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上云霄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文化

2022-08-22 13:08

那是一场冒险。在90年代做生意，无论被事后定义为合法还是非法，都是真正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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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人都在历史洪流里，但偶有缝隙，也可以钻来钻去。

2020年秋天，我邀请好友向秀峰和他父亲做一次闽粤间的旅行。我想去那边，主要是为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此行沿途所经，皆是美食。拉着向爹这个长辈，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他主要的生意就是从福建漳州云霄县采购当地制作的假烟，运至武汉贩卖。这行当曾使许多人获益颇丰，也间接改变了向秀峰的人生。此外，向母也非常希望我带这对父子出门。那段时间，丈夫已令她不堪其扰，她只想搓几天安稳麻将。

从我认识向秀峰起，他家就一直在为两件事筹划和等待——退休金和房子。

新世纪头10年的时代主曲是“拆迁”，人们在满城的尘土飞扬中抱怨着憧憬着。向家在城中村里的自住小三层换来的两套房子和少量现金尚处纸面，还需租房过渡，一过渡便又是10年。补偿虽不如预期丰厚，但他们仍无数次规划着未来城市生活“蓝图”：一套自住，一套给子女结婚——重点是，这都是崭新的商品房，来得虽然有点晚，但却是决定性的，如钢铁般稳固。一旦落实，便能踏上时代快车，中段或尾部都无所谓，从此开启和美生活，“Happy Ending”，全剧终。

如今，退休金和房子都落了地，但向家老子和儿子的生活状态却仿佛掉了个儿。

向秀峰退伍后曾赴京杭等地，做过新媒体运营、编辑，后又回到武汉，一直赋闲，大量买书、养猫，开剧本杀店，不赚钱——换句话说，他正处于某种轻微的啃老状态——不过，和大家对啃老族的刻板印象不同，他打扫房间勤快，把自己的生活收拾得井井有条，情绪稳定，处事公道，有种超乎同龄人的沉静感。

向爹则完全儿童化了，喜怒无常，城府为零。这趟旅途出发前，他正为了回迁房的装修，和儿子、老婆、装修公司摔脚板手（武汉方言，类似捶胸顿足，吹胡子瞪眼睛的意思），好似要账般大吼大叫，有时还带着哭腔，像个24小时不停撒气的烟囱。没种过一天田的他反复提议，要卖掉回迁房去农村养螃蟹。很快，他看中的那片湖前后都被不知哪里来的外地人承包了，他的计划又改成了养牛。

退休后，他整日出门钓鱼，带完全不认识的青年男性回家吃饭——因为只有陌生人愿意听他说话。家人揶揄说那些人是他在外面认的干儿子，即便最危险的疫情期间，他也要坚持一天出门遛5次狗，狗回家时趴在地上拖都拖不动。

事实很快证明，狗只是工具狗，解除封城后，向爹仍是钓鱼、认干儿子。没人听向爹说话，他爱好在饭桌上高声外放AI朗读的司马南和金灿荣，讲述从平台学来的新知识，包括自己对于人种学的认识与研究，例如：福建潮汕人是唐宋后裔，而广府人则混入了南亚的种，以及“2020年是科学家无法解释的一年，任何人的年龄加上出生的年份都等于2020”。

向爹的这副做派，很难让人相信他还是青年工人时的样子：常着小西服、喇叭裤，头发梳得飞起，头一年，这种打扮还要被抓起来，到第二年就已经很时髦了。他的姻缘来自于向母主动约他去看电影，两个人都读苏童和余华。

因着这层缘故，我们便更乐于引导他讲述自己年轻时经历的冒险故事，比如见过些什么人，吃过些什么好东西。我常带一些枇杷、肉丸、沙茶酱之类的闽粤食材来向家，没想到向爹相当熟悉，对做法如数家珍，知道产自云霄——而一般武汉人，知道云霄所属地级市漳州的都不甚多。

不过我们对云霄的看法也有区别，我认为那里洋气、富庶，向爹则觉得他们是富裕起来的农民，会说起自己在云霄做假烟的事，言至激动处，一拍桌子：“老子那时候就是黑社会！”随后又有些羞涩：“这不是蛮光彩的往事，想了解的话，我可以讲给你们听。”

向爹生于50年代最后一年，困难时候他还不记事儿，武斗下乡时年纪也太小，便宜不能全给占了。90年代初，工厂半死不活，车间主任位置空缺，向爹和最好的朋友都是候选人，他主动退出，停薪留职下了海，朋友非常感激，定下私约：如不顺利，随时回来。

1995年，向爹在汉阳腰路堤沿街门面开了一家汽车装潢店，经营补漆换胎一类简单维修业务，兼安装太阳膜和凉席靠垫，向母打下手，还请了三四个日结工人。向爹和气大方，尤擅炙手可热的空调修理，生意很不错，每天差不多有近2000元进账。

但他还是觉得“来钱慢了”，这主要是因为，每天关店后，他都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有学驾照认识的，也有做生意社会上的，还有朋友的朋友。一群年轻人，听说哪里好吃好玩，就跑去消费一番。向爹爱买单，花费很大，留不下什么钱。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在迫切地渴望发达，什么事情都有人敢做，一夜暴富的传奇推陈出新，向秀峰小时候在饭桌上听大人们聊得最多的话题，也是这个。彼时在地方企业工厂上班的人仍占大部分，菜场里鸡翅膀6块一斤，猪肉5块，牛肉20，大部分职工月工资不超过300，下海和不下海的人的消费习惯，就像今天有无京户京房一般，截然不同。

除了想来钱快些以外，向父其人甚是正派、无趣，后来去了闽粤做生意也没受什么浸染。

小学时，向秀峰经常被父母带去和生意伙伴吃饭，那时时兴边吃边看表演，台上穿三点式的女郎走来走去。吃个火锅还能看——现在怎么说，叫“脱口秀”——主持人装束打扮看上去似乎是要去什么崇高的场合，却对着话筒讲起了黄段子：“煤气炉子电饭锅，女的需要男的摸，煤气炉子电饭煲，女的需要男的搞。”

这些地方和现在同等装潢的餐馆菜价差别不大，都是人均一两百，但以百年来武汉人不变的早点热干面为标准衡量，过去的消费就上了一个层次了。热干面现在5块一碗——当然也算便宜了——“那时才多少钱？”我询问过3个长辈，得到的不同答案中，最高不超过7毛钱。

饭局上，向爹搭档的老婆抱怨说，其夫“出差”一趟回来都没有“存货”了，是不是在外面搞情况？马上另一位男性就爽快地说，跟我走，我有存货。双方老婆老公和孩子都在场，都是江湖儿女，有一种脑壳别在裤腰带上的感觉——不过1998年，大家好像都过的非常荒唐，比如有人在广东得上了梅毒，当天回来就和老婆吵架，说米咸了菜淡了要掀桌子，以避免行房；城中村或者老巷里的赌局中，留守太太们一个小时输掉万把块，也是常有的事。

