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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弄堂里,挤着我们一家三代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上海老弄堂里,挤着我们一家三代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文化

在上海老城厢的弄堂里,每一间房子都背负重任,护翼着两代、甚至三代四代人,它们注定是世间最拥挤的房子。

配图 |《团圆》剧照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我家有个地下室,里面堆放着很多杂物,前些日子我进去打扫,又看到了那个暗红色的五斗柜。这个差不多一米高的老式雕花实木柜,当初四个壮汉把它抬进来时格外吃力,按说柜子只是杂木,不知为什么这么重。如今它表面落灰,屈居一隅,仍是沉稳庄重。

那天我伸手拭去了柜子上的浮灰,手指搭在把手上,轻轻拉开了抽屉,记忆的闸门就这样突然打开:40多年前我刚到上海时,奶奶就是这样俯下身子,拉开柜子倒数第二个抽屉,轻声对我说:“以后侬格衣裳都摆了里厢好了。”

我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北京人。1969年,父亲从北京下放去基层工作。母亲闻讯,不顾家人的劝阻,决意要随父亲同去。就这样,她满怀着对爱情的憧憬,毅然离开了北京。

1971年,他们作为水电部第三工程局的职工,从甘肃刘家峡来到陕西参与建设石泉水电站。也是在那一年,我出生了。

石泉水电站的建设工地在汉江边上,位于秦岭深处,生活条件很差,既没有正经的幼儿园,也没有像样的中小学。我6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大山里,到了即将上学的年纪,父母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把我送回北京上学,要么送到上海去借读。最后,父母决定把我送去上海,这对成年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对一个幼童来说却是灾难。

70年代从石泉到上海,最好的选择是坐火车。山窝里的“石泉站”没有候车室,乘客只能在露天站台候车。每周只有一趟去往上海的列车经过,车票很难买,母亲转弯抹角托了人,等了两周,才买到了一张座票。

父亲请不到假,母亲就扛着两个行李包,一手拽着我,费了大劲挤上了车。车厢里连走道都站满了人,母亲就把我抱在膝上,到了晚上实在撑不住了,就把我塞到座位底下。我在座位底下睡了两宿,难免灰头土脸。等从上海站出来,来接站的奶奶见到我,不由大吃一惊:“啊哟,哪能介龌龊啦,跟个小猢狲一样。”

我第一次知道,“奶奶”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身材有些胖,穿一身浅灰色外套,站在上海火车站外五光十色的灯光下,显得满脸慈祥。她把我拎到火车站的公共厕所外,拧开水龙头,掏出块手帕,先是给我洗脸,细细揩拭两遍,连耳朵眼也没放过;然后是洗手,翻过来掉过去,一根根手指头搓;末了,还把我衣领翻开,狠狠撸了两遍脖颈,这才稍稍满意。我相信,要不是地点不合适,奶奶肯定会把我剥光了扔进水池子里,彻底“淘”上几遍才会善罢干休。

虽然被折腾了半天,我却对这个讲着奇怪方言的老太太产生了好感,毕竟,连亲妈都没这么仔细对待过我呢。

奶奶把我拾掇完,又上下打量一番,捏着我的小细胳膊,皱起眉头问:“侬哪能介瘦啦?”母亲听不懂上海话,却神奇地明白了意思,忙操着一口脆生生的京片子解释:“山区啥也买不到,他出生时营养不良……”

奶奶摸着我的头,怜惜地说:“放心好了,我保证将伊养得白白胖胖。”

后来我才明白,奶奶说这番话是有底气的。她做“家庭煮妇”多年,烧得一手好菜,可惜的是我怎么也吃不胖,白费了她的一番苦心。

从山区来到繁华的大上海,我觉得啥都新鲜,眼睛都不够用了。

奶奶家在曹家渡万航渡路梅邨里。弄堂口有一家烟纸店,玻璃柜台下面摆着各种牌子的香烟:飞马牌、大前门、红双喜……柜台上有几个玻璃罐,分别装着话梅、盐津条、果丹皮、鱼皮花生、泡泡糖和弹子糖,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从弄堂口进去,是几排三层高的楼房,青灰色墙面,黑漆木门,一个个单元排过去,简直一式一样,如果不看门牌号,很容易走错。由于采光不好,木门往往敞开着,走近前去,一股陈旧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这种石库门房子高大坚固,比秦岭大山里的小土屋强上无数倍,住在这样的屋子里,我再也不用担心屋顶漏水了。

