病情不见好转不说，还越发严重起来，谁家请他干点啥便在谁家赖着，赶也赶不走，到了饭点就自己找碗坐在桌上吃，彻底成了个懒汉。

本来，村里见他孤苦可怜，说定每家每户出点粮食，只要他不过分，就由着他。然而过了些时日，可能巴儿体格渐长食量渐增，也可能是旁人施舍久了有怨气，给得少了，巴儿老觉得吃不饱。可他又没办法自己找吃食，结果无师自通，学会了偷东西吃。笼子里的鸡鸭，腌缸里的咸菜，檐上的腊肉，够得着够不着的，邻居稍不注意就下了他的五脏庙。加上巴儿有股憨狠气，说不了几句，便抽出系在腰间的柴刀瞎挥，虽说没真伤过谁，但也挺吓唬人的。

次数多了，巴儿犯了众怒。村里数次勒令巴儿他哥回来管，不能管就找能管的地方送去，还讲，要不是他们还有个高辈的阿奶，早就让哥俩去祠堂上香把父母的牌位请走了。巴儿他哥也没办法，又不能不做工在家守着弟弟，只能有空就回来，挨家挨户统计损失，再一家家赔过去。

这一次，巴儿之所以被警察送进来，是因为那天他正在偷邻居种在盆里的荸荠，被逮了个正着，邻居说了他几句，他便抄起邻居院子里扒谷的钢耙，一边恶狠狠乱舞，一边把裹着泥的荸荠往嘴里塞。

“你说他精吧，又不知道光明正大地跟人家讨，乡里乡亲的，帮这么多年，谁还舍不得几个荸荠了？”廖姐感慨，“你说他憨吧，他又知道挖了荸荠后，还把荸荠苗正正地插回去，要不是人家正好碰到，哪儿发现得了？”

这次被送来后，巴儿在单人治疗室关了3天就被放出来了，住普通病房，也跟着大家一起下大院了。过了一段时间，我第一次在大院定岗巡视，看巴儿一直围着大院的铁网划着半圆步转圈，在草丛里左看看右看看，时不时拔起一根草，或捡起一根树枝，在屁股上比划来比划去。

“傻仔儿！又找尾巴呢？”

喊他的是刺毛，一位长期住院的癫痫患者。廖姐曾给我说过，刺毛也是跟巴儿一样从小住院，但家境好，总有吃食，又“仗义疏食”，拥簇众多，巴儿很怕他。其他人对巴儿最多也就是忽视，实在惹到了也就嘴巴上占占便宜。可刺毛不一样，他老是冷不丁拽巴儿一把，或是趁护士不注意踹他一脚。

巴儿一听见他的声音，立刻快速倒腾起步子往前跑。

“嘿，跑快点儿啊！”刺毛怪叫，“追上老子可就踹了！”

巴儿慌不择路，一头扎进我怀里。

“干嘛呢干嘛呢，”我把巴儿揽开，朝刺毛瞪去，“一天到晚招猫逗狗，干点正事！”

“哟嚯，新来的嘿，”刺毛根本不惧，“招猫逗狗？来，你说说谁是猫谁是狗啊？”

其实这话说出来我就后悔了，但刺毛不依不饶，非说我一个医护人员骂病人是狗。我瞪着眼闭口不言，他又对着巴儿拱火：“傻仔儿，你听着没，他说你是狗呢，狗有尾巴呀，你的呢，丢了？”

“对呀，我的尾巴呢，”巴儿绕着转圈，不断瞅着自己的后面，“尾巴去哪儿了？”

“哈哈哈哈！大傻X！”刺毛得意地大笑，扬长而去。

看着巴儿被逗得一直急切地转圈圈，我一把将他抓正：“你傻啊，他逗你玩呢，人哪有尾巴！”

“你才傻！”巴儿望着我，很严肃，“那是你看不见，人也有尾巴，好人就有尾巴，这是我哥哥告诉我的。他是个老师，老师不会说谎！”

巴儿的哥。我后来见过数面，熟悉了之后总是老周老周地喊他。他其实不是老师，是一名建筑工人，常年天南海北地跑工地。

老周体格敦壮，面容苍老，和巴儿一样，都很黑。但除了黑，兄弟俩哪儿都不像，论长相，巴儿浓眉大眼，但老周着实是差点意思，小眼塌眉，还带点地包天。论个头，老周只到巴儿的下巴，估摸着也就1米6。

