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弄堂里，挤着我们一家三代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文化

2022-09-17 13:09

在上海老城厢的弄堂里，每一间房子都背负重任，护翼着两代、甚至三代四代人，它们注定是世间最拥挤的房子。

配图 |《团圆》剧照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我家有个地下室，里面堆放着很多杂物，前些日子我进去打扫，又看到了那个暗红色的五斗柜。这个差不多一米高的老式雕花实木柜，当初四个壮汉把它抬进来时格外吃力，按说柜子只是杂木，不知为什么这么重。如今它表面落灰，屈居一隅，仍是沉稳庄重。

那天我伸手拭去了柜子上的浮灰，手指搭在把手上，轻轻拉开了抽屉，记忆的闸门就这样突然打开：40多年前我刚到上海时，奶奶就是这样俯下身子，拉开柜子倒数第二个抽屉，轻声对我说：“以后侬格衣裳都摆了里厢好了。”

我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北京人。1969年，父亲从北京下放去基层工作。母亲闻讯，不顾家人的劝阻，决意要随父亲同去。就这样，她满怀着对爱情的憧憬，毅然离开了北京。

1971年，他们作为水电部第三工程局的职工，从甘肃刘家峡来到陕西参与建设石泉水电站。也是在那一年，我出生了。

石泉水电站的建设工地在汉江边上，位于秦岭深处，生活条件很差，既没有正经的幼儿园，也没有像样的中小学。我6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大山里，到了即将上学的年纪，父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把我送回北京上学，要么送到上海去借读。最后，父母决定把我送去上海，这对成年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对一个幼童来说却是灾难。

70年代从石泉到上海，最好的选择是坐火车。山窝里的“石泉站”没有候车室，乘客只能在露天站台候车。每周只有一趟去往上海的列车经过，车票很难买，母亲转弯抹角托了人，等了两周，才买到了一张座票。

父亲请不到假，母亲就扛着两个行李包，一手拽着我，费了大劲挤上了车。车厢里连走道都站满了人，母亲就把我抱在膝上，到了晚上实在撑不住了，就把我塞到座位底下。我在座位底下睡了两宿，难免灰头土脸。等从上海站出来，来接站的奶奶见到我，不由大吃一惊：“啊哟，哪能介龌龊啦，跟个小猢狲一样。”

我第一次知道，“奶奶”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身材有些胖，穿一身浅灰色外套，站在上海火车站外五光十色的灯光下，显得满脸慈祥。她把我拎到火车站的公共厕所外，拧开水龙头，掏出块手帕，先是给我洗脸，细细揩拭两遍，连耳朵眼也没放过；然后是洗手，翻过来掉过去，一根根手指头搓；末了，还把我衣领翻开，狠狠撸了两遍脖颈，这才稍稍满意。我相信，要不是地点不合适，奶奶肯定会把我剥光了扔进水池子里，彻底“淘”上几遍才会善罢干休。

虽然被折腾了半天，我却对这个讲着奇怪方言的老太太产生了好感，毕竟，连亲妈都没这么仔细对待过我呢。

奶奶把我拾掇完，又上下打量一番，捏着我的小细胳膊，皱起眉头问：“侬哪能介瘦啦？”母亲听不懂上海话，却神奇地明白了意思，忙操着一口脆生生的京片子解释：“山区啥也买不到，他出生时营养不良……”

奶奶摸着我的头，怜惜地说：“放心好了，我保证将伊养得白白胖胖。”

后来我才明白，奶奶说这番话是有底气的。她做“家庭煮妇”多年，烧得一手好菜，可惜的是我怎么也吃不胖，白费了她的一番苦心。

从山区来到繁华的大上海，我觉得啥都新鲜，眼睛都不够用了。

奶奶家在曹家渡万航渡路梅邨里。弄堂口有一家烟纸店，玻璃柜台下面摆着各种牌子的香烟：飞马牌、大前门、红双喜……柜台上有几个玻璃罐，分别装着话梅、盐津条、果丹皮、鱼皮花生、泡泡糖和弹子糖，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从弄堂口进去，是几排三层高的楼房，青灰色墙面，黑漆木门，一个个单元排过去，简直一式一样，如果不看门牌号，很容易走错。由于采光不好，木门往往敞开着，走近前去，一股陈旧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这种石库门房子高大坚固，比秦岭大山里的小土屋强上无数倍，住在这样的屋子里，我再也不用担心屋顶漏水了。

爷爷奶奶住在二楼，上楼时，木楼梯会随着脚步“嘎吱嘎吱”响，仿佛老房子的骨头在呻吟；楼道里光线昏暗，晚上摸黑走着，如同进了古堡。奶奶说这房子是解放前盖的，爷爷和她结婚后买下这里的房子，住了将近40年，历经世事变迁，人和房子都老了。

房子每层约有40多平米，分前后两部分。一楼前半部分有10多平米，包括天井、楼梯和公用厨房；后半部分是卧室，还有一个6、7平米的小院子。二楼朝南的大房间，是爷爷奶奶住的地方，楼梯北角是卫生间，旁边还有个极小的房间，是放杂物的楼梯间——奶奶就把这个鸽子笼大小的地方收拾了干净，塞进一张钢丝床，让我睡在里面。

楼梯间里摆了钢丝床和床头柜，便塞得满满当当，转身都难，幸亏我个头瘦小，尚能在里面“游刃有余”。睡在陌生的床上，我浑身上下难受，钢丝床太软，没有土炕舒坦，我睁着眼睛，开始思念土屋和父母。