爷爷奶奶住在二楼,上楼时,木楼梯会随着脚步“嘎吱嘎吱”响,仿佛老房子的骨头在呻吟;楼道里光线昏暗,晚上摸黑走着,如同进了古堡。奶奶说这房子是解放前盖的,爷爷和她结婚后买下这里的房子,住了将近40年,历经世事变迁,人和房子都老了。

房子每层约有40多平米,分前后两部分。一楼前半部分有10多平米,包括天井、楼梯和公用厨房;后半部分是卧室,还有一个6、7平米的小院子。二楼朝南的大房间,是爷爷奶奶住的地方,楼梯北角是卫生间,旁边还有个极小的房间,是放杂物的楼梯间——奶奶就把这个鸽子笼大小的地方收拾了干净,塞进一张钢丝床,让我睡在里面。

楼梯间里摆了钢丝床和床头柜,便塞得满满当当,转身都难,幸亏我个头瘦小,尚能在里面“游刃有余”。睡在陌生的床上,我浑身上下难受,钢丝床太软,没有土炕舒坦,我睁着眼睛,开始思念土屋和父母。

老房子隔音差,邻里的声音在夜里更是被放大,热闹得像个集体宿舍:楼下妇人哗啦泼出一盆洗脚水;楼上小孩不睡觉还在咚咚地跑动;隔壁老人身体不好咳得不停;还不知哪里有人说话、唱戏、吵架,甚至厕所里有人放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听着这些异乡口音,渐渐淡了乡愁,伴着满弄堂鲜活的市井气息,酣然入睡了。

起初,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我三个人。奶奶矮胖,爷爷却又瘦又高,像根电线杆一样。我站在他跟前,得使劲抬起头才能看清他的脸。和脸上带着微笑的奶奶不同,爷爷总板着一张脸,让我有些发怵。

爷爷那时已经退休,最大的爱好是批阅报纸。他每天雷打不动地坐在方桌前,戴上老花眼镜,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执墨水笔,边看边划重点,看到要紧的新闻,还会大声念出来,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听。

奶奶有时忙得头晕,看到他这幅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恨声说:“真当自家是国家干部哦。”爷爷也不恼,浑当没听见,依然是早上一张《参考消息》,下午一张《新民晚报》,不研究完不罢休。晚报版面多,厚厚一沓,有时爷爷还没看完天就黑了。奶奶就会大声嚷嚷,让他赶紧把桌子腾出来,要吃夜饭了。爷爷这才慢腾腾地收拾桌子,高兴劲上来了,嘴里还会哼着“人王两点本姓金……”颠来倒去,就这么一句,我听得迷糊,也不敢问是啥。

爷爷喜欢穿藏青色的中山装,口袋上别支钢笔,再戴副金边眼镜,看上去蛮有派头,让生人以为他是个学者。奶奶偷偷告诉我,爷爷以前是上海滩的小开。

“啥是小开?我听勿懂。”

“小开就是小老板,解放前爷爷开过工厂,还用三根‘小黄鱼’买过一艘小轮船,在黄浦江上帮人家运货,那段辰光,伊口袋里有钞票,三天两头跑到静安寺的百乐门舞厅去白相()。”说完,奶奶朝着爷爷翻了个白眼,拿出相册,翻出老照片给我看。照片上她还是年轻模样,烫着大波浪,身着旗袍,时尚又摩登;爷爷西装领带,头发梳得油亮,看着就像个富家公子。

“啊,我要去看轮船!”我向往地叫起来。

“哦哟,轮船老早就没了哎,打仗格辰光被国民党征用了,一分洋钿也没拿到。”奶奶重重地叹口气,“还好买了这房子,总算没赔了个精当光,当初上下三层楼全部是阿拉屋里厢呃。”

上下三层都是我们家的啊!那为啥现在只剩下二楼了?奶奶听了我的疑问,只含糊地说,解放后被充公了,只留了二楼给他们住。我又问啥是充公?奶奶却避而不谈,似乎有什么忌讳。

后来有一次,我偶然间听到奶奶和爷爷讨论房子,说现在有政策,可以退还以前充公的房子,让他去打听一下。爷爷说这事难办得很,他去问过了,被人家来回踢皮球,再说楼上下都有了住户,让人家搬到啥地方去,总勿能赶到大马路上。奶奶对爷爷的回答很是不满,数落他胆小怕事,不敢闹事,自家的房子不要,就是个冤大头。

爷爷听得烦了,压低声音发起火来:“闹事?昏了侬格头,解放后公私合营格辰光,闹事的人是啥下场?文革时,讲错一句话就批斗抄家,现在讲退房子,有几个人真能拿到?侬有亲眷当官啊,真是天真!”