2016年巴儿来住院后，就不怎么回村里了。老周跟我说，自己打了这么多年工，负担得起巴儿的住院费了。最重要的是，他算了一笔账，比起赔乡亲们，巴儿住院要更划算。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20年。

这4年间，老周来得不算勤快，但来的时候总是给巴儿带很多东西，短袖长衣、牙刷口杯，都定时定点地带来给他换。这4年，巴儿没什么变化，一如既往地找着尾巴，被人嫌恶地骂着让他滚开，被刺毛欺负。唯有一点，就是胖了不少，肚子从刚来的时候像个瘪囊囊，鼓成半个篮球大。

我老是拍着他的肚子调笑他：“巴儿，几个月大啦。”

而他每次都很认真地纠正我：“医生讲了，这是内脏性肥胖，男人是不能怀孕的。”

2020年7月中下旬，老周又来医院，没有去病房，而是径直进了办公室，说是要找巴儿的主治医生廖姐。

当时廖姐去行政楼开会了，我在办公室帮她整理治疗单。我给老周倒了杯茶，有一搭没一搭跟他聊天。不知怎么，老周却越说越多。

他告诉我，巴儿跟他其实不是亲兄弟。早年老周的爹在私矿上做事，一对同村的工友夫妻死在矿难里，留下还在吃奶的巴儿。老周的爹心善，收了他当小儿子。巴儿来家时，老周已经19岁了，高中肄业，做了几年工。后来他爹干不动，从矿上退下来，一身职业病，很快就追着老周早年去世的娘走了。照顾巴儿和妹妹的担子全落在老周肩上。

老周说，他也不知道巴儿为什么就成了这样。巴儿14岁的时候，奶奶托人给在外打工的老周打电话，说巴儿“发了神经”，叫他回来带去看看。他带巴儿到镇上卫生院，医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开了些“稳神”的药。医生劝老周，要是有条件，带巴儿到市里看看。老周自觉暂时没这个条件，他想的是既然吃药能“稳神”，那就先稳住，等他攒些钱再说。

可没想到，病不比钱，钱能攒，病不能拖，“拖拖就成这样了。”老周捧着茶杯，神情哀伤，在身上四处掏兜儿。我以为他是想抽烟，也不顾是在办公室，把裤袋里藏着的芙蓉王掏出来抽了一根给他，“但现在好多了呀，你看，你妹妹嫁到重庆，少不入川老不出蜀的，那可是个享福的好地方……”

老周挥挥手，拒绝了我的烟。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找放在怀里的治疗单。

“我妹在重庆跟着妹夫打散工，洗盘子挑担担，也难，”他把单子递给我，“就怕再过几年我也没能力，养不起老幺，我其实是……其实是想来问问廖医生，医院能不能把有些治疗减一点，不犯病就行。我跟你讲了，你帮我跟廖医生说说行不行，她对巴儿那么好，我实在……实在……唉。”

我大致瞅了一眼巴儿的治疗项目，基本是按照一般流程来的。我也听懂了老周的意思——他不指望巴儿能治好了，也就想把一些项目省了。

我很能理解他，“成四”病区的这些患者家属大多都会提这样的要求。因为哪怕只是维持患者最低标准的吃药和生活，一年下来也得好几万，经年累月，数目也不小。最重要的是，这种病，拖得越久，治好的几率越低。谁都有老的一天，也都有负担不起的一天。减少治疗项目，维持最低需求，最终都会是患者家属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知道了，”我把单子叠好还给老周，“我会跟廖姐说的。”

“减项目啊……那得说清楚，毕竟巴儿才三十来岁，又不是七老八十。”听了我的转述，廖姐有些犹豫。

廖姐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巴儿算是个年轻人，减了那些治疗项目，就意味着他往后的治疗只能依靠普通药物，其他的一概不参加。虽然巴儿治疗多年也不见好，但不再全面跟进治疗项目，这无异于是切断了向好的可能。将年轻的巴儿定性成一个既成的“终身患者”，这可不是个好事。

可考虑到老周的实际情况，廖姐又心软了。思来想去，她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治疗项目减，药也吃。但有一点，大院还是照下，康复科那些不收费的器材项目，也让巴儿照常参加。

廖姐亲自给老周打了电话：“你来签个知情同意书，其他的不担心。再说，有总比没有好，住院归住院，活动还是要活动的。”