老房子隔音差，邻里的声音在夜里更是被放大，热闹得像个集体宿舍：楼下妇人哗啦泼出一盆洗脚水；楼上小孩不睡觉还在咚咚地跑动；隔壁老人身体不好咳得不停；还不知哪里有人说话、唱戏、吵架，甚至厕所里有人放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听着这些异乡口音，渐渐淡了乡愁，伴着满弄堂鲜活的市井气息，酣然入睡了。

起初，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我三个人。奶奶矮胖，爷爷却又瘦又高，像根电线杆一样。我站在他跟前，得使劲抬起头才能看清他的脸。和脸上带着微笑的奶奶不同，爷爷总板着一张脸，让我有些发怵。

爷爷那时已经退休，最大的爱好是批阅报纸。他每天雷打不动地坐在方桌前，戴上老花眼镜，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执墨水笔，边看边划重点，看到要紧的新闻，还会大声念出来，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听。

奶奶有时忙得头晕，看到他这幅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恨声说：“真当自家是国家干部哦。”爷爷也不恼，浑当没听见，依然是早上一张《参考消息》，下午一张《新民晚报》，不研究完不罢休。晚报版面多，厚厚一沓，有时爷爷还没看完天就黑了。奶奶就会大声嚷嚷，让他赶紧把桌子腾出来，要吃夜饭了。爷爷这才慢腾腾地收拾桌子，高兴劲上来了，嘴里还会哼着“人王两点本姓金……”颠来倒去，就这么一句，我听得迷糊，也不敢问是啥。

爷爷喜欢穿藏青色的中山装，口袋上别支钢笔，再戴副金边眼镜，看上去蛮有派头，让生人以为他是个学者。奶奶偷偷告诉我，爷爷以前是上海滩的小开。

“啥是小开？我听勿懂。”

“小开就是小老板，解放前爷爷开过工厂，还用三根‘小黄鱼’买过一艘小轮船，在黄浦江上帮人家运货，那段辰光，伊口袋里有钞票，三天两头跑到静安寺的百乐门舞厅去白相（玩）。”说完，奶奶朝着爷爷翻了个白眼，拿出相册，翻出老照片给我看。照片上她还是年轻模样，烫着大波浪，身着旗袍，时尚又摩登；爷爷西装领带，头发梳得油亮，看着就像个富家公子。

“啊，我要去看轮船！”我向往地叫起来。

“哦哟，轮船老早就没了哎，打仗格辰光被国民党征用了，一分洋钿也没拿到。”奶奶重重地叹口气，“还好买了这房子，总算没赔了个精当光，当初上下三层楼全部是阿拉屋里厢呃。”

上下三层都是我们家的啊！那为啥现在只剩下二楼了？奶奶听了我的疑问，只含糊地说，解放后被充公了，只留了二楼给他们住。我又问啥是充公？奶奶却避而不谈，似乎有什么忌讳。

后来有一次，我偶然间听到奶奶和爷爷讨论房子，说现在有政策，可以退还以前充公的房子，让他去打听一下。爷爷说这事难办得很，他去问过了，被人家来回踢皮球，再说楼上下都有了住户，让人家搬到啥地方去，总勿能赶到大马路上。奶奶对爷爷的回答很是不满，数落他胆小怕事，不敢闹事，自家的房子不要，就是个冤大头。

爷爷听得烦了，压低声音发起火来：“闹事？昏了侬格头，解放后公私合营格辰光，闹事的人是啥下场？文革时，讲错一句话就批斗抄家，现在讲退房子，有几个人真能拿到？侬有亲眷当官啊，真是天真！”

他们的对话短暂而隐秘，我听得似懂非懂，以后再没听到过，对那段历史的详情所知甚少，唯一明白的，是我只有楼梯间睡。

适应上海的生活后，我喜欢上了这个楼梯间。它独属于我，平时待在里面，少有人打扰，再没人把我锁在屋子里了，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推开门，冲下楼去，跑出弄堂，到大马路上转悠，哪怕一直逛荡到静安寺、南京路去，也没人会拦着我。大上海有那么多商店，简直逛都逛不过来。

刚开始我不敢跑远，顶多在弄堂口的烟纸店旁边晃荡。我以前喜欢收集香烟壳，常让父亲向同事讨要，山里物资匮乏，来来去去就那么几种，到了上海，我就像发现了新大陆，烟纸店里的香烟牌子足有十几种，好多我都没见过。我守在烟纸店边上，眼巴巴地瞅着来买烟的人，希望有人能随手扔个空烟壳子。等着等着，我大半的注意力就转去了柜台上面的玻璃罐子里——那里面的零食勾着我的魂。

从秦岭的大山中突然来到上海的烟纸店前，我有一种不现实的幸福感，然而总是看到吃不到，这种幸福感也就慢慢消失了。

一段时间后，那个逼仄的楼梯间，我也不能继续住下去了——因为小嬢嬢（小姑姑）从东北插队回来了，她住进了楼梯间，我只能去和爷爷奶奶同住。

爷爷奶奶有六个子女，小嬢嬢是最小的女儿。那时她二十岁刚出头，大眼睛单眼皮，留短发，性子刷刮爽快，没几天就去街道纺织厂上班了，继而在女工宿舍找了个床位，从家里搬了出去。她说实在住不惯这螺蛳壳小道场，腿都伸不直。