他们的对话短暂而隐秘,我听得似懂非懂,以后再没听到过,对那段历史的详情所知甚少,唯一明白的,是我只有楼梯间睡。

适应上海的生活后,我喜欢上了这个楼梯间。它独属于我,平时待在里面,少有人打扰,再没人把我锁在屋子里了,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推开门,冲下楼去,跑出弄堂,到大马路上转悠,哪怕一直逛荡到静安寺、南京路去,也没人会拦着我。大上海有那么多商店,简直逛都逛不过来。

刚开始我不敢跑远,顶多在弄堂口的烟纸店旁边晃荡。我以前喜欢收集香烟壳,常让父亲向同事讨要,山里物资匮乏,来来去去就那么几种,到了上海,我就像发现了新大陆,烟纸店里的香烟牌子足有十几种,好多我都没见过。我守在烟纸店边上,眼巴巴地瞅着来买烟的人,希望有人能随手扔个空烟壳子。等着等着,我大半的注意力就转去了柜台上面的玻璃罐子里——那里面的零食勾着我的魂。

从秦岭的大山中突然来到上海的烟纸店前,我有一种不现实的幸福感,然而总是看到吃不到,这种幸福感也就慢慢消失了。

一段时间后,那个逼仄的楼梯间,我也不能继续住下去了——因为小嬢嬢(小姑姑)从东北插队回来了,她住进了楼梯间,我只能去和爷爷奶奶同住。

爷爷奶奶有六个子女,小嬢嬢是最小的女儿。那时她二十岁刚出头,大眼睛单眼皮,留短发,性子刷刮爽快,没几天就去街道纺织厂上班了,继而在女工宿舍找了个床位,从家里搬了出去。她说实在住不惯这螺蛳壳小道场,腿都伸不直。

见小嬢嬢搬走,我高兴坏了,想着可以回楼梯间住了。睡在爷爷奶奶大床中间,我既不敢胡乱动弹,又不能睡懒觉,真是难受极了。

可没等我高兴几天,爷爷奶奶的屋里又冒出来两家人——两个去东北插队的叔叔回来了,他们是双胞胎,走时单身,归来皆有如花美眷。

知青返沪是国家政策,自有单位接收,人倘若是单身,单位有集体宿舍安置,可若是已经结了婚,新房就难办了,单位给职工分房,都得论资排辈慢慢等。

两个叔叔要不到房子,只能来和爷爷商量,爷爷说家里就这么大地方,大房间隔出一半,另外还有楼梯间,你们两家轮流住吧。

大房间隔一半,约有八九个平方,住一家三口没问题;楼梯间一个成年人住着都嫌小,何况两个人?如果再有了小孩,根本就没法住。两个叔叔怕被老婆埋怨死,谁也不愿去住楼梯间,哥俩协商不成,从吹胡子瞪眼到恼羞成怒,以至于撸胳膊挥拳头要打起来。

爷爷拍了桌子,骂他俩是混账东西。奶奶伤心地说:“你们是双胞胎兄弟哎,从小介要好,为了间房子就要打相打,实在伤感情。”说完,她擦擦眼泪:“没办法就抓阄,隔一年再换过来。”

打架也打不出名堂,两个叔叔只能偃旗息鼓,老老实实坐下来抓阄,嬴的人住宽敞的后隔间,输的人蹲憋屈的楼梯间。

结果大叔叔赢了,买木料堆在弄堂里,请来木匠打制家具后,高高兴兴地搬进后房间;小叔叔倒是省事了,他和老婆得在楼梯间凑合一年,就算想置办家当也没地方放。

之后每天吃夜饭辰光,家里饭桌上总挤满了人。爷爷奶奶和我、大叔叔夫妻俩、小叔叔夫妻俩。小嬢嬢嫌单位食堂饭菜差,也回来吃饭。一桌八个人,坐得密不透风,个个脸色紧绷,闷声扒饭。爷爷借机教导我:“侬晓得伐,古人说‘食不言’,就是指吃饭辰光勿要讲闲话。”我看着满桌心事重重的大人脸色,只能懵懂点头。