电话里的老周千恩万谢。

其实，对于巴儿来说，有没有其他的治疗项目影响不大。他老是跟我说，这些治疗项目都没用，根本就“无法让他长出尾巴”。

说实话，我那时完全没纠结过巴儿口里的“尾巴”是什么，在我眼里，这只是他精神症状的某个表现。在学校，老师也跟我们讲过，精神疾病千人千面，谁也搞不清楚落到某个人身上，会具体呈现出什么样子。

自从巴儿减了治疗项目，其他患者被带到大楼外面的治疗室做治疗时，他就一个人在病房大厅里老老实实看电视，并没什么异常的地方。

12月一到，南方终于像个冬天的样子，大院里的阳光成了奢侈品。某天下午，全体下大院。“成四”的一个年轻女护士急急忙忙来找我，说巴儿刚才说要去厕所，好久没出来，喊我去看一下。

大院的厕所只有个半截门，就是怕有患者故意在里面锁门。我以为巴儿是拉肚子，只在门后往里瞅了瞅，没想到，刺毛也在里面。刺毛半蹲在地上，裤子拉下半截，而巴儿就弯腰在后面，脸对着刺毛的屁股，专心致志地瞅着。

巴儿边看边好奇地问：“尾巴呢，尾巴在哪儿？”

刺毛回头，笑得不怀好意地：“你再找找，没看见吗？”

“没有啊，”巴儿摇头晃脑找着角度，“真他X臭，老子不看了！”

“等等啊，再等等，就一会儿！”刺毛急呼，回头“专心致志”地憋红了脸，“噗——”一个响屁。

巴儿急撤几步，不慎滑倒在地，手杵进了尿池。他“呸呸呸”地吐着口水，又不敢吸气，五官皱成一团。刺毛搂上裤子，鼓着眼大笑：“哈哈哈哈，傻X!”

巴儿手忙脚乱地要站起来，我怕他气急了发狂，一脚把半截门踹开，“干嘛呢！”

刺毛见是我，立即缩成一团。巴儿终于挣扎着站起来，看向我，指着刺毛大喊：“老师，他拿屁蹦我！”

刺毛又忍不住笑起来。

我皱着眉头：“你别搞这些有的没的啊，老欺负他干什么。”

“没有哦，”刺毛一副无辜的模样，“我拉大号，他非要跟进来。”

“你你你……”巴儿满脸都是委屈，“是你说长出了尾巴让我来看看的，骗我……你……”

“好了，”我打断巴儿，又看向刺毛，“我都看见了，警告你啊，再欺负他，我就收拾你！”

刺毛翻了翻白眼，若无其事地推开我出了厕所。巴儿也想冲出去，被我拎住了。我呵斥他：“他说什么你都信，一天到晚尾巴尾巴的，不动动脑子？”

他忽然大声朝我吼：“你才不动脑子，人有尾巴！好人才有尾巴，没尾巴的都是坏人，你们都没有，我有！”说完，他一把将我推开，朝着外面冲了出去。

那天收了大院后，这件小事就被我抛到脑后了，没承想却酿成大事。

次日，我去“成四”送病历时，发现巴儿又被关进单独治疗室，手脚都被绑了起来。我回去问廖姐，她很惊讶：“你不知道啊，群里说得有鼻子有眼。巴儿把刺毛咬了，还咬得不轻。”

大概是放大院时，刺毛的恶作剧被我戳破，他觉得意犹未尽，恰逢当天食堂做了红焖猪尾巴，刺毛趁护士不注意，夹起巴儿碗里的猪尾巴又想逗着他往厕所走。巴儿这次没理他，刺毛就跳起来骂巴儿，说他是个纯傻X，人哪儿有尾巴，他巴儿有也是根猪尾巴，巴儿的哥也长了根猪尾巴，兄弟两个傻一窝。

巴儿当时没有恼，闷着头把一碗饭扒得干干净净。夜里熄灯，大家都睡觉了，刺毛的治疗室忽然传出一声惨叫。原来是巴儿趁刺毛睡得熟时，摸到他床边，一口把他左手的小拇指上小节咬掉了。刺毛捂着手在地上疼得打滚，巴儿就蹲在他一旁，从满是血的口里吐出小半截手指，面无表情地在自己屁股上比划。

最后，当医生护士把巴儿拖拽着拉出房间时，他还把手指吐在地上，朝着地上的刺毛喊：“这不就是尾巴啰，这不就是尾巴啰！”