但在所有这些冒险家的谈话和各种各样的荒唐中，向爹始终严肃、古板，如一尊门神。那时人人都有一个外号，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区别于过客的本地居民。因肤黑、凹目深眉，向爹的外号叫“广广”（系对粤商的常见调侃）。广东人在客地处事长袖善舞，讲究和气生财，在彼时武汉人看来，近于低三下四，那种心态类似于，“我们就大发慈悲让你们把钱赚走吧，但江湖的主人还是我们的”。

1997年的一个夏夜，向秀峰路过钟家村中学门口，发现此地正酝酿一场群架，于是驻足围观，忽然脖后领子被人揪住，警察把他和二三十号参与者一网打尽，带回了派出所。双手抱头蹲在墙根，向秀峰欲开口分辩，面前的人抬手呵斥：“嘴巴闭着！”再讲，那人作势欲打。太阳西沉，心急如焚的向秀峰急中生智，说，我是新五里“广广”的儿子。人家抬眼打量：“你是‘广广’的儿子啊，回去吧，以后碰到别个扯皮再莫看了。”

也是因着汽修生意，向爹接触到一伙长途货车司机，他们说，现在贩运假烟私烟“不犯法”——当然可能指的就是“不坐牢”而已——利润高，不愁销路，也不需要多少本钱。

在当时的认知里，做假烟和贩卖塑料等小商品相比，仅是稍微更违法一点，但也没有特别多。现在看起来的合法生意那时也不安全，比如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批发伞具可能会被罚没——伞属于“大百货”，得到事后默许比事前被批准容易的多。后来，有一个专属名词形容在边界尚未确定的混沌年代干的那些荒唐事：“法治意识淡薄”。

向爹很动心，但又感觉这种买卖也不是一人能为。真正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是源于他的朋友“苕货”。向爹拿的是A本，什么车都能开，有一阵子还开过公交和大巴，他和苕货的友谊源于开大巴的时候一起揍过车上闹事的人，准确来讲，是一起揍过乘客——在他们的叙述里，那人非打不可，不打不行。

苕货之前开出租，卖了出租车，手上有一笔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巨款”的财富。苕货已经答应老幺、老韩等3人一起组个贩烟班底，但考虑到自己在团队里相当于外人，担心别人合谋搞他，便几次来恳求向爹加入，形成制衡。耐不住三番五次，向爹便加入了。

没多久，老幺得知有抵债的大货车低价出售，向爹和苕货也一起去看了，车况尚可，工具也有了。他们每人拿出5万块作为启动资金，合计25万，就是这个团伙的雏形。他们走的，就是我此番邀请向爹和向秀峰一起重走的、向爹年轻时贩卖假烟的路线——从云霄至汕头。

我和向秀峰的友谊贯穿整个青春期，共同爱好是阅读布考斯基。彼时年轻人的交友方式刚从街区转向网络论坛，但也不是在线下毫无交集，自从得知他和我一位初中同学曾有过情感纠葛，我就更加亲切兴奋了。

在2010年的武汉，爱看布考斯基的人并不特别多，我猜我们都会成为作家。那时，去他家酗酒、半夜偷冰箱里菜的事常有。向家默认的规矩是，儿子的女性朋友可以随便住，而男性不行。一次我连住了12天没走，向母笑嘻嘻地说去菜场买鸭子给我吃，向秀峰劝我赶紧走，说鸭子里可能会被下毒。

请好友的长辈出游并承担费用，会显得有些不知斤两，况且生活习惯大相径庭，这种邀约多半会被推辞。但向爹一口答应下来，令我大为宽心。

出发前，我一度非常担心向爹会迟到，忘记取登机牌，或带数个巨型行李箱之类不允许上机的东西。我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不久前，向家报名参加小区组织的“老年一日游”，88块钱，包2餐，可以免费带回家5斤红枣、5斤核桃、5斤芝麻，早晨向母提示大巴发车在即，向爹突然反悔并大怒：“老子哪里没有去过，就算倒找钱我都不去！”着实令人莫名其妙。

好在我担心的这些事都没有发生。登机前，向爹曾短暂地突然消失，去逛机场店铺了，但最终还是准时登了机，浏览免费读物至巡航模式，然后放下靠背闭了眼。下降盘旋时，前座一位机关气质的女士有些激动，对同伴说，“潮汕是我的故乡，终于可以回来看看了”，充满感情、抑扬顿挫的播音腔已听不出南国痕迹。

这条路线我已经熟悉到会背，回忆伴随着味蕾。以前我先坐硬座火车去漳州，为省钱，途中在沙县住一晚，节约下来的钱用来吃沙县小吃，再往南，经云霄、东山、诏安到达汕头。沿途风土人情与长江流域大不同，漫山遍野的芭蕉树恍若置身侯孝贤的电影，民居带着高耸的燕尾脊，非常夸张，别处少见。而这次旅行，则按照向爹做生意时往来顺序，先乘机直抵潮汕，北上云霄，再返回汕头。

云块流窜，潮汕机场空气里满是亚热带味道，室外是闷热寂寞的芭蕉林。向爹说，那时候他们降落的是已成军用的外砂机场，下降前，会经历漫长而令人昏睡的银色海面，看到陆地，就知道即将抵达。

有些城市下飞机后你不会去查询多余的信息，但不包括潮汕。机场附近的外省帮司机去市里索价300，用软件打车，司机会提前和你通话，要求多加100，否则不拉。在别处人们都说“司机被算法规训”，但在此地，软件只是工具。

当然，我的抱怨也过于健忘。许多以“规矩”而著称的地方，火车站的打车问题也是到了本世纪第二个10年里才解决，他们都曾与今日潮汕如出一辙，却像理所当然“规矩”了一百年似的。机场大巴纵然间隔久，不准时，排长队，可上车后你也会在司机的吼声中感到自己何其幸运。

旅行者的处境随着沿海高铁的建成有了好转。高铁和飞机带来了大批来吃牛肉海鲜的外省人和他们的规则，这样一来，就会有人拒付，或者向职能部门投诉：为什么本地人消费的价格及质量和我们不一样？虽然这绝非合算之选，但点评软件是外省的，大部分平台用户和美食资本也在外省。

