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两幅女人背影画作里的命案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2003年，我跟老公虽已领证，但我们买的期房尚未竣工，只好轮流住在双方父母家，很是不便。那年6月，恰逢老公的表哥被派往非洲搞工程，一走便是4年，他是外地人，在北京只有我老公一家亲属，便委托我们给他看房子、照顾照顾家，进去住也可以。他的房子在西四环外，临近西五环，虽说偏远了些，但对于我们来说，总比跟老人家一起住要自由得多。何况听表哥说，他那里还是新房，已简单做了装修，家具家电也是全的，我们只要拎包入住就可以。这真是天上掉馅饼，我和老公匆匆将被褥、换洗衣物和一些日常用品打包了几大编织袋，趁着周末，叫了辆出租车，开始搬家。

20年前的北京，出了四环，景致跟乡村大集市没什么区别，建筑破败老旧，道路坑洼不平，满街跑的都是黑摩的和三蹦子。要到表哥家所在的西苑小区（化名），必须要经过一条约一里地长的街道，我们的车一拐进去，就变成了蜗牛爬——这条路狭窄得很，仅能容下两辆公交车并排行驶，各色车辆拥堵在一起，我甚至在其中还看见了一辆马车，我们只能跟着长长的车队一点点地往前蹭。

我坐在车里实在无聊，便摇下车窗看景。路两边没有高楼，都是一排排由平房改造成的小商铺，有五金店、殡葬店、婚纱摄影店、艺术画廊、卖河南烩饼胡辣汤的小铺子，五花八门，人流穿息，很是热闹。

再往前走，突然传来一片“靡靡之音”，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和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此起彼伏。音乐是从一间间发廊里传出来的，春桃理发、红粉女郎美发按摩、爱浓美容美发……我大概数了数，这样的小发廊并排有十多间，除了名字不一样，装修都差不多，透亮的铝合金玻璃门，屋里摆着一镜一椅，再往里因为挂了帘子就看不清了。最奇怪的是，每个玻璃门后面都坐着一位浓妆艳抹、穿着暴露的女人，见到有路人经过，便用手里的梳子“铛铛”地敲着玻璃。

我不禁嘟囔了句：“这么多理发店怎么都扎一块啊，哪有那么多人理发？”

司机在旁听见，一脸坏笑地指了指我老公：“问他，他肯定懂。”

我看了看老公，他正红着脸使劲地朝我挤眉弄眼，我猛然间恍然：“你说她们是……真的呀？”我吃惊地张大嘴巴，再次望向那些或妩媚或疲惫的女人们，我以前听说过她们的存在，但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的观察过。况且，“这可是在天子脚下哎”。

司机哈哈笑着：“这片儿可是京西一景儿，男男女女的都有，要不怎么都管这儿叫‘鸡鸭路’呢。”

鸡鸭——我心里琢磨着这两个字，也不禁涨红了脸。

就这样，我跟老公顶着两张大红脸好不容易挨到了西苑小区。

西苑小区一期工程已经完工，一年前就交付使用了，二期工程还在建设当中，所以小区有一半还是乱糟糟的工地，各项设施还不完备，围墙只是用一圈铁栅栏简单围上，连大门都没有，只是安排了两个上了年岁的保安站在出口处。

表哥的房子在3号楼，那是栋地上10层、地下2层的建筑。我们刷卡进了单元大门，正对面就是楼梯，往上走几级台阶是电梯和住家单元，往下走是地下室。不成想，上楼的楼梯处又安装了一道高大的防盗门，也是需要刷卡才能进入，可是表哥并没有给我们这二道门的门禁卡。

就在老公打算去找物业时，二道门突然开了，出来了一对母女。母亲大概四十多岁，穿着朴素，身材清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女儿看上去也就十四五岁，发育得很是壮硕，裹着一身肥大的红白色运动服校服，冲我们痴痴地笑着。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孩子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

女人警惕地问我们去几楼、找谁，听到我们说去202时，一下子又堆起了笑：“你们是小陈的亲戚吧？小陈走时跟我交代过，我就住在你家楼上的302，我叫杨芷芬，这是我闺女苗苗。”

寒暄几句，杨芷芬开始帮我们拿行李，苗苗也上来帮忙，拎起那个最大最沉的编织袋就往电梯里搬。我刚要制止，杨芷芬笑道：“没事儿，别管她，这孩子就长了一身傻力气。”

从杨芷芬嘴里，我对这栋楼有了大概的了解——西苑小区一期自交付以来，住进来的人家可能还不到一半。而那个草台班子物业为了挣钱，早早就把地下室都出租出去了，每间每个月350元，现在已是人满为患。楼里的电梯只到一层，这个二道门是两天前新安装的，为的是把地下室跟住家完全隔离开来。

“没装这道门之前，四楼张老师家都被盗3次了，你说可怕不可怕！”杨芷芬心有余悸地说，“警察鼓捣半天也抓不到人，我看就是地下室那帮人干的也说不准。”

“地下室都住了些什么人啊？”我问。

“嗐，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北漂打工的、附近商铺的小老板，这些还算正经人吧，都还好说，关键是还有鸡鸭路的人呢，男的都文着身，女的就更甭提了，我都担心这空气里会不会有什么病毒。”