事情闹出了不小的风波。刺毛的爹妈吵到医院来，说一定要给个交代，钱不能少赔，巴儿家里也要负责任。考虑到刺毛也不是个“老实人”，医务部的典主任这么回复刺毛的爹：“事情反正是发生了，医院管理失职，要负的责任不会少。但有一说一，你儿子也不是无辜的，一天天欺负另一个患者谁都看得到。再说，他们都是精神病患者，该追究什么责任，追究到什么地步，法律也不是只为你一家人说话的。”

老周心急如焚，跑来医院蹲了好几天，才逮着机会跟刺毛家里人求情。可能是对自己儿子的为人心知肚明，也可能是心软，刺毛的爹妈最后松了口：告是可以不告，可只有一点，钱不能少赔。具体赔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从老周随后的决定来看，应该是把他这么些年的积蓄赔了个精光。

刺毛被转到了外科，因为做完手术要休养。没过几天，巴儿也放了出来，但被安排到了一间单独的病房，睡觉的时候和其他患者隔开。

大概又过了一周，老周来了医院，说一定要给巴儿办理出院。他说，现下没钱了，养不起巴儿了。他要先把巴儿送到重庆妹妹家，自己攒把劲跑两年工地，手里有钱后再把他接回来。

那天，老周一个人在病房里收拾巴儿的东西，护士们来来去去，也没人劝他再考虑考虑。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劝，住在“成四”的这些长期患者，谁家里没个讲不圆乎的难事，巴儿也只是他们其中的一员罢了。

收拾好东西后，老周就去大院找正在玩的巴儿。自从巴儿咬人后，其他的患者都躲着他，那天，他正一个人在大院角落的秋千上荡来荡去，我就在一边看着他。见老周来了，巴儿特别兴奋，荡得越来越高。

老周放下包裹，在后面有一下没一下地帮他推着，嘴里絮絮叨叨：“老幺，哥得带你出去一趟。”

巴儿嘻嘻笑着：“去哪儿啊？”

“送你到姐家，要听话，别惹祸，啊？”

“我不要去！”

老周猛地把巴儿拽停，大声斥责：“去！”

巴儿很执拗：“不去！”

“不去我就不要你了！”

巴儿哭了出来：“我……我不去姐姐家，我跟你在一起……”

老周红了眼，把巴儿搂在怀里：“听哥的，哥一定会接你回来的，啊？”

我私下里跟老周提过，其实可以考虑把巴儿转到镇上的小医院，实在不行，送回村里也比送到重庆强。可老周不愿意，他说现在自己糊口都难，把巴儿送哪儿去都负担不起。虽然村里的阿奶还活着，但这都出来4年了，再把巴儿送回去惹祸，怕是谁都不能容他。毕竟千亲万亲，不如自己家里人亲。

巴儿最后还是去了重庆。

我不知道巴儿走了之后，老周心里究竟是如释重负，还是日日思念，但他确实在很努力地挣钱。

廖姐有他的微信，她告诉我，老周偶尔会发一些图片，内容很固定，要么是自己的工作地点，或是脚手架上，或是土坑里，要么是收工后在某个小档上吃饭，或是几个馒头，或是7块钱的两荤一素。

廖姐总担心巴儿去了重庆后不好好服药，情况不稳定，她嘱咐我把老周加进康复科的家属管理名单里，让我每隔半个月就打电话过去问问情况。她怕等两年老周钱没攒够，巴儿又惹祸了。

近了年根的某天早上，医务科忽然接到个电话，转来了“成四”，是重庆某个铁路派出所打来的。他们问：“你们医院是不是有个编号XXX的病人，男的，30多的样子，精神好像有点，嗯，有点不正常。”

接电话的是廖姐，她一下子就意识到，他们说的是巴儿。

派出所的同志说联系不上巴儿的家属，问他是哪里的，他一直说自己在哪里住院，住院号是多少。而且他还随身带了个包，里面是收拾整齐的衣服，牙刷口杯。廖姐不敢耽误，立即喊我给老周打电话，让他通知自己的妹妹把巴儿接回去。

过了十来分钟，老周打回电话，心急如焚：“打不通！”

“你妹夫呢，打他电话，可能是没听到。”

又过了几分钟，老周电话过来，语气颓了很多：“也打不通。”

“你赶紧……”廖姐捂住了我的话筒。

电话那头，老周毫无声息。我望向廖姐，她叹了口气，摇摇头。

我这才意识到，巴儿是被抛弃了。他姐姐和姐夫的电话之所以打不通，是因为他们打定主意要扔了他，不然也不会故意把他丢在火车站，甚至连东西都给他收拾好了。

起初，我们在电话里建议派出所在当地找个精神专科让巴儿暂时入院，可是他们说按规定巴儿是有亲属的，只是不在身边，这种情况重庆这边的医院不一定会收。老周只能一个劲儿求我们，说他现在人在北方，年底得讨工钱，让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等他要到工钱就马上回来接人。