见小嬢嬢搬走，我高兴坏了，想着可以回楼梯间住了。睡在爷爷奶奶大床中间，我既不敢胡乱动弹，又不能睡懒觉，真是难受极了。

可没等我高兴几天，爷爷奶奶的屋里又冒出来两家人——两个去东北插队的叔叔回来了，他们是双胞胎，走时单身，归来皆有如花美眷。

知青返沪是国家政策，自有单位接收，人倘若是单身，单位有集体宿舍安置，可若是已经结了婚，新房就难办了，单位给职工分房，都得论资排辈慢慢等。

两个叔叔要不到房子，只能来和爷爷商量，爷爷说家里就这么大地方，大房间隔出一半，另外还有楼梯间，你们两家轮流住吧。

大房间隔一半，约有八九个平方，住一家三口没问题；楼梯间一个成年人住着都嫌小，何况两个人？如果再有了小孩，根本就没法住。两个叔叔怕被老婆埋怨死，谁也不愿去住楼梯间，哥俩协商不成，从吹胡子瞪眼到恼羞成怒，以至于撸胳膊挥拳头要打起来。

爷爷拍了桌子，骂他俩是混账东西。奶奶伤心地说：“你们是双胞胎兄弟哎，从小介要好，为了间房子就要打相打，实在伤感情。”说完，她擦擦眼泪：“没办法就抓阄，隔一年再换过来。”

打架也打不出名堂，两个叔叔只能偃旗息鼓，老老实实坐下来抓阄，嬴的人住宽敞的后隔间，输的人蹲憋屈的楼梯间。

结果大叔叔赢了，买木料堆在弄堂里，请来木匠打制家具后，高高兴兴地搬进后房间；小叔叔倒是省事了，他和老婆得在楼梯间凑合一年，就算想置办家当也没地方放。

之后每天吃夜饭辰光，家里饭桌上总挤满了人。爷爷奶奶和我、大叔叔夫妻俩、小叔叔夫妻俩。小嬢嬢嫌单位食堂饭菜差，也回来吃饭。一桌八个人，坐得密不透风，个个脸色紧绷，闷声扒饭。爷爷借机教导我：“侬晓得伐，古人说‘食不言’，就是指吃饭辰光勿要讲闲话。”我看着满桌心事重重的大人脸色，只能懵懂点头。

一年时间过得飞快，大叔叔在这期间喜得千金，到了期限，只能按约定腾出房间，把家俱暂存在单位仓库，将妻女送去娘家暂住，自己住进楼梯间。小叔叔夫妻俩终于搬出了楼梯间，随后也在后房间里喜得千金，真不愧是双胞胎兄弟。

两个叔叔脾气性格相似，为人处事平和，很快在各自单位走上管理岗位，过了没两年，就分到新房搬走了。我如一棵小树越长越高，没法在爷爷奶奶的脚跟下安睡了，只能搬到沙发上度日。沙发年纪也大了，一动弹就会发出不堪重荷的“吱呀”声，实在是扰人清梦。我只能硬挺着不动，心想：能有张属于自己的床就好了，最好还有独立的房间。

但我心里明白，这纯属痴人说梦，在上海老城厢的弄堂里，每一间房子都背负重任，护翼着两代、甚至三代四代人，它们注定是世间最拥挤的房子。

爷爷奶奶的六个子女中，除了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其余五人俱在上海，每到周末，都要回来聚餐。

大伯伯是老大，早已结婚有了儿女。他是一家国企化工厂的总工程师，总是穿着笔挺的衣服，戴一副玳瑁框金边眼镜，讲话一板一眼，很有些做领导的派头，在小辈面前也很严肃，一副冷面孔，和爷爷一样让我敬而远之。

大概是因为当领导的原因，大伯伯对子女管教甚严，学习成绩一旦下滑，就会狠狠责骂。我一年级期末考试数学100，语文99，自以为成绩优秀，大伯伯家的堂哥知道了，说他期末考试从来都是“双百”，扣一分都会挨骂。

有一回我和堂哥一起玩陀螺，我很快上手，堂哥却始终不得要领玩不转。大伯伯冷眼旁观良久，突然怒气上头，大骂堂哥是个笨蛋，陀螺转不好，今天就不许吃饭。众人在一旁劝解，说小孩子白相，不要太当真。大伯伯也不理会，只管板起脸瞪着堂哥，堂哥掉着眼泪，一边抽泣一边转陀螺，费了好大工夫才掌握窍门。我在一旁吓得目噔口呆，不明白大伯伯为啥要发这么大火，只庆幸父亲远在天边，没法这样管教我。

大伯伯觉得奶奶偏心，只愿意帮老二带小孩，却不肯帮他。他经常出差，大伯母也要上班，照顾两个小孩有些吃力，便想把堂哥也送来给奶奶带。奶奶听得生了一肚子气，说老二在外地工作，小孩没地方上学，才送来上海借读，“屋里厢介一点点大地方，哪能再帮侬带小人啦？”

几个叔叔嬢嬢在一旁打圆场，大伯伯不吭气了。等到放暑假时，他却直接把堂哥送了过来，说自己要出差，让奶奶代管一段时间。为了一碗水端平，奶奶只能应承下来。幸亏是夏天，奶奶在地板上铺了张凉席，让我和堂哥睡在上面。我有了玩伴，心里颇为高兴，只是到了晚上，堂哥睡相不好，时常把我蹬醒，让我很是无奈。