一年时间过得飞快,大叔叔在这期间喜得千金,到了期限,只能按约定腾出房间,把家俱暂存在单位仓库,将妻女送去娘家暂住,自己住进楼梯间。小叔叔夫妻俩终于搬出了楼梯间,随后也在后房间里喜得千金,真不愧是双胞胎兄弟。

两个叔叔脾气性格相似,为人处事平和,很快在各自单位走上管理岗位,过了没两年,就分到新房搬走了。我如一棵小树越长越高,没法在爷爷奶奶的脚跟下安睡了,只能搬到沙发上度日。沙发年纪也大了,一动弹就会发出不堪重荷的“吱呀”声,实在是扰人清梦。我只能硬挺着不动,心想:能有张属于自己的床就好了,最好还有独立的房间。

但我心里明白,这纯属痴人说梦,在上海老城厢的弄堂里,每一间房子都背负重任,护翼着两代、甚至三代四代人,它们注定是世间最拥挤的房子。

爷爷奶奶的六个子女中,除了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其余五人俱在上海,每到周末,都要回来聚餐。

大伯伯是老大,早已结婚有了儿女。他是一家国企化工厂的总工程师,总是穿着笔挺的衣服,戴一副玳瑁框金边眼镜,讲话一板一眼,很有些做领导的派头,在小辈面前也很严肃,一副冷面孔,和爷爷一样让我敬而远之。

大概是因为当领导的原因,大伯伯对子女管教甚严,学习成绩一旦下滑,就会狠狠责骂。我一年级期末考试数学100,语文99,自以为成绩优秀,大伯伯家的堂哥知道了,说他期末考试从来都是“双百”,扣一分都会挨骂。

有一回我和堂哥一起玩陀螺,我很快上手,堂哥却始终不得要领玩不转。大伯伯冷眼旁观良久,突然怒气上头,大骂堂哥是个笨蛋,陀螺转不好,今天就不许吃饭。众人在一旁劝解,说小孩子白相,不要太当真。大伯伯也不理会,只管板起脸瞪着堂哥,堂哥掉着眼泪,一边抽泣一边转陀螺,费了好大工夫才掌握窍门。我在一旁吓得目噔口呆,不明白大伯伯为啥要发这么大火,只庆幸父亲远在天边,没法这样管教我。

大伯伯觉得奶奶偏心,只愿意帮老二带小孩,却不肯帮他。他经常出差,大伯母也要上班,照顾两个小孩有些吃力,便想把堂哥也送来给奶奶带。奶奶听得生了一肚子气,说老二在外地工作,小孩没地方上学,才送来上海借读,“屋里厢介一点点大地方,哪能再帮侬带小人啦?”

几个叔叔嬢嬢在一旁打圆场,大伯伯不吭气了。等到放暑假时,他却直接把堂哥送了过来,说自己要出差,让奶奶代管一段时间。为了一碗水端平,奶奶只能应承下来。幸亏是夏天,奶奶在地板上铺了张凉席,让我和堂哥睡在上面。我有了玩伴,心里颇为高兴,只是到了晚上,堂哥睡相不好,时常把我蹬醒,让我很是无奈。

堂哥大我两岁,那时上小学三年级,每天吃完早饭,就领着我在弄堂里和一帮小孩疯玩,有一次玩捉迷藏,他不知躲到哪里,脑袋上撞了个口子,流了满脸血,把我吓坏了。事后大伯伯把脑袋上缠着绷带的堂哥接走了,再没提让奶奶看小孩的事。

大嬢嬢点着我的脑袋说:“就为了侬,奶奶和大伯伯闹矛盾了,侬以后要多孝敬奶奶一点,晓得伐?”

大嬢嬢是家里的老三,在工厂里当会计,比小嬢嬢大四岁,因为结婚早,躲过了上山下乡的苦差事。她个头高、身材苗条,像一朵雍容的牡丹花,每周日上午会准时出现在弄堂里。她出现时,总伴有一阵阵摩托车的轰鸣声,那是大姑夫的座驾,日本铃木牌,进口货,声量洪大,金属件泛着银光,通体锃亮,停在楼下,把整条弄堂都映亮了三分。大姑夫块头特别大,虎背熊腰,身上汗毛旺盛,大嬢嬢和他站在一起,堪称70年代版的美女与野兽。