听杨芷芬如此说，我心里也不禁忐忑起来，看来这里的治安可真不咋地，好在表哥家都安了防盗窗。

“这门可不牢靠，你最好在外边再加装个防盗门。”杨芷芬临走前拍了拍我家的大门，“没事儿，一会儿我家杨介回来，让他带你老公去买，他跟这片儿的人熟，保证质量好还便宜，顺便把二道门的门禁卡也配了。”

“杨介”——听名字许是杨芷芬的亲戚吧——反正她提到这个名字时显得很兴奋，眼睛里都带着光。

到了下午，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不禁笑了起来，来人还真是名副其实——90年代有部经典日剧叫《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男二号“三上健一”的扮演者叫江口洋介，俊朗的面容，小麦色的皮肤，梳着一头飘逸的长发，当年可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而眼前的这自称是“杨介”的男人，30岁左右的年纪，穿着蓝色方格衬衫、里面套着纯白T恤，也是黝黑的皮肤，虽说相貌普通了些，但留着一头江口洋介式的长发，倒很有点儿艺术家的范儿。我猜想，他跟杨芷芬应该是姐弟。

“杨介”周到而热情，他用自带的尺子量好门框的尺寸，就拉着我老公出了门，没一会儿工夫，就带着新买的防盗门和安装工人回来了，二道门的门禁卡也配好了，他亲自盯着工人安装好才离去。我跟老公非常感念能碰上如此热心的一家人，一天的担心忧虑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这姐弟俩真不错，现在乐于助人的人可是越来越少了。”晚间休息时我还在跟老公感叹着。

“你说什么姐弟俩？”

“杨芷芬跟‘杨介’呀。”

老公一下子笑起来：“他们不是姐弟，是夫妻，只是还没有领证。”

“夫妻？”我腾地坐起身，“他比杨芷芬起码要小10岁吧？怎么可能？”

“这有啥大惊小怪的，现在这社会什么新鲜事没有呀，你可少去八卦啊。”老公一脸严肃地叮嘱我。

后来老公又告诉我，“洋介”本名叫许才富，是从吉林一个偏远小镇走出来的画匠，他一心想成为一名画家，梦想是去巴黎深造、举办画展。他现在就在鸡鸭路开了间画廊，多是接一些零碎的外贸订单，卖一些仿制名画，有时也会帮路边那些个体装修队设计装修图纸什么的。因为觉得自己名字土，跟他的画家身份不相符，所以就比照偶像江口洋介的名字取了个笔名——洋介。

20多年前，老夫少妻很常见，但姐弟恋还不被世俗所接受，一般人都会觉得，小男人傍上老女人多半是为了吃软饭。可杨芷芬看上去并不像个有钱人，她就是区文化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还带着那么大一个拖油瓶的闺女，我实在找不出他俩相恋的理由。

那晚，我想着鸡鸭路、二道门、地下室，还有杨芷芬、苗苗、洋介，怎么也睡不着。这一天遇到的新鲜事实在是太多了。

日子就这样普普通通地过着，这栋楼我就认识杨芷芬一家，交往也不深，其余的邻居基本连话都没说过几句。地下室的人倒是经常碰到，真是各色人等都有，我通常是头一低就过去了。反正楼上楼下都隔开了，两个世界的人也没必要产生什么纠葛。

杨芷芬一家似乎和睦得很，经常很晚了还能听见苗苗欢快地喊着“小叔”，然后俩人咚咚咚地从客厅跑到卧室，又从卧室跑到客厅，看来洋介对这个女孩格外的好。有好几次我不堪吵闹，想上去敲门提醒，却又实在拉不下情面。

一天我回家早，一进院就看见杨芷芬坐在甬道边的长椅上，用手捂着胸口，脸色煞白。我忙上前询问：“怎么了芷芬姐，不舒服吗？”

“唉，没事没事，我吃了药了。”杨芷芬无力地摆摆手，又指了指一边蹲在地上抹眼泪的苗苗，“都是让这个死孩子整的，早晚我得死在她手里。”

原来，平日里杨芷芬都是下午3点半就到家，回家后打扫打扫卫生、准备准备晚饭，就去学校接苗苗。这天杨芷芬下班迟了些，去学校时已不见了苗苗的影子，她急忙返回小区，连二期工地那边也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急得她又沿路往返了好几趟，最后是在洋介开在鸡鸭路上的画廊门口找到了苗苗，而当时洋介去了通州接订单，并不在画廊。

“你说你不回家跑到鸡鸭路干什么去？那是好人待的地儿？要是被人贩子拐跑了怎么办？”杨芷芬连珠炮似的一通数落，眼泪也随之掉了下来。

我连忙劝道：“好了芷芬姐，别说孩子了，苗苗都这么大了，还能把自己丢了？”

“你不知道。”杨芷芬戳了戳自己的脑袋，“这孩子这里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比傻子强不了多少。”

“唉，别这么说，这多伤孩子自尊心呀。”我一边小声制止杨芷芬，一边把她搀起来往家走，她瘦弱的身体靠在我的肩上，像一团轻飘飘的棉絮。

“唉，我自己都不知道还能活多久，这孩子还这么不懂事。”杨芷芬哭哭啼啼地说着，原来她3年前就患了肾癌，虽说手术很成功，但身体一下子就垮了，接着又得了心梗，都安了两个支架了。