于是，潮汕人很快就发现一些店里出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一个叫“价目表”的东西——多少钱不是老板算的吗？今天的海鲜和昨天怎么可能一个价？可是，游客就是会走进那些卖起了团购优惠券的店，而不是没有价目表的店。就像十多年前厦门的“小眼镜大排档”一样（初代点评网红店），遵守“商业规则”的人会得到奖赏和荣誉勋章——各种美食奖项和流量。新店的装修风格也正发生变化，复古工业风、港式旧照片，和长沙、重庆以及其他网红城市流行着的如出一辙，执迷不悟的本地老人愈觉得口味下滑，对游客来说的安全区则愈大，连不少本地年轻人也会去新店跟风。

换车去云霄的间隙，我们走进高铁站附近一家牛肉火锅，明显是在网上打广告的那种，有菜单。别处这种店多半口味平平，这里却多少顾及了点外地游客的看法。

点评软件显示，全国几乎所有地级市近年来都有或有过一家这种潮汕牛肉，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天南海北的人们小心翼翼地将用清汤涮至变色，品尝着想象中的“本味”，并感慨潮汕人的食不厌精，反复背诵匙仁（眼肉）、脖仁（雪花牛肉）、五花趾（牛腱心）一类闻所未闻的名字，并一一对应口感，以备朝圣时见过世面的得体吩咐，方能不闹笑话。

几年前，网上还有大量客居者对于潮粤菜的负面评论。比如爱吃什么和富裕程度只是出于偶然，甚至还评价说他们虽然经济发达，但吃的不行。类似一种动态平衡，在那时，所谓“富人的味道”还不存在。

然而，从淡而无味到淡才是至味，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如今食物调性上已完成了分工——都是中华美食，但一些菜系代表贵气和生活品质，一些菜系象征人间烟火气最抚人心，虽然在大城市里两类客单价几乎没区别。

向爹熟练地将牛肉各部位放进笊篱内，焯几下捞起，蘸食沙茶酱，点评道：“这盘嫩，那盘脆一些。”

我问90年代在汕头做生意的时候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向爹表情很淡定地说，没有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东西。他告诉我们，那几年本地老板招待他的饭局，如果是吃火锅，主要的料根本不是牛肉，而是各种新鲜海鲜。

许多历史远比我们想象中短暂。

云霄不在常规旅行路线里，和我们一起在云霄火车站下车的游客多是去邻县东山岛的。我们掏出手机试图叫车，但是徒劳，站在路边张望，摩的和三轮车聚拢过来。

这里几乎没有出租车和网约车，摩托车和电瓶车是最多的，汽车提不起速，也开得慢悠悠，不急躁也不按喇叭。还有一种悬挂大别斗的自行车，别斗里可以坐3个人，也可以运货，前几年还看见有人力的，现在全装了发动机。

蹬车的大爷见我们不是本地人，问我们，现在还有“生意”可做？我们否认，说是来找朋友玩。他说起当年车水马龙人潮鼎沸的时光——当时他在做拉人拉货的事情，现在还在做。他半开玩笑地说悔不当初没有入行干假烟，现在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只能蹬车赚点小钱养活自己。

向爹说，那时随便找辆三轮车打招呼，就会有人去他们住的宾馆里展示不同档次的烟叶、烟皮、烟纸一一嗅、品，对比数个供应商后，然后敲定种类，商量价格。打算卖到偏僻地区的货便宜得惊人，卖去发达城市的则会用好一些的烟叶，如同参加一场展销会，和去揭阳澄海采购塑料制品或机器的各地合法客商一样。

预定的宾馆前台接过身份证，敲键盘的手指停顿：“你们是武汉的？”

我迟疑点头：“不要怕，我们都做过核酸检测。”这是必须补充的一句。

“武汉现在是全国最安全的城市！”向爹自信地说。我则认为应当保持谨慎，毕竟如果是5个月之前，我们的出现可能让所有人如临大敌。

店员继续埋头登记。

云霄装潢较新一些的酒店，大多依靠周边温泉度假客流，老县城的旅社宾馆还停留在90年代的旧豪装，带开关的老式床头柜只是摆设，电路已经重新走线，待在房间里有种时空穿梭之感。

拿水壶泡茶时，向爹习惯性嗅了嗅，说，常有人用宾馆的窗帘擦皮鞋，或者用开水壶煮袜子。

我注意到，向爹下飞机后换的衣服与在武汉时已经迥异，平时那个普通钓鱼老头，此刻身着花纹衬衫、墨镜，打扮得像个东南亚军阀，如此，连我也想喊他“广广”。

我带向爹去吃水面，没有价目表，还是标配：以猪头熬制汤底，把海蛎、猪腰、海虾等配料汆熟，上浇油葱，搭配一种叫肉管（也叫五香）的小食——将三层肉丁用五香粉腌制，卷在豆皮内炸好切块，蘸米醋食用。向爹说，水面做法也变了，以前汤底中只有猪肉丸和扁食。本地朋友告诉我，20前的“古早味”确是如此，如今的水面已是混入漳州市区“生烫”风格的产物了。

“多少钱？”我不自觉地带了福建腔调。

老板斩钉截铁：“20。”

我叹了口气——应该用闽南话问，“几钱？”

在朋友面前，我经常大飚不标准的闽南话，但在陌生的闽南人面前又怕露怯。对外地人来说，闽南语太难学了，发音稍微有差就没人能听懂。价格应该是12块的，那几样料，我吃了无数遍了，最多不会超过15。闽南潮汕许多店里没有价目表，时令海鲜不定的缘故，也可能是缺少外地人来。用普通话买单偶尔会比本地人贵，是那种让你觉得有些不对但又不至于到被宰的程度，通常高30%，有时候会到100%。

我是一个对价格敏感但并不计较的人，只是好奇，自己仅加了2样料，为什么会比此前本地朋友带我吃过的加3样料贵？朋友让我问问老板“五香多少钱”？6块吧，我回答。那边过了好一会儿才打来几个字：“被多算了。”

如果是点外卖，许多商家都会备注：按实际收到的钱给份量。收到后，份量果然比堂食少得多，商家也绝不接受平台的扣点，似乎还没准备好迎接互联网时代。

即便如此，云霄的早晨也没有什么比吃一碗水面更好的了。只要条件允许，哪怕宿醉，我都会在中午12点前挣扎起床，去从不多收外地人钱的店——比如五板桥水面——吃一碗。大骨汤炝锅，泛着骨髓油花和烫料泛起的沉渣血末，是你在街边小店花十来块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当然，青菜烫得不够均匀，海蛎会涩，但好歹各是各的味儿，不会像大城市餐饮那样呜囔一团。

在云霄一天中任何时间都能吃到美味的食物。此地饮食种类、习俗本与邻县相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90年代起伴随烟草生意大为繁荣并保持至今。凌晨5点，蚵仔煎萝卜饺还没收摊，1小时后，五板桥水面就要开门了。