原本这种情况我们医院是可以不理会的，毕竟巴儿已经出院，跟这里没有瓜葛。可廖姐心软，还是上报了医务部，她提出个办法：让派出所的同志给巴儿买张卧铺，上车前盯着他吃一次药，睡一觉，我们这里派救护车到火车站等着接人。

院长问她：“万一这个老周也不来医院接人呢，你说怎么办。”

廖姐说：“他一定会来，他舍不下这个弟弟。”

“我是说，万一呢。”

“我负责！”

考虑到巴儿这次不算正式住院，接回来后也没给他穿病号服，只是把他安排到了疫情期间的隔离病房单独住着，治疗项目没给他上，只照常服药吃饭，费用由廖姐先垫着。

廖姐没有什么怨言，她还找我商量，说现在自己手里病人多，顾不过来，问我能不能抽空进去看看巴儿，带着他做做康复项目也好。“你有空能不能进去跟他聊聊，领着做做操也行。老周情况特殊，怕是一时半会儿回来不了，现在其他项目又不能上，总不能一直闷在里面，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也得占不少时间，就是……”

“没事儿，不就是做做操吗？”我一口答应，“人都是我跟您一起出主意要接的，咱姐弟俩一起负责到底。”

老周真的没有食言。过完年，大概是3月初，他就来了。

在医生办公室里，老周跟我们说，他不打算把巴儿接回老家，而是决定继续让巴儿住院，只是不住这儿，去镇上的卫生院。

廖姐劝他：“既然要住院，那还是住在这里好点，你要是担心费用，我可以帮你跟残联申请，有补贴，虽说不多，但也能……”

“不了不了，”老周确实眼睛亮了一会，但很快就消了下去，“麻烦你们太多了，这些事我自己想办法。”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但廖姐还一直在劝他，说镇上的条件没这里好，长期来看，对巴儿是没好处的，“就算不考虑长期，短期里也最好先不要把巴儿转回去，这段时间医院这边，我会尽力帮巴儿争取条件的……”

廖姐一直絮絮叨叨地说，老周微笑地看着她。我安静地望着老周，他头发又白了很多，想必这几个月没少操劳。等廖姐终于不说了，老周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

“我老爹临终前几天，逮着空就对我反复说，说他自己不该把老幺捡回来，老了老了，留个麻烦给后人。”某个半夜，老周爹不知怎么地竟自己起了身。他提着半瓶白酒站在床边，把睡着的老周拍醒，说要跟他喝点。老周爹跟老周说：“老大，爹老子跟你喝了酒，顶梁柱的担子就交给你了。”说完他先自己灌了一口，把酒瓶递给老周，老周忍着悲伤，仰脖把剩下的酒一口喝下。他爹满意地点点头，说自己要出去看看巴儿跟小妹，老周不敢跟着，缩在床上，一夜无眠。第二天，他见他爹就躺在堂屋的小竹床上，已经走了。

老周说完，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说：“你们就不用劝了，老幺是我的责任，不是小妹的责任，更不是旁的谁的责任，我有口气就该养着他。”

廖姐坐回办公桌后，不再劝了。老周看着我笑，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在身上四处乱摸，掏了一包芙蓉王出来。

“没什么好感谢你的，”他非要把烟塞在我口袋里，“你不是抽这个吗，拿着！”他竟然还记得当初我递芙蓉王给他的事儿。不知道怎么的，看着老周满头白发，我竟有点想流泪。

“不能不能，”我绕着手，把泪憋了回去，跟他开玩笑，“这不是收红包吗？可不能犯错误。”可老周硬是把烟塞到我口袋里，又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匝人民币，放在廖姐跟前：“他们说钱都是你垫的，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但这里肯定只多不少，多的算是我的心意。”

廖姐把钱放在一边，挥挥手，跟我说：“你带老周去病房收拾东西，我处理巴儿出院的手续。”其实这不合规矩，按流程应该是老周自己先跑一趟，再由我们处理。我凑近廖姐，想暗示她这样不好。但是她只埋头看着电脑，手背上好像有泪水。

老周把巴儿带走前，又和我闲聊了几句，说他放弃了再出去打工的念头。一是巴儿已然是这个样子了，他也走不远；二是疫情严重，以往的那些包工头老板都不敢再带着人出去：三是年纪也大了，就是有活干，别人也不愿意要他。