“我这辈子呀，都毁在她和她那个缺德的爸手里了。”杨芷芬长叹了一口气。

杨芷芬讲，自己离过婚，前夫是做生意的，在改革开放初期靠倒买倒卖赚了不少钱。1990年，在杨芷芬怀苗苗的时候，前夫就开始在外面胡搞，杨芷芬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苗苗出生后，前夫就去了深圳，一年也见不上两次面。苗苗两岁半的时候得了脑膜炎，是杨芷芬自己冒着大雨送孩子去的医院，但终究落了后遗症——苗苗的智力比普通的孩子要略低一些，都13岁了，才读到小学五年级。前夫对孩子漠不关心，甚至觉得有这么个傻闺女是个累赘。于是，在苗苗5岁的时候，跟杨芷芬离了婚，转脸带着小三去了日本，此后再无消息。

“好在他还有点良心，走的时候给我们娘儿俩留了80多万，这不才买了这房子。”杨芷芬黯然地说着，一边用钥匙打开家门。

杨芷芬的家装修很简洁，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地面的瓷砖都能映出影子来。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海堤上，一个女子扶栏眺望着蓝天碧海，碎花裙子被风吹起一角，宛如一朵盛开的花。那清瘦的背影一看便知，是杨芷芬。

“这是洋介画的吧？真美。”我赞叹道。

苗苗突然从小卧室里跑出来：“阿姨，你看，这是小叔给我画的！”

我接过苗苗递给我的画报，里面夹着一张素描，是个小姑娘在捡贝壳，由于是漫画风格，苗苗原本肥胖粗壮的身材竟显得十分圆滚可爱。

“快写作业去，哪儿都有你的事儿。”在杨芷芬的呵斥下，苗苗悻悻地走开了。

“那是前年我们第一次相遇，在北戴河。”杨芷芬看着那幅画，眼睛里又冒出炽热的光来，“他说我的背影看上去很安静很孤独。”

“孤独？”我不解。

“嗯，洋介说他自己也很孤独。”杨芷芬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家本来就穷，他爸还沾上了喝酒赌博的恶习，一喝醉或输了钱就回家打老婆孩子。他妈在他3岁那年就离家出走了，现如今他都忘了他妈长什么样儿了。但他说他不恨他妈，反而特别想她。洋介说他这辈子就是想有个完整的家。”

哦，我突然明白了洋介为什么能爱上杨芷芬了——或许是因为母爱缺失而产生的恋母情结吧。

杨芷芬接着说：“后来我把我的不幸也跟洋介说了，他也很同情我，就这么着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本来也没想怎么样，回到北京后也就是偶尔联系。原先我跟我父母还有我弟弟一家挤在一起住，他们都嫌弃我们娘儿俩，天天甩脸子。洋介听说后，就给我们介绍了这里的房子。他当时参与了样板间的装修设计，跟售楼处的人混得熟，买这房子优惠了好几万呢。那时候我身体特别不好，这装修搬家都是洋介天天盯着，还隔三差五地陪我去医院、帮忙接送苗苗，他人真的特别体贴，也挺有本事的，家里啊，还真缺这么个男的。”

“你这真是苦尽甘来，洋介有才华还能干，又对你一心一意，关键是对苗苗还好。”我赶忙附和着。

“对，我就是看他不嫌弃苗苗，待苗苗好，苗苗也是整天黏着他，跟他比跟我都亲。我这才最终下决心跟他在一起的。”

这时，洋介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大袋子肯德基，见我在，硬塞给我一大杯奶昔，然后冲小卧室喊：“苗苗，快来看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了！”

苗苗咚咚地蹦跳着跑出来，掏出一个炸鸡腿就啃起来。杨芷芬在一边嗔怪着：“你就这么惯着她吧，你看她都蠢成什么样儿了，还跟喂猪似地喂。”

苗苗一嘴油花儿地叫道：“我就喜欢小叔，才不喜欢妈妈呢。”

杨芷芬笑起来，顺便冲我骄傲地扬了扬眉毛。

晚上，我兴奋地跟老公讲着杨芷芬和洋介的恋爱史，老公低头吃着饭，半天呜噜着说了句：“嗯，洋介这人很精明，挺会来事儿的。”

这叫什么话。

转眼就到了2004年，记得那是开春的一个清晨，我跟老公早起去上班，一开家门就听见一个女人在二道门外大声打着电话，好似东北口音：“爸，我，梅子……我妈病好点没……我昨天刚给我弟打了5000……我在大公司做公关呢……我这儿是高档住宅，好着呢，甭惦记我……”

打开二道门，我看见一个梳着丸子头的年轻女子正倚着单元门，手握手机，只穿着丝质吊带睡裙，外面裹了件大红披肩，虽妆容未卸，仍能看出年岁尚小，不过二十出头，还挺漂亮的。见我们出来，女子连忙背过身去，我发现她的脖子后面纹了一朵艳红色梅花，很是精致小巧。