向爹如同搅拌热干面般，将面用筷子举起至半空再放下，反复3次，突然停止动作，目光在门口停顿片刻：“那个是不是阿贵啊？”说完，不以为意般继续吃。

我们扭头看，已不见人影，以为是他以前在云霄相熟的快餐店主之类。

向爹又说：“就是阿贵，还是一样的个相，穿个‘梦特娇’。”

我们再扭头，那人只剩离去的背影。

“阿贵是做假烟的大老板，我以前就住在阿贵家。”等吃完面，向爹才开口。

我们追出去，哪里还有人。

在不同猜测间，向爹反复横跳，一时相当哀怨：“（阿贵）都没有认我，也没有喊我坐一下……”接着往人情世故方面自我消解：“都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会认呢？”

他又试图通过方才短暂的两面，猜测对方20年间的境遇：“那人还是穿着以前的‘梦特娇’，说明混得不蛮好。但面相没太大变化，混得也不蛮差。”

1997年，“梦特娇”数百元一件，刚哄到几千块的小混混和身价几千万的大老板都会穿。

因着同行前辈牵线，当年向爹初到云霄，就结识了当地的大老板阿贵。

当时假烟的交易流程是这样的：先付一半货款，老板负责把货运到广东。至于人，就留在云霄当地货老板的眼皮底下——不是拘留，也不是当人质，但多少也有点那么个意思，每天好吃好喝招呼着，也会带你出去玩，交朋识友——等货安全到达武汉，打完剩下一半的款，人就去留随意。

结果第一笔生意就出了问题，烟和下家要的品种对不上。向爹回武汉后，和老幺单独谈话，发现账目出入巨大，质问老幺是不是私吞了3万块钱。老幺坚决不认，反倒上来给他狠狠一脚，向爹也不吃亏，把老幺打成了熊猫眼。

老幺长得慈眉善目，但是掩盖不了几分奸狡。向秀峰去他家玩过几次，他儿子每天别一把跳刀上学，不知道是用来防身还是擂肥（武汉方言，抢劫或敲诈勒索）。后来向爹才知道老幺的背景，投资也好、赌博也罢——反正就是一个意思——欠了高利贷，要债的成天上门，老婆走了，剩下个空屋，值不了几个钱，惶惶不可终日。

那些年，许多人突然在暮气沉沉的熟人社会里消失了，去了广东，数月或数年后再出现时，就令人艳羡起来，仿佛化蛹成蝶。就像我们这代人完成阶级飞升的地点可能是京沪，但在向爹那代人眼里，上海是“小家子气”、“男人买带鱼洗内裤”的代名词，而北京这个城市对于不吃公家饭的人而言，基本只是用来“告状”。

在这场系统重开的时代游戏中，有三种人受益。第一种，是许多体制内、普适性的专业技术人才——比如编剧、工程师，过去在单位里和领导闹僵，或是被安上乱搞男女关系的帽子之后，不仅没有任何前途，等运动来了，简直要死无葬身之地。恰好广深建设特区，面对全国招聘，开出高得多的稳定薪水，他们能很快安家落户变身中产。第二种是善于发现商机的小生意人，南方许多小的不能再小的县城，用旧视角看来属于“化外之地”，那时候已是世界工厂了，比如顺德的小家电，澄海的玩具，他们把这些商品运到汉正街，再卖给更内陆的客人，这类人到了今日，时运只取决于有没有及时买房。

第三种就是老幺那批上个时代大城市里的不幸者，他们或因严打坐牢，或是上山下乡丧失户口，用向母的话讲，“穷得左卵子敲到右卵子响”——身无长物，只能干个体户。其中部分人做事思路和常人区别很大，譬如偷来一只鸡，必然会马上吃掉而不会留到明天，否则只能人赃俱获。

向爹以为自己是第一种人，其实只能做第二种人，而他的合作伙伴更像是第三种人。

老幺退了伙。向爹拉熟人“久久”加入。久久是汉正街上的生意人，摸爬滚打多年，也不穷凶极恶，比老幺那是靠谱到不知哪里去了。往后的生意，向爹就取代了老幺的位置，和云霄的烟草制造业有了更广泛深入的接触。

他这才了解到，原本是广东潮阳最先开始做假烟，但不专业，光看包装印刷就不对，一眼就假。恰时内地很多卷烟厂改革，换了新的机器设备，淘汰的机器设备就有不少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到了云霄。

福建人的学习能力世界闻名，每个地方各有不同的支柱产业，都以制造比仿造对象更好的产品为目标。云霄香烟在老烟民中口碑佳，确能乱真。那时候，邻县诏安的印刷业也蓬勃发展，承接了香烟的包装部分，几乎家家户户的作坊里或者家里都有包烟的流水线。“学上不好就回来包烟”，当时的大人就是这样教育子女的。

2013年我第一次来云霄时，问身边能问的每一个人——旅店老板，三轮车夫，水面店老板娘——“现在还有假烟生意做吗？”他们的回答都像安排好一样：“没有，没有，现在哪有。”再问，他们就表现出迷惘，又尽力思考似的：“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吧？”

我曾在云霄经历过一段爱情，有三五年间曾反复往来此地，因此也认识了许多朋友。他们喜欢叫我“北仔”。仔，有点类似于北京话里的“儿”，形容不重要的事物。比如蚝仔、螺仔、蛏仔，都是不起眼的小海鲜。作为武汉人，我并不是很习惯这种感觉，“九头鸟”、“鸭脖子”这种外号倒还正常，“北仔”多少有点被藐视的意思，所谓的“几线城市鄙视链”在这里仿佛彻底失灵了。

朋友很是无辜：“你也可以叫我们‘南蛮子’啊。”

“那北京人呢？”

“也是‘北仔’。”

“上海人呢？”

“也是‘北仔’。”

“海南人是不是‘北仔’？”

“是‘北仔’。”

朋友们几乎所有人在小时候都参与过假烟的制作环节。家里就是作坊，放学后会被大人喊去包烟来换零花钱，或者帮忙给工人做饭，出省读大学，也有同学来问假烟价格。“云霄烟”在外面和“莆田鞋”齐名，有人主动要求帮忙带，问多了，还会带几条烟去大学里卖，但一毕业，“假烟经济”在他们身上就像自动消失了一样。如今，对云霄女孩来说，最好的工作是去厦门当老师，男孩则是考本地公务员。

我真诚地问过好几个朋友：“云霄有穷人吗？”

他们像看傻瓜一样看着我：“当然有啊。”

虽然县城整体富庶，但在那个年代错过积累，或是把家底败光的人，出路也不多，他们和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年轻人一样，进厂上流水线，去服务业当学徒，极端的，铤而走险去做六合彩（私彩）。