大嬢嬢每次来奶奶家时,总穿着洋气的衣裳,烫着大波浪头,挎个包包,咯噔咯噔地走进屋来。小嬢嬢见到她,常常尖叫起来:“要死快了,侬哪能又做了一套衣裳啦?”然后两个女人就坐到一旁,旁若无人地谈论起衣裳啊、包包啊、发型啊这些事情,听得我直犯困。

上海女人爱时髦,就算在物质贫乏的年代,也阻挡不了她们的爱美之心。那时候商店里卖的服装没啥花头,一律严肃紧张朴实古板。大嬢嬢爱时髦,买不到中意的衣裳,只能先去布店买面料,再拿着面料找裁缝做。大姑父有港台关系,常能搞到香港的时装杂志,便拿来和小嬢嬢一起讨论。小嬢嬢手巧,又在纺织厂上班,谈起服装面料来头头是道。姐妹俩凑在一起,从面料讲到版型,又分析哪个裁缝手艺好,能够原汁原味地仿制出来。很多裁缝没见过洋码头的新款式,做出的成品常常不如人意,奶奶家有台缝纫机,大嬢嬢干脆就把衣裳拿来,拜托小嬢嬢想办法。小嬢嬢就是在那个时候,慢慢学会了做衣裳的手艺。

大嬢嬢不仅人美,性格也温柔,说话轻声细语,从不会对人大声嚷嚷。纵算她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在外面玩得一身泥回来,她骂时也是婉转的腔调:“啊哟,侬做啥去啦?哪能弄到介龌龊呀,快点把衣裳脱下来。”

大姑父的亲戚从香港寄来一台游戏机,堂弟就迷上了打游戏,一盘魂斗罗颠来倒去地玩,怎么也玩不厌,恨不得钻进游戏机里去。大嬢嬢又气又急,用她那没有杀伤力的腔调劝导堂弟少玩点游戏,却总是劳而无功。

小嬢嬢是个急性子,刀子嘴从来不饶人,在旁边看不过眼,就撇着嘴讥笑她:“侬真是好脾气,介客气样子,伊哪能会听啦,换了我老早一巴掌呼上去了。”

小嬢嬢说话的声音又清又脆,语速奇快,软绵绵的上海话到了她嘴里,就像是机关枪的子弹一样泼洒出去,威力十足,射向谁谁就会退避三舍。她和姐姐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不晓得姊妹俩为啥会有这么大差异。

大姑夫的父亲是国际海员,家里经济条件好,为人难免有些傲气。小嬢嬢看不惯姐夫的做派,在奶奶跟前抱怨:“一天到夜掼浪头(吹牛皮),码子(块头)大了不起啊,一肚皮草包。”

奶奶让她不要瞎讲,小嬢嬢反倒更来劲了,把大嬢嬢也连带着数落上:“阿姐就喜欢扎台型,看上伊卖相好,将来肯定要吃苦头。”

小嬢嬢倒是不爱虚荣,挑男人的眼光似乎靠谱些。她的男朋友也是知青,返沪后经人介绍,同她正式轧起了朋友。头回把人带回家时,小嬢嬢让我喊他“小毛叔叔”。小毛叔叔国字脸,粗眉大眼,脸膛泛红,面露憨笑。他是个工人,穿一身工作服,看上去颇为朴素。他说当知青时吃不饱饭,只好去偷人家的竹笋,踢一脚就是一根竹子,真是作孽,幸好回城上班了,才不用挨饿。

小嬢嬢不如大嬢嬢会打扮,她留着齐耳短发,唇边一颗美人痣,笑起来俩酒窝,明媚清丽,英气逼人,把小毛叔叔迷得神魂颠倒。小嬢嬢耍起小性子来,经常把他指挥得团团转。小毛叔叔却不以为忤,总是脸带微笑,小心翼翼地顺着这位姑奶奶,任她搓圆揉扁,也绝不反抗。

有一天,我提早放学回家,发现爷爷奶奶居然都不在家,我跑进大房间,看到小毛叔叔正搂着小嬢嬢坐在沙发上,就径直跑过去,盯着他俩问:“你们在干啥呢?”