堂哥大我两岁，那时上小学三年级，每天吃完早饭，就领着我在弄堂里和一帮小孩疯玩，有一次玩捉迷藏，他不知躲到哪里，脑袋上撞了个口子，流了满脸血，把我吓坏了。事后大伯伯把脑袋上缠着绷带的堂哥接走了，再没提让奶奶看小孩的事。

大嬢嬢点着我的脑袋说：“就为了侬，奶奶和大伯伯闹矛盾了，侬以后要多孝敬奶奶一点，晓得伐？”

大嬢嬢是家里的老三，在工厂里当会计，比小嬢嬢大四岁，因为结婚早，躲过了上山下乡的苦差事。她个头高、身材苗条，像一朵雍容的牡丹花，每周日上午会准时出现在弄堂里。她出现时，总伴有一阵阵摩托车的轰鸣声，那是大姑夫的座驾，日本铃木牌，进口货，声量洪大，金属件泛着银光，通体锃亮，停在楼下，把整条弄堂都映亮了三分。大姑夫块头特别大，虎背熊腰，身上汗毛旺盛，大嬢嬢和他站在一起，堪称70年代版的美女与野兽。

大嬢嬢每次来奶奶家时，总穿着洋气的衣裳，烫着大波浪头，挎个包包，咯噔咯噔地走进屋来。小嬢嬢见到她，常常尖叫起来：“要死快了，侬哪能又做了一套衣裳啦？”然后两个女人就坐到一旁，旁若无人地谈论起衣裳啊、包包啊、发型啊这些事情，听得我直犯困。

上海女人爱时髦，就算在物质贫乏的年代，也阻挡不了她们的爱美之心。那时候商店里卖的服装没啥花头，一律严肃紧张朴实古板。大嬢嬢爱时髦，买不到中意的衣裳，只能先去布店买面料，再拿着面料找裁缝做。大姑父有港台关系，常能搞到香港的时装杂志，便拿来和小嬢嬢一起讨论。小嬢嬢手巧，又在纺织厂上班，谈起服装面料来头头是道。姐妹俩凑在一起，从面料讲到版型，又分析哪个裁缝手艺好，能够原汁原味地仿制出来。很多裁缝没见过洋码头的新款式，做出的成品常常不如人意，奶奶家有台缝纫机，大嬢嬢干脆就把衣裳拿来，拜托小嬢嬢想办法。小嬢嬢就是在那个时候，慢慢学会了做衣裳的手艺。

大嬢嬢不仅人美，性格也温柔，说话轻声细语，从不会对人大声嚷嚷。纵算她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在外面玩得一身泥回来，她骂时也是婉转的腔调：“啊哟，侬做啥去啦？哪能弄到介龌龊呀，快点把衣裳脱下来。”

大姑父的亲戚从香港寄来一台游戏机，堂弟就迷上了打游戏，一盘魂斗罗颠来倒去地玩，怎么也玩不厌，恨不得钻进游戏机里去。大嬢嬢又气又急，用她那没有杀伤力的腔调劝导堂弟少玩点游戏，却总是劳而无功。

小嬢嬢是个急性子，刀子嘴从来不饶人，在旁边看不过眼，就撇着嘴讥笑她：“侬真是好脾气，介客气样子，伊哪能会听啦，换了我老早一巴掌呼上去了。”

小嬢嬢说话的声音又清又脆，语速奇快，软绵绵的上海话到了她嘴里，就像是机关枪的子弹一样泼洒出去，威力十足，射向谁谁就会退避三舍。她和姐姐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不晓得姊妹俩为啥会有这么大差异。

大姑夫的父亲是国际海员，家里经济条件好，为人难免有些傲气。小嬢嬢看不惯姐夫的做派，在奶奶跟前抱怨：“一天到夜掼浪头（吹牛皮），码子（块头）大了不起啊，一肚皮草包。”

奶奶让她不要瞎讲，小嬢嬢反倒更来劲了，把大嬢嬢也连带着数落上：“阿姐就喜欢扎台型，看上伊卖相好，将来肯定要吃苦头。”

小嬢嬢倒是不爱虚荣，挑男人的眼光似乎靠谱些。她的男朋友也是知青，返沪后经人介绍，同她正式轧起了朋友。头回把人带回家时，小嬢嬢让我喊他“小毛叔叔”。小毛叔叔国字脸，粗眉大眼，脸膛泛红，面露憨笑。他是个工人，穿一身工作服，看上去颇为朴素。他说当知青时吃不饱饭，只好去偷人家的竹笋，踢一脚就是一根竹子，真是作孽，幸好回城上班了，才不用挨饿。

小嬢嬢不如大嬢嬢会打扮，她留着齐耳短发，唇边一颗美人痣，笑起来俩酒窝，明媚清丽，英气逼人，把小毛叔叔迷得神魂颠倒。小嬢嬢耍起小性子来，经常把他指挥得团团转。小毛叔叔却不以为忤，总是脸带微笑，小心翼翼地顺着这位姑奶奶，任她搓圆揉扁，也绝不反抗。

有一天，我提早放学回家，发现爷爷奶奶居然都不在家，我跑进大房间，看到小毛叔叔正搂着小嬢嬢坐在沙发上，就径直跑过去，盯着他俩问：“你们在干啥呢？”

小嬢嬢脸红了，低着头不吭气，小毛叔叔不慌不忙地抬起头，笑嘻嘻地说：“她肚子疼，我帮她揉揉。”