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起过云霄著名的都市传说“疯德”，此人据说曾经富裕过，但因六合彩输光家当成了乞丐，天天到处敲门跟别人说昨晚梦见神明告诉他六合彩“特码”，以此骗钱骗酒喝。有人当真，觉得灵验，其实他给每个人报的是不同的生肖，总有一个会中，这伎俩很快就被戳穿了。有个朋友还记得，有次疯德不请自来，他父亲一见就说：“走，走，走……”但疯德靠着软磨硬泡，还是要走了20块钱。

出于好奇，我想见见疯德，但找了半天不见踪影。朋友们集思广益，回忆起最后一次看到他也是一两年前，也许去什么地方享福了。

作为“北仔”，我曾被云霄家庭的人情味和美食震惊过。那顿饭桌上有红鲟之类的海鲜，但唯独一道“糖醋鱼”令人印象深刻——它曾是某知名饭店招牌，颇具时代特征，食材是最便宜的罗非鱼和番茄、凤梨，过油，开胃，以对应“家常”——现在的饭店里，“糖醋鱼”更接近于松鼠鳜鱼或者糖醋里脊，老式做法已经难寻，做这道菜的人从不吝惜传授做法，但没有人烧得和他一样成功。

此番来，云霄的新朋友们在一家茶叶店招待了我，我和他们在北京搞亚文化的一位朋友相熟到彼此熟悉对方家饭菜的味道。这种茶叶店几乎没有人会进去，过去我一直好奇，怀疑店家实际做的是诈骗或别的什么违法生意。而现在，我自己就坐在茶楼二楼的雅座，小桥流水的装修，茶具相当精致，年轻的女服务员像是他们的熟人，买一两千块钱的茶叶存在这儿，就能使用场地聊天。

他们先是聊生意——说起来都像是在大生意的筹划阶段随手做的小生意，有些赚了，有些赔了，有些黄了，数字都不大，都和烟无关。其中一位开了家泰国炸串摊，说起来也是在老县城尝试新把戏。后来，话题转向一位欠了200万赌债的熟人。照我看来，这个金额可以自寻短见了，但他们议论的口气，只是像弄砸10万的祸事那样——毫无疑问是个麻烦，但远不到生死之虞。

再往后听，我才知道，赌债可以讨价还价，最后支付的金额一般在1/5到1/2之间，通常会和债主商量，要么还打折扣的钱，要么跑路，只要打定主意不在云霄生活，债主便毫无办法。县城人与人联结的毛孔如此紧密，亲戚、朋友，总有人从中不断带话说和，80万怎么样？那50万？谈定一个支付得起的数额，欠债人就回来还清，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想了解今日假烟现状，并试图通过贴吧寻找线索，但大家的焦点话题还是房价。一群人兴奋地谈论着地段好坏、某楼盘售价已破万，实在是让人感到“一切才刚开始”。

贴吧里，偶有在核电站或者光电产业打工的外地人来问风土人情。我趁着半夜发帖：“你们这儿还有做烟的吗？”帖子仅存活了半个钟头，被删前，有人私信手机号，要我联系他。电话里，他问我在哪里，我不敢回答，他说，各种品牌都有，可以约定地点现场看货。

我翻了一下，这个ID的发帖全是“泉州有哪位需要香烟货源？”一类。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去，“你去了也不知道这种小孩是做什么的”。他们劝我，这项产业如今已经非常边缘了，风险和收益的比值实在太不值当，所以，也没人知道现在还有什么人在干这行。

我放弃了见面。

往后的行程中，向爹一直在寻找324国道，并以此判断坐标，寻找过去的痕迹。但云霄主城区已逐渐甩开尘土飞扬的国道，往新楼盘遍地的将军山和江滨方向发展了。不似那时，国道才是县城的命脉。

向爹说，当年沿着国道往南开，诏安方向有个检查站，但云霄老板都会“搞定”到汕头的路。有次有老板帮向爹搞了辆“绿色后八轮”（军车），据说牌照证件都是真的，就是请的司机有点假，肚子大到制服扣子都扣不上，加油站的员工看了直笑，但一路畅通无阻——那年头不仅是烟，无数彩电、冰箱、摩托车，都飘在闽粤交界海里的走私船上。

找到324国道，向爹方才安心，走到漳江边，好像恢复了所有的记忆一般，告诉我们，彼时他住在江对岸的下坂村。

在阿贵组织的酒局饭局中，向爹又认识了另一个老板，刚出来做事，产业不大，各方面可以协商的就更多了。老板叫阿勇，也是向爹后来在云霄结交最深的朋友。他是下坂的农民，之前住在土房子里，一天三顿地瓜粥吃到心里慌。等到和向爹做生意时，他已稍有实力，请了当地阿姨给向爹做一日三餐外加照顾起居，一个月开1000块钱，到点就喊他下来吃饭。

说是照顾，不如说监视。下坂村许多人家里都住着这样的“贵客”。当然，毕竟不等同关押，出门散心二三十分钟也没人说不行，再久了，或者单独去县城，就要避免瓜田李下了。经常有外地的贩烟“班子”不想在云霄做生意了，同样也不打算支付尾款，就会在夜半三更雇车在国道上等着，通过电话联系，里应外合，人去屋空。不过“跑路”不在向爹的思考范围里，才可以放心地拿别人的事当笑话说。

1997年香港回归之夜，阿勇提着一袋卤肉和大肠来请他喝酒，有烟花划过夜空，两个人都相当激动。那时候，阿勇对向家来说不仅是生意伙伴，向秀峰记得小时候，家里一直挂着阿勇来武汉时大家一起在东湖黄鹤楼的合影。那一次，阿勇还给了向秀峰1000块压岁钱，怎么说呢？“就像现在的1万块一样不可思议”。

我们在江岸边来回踱步，开始谈论起河里的鱼。有死鱼漂浮在水面，似乎是淡水罗非，又像海里的黑鲷，向爹在大桥边停下脚步，我提议过河去下坂村里看看，他语速很快，是不同于我们旅途晃悠节奏的那种快：“不去了，我卖了阿勇2万块钱的货，钱没有给他。”

他说，有一批发潮的积压货，“班子”一直拖着没付款给阿勇，后来生意散伙时分给了向爹，他低价卖了2万块。时隔多年，他一直心里有愧，不知道怎么面对阿勇。我和向秀峰都很震惊——向爹一辈子吃亏被人骗，外号“输记”，难以想象他会做赖别人钱的事。

“如果我要是现在混得还可以，我就给了。阿勇是有我电话的，也从来没问过这件事。”向爹说。

我想，他的意思是，如果在钱还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获得的时候，就一定会给，但是现在时代变了。