出了单元门，我小声跟老公说：“这女的八成是鸡鸭路过来的吧，也真够能吹的，啥高档住宅呀，不过是普通住宅的地下室嘛。”

“唉，出门在外的人哪个不是报喜不报忧啊。”老公简单地回了我一句。

我仔细想想，也是，那时候东北经济衰退，很多年轻人都到外面谋生路。北京有很多东北人，男的多半给人看场子，女的多半流落风月之地。可若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谁愿意走这条道呢？

我跟梅子很少有过正面交集，后来之所以对她特别留意，都是因为洋介。

一天深夜，大概都2点多了，我们突然被窗外一阵女人的哭喊声惊醒了。我掀起窗帘往外看，路灯下，一个男的正光着膀子大力揪扯一个女人的头发，脚咣咣地踹在女人的脸上、身上，女人痛得满地打滚。只听那个男的大声叫骂着：“臭婊子，你也不看看爷是谁，看你还敢耍老子不？！”

我看实在打得不像样了，再这样下去恐要出人命，赶忙叫老公给物业安保部打电话。安保部只有个大爷在值守，半天也不见过来。正在我们犹豫着要不要报警时，就听见楼上洋介在喊：“嘿，哥们儿，打女人算什么本事啊，告诉你，我已经报警了。”

那男的一听到报警，慌得撒丫子就跑，留下女人独自坐在地上抽泣。过了十来分钟，安保部的大爷领着两个警察走过来，洋介也下去了，后来杨芷芬也跟了过去，和那个女人一起跟警察说着什么。再接下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第二天碰到杨芷芬，又说起这件事。她撇着嘴道：“洋介就是爱多管闲事，那男的是流氓，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妖里妖气的，打死也不可惜。”

我说：“再怎么说出人命就不好了，洋介也是热心肠。”

“嗯，可不是。”杨芷芬马上换了一种温柔的口气，“我们家洋介就是心地太善良了。”

正说着，一个穿着露脐装的女孩儿低头匆匆走过，杨芷芬立马告诉我：“你看，就是她，小小年纪不学好，后脖颈子上还描花儿呢。”

是那个叫梅子的女孩儿，我心里不禁一声叹息。

转眼就到了夏季，鸡鸭路上开了一溜大排档，弄得这条路更堵车了。

一天晚上，我下班打车回家，路过鸡鸭路时，烟火缭绕、热气蒸腾，即使关闭车窗，也挡不住外边的人声鼎沸。透过车窗，我看着外边一桌桌红男绿女喝酒笑骂、大快朵颐，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是洋介，他跟一桌人哄笑着，一手端着扎啤杯，一手搂在一个女孩儿的肩膀上。那个女孩儿穿着吊带裙，嘴里叼着烟，时不时地用鼻子嗅嗅洋介的长发，好像就是那个梅子。

我心里一惊：他俩什么时候凑到一起去了？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老公。老公不以为然地说：“我觉得不至于，洋介在那边做生意，也许就是几个朋友的普通交际呢，你这大嘴巴可千万别去跟杨芷芬乱说啊。”

“切，我有那么八婆吗？”我嘴里不服，心里却也不得不认同老公的说法。梅子那种人整天活在男人堆里，跟谁不过都是逢场作戏罢了，洋介一直自诩为艺术家，大概不会看上那种人吧。可能是我多想了。

2004年10月，我家的期房终于交付了，那段时间我们开始跑装修，准备次年春节后就动工。一天路过洋介的画廊，我突然萌生去里面看看的念头——反正新房也是要修饰的，若能在洋介这里买到合适的挂画，价格肯定比家居市场要便宜得多。于是，我跳下出租车，就进了鸡鸭路的画廊。

洋介当时不知去了哪里，我只能自己先随便看看。画廊很窄憋，墙上地上都是画，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有个画架，上面蒙了块白布，大概是还没完成的作品。我掀起白布的一角，一副近乎全裸的少女肖像映入眼帘——少女背对的我，脸微微旁侧，手执一枝盛开的白莲，梳着丸子头，脖子白皙而纤长，后面文着一朵艳红的梅花。

我心跳加速，脸颊发烫，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忙把这幅画重新遮挡起来。

“这幅画叫‘少女执莲图’。”一个略带稚嫩的声音在身后乍起，吓了我一跳，回身一看，是妆容夸张、穿着吊带长裙和松糕鞋的梅子，她好像并不认得我。

“我特别喜欢这朵白莲。”她重新把白布掀起来，眼神很是痴迷，“洋哥说啦，白莲象征着纯洁。”

“哦，是吗？”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搭话。梅子并没有直说这幅画里的少女就是她，而且我很难将她和白莲、纯洁什么的联系到一块儿。

我问洋介去哪儿了，梅子说洋介跟一个装修队去施工现场了，她只是帮忙看看店。我没再多说，赶紧离开了。

回到家，我还在想着那幅画，脑补着一帧帧香艳的场景。这次老公没有嘲笑我胡思乱想，他告诉我，前几天他下班回家，碰上洋介正从地下室走上来，见到他，脸上表情极不自然。

“那杨芷芬呢？不知道她发觉没有。”我问。

“算了，别管那么多了，都是猜测也没证据。”老公吃着饭说，“再说，咱们再有个一年半载就搬走了，管那闲事干嘛。”