我看着小嬢嬢的脸，觉得她没有半点痛苦的表情，反倒有些享受，不由灵光乍现，脱口而出嚷嚷道：“我晓得了，毛脚女婿，毛手毛脚！”——上海人管未成婚的准女婿叫“毛脚女婿”，我一直搞不懂这个称呼，大姑父手脚汗毛奇重，确是名符其实，可为啥小毛叔叔也被这么叫？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

小毛叔叔哭笑不得，一把拽住想跑掉的我，从口袋里掏出二角钱，让我去买两包瓜子来，找零归我。等我跑腿回来，他又叮嘱我刚才的事不要到处乱讲，我趁机敲竹杠，让他带我去公园玩，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也许是还未“转正”，他仍需努力表现，爱屋及乌，我也沾光了。

周日，小毛叔叔骑着他的二八大杠带我去长风公园玩。我坐在自行车前杠上，享受着成年男人的仔细呵护。这在我的人生体验中绝无仅有——我羡慕堂弟坐在摩托车上神气的样子，曾央求大姑父带我兜风，却始终未能如愿；父亲远在他乡，面目日渐模糊，我只能在他人身上寻求父爱——至少在那一天，小毛叔叔填补了这个空缺，给我带来了温暖。

几十年过去，往事仍历历在目：清脆的铃铛声响起，阳光抚过紧握车把的大手，车轮轻快转动，载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远去……

后来小毛叔叔和小嬢嬢结婚了，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又过了七八年，他们离婚了。

曹家渡在老上海眼里属于“下只角”，有些街坊谈论起来，会喷一口老痰，“册那，迭个垃圾地方！”我百思不得其解，介闹忙的地方怎么会像垃圾箱的角落一样被人嫌弃呢？

说来奇怪，在上海人的思维里，“上只角”鄙视“下只角”，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住花园阳房的鄙视住新公房的；住新公房的鄙视住石库门的；住石库门的鄙视住棚户区的，一级级鄙视下去，秩序井然。纵使花园洋房的主人换了几茬，鄙视也不会终结，这是生命力比上海话还要强大的传承。

曹家渡没有花园洋房，这里除了解放前盖的石库门和少数新公房，还有大面积的棚户区。棚户区的房子低矮简陋，紧密相连，仅余一人宽的通道，如若发生火灾，消防车是绝对开不进来的。那里的道路如同迷宫般曲折，是小孩子捉迷藏的乐园。我到这里玩，就仿佛回到了秦岭山里的土屋宿舍区，亲切感油然而生。我时常天真地想，什么人会住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不搬走去住好点的房子呢？

从棚户区穿过，能走到万航渡路小学，这是我的母校，据说解放前曾是某个大人物的公馆，后来改为学校。进教室要走狭窄曲折的木楼梯，下课时间地板会被学生踩得轰隆隆响，操场是用煤渣和碎石子铺的。我曾在上面狠狠摔过一跤，膝盖里至今留存着未清理干净的碎渣，也算是终身纪念了。

卫生院隔壁的弄堂口有个简陋的小吃店，专卖生煎包子，这是街道办的“三产”，用来安置回城的知青。实话说，这家生煎包子皮厚馅儿少，有时底下煎糊了，咬都咬不动，远不如旁边包子铺的肉包子好吃——那包子皮薄馅大，一口咬下去，咸鲜的肉汁在口腔里爆发出来，能让人吞掉舌头。不过，包子8分钱一个，我很少能吃到，因为口袋里没钱。

父亲每月会准时给奶奶寄钱，算我的生活费，但很少给我零花钱。母亲来信说，上海消费高，我的生活费要花掉一个人的工资，他们有时到月底还需要借钱，让我省着点钱用。我只好绝了要零花钱的念头，偶尔帮大人跑腿买东西，能得些找零当奖励，除此之外，就自己想办法。

上海有倒腾票证的传统，票贩子们被戏称为“打桩模子”，意指像木桩一样戳在马路边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早期主要集中在外汇商店周围倒卖外汇券，后来逐渐扩展业务，国库券、股票认购证、演唱会门票等新兴事物都纳入了倒腾的范围。

四年级后，学校成立兴趣小组，我报名参加集邮小组，发现了一条财路：那时集邮爱好者众多，不仅购买新票，连使用过的旧票也有人收藏。我有一本大嬢嬢送的集邮册，里面插满我搜罗来的邮票。这些邮票大多是盖过邮戳的旧票，都是我向人讨要来的。

那个年代，电话还是稀罕物，整个里弄小区只在弄堂口有一部转轮拔号的老式电话机做公共电话。电话铃一响，看电话的人就跑到楼底下大声喊人，一人有电话，整个里弄都晓得了，人去接电话时，旁边还有人等着打电话，多讲两句就被催促，实在是有些鸡飞狗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大家还是习惯写信联系。

市内寄信，从投入邮筒到投递到收信人手中，约需一二日，外市则看距离远近及偏僻程度。每天上午，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驮着厚厚的邮包，挨户投递信件及报纸。这也是爷爷每日“工作”的开端，我的收获时刻。他拆开信封，抽走里面的信纸，我接过信封，剪下信封上的邮票，丢入水中，泡软后揭去背纸，晾干即得一旧票。

同样，楼上下以及说得上话的人家，都曾被我讨要信封上的邮票，只要脸皮厚些，总会有所收获。

曹家渡有一家邮局，门口是自发的邮票交换市场，游荡着几个邮票贩子，我因为嘴馋，也成了打桩模子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大人们杀价时并不会因为年龄而对我客气，为了几分钱一样来回拉锯，反正我干的是无本买卖，换来钱即是胜利——不过胜利果实都交给了烟纸店，换成糖果零食，饱了口腹之欲，啥也没留下。