向爹说，阿贵手下有一个急于上位的马仔，叫阿平，当着老大眼皮底下做私活，私下给向爹留了电话，说了些自己手上货更好、价更低之类的话。

这个反骨仔在一次交易中吞了向爹2万块的预付款，但没有货，人也消失了，再次听到消息，已是他的死讯。阿勇告诉向爹：“你不要找了，这个人找不到了。”再细问，说阿平在一次夜里酒后回家路上，被人蓄谋用摩托车撞死了。可知他肯定不止搞了向爹一个人的钱。

我想象着他在哪家店出的事，最后一餐饭吃的什么，云霄后半夜还开门的店和中午几乎一样多，咸粥、煎饺、麻辣烫（本地口味，香而不辣）。但要把条件限定成至少开了20年的，就得再排除掉一大半。

餐饮行业劳苦，业主往往在经济上翻了身，或到下一代就转行不再继续了。几个本地朋友掰着指头帮我算，云霄20年以上的老店不少——南市场附近水面店，人民公园的凉水，数得上来的就有近10家——但都不做夜宵。

“去‘独家记忆’问问看吧。”有人建议。

“独家记忆”是一家开了小30年的通宵快餐，在朋友小时候，只是路边摊，搬了好几次地方，最近不让摆了，刚升级成店面。云霄的快餐店，餐车里总装着三四十个菜任人挑选，便宜的荤腥有猪肺、猪血、巴浪鱼，也有小管、午鱼之类贵些的海产，地瓜粥免费。本地人10块钱能吃一顿，不懂价格的外地人也很容易一点就被五六十块的价格惊到。

我要了一份糟肉饭打底，三肥七瘦的五花切条，用红糟炒过放姜丝煮了浇在饭上，是比卤肉饭更清爽的口感，头家（老板）夫妻和向爹岁数相仿，阿姨端起餐盘：“吃什么？”

“要一份蒜炒蚝仔。”

“还有呢？”

“麻烦问您一下，20多年前，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吃完宵夜被摩托车撞死的事情。”

“这种事以前很多的。”

“他是被人故意撞死的，报复，您有印象吗？”

“不记得了。”阿姨漫不经心又不留余地，“还要什么？”

我已插不进自己的话。除了糟肉饭，我又要了3个菜，买单13块5，吃得蛮饱。

云霄本是漳州府治，唐高宗时，“蛮獠啸乱”，河南将领陈政和其子陈元光奉命南下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把闽潮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管理版图。他指着今日我们面前的江水，对手下将士说：“此水若上党清漳（这水就像河南家乡的漳水一样清澈）！”于是在新开拓的帝国边界，就多了一条新的漳江，类似美国的New York。

今日云霄居民亦以这批入闽官兵后代自居，老厝的镇宅石刻着“颍川世泽”一类的字样，宣示着家族源头——虽然现在的河南人在云霄想必也属“北仔”。

不久后，《漳州图经序》记载：“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寿余恭讷等乞迁他所。”——此地瘟疫盛行，类似今天的老人会成员、乡贤，上书乞求皇帝把城市迁往它处。开元四年，皇帝满足了这个要求，敕令将府治迁往100公里外的今漳州市区。现在猜想，可能是人口聚集导致的水源污染，历史就是一层覆盖着一层。

对于陈政其人、乃至籍贯，在学术上尚存争议，但本地人非常乐意沿用这一说法，供奉他的庙宇至今仍香火旺盛。明清时，随着人口增加，资源不够用了，在与另一批闽南及客家移民为争夺耕地、水源发生械斗时，漳州人会抬出陈氏父子的塑像做守护神。至今，云霄南部还留有历史遗迹——客家人的“城堡”围龙屋。

闽潮的寺庙不同于宗教，更类似民间信仰。我带向爹参观了供奉另一位先贤的太师公庙，建于清代，不收门票，今日仍在发挥作用。太师公真名林偕春，官至两浙学政，现在也成为一方神明，云霄人说去庙里拜，会讲“去太师公”，仿佛就是去见某个亲戚。

求签者络绎不绝，多是妇女，她们有条不紊地摆放供品、上香后，向神明讲诉心事，通过“掷茭”来询问意见，男丁们则傻傻站在一旁。我们面前的男孩面临中考，家人来祈祷他考上云霄一中，男孩不愿意拜，被大人半推着，还是就范了。

闽南的神明无处不在，各具功效。家里灶台边就有管火烛的灶神，“太师公”管金榜题名，庙宇两侧宣传栏贴着历年考上985的学生照片，“大伯公”就是普通的街庙，随便拜一拜，代表出入平安。从供品能看出，神明的胃口也不相同，太师公爱吃整鸡、整鹅、肉脯，关帝喜欢喝青岛啤酒，大伯公则像小朋友，面前总摆着达利园饼干和便宜糖果。我想，如果疯德还在，应该就会每天坐在“太师公”门口晒太阳。

“茭”是用木头削成的木鱼型块，一面平，一面椭圆，掷在地上一正一反便是神明认可；若是不认，就再掷一次；再不行，就向庙祝求签，直至有一个理想的结局。向爹记得，以前在阿贵和阿勇家里，老人也常如此拜个不停，他也问过阿勇，为什么会跟自己做生意。阿勇说，都是去神明面前问过的。

民国十七年，宗族械斗被国民革命军制止，从交的10万元罚款中，抽出8万元修建了和平街，这是云霄进入近代化的方式。

如今，古迹、民国骑楼老街、自建房、商品楼盘，不同个历史阶段的建筑在县城里层次分明。走在云霄的巷子里，仿佛置身本世纪初，石头厝传来老人家听的佛经和歌仔戏，相邻刚起的五层大厝里，冗长的台湾苦情戏《意难忘》正放到最精彩的时候，王识贤和孙淑媚的声音从电视里响起，“我是孤单的船只，亲爱的你甘知影”（歌曲《云中月圆》，《意难忘》片尾曲）。

这种东西总会令少年仔厌烦——3季，快1000集，还有比这更长的电视剧吗？他们自知无法拿回遥控器，只好上二楼放五月天苏打绿，面对着质检考卷，琢磨着新改的网名，“小尾鲈鳗”或者“懒觉啦”（都是闽南语谐音梗）。

眼下，这是三代人的历史切片，这个海角边陲的世界从未“正式”享受过什么东西，但也凭借着私自接的电视锅、走私的衣服鞋子摩托车，比内陆许多人更早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烧罗非鱼的人已经去世，但有些事情的确可以“余音绕梁”很多年，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被想起。