是啊，毕竟是别人家的事，我跟着瞎操什么心。

这时，楼上又传来苗苗欢快的叫喊声和哐哐的奔跑声，或许一切真的是我想错了。

2004年冬至，我跟老公在公婆家吃完饺子，到家已经晚上快10点了，远远地就看见单元门口停了辆救护车，几个医务人员正抬着担架往车里送。担架上的人是杨芷芬，盖着一床厚被，带着毛线帽子，脸色苍白，双目紧闭，看来八成是心脏病犯了。我们跑过去时，洋介正急慌慌地跑出来，手里拎着两个大包，可能是住院需要的东西，见到我们只是稍点了点头，就蹿上车催促司机快走。

杨芷芬突然睁开眼睛，看见洋介在旁，挣扎着伸出手气喘吁吁地推着他：“你不是要走吗？你快走吧，还管我干嘛？”

洋介没有理会杨芷芬，转头递给我们一串钥匙，说：“麻烦你们一会儿去看看苗苗，她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说完冲医护人员挥挥手，车很快就开走了。

我跟老公马上跑去三楼，打开房门一看，屋里凌乱异常，到处散落着零七八碎的东西，墙上的那幅挂画也被摔散了架——看来，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战争。

推开小卧室的门，苗苗蜷缩在被子里，表情惊恐。

“苗苗，别怕，妈妈生病去医院了，你小叔让我们来照顾你。”我抚摸着苗苗的头安抚着。

半天苗苗才委屈地来了句：“妈妈最坏，她打小叔的脑袋，还要赶小叔走。”

“为啥呀？”

“因为小妖精……可小叔不是妖精……”苗苗嘟嘟囔囔地说不清楚，可我的脑子里一下子就想到了梅子。

是不是杨芷芬发现了什么？

我不再问，安顿好苗苗后，让老公先回了家，自己把屋里简单收拾了下，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洋介。

洋介是早上5点多回来的，满脸憔悴，眼睛都肿了，一看就是整晚都没合眼。见我又是抱歉又是感激的，却对他俩吵架的事只字不提，我也不好去问。

“芷芬姐怎么样了？”

“还好，总算脱离危险了，不过还要在医院住上几天。”

洋介系好围裙，从冰箱里拿出鸡蛋面包和牛奶：“我得给苗苗做早饭，送她上学后还得去给芷芬送饭。”

这时苗苗揉着眼睛走出来，一看到洋介立马来了精神，蹦跳着就往洋介怀里钻：“小叔，你可回来了，我要吃两个炸鸡蛋。”

洋介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孩子就跟我亲，可能是上辈子的缘分吧。”

看洋介实在忙，我也赶紧告辞回了家。

那几天我偶尔碰上洋介，见他脚不沾地地在医院、学校和家几边跑着，很是辛苦，心想，杨芷芬跟苗苗可真是好福气。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件事——那个叫梅子的女孩子突然从地下室搬走了。

再见到杨芷芬，是在半个月后。那是周六的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散步，看见杨芷芬和洋介带着苗苗从外边回来。杨芷芬穿着大红的羽绒服，洋介也是西装革履，连苗苗都一改平日邋里邋遢的样子，换了新衣。

一看见我，洋介急忙掏出一包糖果递给我，我一惊：“这是……”

“我们结婚了，昨天领的证。”杨芷芬有些羞涩，脸颊绯红，“这不，今天回了趟娘家，跟家里人简单吃了顿饭。”

“小叔变爸爸喽。”苗苗也在旁边欢快地又蹦又跳。

我忙道着“恭喜”，杨芷芬让洋介先带着苗苗回家。看着他们渐远的背影，她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你知道吗？这次生病我才真正体会到，洋介对我是真好。天天给我送饭、擦脸擦身上，开始医院是要给我插尿管的，可洋介坚决不同意，说插尿管很痛苦，还容易造成感染，他就买了个尿壶给我接。说实话，活到这个年岁，我爸妈兄弟都没对我这么好过。”

杨芷芬掏出纸巾擦了擦眼眶：“出院那天，洋介捧了一大束红玫瑰向我求婚，还送了我这个。”杨芷芬摘下手套，左手无名指上一枚亮晶晶的钻戒，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刺眼的光芒。

“哇塞，好浪漫。”我一脸艳羡地看着杨芷芬，打心眼儿里替她高兴。

“就是吧，我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洋介。”

“怎么了？”

“你看。”杨芷芬低头转着那枚钻戒，“洋介那么年轻，本该有自己的孩子的，我呢，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不可能再生育了，要是苗苗是个男孩儿还好，可偏偏又是个女孩儿，还傻不啦叽的，这以后得多拖累洋介啊。”

我宽慰着杨芷芬：“洋介自己都不在乎，你也别多想了，以后可以在别的方面多补偿他嘛。”

“嗯，对，补偿……”杨芷芬愣了会儿神，转身回家了。

2005年苗苗一放寒假，洋介就订了机票，带着杨芷芬和苗苗去了海南，说那边气候适宜，便于芷芬修养身体，也算是度蜜月了。

他们回来，已是春节后。

一天下班，我们刚进家门，杨芷芬突然敲门过来，屁股还没坐稳就向我问道：“我记得你是在银行上班吧，我想问问抵押贷款怎么办呀？”