如果早上若干年，我这个行为算得上投机倒把，也许会被热心群众扭送公安局，但是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之风吹起，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刚开始集邮时，邮局里面值8分的猴票卖到8角一张，我舍不得买，可它竟然渐渐涨到8元一张，后来越涨越高，20元也买不到了。我后悔不已，算不清少吃了多少零食，便写信给远在山区的父母，让他们帮我在当地邮局寻购猴票。

过了好几个月，我才收到回信——显然他们并未把猴票当回事，只叮嘱我好好学习，顺便寄了些旧邮票给我，让我不要浪费钱在集邮上。

我倒腾邮票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与我父母一样，当时大多数的人并没有意识到，炒邮票作正是国内资本市场兴起的苗头——邮票的热潮过后，国库券、股票、房产，开始粉墨登场，时代的浪潮渐渐起势，终将卷成涛天巨浪，裹挟每一个人。

1980年底，爷爷平反了，摘掉了“走资派”的帽子。这个意外之喜让全家人都很高兴，我虽然搞不懂“走资派”是什么意思，但看到爷爷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也晓得这是件好事。

全家人给爷爷庆祝，爷爷从床底下取出存放多年的绍兴黄酒，给每个人满上一碗，连我也有。他对大家说：“终于等到重新做人的这一天啦！”说完一饮而尽。我学着大人举起酒碗，嘬了一大口，陈酒入喉，一股沉郁辛辣之气翻涌上来，直透入脑，我顿时有些恍惚——这就是人生坎坷的滋味吧？

爷爷的工作单位，正是以前他与别人合伙创办的工厂。解放后公私合营，做为补偿，爷爷被任命为副厂长，这也是他“干部”身份的由来，成了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的理由。如今苦尽甘来，厂里恢复了他的干部待遇，通知他去领补发的工资。爷爷喜滋滋地从厂里回来后，让双胞胎叔叔弄来工业券，买了黑白电视机和电冰箱，虽然都是国产货，但仍是少见的大件奢侈品，等到播放《上海滩》、《西游记》，楼上下的邻居都跑来看，免不了恭维爷爷一番，让爷爷很是扬眉吐气了一段时间。

工资补发了，房子却没有退还。这是件麻烦事，工厂和街道互相踢皮球，谁也不愿意安置那些后来住进来的住户。爷爷讲，儿女单位里都分了房子，也算是变相返还了，就算了吧。奶奶说他就是怕麻烦，又抱怨爷爷当年把她的首饰全拿去上交，害得现在没东西留给媳妇们。

爷爷脸上青红一阵，辩解道：“厂里的造反派要来抄家，金银首饰被抄到，人肯定要被捉去批斗，紧要关头，肯定是人重要啊。有人把金条藏在门框里，照样被搜了出来，人被批斗打到半死，侬讲值得伐？”

奶奶不再抱怨了——不管怎样，最坏的年月已经过去。儿女们从农村回城，各自成家立业，负担轻了。老伴恢复了干部身份，退休工资涨了不少，加上她自己的退休工资，足够安稳生活了。

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是伙食明显变好了，每顿饭总有肉菜，虽说人多吃不上几筷子，但米饭上浇上两勺肉汤，吃得就格外香甜。

奶奶以前是小学老师，退休后成了买汰浇的阿婆，每天早上拎着竹篮上菜市场，买回全家人一日三餐所需。困难时期家用不足，她常陷入为难的境地，为了保证家里人肚子里有油水，就常会焖猪油菜饭——买来肥肉，熬成猪油，待猪油凝成油膏，用来抹锅底，再焖上米饭，加盐和酱油，拌入青菜叶和油渣，焖熟后就是一大锅油汪汪、香喷喷的菜饭了。

我刚到上海时，家里每周总要吃几次猪油菜饭，我能一口气吃上三碗，实在是太香了呀，怎么也吃不够。可爷爷平反后，菜饭一个月也难得吃上一回了。我问奶奶为什么不做菜饭了，她说，老早么是为了省钞票，现在条件好了，侬想吃啥就讲，明早我去买来做——上海家常菜讲究浓油赤酱，红烧菜尤其入味，奶奶后来做的红烧大排、糖醋小排、油爆虾、炒鳝段、榨菜炒肉丝，格外惊心动魄，让我至今想起仍口舌生津。

公用厨房在一楼，奶奶胖，上下楼梯有些吃力，觉得在楼下做饭实在不方便，就在二楼楼梯口搭了个灶台，找人接了煤气，在旮旯里开始了烟熏火燎的劳作。那块地方不足一平米，烧菜时必须打开楼梯间的门方有周转空间。那时没有油烟机，时间长了，煤气灶上方的墙壁上满是焦黑的油迹，在昏黄的灯光下宛若原始洞穴一般。很难想象，每日桌上的美味佳肴，竟是奶奶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烧出来的。

有钱就是好啊，不但能用得好、穿得好，还能吃得好，谁不想过好日子呢？从贫穷漩涡中挣扎出来的人们，想方设法要挣钱改善生活。那时上海羊毛衫鼎鼎有名，是畅销全国的硬通货。一些个体户组织起来，跑遍全国各地，办展会推销羊毛衫，据说在某些偏僻的地方，当地人像过节一样，一窝蜂涌入会场，疯狂抢购，连残次品都被抢光，真是想不挣钱都难。