云霄之行接近尾声，我突发奇想，去寻找一家本地人推荐的“大肠饭”，开在村里，需经过旅游区边缘的海鲜排档，往几乎无人去的地方——能想象这些餐馆大概一年只开一两个月接待团餐。再往前走就是农田和水牛，快要怀疑自己走错路的时候，我才看到土地公街庙，进村了。

这家店没有招牌，在简陋的老厝里，比一般村屋破，看起来却也坚固，不至过几年就成危房。向爹说，连红色地砖都和当年所见一样。

不需点菜，老板按人头上卤肉，大肠，豆干拼盘，初入口平平无奇，伴随若有若无的干香菇、海蛎、鱿鱼的气息，偏淡，蘸甜辣酱又会有沙县小吃感，是那种绝不会走红的口味。

本打算吃个快餐，向爹却主动要了啤酒，店里没卖，他出门去小卖部拿了一提雪津，便宜，当地年轻人喜欢百威，很少喝这个。他连吃三碗饭，出门和老板攀谈，老板普通话还不如帮工的阿姨，结结巴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们喜欢，欢迎过来玩。”

离开后，向爹才说，这家店就是以前在阿勇家吃住的那个味儿。

“好了，去汕头吧，来看过一次就可以了，圆梦了，以后可能来的机会蛮少了。”

云霄北面的厦门、福州都是省域行政中心，离“长官”们更近，存在风险，所以当年烟贩一般都走“南线”，过汕头。这里是被当地人称作“省尾国脚”的闽粤交界，也被认为是“两不管”地带，容易通关，烟草生产者会保证“货”安全抵达汕头，买家在这里再进一些“盖货”作为伪装，自行运抵目的地。

彼时玩具紧俏，向爹一伙挑选的据点，是世界最大的玩具生产地，汕头澄海区。那些“盖货”等抵达武汉后再去汉正街卖掉，还能有些利润。

这次，我尝试拼车软件，想试试顺风车。私信都是职业司机发来的，索价200或300，临到截止时，终于有人接单。司机打来电话，显然不单纯为了确认时间地点：“再多加一点钱啦，3个人才收你们100多。”

“多加20块吧。”我说。对方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我们在车上用武汉话交谈。武汉话是那种当你即将听出来是湖北话又觉得像四川话的语言，司机狐疑半天，问：“你们哪里人？”

“你猜？”把问题抛给司机是最安全的答案。

“不是贵州就是四川吧，你们是过来打工的？”

“你们这儿打工的都是贵州和四川？”

“还有湖南和云南吧。”

“我们是湖北人，家里长辈——”我看了看向爹，“以前在这边做过生意，回来看看。”

司机投来奇怪的眼神：“就你们还能做生意？世界上只有我们潮汕人会做生意啊。”

我明白这含义，马上补充：“是做烟的生意。”

他立即懂了的样子：“从云霄运过来的吧？”

“对，过来看看战斗过的战壕。”向爹口吻挺像衣锦还乡，“汕头没搞起来啊，几个特区就你们没搞起来，那时候潮汕很多老板都不识字，借助我们内地的技术才能做生意。”

“潮汕人很排外的啊！”我提醒、或是警告向爹，我猜排外不是一个会让司机听了生气的贬义词，甚至是某种对本事或能力的肯定。

“不不不，澄海是个小地方，我们是大城市来的，他们看得中的。”向爹说，口气俨然自己是去援非援藏。

司机不做声了，到达目的地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20块，扫微信。”

行程结束，软件弹出对话框：“司机有向您收取额外费用吗？有/没有。”

我选了“没有”。

我们3人对澄海印象各有不同，向秀峰小时候的玩具大部分是向爹从那儿带来的，向爹认为“盖货”中属此地的塑料制品在汉正街最为好销。在我的认知中，这里是狮头鹅之乡，只顾着雀跃地在点评软件上搜索“卤水火锅”——卤鹅遍布整个潮汕，但用卤汁涮食新鲜鹅肝肠却是澄海特色。

我选的有团购的餐厅，显然不会是当地人最认可的。但鹅肝和海鲜这种东西，价钱让人心里没底，80块自然好，800块也说得过去，和极致口味相比，我更在乎合理的价格，价目表和团购才使我安心。

潮菜从不会让人失望。鹅肠烫过迅速卷曲，新鲜油脂绽放开来，鹅肝软嫩，滑入口中，在舌头上打着转消失。我们正享受美食，向爹又去外面和老板聊天，我担心他惹出祸端，跟去听了听，发现聊的是凤凰单丛（茶），且绝不吝啬溢美之词，这才放下心来。结账时，老板包了一小袋茶给他带走。

一路上，向爹惦记的东西都在食物外，他反复要求我带他去河边上走一走，澄海有两条江，韩江和练江，我不确定是哪一条。

“是去汕头的河，对岸是外砂机场。”

那就是韩江。

“去看看小妹的餐厅还在不在。”他又说。

他说的是一家当年开在江边的大排档，小妹是潮汕姿娘，但专做外地客商生意，知道北方人吃不惯当地风味，会做面食，也擅长使用辣椒。向爹说，讲武汉话的人吃完饭不给钱就走，都没人去追。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这里是一个确定性的终点——大货车都会从这里带着“盖货”出发。

90年代的国道小镇都是同样的“住宿”“加水”牌子，司机知道该在哪家停车吃饭，在哪家停车做自己爱做的事，也对酒驾概念淡薄——喝酒很常见，驾驶室里常备着小瓶“黄鹤楼”，困了就往嘴里灌二两。等家里电话响起，就是出事了，被“打”（查获）了，得送钱过去，“五千一万的”。

如今，小妹餐厅已变成了红头船公园，常见的新区江景，据说历史上潮汕人过番下南洋便是从此地起航。我们绕着向爹描述的故地转了一圈。

“大概在这里——”向爹指了指人行道上的某棵大榕树，非常粗，起码四五十年了，如果不是有人告诉我此地曾是餐厅，我会以为它本就长在那里，“当时这附近路上全都是婊子行。”

我和向秀峰都对这个比喻很震惊，可向爹就像说钟表行、水果行那样，用了这个词。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些。”他嘴上说着，还是近乎贪婪地看着澄海的街景，空无一人的街道和红头船公园里茂盛的榕树，看起来和当年一样光洁如新。

向秀峰想起了每次接到异性推销员的电话时，他爹总是会和对方聊很久琐事，无关情色，但会扯得很远，很深。他又想起了父母为什么能接受自己不稳定的感情和生活，也许不少事情他们自己也没搞明白，也有很多遗憾，但时间已经过去了。