“你要贷款吗？”

杨芷芬低头笑了笑：“不是我，是洋介。这次我们去海南碰上了他的一个朋友，也是画画的。人家现在在昆明那边开了间画室，一幅画能卖好多钱呢，还国内国外地去参展，真是名利双收，把我们家洋介羡慕坏了。其实他画的那些东西我也看了，比我们家洋介的可差远了。”

杨芷芬接着说：“你说洋介守着那间又小又破的画廊能有什么出息，何况鸡鸭路那地方档次太低，不是流氓就是妓女，人家有钱的有品味的人谁往那个地方跑呀，洋介窝在那儿，才华都埋没了不说，早晚得被人勾搭坏了。”

“那你们有什么打算吗？”我问。

“洋介在美术馆那边看上一间店铺，也是家画廊，之前的店主因为出国想把店盘出去。那儿地理位置好，离着美术馆又近，原来生意就挺好，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遇上个伯乐呢？就是城里的租金太贵，而且至少一次要交满3年，再加上转让费，还有店里原有的那些画和工艺品什么的，真要盘下来费用可不低。你看，我们积蓄不多，就现在这个房子还值点儿钱。当然，洋介是坚决不同意的，他觉得一个大男人用女人的钱不光彩，他说他只是随口一说，在哪儿混不是混啊。可我总得为他做点什么吧，要不他娶我太亏了，啥忙帮不上不说，还尽添累赘。”说完，杨芷芬又红了眼圈。

一时间，我觉得杨芷芬真是可怜，她在这段婚姻里活得实在太卑微。我答应杨芷芬明天上班后帮她问问，尽快给她答复。

杨芷芬走后，老公对我说：“大概帮着问问就得了，最好别在你们行办。”

“为啥？怕有风险？”

“说不上。”老公挠挠头，“就是感觉不太好，还是谨慎些吧。”

我知道老公对洋介这个人一直持保留态度。现在连我也觉得洋介这个人很有心机，他所有的温柔、体贴都给杨芷芬带去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让杨芷芬觉得自己若不付出点什么就是对他的一种亏欠。而且洋介很懂得以退为进，他嘴上说坚决不要杨芷芬的钱，却已经看好了地方、计算好了成本，其实是已经给杨芷芬摆明了一条还债的方式，若日后真出什么事，他大抵可以说——那是你死乞白赖要给我的，可不是我伸手要的。

可他们现在毕竟是正式的夫妻啊，即使洋介真是个骗子，也犯不上跟杨芷芬结婚白白搭上自己的青春吧？或许是我太阴暗了？那晚我辗转反侧，心里矛盾得很。不过，我还是接受了老公的建议，第二天回复杨芷芬说，我们国有银行信贷审批很严格，像她这种情况很难批下来，即使批下来，贷款比例也很低。

不过杨芷芬似乎并没有死心，过了一段时间，她得意地告诉我，抵押贷款已经批下来了，是在一家小型商业银行办的，那里审批手续比较宽松，而且是按总房价市值的70%给的，算最高额度。我算了算，怎么也得有60多万——这放在20年前，可算笔巨款。

“这钱你得好好监管，你去美术馆的店铺看过没有？还有营业执照什么的？”我旁敲侧击地提醒她。

“看了，地段真不错，洋介又给重新整了整，比原来可显得高端大气多了。你看我们家洋介就是有本事哈，又懂绘画又懂设计，以后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杨芷芬全然没明白我话里的意图，只顾眉飞色舞地夸自己的小丈夫。

我听着一阵阵头疼，后来的事也就没有再过问，一是我要忙着自家的装修，再者，杨芷芬喋喋不休的夸耀着实让我感到厌烦。

2005年7月，洋介的新画廊开业了，好像经营得还不错，没多久，杨芷芬家里就添了辆红色的马自达，洋介早上开车去送她和苗苗，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故意按着喇叭，杨芷芬探出头来，问我们要不要搭车，那神情好不得意。当时我还嗔怪老公疑心重——人家洋介对这母女俩不是挺好的嘛，而且一家三口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因为患了重感冒难受得要命，所以就请了假，上午去医院看病打点滴，中午回家的时候正好碰上杨芷芬两口子，洋介正往出租车里搬着行李，杨芷芬在旁抹着眼泪。

“这是要出门啊？”我无精打采地问。

洋介沉着脸：“早上刚接到老家电话，说老头子病重，我怎么着也得回去看看。”

“我还是去送送你吧。”一边杨芷芬拽了拽洋介的衣角，并不理会我的存在。

“没那个必要，你下午还得上班、还要去学校接苗苗呢。放心，三五天我就回来了。”洋介替杨芷芬整理着头发，杨芷芬则依依不舍地上去搂住了洋介的脖子。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心想，至于么，不过是分别几天，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转身回了家，匆匆吃了粒感冒药，倒头便睡了。