小嬢嬢脸红了,低着头不吭气,小毛叔叔不慌不忙地抬起头,笑嘻嘻地说:“她肚子疼,我帮她揉揉。”

我看着小嬢嬢的脸,觉得她没有半点痛苦的表情,反倒有些享受,不由灵光乍现,脱口而出嚷嚷道:“我晓得了,毛脚女婿,毛手毛脚!”——上海人管未成婚的准女婿叫“毛脚女婿”,我一直搞不懂这个称呼,大姑父手脚汗毛奇重,确是名符其实,可为啥小毛叔叔也被这么叫?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

小毛叔叔哭笑不得,一把拽住想跑掉的我,从口袋里掏出二角钱,让我去买两包瓜子来,找零归我。等我跑腿回来,他又叮嘱我刚才的事不要到处乱讲,我趁机敲竹杠,让他带我去公园玩,没想到他居然答应了——也许是还未“转正”,他仍需努力表现,爱屋及乌,我也沾光了。

周日,小毛叔叔骑着他的二八大杠带我去长风公园玩。我坐在自行车前杠上,享受着成年男人的仔细呵护。这在我的人生体验中绝无仅有——我羡慕堂弟坐在摩托车上神气的样子,曾央求大姑父带我兜风,却始终未能如愿;父亲远在他乡,面目日渐模糊,我只能在他人身上寻求父爱——至少在那一天,小毛叔叔填补了这个空缺,给我带来了温暖。

几十年过去,往事仍历历在目:清脆的铃铛声响起,阳光抚过紧握车把的大手,车轮轻快转动,载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远去……

后来小毛叔叔和小嬢嬢结婚了,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又过了七八年,他们离婚了。

曹家渡在老上海眼里属于“下只角”,有些街坊谈论起来,会喷一口老痰,“册那,迭个垃圾地方!”我百思不得其解,介闹忙的地方怎么会像垃圾箱的角落一样被人嫌弃呢?

说来奇怪,在上海人的思维里,“上只角”鄙视“下只角”,似乎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住花园阳房的鄙视住新公房的;住新公房的鄙视住石库门的;住石库门的鄙视住棚户区的,一级级鄙视下去,秩序井然。纵使花园洋房的主人换了几茬,鄙视也不会终结,这是生命力比上海话还要强大的传承。

曹家渡没有花园洋房,这里除了解放前盖的石库门和少数新公房,还有大面积的棚户区。棚户区的房子低矮简陋,紧密相连,仅余一人宽的通道,如若发生火灾,消防车是绝对开不进来的。那里的道路如同迷宫般曲折,是小孩子捉迷藏的乐园。我到这里玩,就仿佛回到了秦岭山里的土屋宿舍区,亲切感油然而生。我时常天真地想,什么人会住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不搬走去住好点的房子呢?

从棚户区穿过,能走到万航渡路小学,这是我的母校,据说解放前曾是某个大人物的公馆,后来改为学校。进教室要走狭窄曲折的木楼梯,下课时间地板会被学生踩得轰隆隆响,操场是用煤渣和碎石子铺的。我曾在上面狠狠摔过一跤,膝盖里至今留存着未清理干净的碎渣,也算是终身纪念了。

卫生院隔壁的弄堂口有个简陋的小吃店,专卖生煎包子,这是街道办的“三产”,用来安置回城的知青。实话说,这家生煎包子皮厚馅儿少,有时底下煎糊了,咬都咬不动,远不如旁边包子铺的肉包子好吃——那包子皮薄馅大,一口咬下去,咸鲜的肉汁在口腔里爆发出来,能让人吞掉舌头。不过,包子8分钱一个,我很少能吃到,因为口袋里没钱。

父亲每月会准时给奶奶寄钱,算我的生活费,但很少给我零花钱。母亲来信说,上海消费高,我的生活费要花掉一个人的工资,他们有时到月底还需要借钱,让我省着点钱用。我只好绝了要零花钱的念头,偶尔帮大人跑腿买东西,能得些找零当奖励,除此之外,就自己想办法。

上海有倒腾票证的传统,票贩子们被戏称为“打桩模子”,意指像木桩一样戳在马路边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早期主要集中在外汇商店周围倒卖外汇券,后来逐渐扩展业务,国库券、股票认购证、演唱会门票等新兴事物都纳入了倒腾的范围。

四年级后,学校成立兴趣小组,我报名参加集邮小组,发现了一条财路:那时集邮爱好者众多,不仅购买新票,连使用过的旧票也有人收藏。我有一本大嬢嬢送的集邮册,里面插满我搜罗来的邮票。这些邮票大多是盖过邮戳的旧票,都是我向人讨要来的。