汕头市区本应是美食之旅的高潮，但向爹对肠粉、蚝烙、粿条等各种名吃都打不起兴趣，像被贬谪潮汕时的韩愈，看到当地人生食章鱼、生蚝、魟鱼，“莫不可惊叹”。

今日生腌食俗在网络已成时尚，有个洋气的名字：海鲜冰淇淋。夜粥摊玲琅满目，如自然博物馆，光是生腌就有血蚶、大蚝肉、三眼蟹、海虾，向爹却几乎一筷未动，对其他豆酱煮鱼、青口一类海鲜，也像热带动物看到雪球般浅尝辄止。潮汕卤水大量使用南姜、鱼露，远比闽南鲜甜浓烈，他只是就着猪脚和咸鸭蛋喝了一碗粥。

“给我订票吧。”他打算回武汉了。

去火车站的路上，向爹突然不见人影，我们寻觅好久，方在一排卖货的商棚找到了他，他说要买点东西带给亲戚朋友，挑的是些用红纸包着的糕点。我提醒他，这东西不好吃。向爹不为所动，我只好告诉他真相——那些糕点在潮汕是用来拜神的，没有人会吃它。

他执意表示：“留个纪念品，好不好吃无所谓。”

在90年代做生意，无论事后被定义为合法还是非法，都是真正的冒险。

向爹说自己一直非常紧张。他为人稳重，并因为这些特质获得信任。但每一次从装满假烟、用荔枝或者塑料玩具盖住发车起，一直到抵达武汉之前，他都生怕接到任何电话，“焦虑得快死掉”。

向爹说，一次子夜，他疲惫极了，归心似箭，后座的搭档睡着了，山风在拍打车窗玻璃。他远远看见国道上横了一截枯木，周围的树丛草堆里似有人影幢幢，顿时警醒，只觉大事不妙。但满载的货车无法掉头，他只能笔直往前。

货车在枯木上磕绊数下，路边埋伏的一人忽然攀援上驾驶室外的踏板，一手抓着后视镜的架子，一手疯狂捶窗。向爹扭头一看，差点吓尿裤子——那人头上套着着类似丝袜的东西，满脸涂得五颜六色，像地狱来的恶鬼，嘴上叼一把尖刀。他不敢停车，也没法靠打方向盘来甩脱他——货车重量太大，这样做只怕要翻。最后只能拼命加速，又往前开出几里路。最后，趁转弯减速的档口，恶鬼跳车离去。

那一趟如果停车，好一点是货留人走，不好就是杀人越货。

1998年的《漳州年鉴》记载，那年，云霄曾出动1.2万人次，查获218台机器，总价值4000万元的卷烟。那正是向爹生意还在继续的时候，但和作为“人质”的他关系不大。到2001年，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制贩私烟被判刑，当地报刊评论：“大大打击了‘不怕抓机罚款，就怕抓人’的心态。”

云霄北面发生的远华大案是一个节点。国家意识到，属于自己的税收，被冒险家和地方利益集团抢走太多了，从那时起，直接缴纳罚款换取货物放行不再可行，常常还要扣人，不少互不对付的同行，在对手发车前会暗记下车牌提供给相关部门，于是被各地扣押下来的假烟，又低价回到了举报人那边。

不知道是衰运缠身还是得罪了哪路神仙，向爹一伙一直是牺牲品。

某天，武汉家中正吃晚饭，电话那头向爹语气急促：“快带钱来带钱来，人被扣了！”当时，最快的方式是坐飞机，不然夜长梦多。可那时飞机离普通人的生活还很远，向母不知如何买票，连忙找身边唯一可能扯得上关系的、在旅行社上班的邻居帮忙。

见到向爹时，他和同伙背对背拷在一起，被查的是一笔20万的“大货”，加上罚款，几乎把他这些年挣到的所有钱都吐了出去。后来又有过几次，他还被用枪指着头。向母此生所有坐飞机的经历，都是为了去赎丈夫，这让她至今耿耿于怀。

再后来，向爹改做其他生意，还是失败。新世纪来了，换了另一批冒险家，他曾经的经验无效了，于是不再提往事，干起帮人“挑土”（给车主开出租车）的工作。那段时间向家常常揭不开锅，连买菜买米的钱都没有，家里的电器包括手电筒都卖了个干净，最惨的时候，向母翻箱倒柜找到5毛钱，买了竹叶菜，把菜梗和叶子分炒两盘，母子二人吃了一天。

开出租车让向爹还清了以前生意失败的欠债，不过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他完整地经历了这个职业从还算体面到不体面的过程，到了2016年，一个出租车司机挣到的钱远不及1996年，本地人干这个的越来越少，外地人越来越多。2006年，为了彻底取缔“麻木”——电三轮，另一种时代变迁产物，曾用于安置下岗职工——武汉出租车的起步价从8元下调到3元，向爹挂在嘴边的话是：“捡垃圾讨饭的人也开始打车了。”

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后门帮了他。开头提到的、向爹的那个旧单位，一个民政局下属的工厂，在这些年间，躲过了私人承包，躲过了改制破产，竟然留了下来。向爹一生中经常被朋友骗，但这次却没有。体制没有抛弃它的工厂，当年的车间主任朋友也没有抛弃他的朋友。那个如今已成为民政局领导的朋友，居然遵守了承诺，安排向爹去看停车场了——这是一个闲职，收入不高，但比开出租车舒服多了，更重要的是，他重新拥有了国家职工的主人翁感觉。

2年后，向爹正式退休，拿到了比作为交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的妻子颇高一些的养老金，他对这一切不能更满意了。

在开出租车的那些年月里，他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是曾和一个武大教授辩论过：是1976年之前的中国更好，还是之后的中国更好。那人参加学术会议，在家门口搭上了他的车，要去机场。“要是你能辩得赢我，车费一分钱都不要你的。”

向爹说，最终，在聊天的后半程，教授一言不发，付了车费下了车。

时间推移，当年做假烟的同伴们命运则各不相同：苕货后来做了酒楼生意，经营得当又有特殊关系，很有起色；久久再也联系不上了，听说陷入了更大的债务风波，又沾上毒赌，被逼跳楼自杀；老韩骗了某个股东几万块钱，一直找不到人。

向秀峰还记得，若干年后的一个夏天，他在竹床上午睡，迷糊间看到有人推门，他睡眼朦胧，说父母不在家，那人就走了。晚上向爹问他见到的到底是谁，他说好像是久久，大人们吓坏了，连忙去买了一大堆香火纸钱在屋后烧掉。又是几年过去，向爹听人说，久久还活着，跳楼是诈死。苕货还偶尔来往，只是再也不谈当年这段往事。

我没问那是哪年，我想，对很多人来说，从那一刻起，90年代就正式结束了。新时代里，人们乐于忘记自己曾开着大货车在国道上直上云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运营 | 嘉宇实习 | 崔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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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怡杰

90后写作者，酒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