沉睡中，我突然被一声巨响吓了一激灵。我翻身坐起来，头昏昏沉沉的，根本分不清那是什么声音，也不知道声音源自哪里，恍惚间又像是做梦。我重新躺下去，快要睡着时，又传来一阵噔噔蹭蹭的声响，像是什么东西在摩擦或踹着地板——是楼上，我迷迷糊糊看了眼墙上的挂钟，下午3点40分，难道是苗苗提前放学了？还是杨芷芬在打扫卫生？我头疼欲裂，也不再去管，又睡了过去。

那天，老公晚上8点多到家时我才勉强醒过来。老公进屋就说：“你出去看看吧，苗苗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哭呢。我问她，她也不理我。”

我忙披上衣服出去，果然看见苗苗缩着身子站在甬道边，小脸冻得通红。

“苗苗，你站这儿干嘛呀，你妈呢？”我问。

“不在。”苗苗眼里透着惊恐和茫然。

“你妈没去接你放学？”

苗苗吮着大拇指摇摇头。

奇怪，平日里不管刮风下雨，杨芷芬都是要去接的，怎么今天放心孩子独自回来呢？

没有办法，我只好先把苗苗带回家，给她弄了点吃的，先安顿她睡了。其间，我给杨芷芬和洋介拨打了好几次电话，可是这两个人都关了机。我心里充满疑惑，下午楼上那么大动静，杨芷芬应该是回来了，难道是她舍不得洋介，又追去洋介老家了？可再怎么说，她绝对不会抛下女儿一个人不管的。这么晚了，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那一夜我仔细留意着楼上的动静，几乎没合眼，等来的却是异常安静的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我立刻上去敲302的房门，无人应答，杨芷芬还是没有回来。我心里顿时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昨天杨芷芬心慌意乱地去接苗苗，在路上出了车祸或者犯了病？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楼上402的邻居张老师下来准备去买早点，听我说了这事，脸色一变：“哟，昨天下午，也是3点半多，我模模糊糊地听见好像有人喊了声‘救命’，我以为是谁家在看电视，也没在意。芷芬会不会出事了？你看咱们这栋楼这么乱。”

我们商量，先进杨芷芬家看看再说。我管苗苗要了她家门钥匙，叫上老公一起过去。打开302的房门，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屋子里拉着窗帘，光线异常昏暗，虽说已来了暖气，热气十足，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感到寒气森森的，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我们厨房、客厅、卧室、卫生间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地看，经过一番简单巡视，杨芷芬确实不在家，而且家里一如既往地干净整洁，没看出有什么异常。唯一不对劲的是，杨芷芬平日里穿的红色羽绒服和棕色皮包还挂在门口的衣架上，包里却找不到她的手机。

我们退了出来，张老师问：“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

老公摇摇头表示没闻到，我重感冒鼻塞得厉害，啥味也闻不出来，但我知道张老师是什么意思，心里不免害怕起来。

“还是报警吧，我觉得不对劲，咱们也别乱翻乱动的。”张老师毕竟年岁大，比我们沉着冷静得多。

没多久，张老师带着物业经理和两名派出所民警回来了，这次只是老公跟着上去了，我打开门听着楼上的动静。过了大约十来分钟，突然听见一位民警大叫：“这呢这呢，在衣柜里，赶快联系分局！”之后，老公脸色煞白地跑了下来，急促地对我说：“杨芷芬死了，被人塞进大衣柜里了。”

那天真是折腾得很，来了一大帮警务人员，有刑警、法医、技侦人员。因为我们去过现场，为了排除不必要的痕迹，警方也采集了我们的指纹和鞋印，也对我和四楼张老师家进行了询问，问我们头天下午有没有听到或看到什么可疑情况，我们把听到的又描述了一遍。

最后，张老师看着我说：“你说咱们普通人即使听到点儿声，也不会往杀人那方面去想啊，你说是吧？”我茫然地点了点头，心里却特别别扭——警察说杨芷芬是被勒毙的，那昨天下午我听到的声音，或许就是她在苦苦挣扎吧。

警察问我对杨芷芬家了解多少，我紧张得很，脑子一团糨糊，语无伦次地把头天中午看见杨芷芬送洋介的事讲了一遍，说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当然，我还特别提到了杨芷芬做抵押贷款的事，说总觉得杨芷芬的死跟那笔60多万巨款有关系。

警察听完后，小声嘟囔了句：“我们也给她丈夫打过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他关机了。”从警察紧锁的眉头，我看出了他的怀疑，心想：难道是洋介根本就没回老家，中途返回来又把杨芷芬杀了？

这时，楼上抬了担架下来，裹尸袋显出一个瘦弱的身形。我不敢再看，忙关上了门。心里难受得很。

杨芷芬这辈子啊，活得实在太苦了。

后来案子的侦破过程我都是零碎地从物业和民警那听来的。

先说洋介吧，案发那天他确实没有回老家，而是搭乘当天的航班飞去了俄罗斯，根据俄罗斯警方反馈的消息，他到俄罗斯后又转机去了匈牙利，之后就再也查不到他的任何行踪了，估计是“黑”在那边了。案发时他确实不在现场，但他骗取杨芷芬的钱是真的——经调查，那个在美术馆的店铺根本就不是他的产业，原店主出国了，只是委托他帮忙看店，连那辆马自达都是原店主的。他提供给银行的贷款申请材料有一部分是伪造的，我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那时候小型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确实是比较宽松并且混乱的，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总之，洋介拿着这笔钱就这么跑路了。老公说：“洋介这回可真是实现梦想了，没准儿以后真能在巴黎看到他的画展呢。”