那个年代,电话还是稀罕物,整个里弄小区只在弄堂口有一部转轮拔号的老式电话机做公共电话。电话铃一响,看电话的人就跑到楼底下大声喊人,一人有电话,整个里弄都晓得了,人去接电话时,旁边还有人等着打电话,多讲两句就被催促,实在是有些鸡飞狗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大家还是习惯写信联系。

市内寄信,从投入邮筒到投递到收信人手中,约需一二日,外市则看距离远近及偏僻程度。每天上午,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驮着厚厚的邮包,挨户投递信件及报纸。这也是爷爷每日“工作”的开端,我的收获时刻。他拆开信封,抽走里面的信纸,我接过信封,剪下信封上的邮票,丢入水中,泡软后揭去背纸,晾干即得一旧票。

同样,楼上下以及说得上话的人家,都曾被我讨要信封上的邮票,只要脸皮厚些,总会有所收获。

曹家渡有一家邮局,门口是自发的邮票交换市场,游荡着几个邮票贩子,我因为嘴馋,也成了打桩模子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大人们杀价时并不会因为年龄而对我客气,为了几分钱一样来回拉锯,反正我干的是无本买卖,换来钱即是胜利——不过胜利果实都交给了烟纸店,换成糖果零食,饱了口腹之欲,啥也没留下。

如果早上若干年,我这个行为算得上投机倒把,也许会被热心群众扭送公安局,但是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之风吹起,一切都不一样了。我刚开始集邮时,邮局里面值8分的猴票卖到8角一张,我舍不得买,可它竟然渐渐涨到8元一张,后来越涨越高,20元也买不到了。我后悔不已,算不清少吃了多少零食,便写信给远在山区的父母,让他们帮我在当地邮局寻购猴票。

过了好几个月,我才收到回信——显然他们并未把猴票当回事,只叮嘱我好好学习,顺便寄了些旧邮票给我,让我不要浪费钱在集邮上。

我倒腾邮票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与我父母一样,当时大多数的人并没有意识到,炒邮票作正是国内资本市场兴起的苗头——邮票的热潮过后,国库券、股票、房产,开始粉墨登场,时代的浪潮渐渐起势,终将卷成涛天巨浪,裹挟每一个人。

1980年底,爷爷平反了,摘掉了“走资派”的帽子。这个意外之喜让全家人都很高兴,我虽然搞不懂“走资派”是什么意思,但看到爷爷脸上的笑容明显多了,也晓得这是件好事。

全家人给爷爷庆祝,爷爷从床底下取出存放多年的绍兴黄酒,给每个人满上一碗,连我也有。他对大家说:“终于等到重新做人的这一天啦!”说完一饮而尽。我学着大人举起酒碗,嘬了一大口,陈酒入喉,一股沉郁辛辣之气翻涌上来,直透入脑,我顿时有些恍惚——这就是人生坎坷的滋味吧?

爷爷的工作单位,正是以前他与别人合伙创办的工厂。解放后公私合营,做为补偿,爷爷被任命为副厂长,这也是他“干部”身份的由来,成了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的理由。如今苦尽甘来,厂里恢复了他的干部待遇,通知他去领补发的工资。爷爷喜滋滋地从厂里回来后,让双胞胎叔叔弄来工业券,买了黑白电视机和电冰箱,虽然都是国产货,但仍是少见的大件奢侈品,等到播放《上海滩》、《西游记》,楼上下的邻居都跑来看,免不了恭维爷爷一番,让爷爷很是扬眉吐气了一段时间。

工资补发了,房子却没有退还。这是件麻烦事,工厂和街道互相踢皮球,谁也不愿意安置那些后来住进来的住户。爷爷讲,儿女单位里都分了房子,也算是变相返还了,就算了吧。奶奶说他就是怕麻烦,又抱怨爷爷当年把她的首饰全拿去上交,害得现在没东西留给媳妇们。

爷爷脸上青红一阵,辩解道:“厂里的造反派要来抄家,金银首饰被抄到,人肯定要被捉去批斗,紧要关头,肯定是人重要啊。有人把金条藏在门框里,照样被搜了出来,人被批斗打到半死,侬讲值得伐?”