个体户虽然挣钱多，可大人们谈论起来，总还是带着几分轻视，觉得他们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最让他们羡慕的，还是有路子出国扒分（挣钱）的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弄堂里兴起出国扒分的风潮，有本事的去美国、欧洲，次一等的去日本，最差也是去香港。出国不但要办签证，听讲还要交一大笔中介费，还没挣钱就欠了一屁股债，让我怀疑这些人是不是戆大（傻瓜）？

“侬才是戆大！”见多识广的朋友骂我。他说，到国外挣的是美元英镑，苦上几年回来，就可以吃喝不愁地过上好日子。

“弄堂里的阿宝，你晓得伐？伊跑到日本去，先在饭店里汰碗，后来开始背死人，背死人挣呃钞票不要太多哦，伊恨不得日本人天天死上交关（许多），好多背几个，做上几年回来，一辈子不用愁了。”

靠背死人挣钱？我听得浑身鸡皮疙瘩起来了，忙摆手让朋友勿要讲了，说这钱送我都不要。朋友恨铁不成钢地数落我：“有钞票不赚，侬这种人都是戆大！”

也亏得那些个体户，我的头发才清爽起来。以前我顶不喜欢理发，总是等头发长到盖住眼睛才不得不去理发店。曹家渡的理发店是国营的，摆着几张皮面开裂的理发椅，还有几位年代同样久远的老师傅，颤颤巍巍地为人民服务着。我曾经被年久生锈的手推子夹过头发，也曾被喝酒后手不稳当的老师傅刮破头皮，血糊沥拉地回到家，让大人们都以为我打了架。

直到弄堂里新开了温州发廊，才扭转了我对于理发的态度。发廊是对年轻夫妻开的，服务态度很热情，是国营理发店不能比的。店里贴着画报上剪下来的明星大头照，女人们蜂涌而来，翻看着几本港台画报，对比模特的发型，要给自己烫一个同样的。

没过多久，发廊如雨后春笋一般越开越多，我到别的弄堂白相，总能看到一两家新开的，门口无一例外挂着“温州发廊”的招牌——我曾经这样疑惑：温州是出剃头师傅的地方么？真是好地方啊，能有介许多人出来开发廊，要不了多久，全上海的头都得归他们剃了。

石库门的家庭聚会中，双胞胎叔叔和好如初，互发香烟点上，心平气和地讨论起“下海”来。小叔叔问大叔叔：“侬单位里厢有人辞职伐？”

“有哦。”大叔叔弹弹烟灰，“阿拉房管所有个工头，辞职拉了一帮人搞装修，听讲蛮赚钞票呃。”

“介么侬有想法伐啦？”小叔叔问。

“册那，我没花头呃，屋里厢老婆小人天天要花钞票，哪能敢动啦。”大叔叔摇摇头，反过来问小叔叔，“侬厂里效益好伐？想下来伐？”

“侬开啥玩笑，我要是敢辞职，老婆要吵死特了。”小叔叔也是一脸难色，“不过老大是有想法的。”

他们说的没错，总工程师手里有技术，走到哪里都不怕，就算辞职下海开一家公司，也有的是底气。

果然，大伯伯成了全家人中最先“下海”的，他辞去了国企化工厂的职务，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化工企业提供管道探伤等专业服务，得益于多年积累的人脉，不愁业务。

双胞胎叔叔顾虑重重，终究没敢迈出这一步，还是兢兢业业地守在单位里，好在他们是国营单位的管理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犯不着冒险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家里最具有冒险精神的，竟然是小嬢嬢。心灵手巧的她，回城几年，已经当上了国营纺织厂的车间主任，但厂子的效益日益下滑，她预感到未来厂子倒闭、职工下岗的前景，毅然决定辞职，去广东一家台商办的服装厂打工。

小嬢嬢要远走他乡去打拼，小毛叔叔不知是何想法？估计就算他反对，也改变不了小嬢嬢的决定。她聪明能干、好奇心又重，对改革开放后遍地机会的广东早已向往，谁能拦住她呢？奶奶劝过小嬢嬢不要去，说小孩太小需要照顾，而且同老公分居两地，时间长了会出问题。小嬢嬢听了满脸不耐烦，说在家过得厌气死了，小毛叔叔对她管头管脚，连出去白相也要偷偷跟着，“滑稽伐？就要跑远点，看伊哪能看牢我。”

彼时两人的感情不睦初露端倪。小嬢嬢年轻漂亮，喜爱新鲜事物，让老实本分的小毛叔叔颇不放心，可他越想控制，小嬢嬢就越想往外跑。从纺织厂去服装厂，也算专业对口，小嬢嬢看图裁衣的本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她终究还是去了遥远的广东，离开了老公和小孩。

大嬢嬢从来没动过折腾的念头，她是个知足的人，只顾着她的小家。她是个会计，帮人家“代账”，也能赚点外快。可要折腾的是大姑父，他的单位效益不好，想辞职下海，却没本事也吃不得苦，只能去和大伯伯商量，到他公司里做事。大伯伯看在大嬢嬢面子上，让大姑父来公司里开车，工作很轻松。

小嬢嬢去了广东后，每年只在春节才回上海探亲，她和小毛叔叔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相聚时争吵也越来越频繁，等到她在外面有了追求者，便回来办了离婚手续。

她后来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顺，多任男友离她而去，最后一任，只参加了一场同学会，就抛下她寻找初恋去了，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小嬢嬢曾选到了老实过日子的男人，却耐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对旧爱弃若敝履，最终到老孤身一人，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也不知有没有后悔当初。