虽说洋介没有作案时间，但警方仍怀疑他有可能雇凶或教唆杀人。我也是这么认为，为什么洋介前脚卷款潜逃，后脚杨芷芬就遇害了呢？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而且凶犯很有可能对杨芷芬比较了解或者熟识，因为她家的门窗完好，没有被撬动破损的痕迹，凶犯是和平入室的。警方开始大规模排查洋介在鸡鸭路上认识的人以及有生意往来的伙伴，连地下室的人都排查个遍，却收获寥寥。

当时的西苑小区各项设施还不完备，只有在西侧工地那边和我们平时走的东大门处安装了摄像头，而如果是对小区熟悉的人，完全可以随便从哪个铁栅栏的缝隙钻进钻出，所以警察从小区的监控里很难获取有效信息。

幸运的是，3号楼对面的4号楼，有位邻居在窗户上安装了摄像头，警方从中捕捉到一个可疑的身影，那人从3号楼的北侧过来，一身中性打扮，头戴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北侧那边没有门，这人很可能是从栅栏的缺口处钻进来的。那人是下午2点半多到的3号楼，直到4点20分才出来，神色慌张，不经意一抬头，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庞。

安保部的大爷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就是曾经地下室的租户——梅子。

当警察拿着梅子的照片询问我们这栋楼的人，有没有在案发时间段见过她时，我简直惊诧极了——梅子从地下室搬走有近1年了吧？我都忘了有这么个人了，怎么现在她又突然跑回来把杨芷芬杀了呢？听警察说，梅子自案发后就离开了鸡鸭路，去向不明，但并没有跟洋介一起出逃。

我觉得这事仍跟洋介有脱不了的干系，否则很难解释，梅子怎么偏偏要趁洋介外出的时间去作案呢？还准确地知道杨芷芬下午什么时候回家？关键是，她怎么进的二道门？楼里的居民都否认在那天碰到过梅子，那她一定是有二道门的门禁卡，也只能是洋介给她的。

一个多月后，我在门卫处看见参与办案的小民警正在跟安保部的大爷聊天，便凑过去听。

小民警说，不久前，警方在梅子的老家找到了她，当时她躲在同学家里，已经有4个多月的身孕了。她交代了，作案动机很简单，就是因为杨芷芬坚决不肯跟洋介离婚，洋介才不能娶她，如果不把杨芷芬除掉，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没有着落。所以，她就趁着洋介不在家，提前进入到302室，躲了起来，等3点半杨芷芬一进家门，就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从背后一把勒住了她的脖子。事后她把杨芷芬的尸体拖进柜子，拿走了她的手机，就匆匆逃离了现场。

但梅子一口咬定，杀人是她自己的主意，跟洋介一点关系都没有，杨芷芬的作息时间是她以前观察到的，二道门的门禁卡和302室的钥匙是她趁洋介不注意拿去偷配的，而之所以藏匿尸体，是为了给自己留出逃跑时间，并不是为了洋介。总之，洋介什么都不知道。直到警察跟她说，洋介潜逃到欧洲那边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她才显出那么一点点吃惊，之后又是咬紧牙关，说一切都是巧合罢了。

“这女的恐怕是仗着自己怀孕了可能不会被判死，才这么嘴硬。还梦想着坐几年牢吃几年苦，出去后能再跟她那个大画家重续前缘呢。”小民警眉飞色舞地讲述完，嘴角露出一抹不屑。

洋介这个人着实可怕。我又想起了他给杨芷芬和梅子画的画，他看出了杨芷芬的孤独，所以就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他知道梅子最渴望纯洁，所以就送给她一枝白莲。他如此投其所好，却从来没有爱过这两个女人。

他一边跟杨芷芬热烈地求婚，另一边又跟梅子虚构着杨芷芬的刻薄，结果两个女人都只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一个被他骗了财，一个因为他去杀了人。我猜，以洋介的为人，他绝不会明目张胆地去教唆梅子，就像他当初坚决不肯要杨芷芬的钱一样，他懂得如何去恰到好处的暗示，懂得如何欲迎还拒，他能让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而又不用承担一点责任。

想到这儿，我不禁汗毛直竖。

2006年初，我和老公终于搬离了西苑小区，再住在那里，我恐怕要疯掉——因为我经常会听到楼上有窸窸窣窣的声音。

而自打杨芷芬死后，302室一直贴着封条，想必作为“凶宅”，银行也不容易处置。不过后来表哥回来后，说楼上已经住人了。

苗苗被她舅舅接回去了，孩子一下子没了家，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至于最后梅子究竟怎么判的、洋介有没有被抓到，我就不得而知了。

听表哥说，因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全北京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治安清理工作，鸡鸭路上的那些小店铺查封的查封、拆除的拆除，已经消失不见了，连地下室的那帮人也被清走了，二道门也就没了用途，也一并拆了。

光阴荏苒，一切的人和事都隐匿在时间的尘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