巴儿走的那天，廖姐非要开自己的车送他们。廖姐上车前，我悄悄递给她一个包裹，让她给老周，里面是那包芙蓉王，还有500块钱。而廖姐打开自己的包示意我把烟扔进去，我往里面看了一眼，老周给她的那匝钱也在里面。

廖姐让我把钱拿回去，她说：“你给他钱，他也不会要，算了，心意到了就行。”

车一开，巴儿和老周就走了。

2022年初，我接到了老周的电话，里面却是巴儿的声音，“猜猜我是谁呀？”

我笑着问他：“巴儿，你的尾巴长出来没有？”

“没有喔，”巴儿很遗憾，“哥说我不听话，不是好人，尾巴长不出来，但他说廖姐姐跟你都是好人，你呢，你的尾巴长出来没有？”

“没有喔，”我学着他的语气，“等我长出来就告诉你啊。”

又过了几天，微信上忽然有个好友提示，顶着一个动漫头像，我一看是巴儿，因为打招呼的备注上写的是，“尾巴去哪儿啦”。巴儿告诉我，老周给他买了手机，注册了微信，平时手机放在护士那里，他让巴儿想他了就给他打微信电话。他跟老周要了我的号码，说是要问问我，为什么自己长不出尾巴。

我这次倒是追问他一句：“你为什么老是纠结尾巴呀？”

巴儿半天没说话。过了几天，他忽然发了个名为《我与哥哥》的文档给我，说这是他求着护士帮打出来的，里面有这么一段——

我从小跟着哥哥长大，我喜欢让他讲故事给我听，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海鸥找尾巴”的故事。

从前有一只海鸥，有一天他在海滩玩耍，看见一只蚌，蚌壳里躺着一枚美丽的珍珠，他就啄了起来。可等他转身离开时，这只蚌突然夹住了他的尾巴。他要挣脱，却怎么也挣脱不了。

最后，他只能使劲一拽，挣脱了，但尾巴却拽掉了。没了尾巴，海鸥就再也飞不起来了。于是他想，怎么找到一个尾巴呢？起初，他找了几根草，把这几根草安在尾部，插进肉里时，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强忍着疼痛飞了起来，只是没飞多远，就失去平衡，只能停下来。

他拔掉这几根草，又折了一根松枝插在尾部，再次忍着疼痛飞了起来，但也没飞多久，就一晃一晃地稳不住了，于是他只好又拔下松枝，再想别的办法。最后，他找了一条柳树枝，安插在尾部。这次比前两次飞起来轻松了些，也能飞得更久一点。可惜，还是没坚持到一小时，就精疲力尽了。于是，他也只好把柳树枝也摘下，无精打采地在沙滩上走来走去。

于是，我问：“那他飞不起来了，到哪儿去找吃的呢？不会饿死吗？”

我哥说：“不是的，他饿了可以走到旁边的树林里找虫吃，渴了喝海水。”

我又问：“喔。那他飞不起来，找不到亲人，怎么办？”

他说：“他的确很孤单，很苦闷，每天无所事事，整天在沙滩上逛来逛去。但这样过了大概一个月，他发现他的尾巴又长了出来。就可以去找亲人了。”

看完这个故事，我感慨万千。原本，我一直将巴儿对于“尾巴”的执念看作是老周安抚他的手段。我从没想过，关于巴儿念念不忘的“尾巴”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能唤起巴儿这么多与哥哥旧时相处的美好回忆。或许，在巴儿日趋病态化的思绪里，“尾巴”不仅是能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标志，还是能找到亲人温暖、回归群体生活的载体。

巴儿问我：“这个故事是不是假的，我哥是不是骗我？”

我肯定地回答：“故事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呀，你就是哥哥的尾巴。有了尾巴，他才能保持平衡，跟海鸥一样，能飞得远，见得多，还能找到亲人。”

“哦！”巴儿好似恍然大悟，“那我的尾巴，其实就是哥哥啰！”

后记

巴儿三五不时地就给我打微信电话，但我时常因为忙碌没接到，再打回去也没人接，估计是电话被护士拿着了。

我时不时把巴儿发给我的这段文档拿出来读，也总在出院人员的档案里找出巴儿所有的病历看。因为我很好奇，14岁前的巴儿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找出一个答案。

但很可惜，病历里没有。我问廖姐，为什么有的人好端端就得了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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