大嬢嬢与妹妹则正相反，想过安稳的小日子，反找了个花心男人。大姑父看上去很有男人味，朋友也曾介绍他去当模特儿，拍了款男士香水广告。大嬢嬢把广告照片拿来给大家看，夸赞自家男人扎台型，很是高兴了一回。

哪知大姑父拍完广告后脾气见长，本来在大伯伯公司里开车，日子过得蛮适宜，却因为打麻将和同事闹翻，一气之下辞职去炒股。他和我堂哥伙着进了“大户室”，不知为何又起纠纷，最后闹到两家再不往来。

大姑父丢了工作，炒股也赔了钱，整日里无所事事，只在外头白相，不知何时搭上了别的女人，硬是逼着大嬢嬢离了婚。

大嬢嬢一家原来住在愚园路的花园别墅里，那是公租房，我曾去过一次，记得楼下有花园，房间里摆着精致的家具，桌上放着的糖果点心都是从香港带来的。后来我长大了些，有次去同学家玩，发现同学家住在华亭路上更大的花园洋房里，光是一个客厅，就比爷爷奶奶家的屋子大上许多。问及他家里人的工作，说是附近某家医院的领导，房子是单位分配的——那时我突然明白了，想有个好房子，先得找个好单位。

只不过公租房的住户没有产权，大姑父的父母去世后，单位收回了房子，他们只能搬去大嬢嬢单位分的一套小房子里，两人离婚后，大姑父离开了这个家，不知搬去了哪里。

大嬢嬢一直没再婚，只和儿子相依为命。我堂弟是个熊孩子，从小生活无忧，倍受长辈溺爱，酷爱打游戏，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大嬢嬢管教不了，只得随他去了。他从学校毕业后，随便找了个工作，每天下班回家后就一头扎进网络游戏的世界里，再不管其他。对他来说，打游戏是人生最大的享受，除此之外，他连女朋友都没兴趣谈，更不要说别的东西了。

时隔多年后，我去看望大嬢嬢，她优雅依旧，衣容时尚，一头卷发添了银丝，却依然纹丝不乱，正如时光催不老的美人。已经发福的堂弟依旧坐在电脑桌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和游戏世界里的队友开心地聊着天，对家里来的客人漠不关心。

问及堂弟的个人情况，大嬢嬢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侬晓得呃，伊就喜欢打游戏，随便伊去吧，这辈子就这样了。”

经历过丈夫的背叛，大嬢嬢似乎看开了，对很多事都很淡然，内心的伤痛也不会显露出来，以至于我渐渐淡忘了大姑父这个人。直到有一次我去看她，她脸上洋溢着笑容，问我：“晓得伐，那个赤佬骑摩托车摔了，真是报应啊！粉碎性骨折！”

我吃惊地看着大嬢嬢，她的气息有些激动，咬牙切齿地继续说：“那个女人扔下他跑了，这个赤佬躺在床上没人管，我是不会去照顾伊的，让儿子去了，毕竟是他的老子。”

说完，她的表情松驰下来，似乎有种大仇得报后的疲惫，夹杂着莫名的哀伤。她喃喃自语：“也蛮好，我算解脱了，不用照顾一个瘫子。”

她努力地朝我笑了一下，我看见了，觉得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奶奶的六个子女中，两个女儿的婚姻先后出了问题，四个儿子却都没有行差踏错，与各自的结发妻子一直相伴到老。

大伯伯的公司一直开得稳当，堂哥大学毕业后回来干了几年，自立门户开始炒股，也许是小时候撞破脑袋开了窍，他靠炒股发了家，在高档社区买了套大房子，然后娶妻生子，一切顺顺利利；我父亲的脾气过于正直，经常得罪领导，好在他退休后下海焕发事业第二春，也算过得不错；双胞胎叔叔在各自单位干到退休，退休后帮女儿带带小孩，闲时到处旅游，一生太平无事。

爷爷给四个儿子起的名字连起来是“中正平和”，出自《孟子》，饱含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算是他的得意之作；给女儿的名字只选了“曼青”这两个字，觉得适合女孩字。大半生过完，儿子们个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女儿们却饱受感情困扰，不知道爷爷有没有后悔，当初给女儿起名字过于随意了。

后记

我在上海读完小学，初一放暑假时，父亲才托人带我回陕西，头一次跟他们团聚。他本打算让我回陕西念高中，可当他得知上海的初一已经教英语后，大吃一惊——原来，当地中学连英语课都没有，这可把他愁坏了。

暑假过完回到上海，我在周记里写了一篇在山里捉蚂蚱的故事，洋洋洒洒写了两张纸，凑够了字数，就匆匆结尾交了作业。哪知语文老师居然把它当范文在课堂上念了出来，同学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这帮可怜的孩子，在上海这种大城市里，哪见过什么新鲜蚂蚱呀。

初二暑假，父亲风尘仆仆地赶来上海，说已办好工作调动，要接我去南京上学。我背上书包，仓促离开了生活了八年的上海，离开了爷爷奶奶，离开了梅邨里24号二楼的石库门老房子。它是我曾住过的最热闹也最拥挤的房子，如果没被拆掉的话，也许至今仍有许多人家在里面生活。

那是1986年，一个大时代正风起云涌，时光不可抗拒地前行。而于我而言，所有鲜活的记忆，都浓缩在石库门这个五斗柜里了。

编辑 | 沈燕妮运营 | 梨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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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马一刀

70后，居金陵，年已不惑。

满肚子人生故事，欲向人倾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