奶奶不再抱怨了——不管怎样,最坏的年月已经过去。儿女们从农村回城,各自成家立业,负担轻了。老伴恢复了干部身份,退休工资涨了不少,加上她自己的退休工资,足够安稳生活了。

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是伙食明显变好了,每顿饭总有肉菜,虽说人多吃不上几筷子,但米饭上浇上两勺肉汤,吃得就格外香甜。

奶奶以前是小学老师,退休后成了买汰浇的阿婆,每天早上拎着竹篮上菜市场,买回全家人一日三餐所需。困难时期家用不足,她常陷入为难的境地,为了保证家里人肚子里有油水,就常会焖猪油菜饭——买来肥肉,熬成猪油,待猪油凝成油膏,用来抹锅底,再焖上米饭,加盐和酱油,拌入青菜叶和油渣,焖熟后就是一大锅油汪汪、香喷喷的菜饭了。

我刚到上海时,家里每周总要吃几次猪油菜饭,我能一口气吃上三碗,实在是太香了呀,怎么也吃不够。可爷爷平反后,菜饭一个月也难得吃上一回了。我问奶奶为什么不做菜饭了,她说,老早么是为了省钞票,现在条件好了,侬想吃啥就讲,明早我去买来做——上海家常菜讲究浓油赤酱,红烧菜尤其入味,奶奶后来做的红烧大排、糖醋小排、油爆虾、炒鳝段、榨菜炒肉丝,格外惊心动魄,让我至今想起仍口舌生津。

公用厨房在一楼,奶奶胖,上下楼梯有些吃力,觉得在楼下做饭实在不方便,就在二楼楼梯口搭了个灶台,找人接了煤气,在旮旯里开始了烟熏火燎的劳作。那块地方不足一平米,烧菜时必须打开楼梯间的门方有周转空间。那时没有油烟机,时间长了,煤气灶上方的墙壁上满是焦黑的油迹,在昏黄的灯光下宛若原始洞穴一般。很难想象,每日桌上的美味佳肴,竟是奶奶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烧出来的。

有钱就是好啊,不但能用得好、穿得好,还能吃得好,谁不想过好日子呢?从贫穷漩涡中挣扎出来的人们,想方设法要挣钱改善生活。那时上海羊毛衫鼎鼎有名,是畅销全国的硬通货。一些个体户组织起来,跑遍全国各地,办展会推销羊毛衫,据说在某些偏僻的地方,当地人像过节一样,一窝蜂涌入会场,疯狂抢购,连残次品都被抢光,真是想不挣钱都难。

个体户虽然挣钱多,可大人们谈论起来,总还是带着几分轻视,觉得他们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最让他们羡慕的,还是有路子出国扒分(挣钱)的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弄堂里兴起出国扒分的风潮,有本事的去美国、欧洲,次一等的去日本,最差也是去香港。出国不但要办签证,听讲还要交一大笔中介费,还没挣钱就欠了一屁股债,让我怀疑这些人是不是戆大(傻瓜)?

“侬才是戆大!”见多识广的朋友骂我。他说,到国外挣的是美元英镑,苦上几年回来,就可以吃喝不愁地过上好日子。

“弄堂里的阿宝,你晓得伐?伊跑到日本去,先在饭店里汰碗,后来开始背死人,背死人挣呃钞票不要太多哦,伊恨不得日本人天天死上交关(许多),好多背几个,做上几年回来,一辈子不用愁了。”

靠背死人挣钱?我听得浑身鸡皮疙瘩起来了,忙摆手让朋友勿要讲了,说这钱送我都不要。朋友恨铁不成钢地数落我:“有钞票不赚,侬这种人都是戆大!”

也亏得那些个体户,我的头发才清爽起来。以前我顶不喜欢理发,总是等头发长到盖住眼睛才不得不去理发店。曹家渡的理发店是国营的,摆着几张皮面开裂的理发椅,还有几位年代同样久远的老师傅,颤颤巍巍地为人民服务着。我曾经被年久生锈的手推子夹过头发,也曾被喝酒后手不稳当的老师傅刮破头皮,血糊沥拉地回到家,让大人们都以为我打了架。

直到弄堂里新开了温州发廊,才扭转了我对于理发的态度。发廊是对年轻夫妻开的,服务态度很热情,是国营理发店不能比的。店里贴着画报上剪下来的明星大头照,女人们蜂涌而来,翻看着几本港台画报,对比模特的发型,要给自己烫一个同样的。

没过多久,发廊如雨后春笋一般越开越多,我到别的弄堂白相,总能看到一两家新开的,门口无一例外挂着“温州发廊”的招牌——我曾经这样疑惑:温州是出剃头师傅的地方么?真是好地方啊,能有介许多人出来开发廊,要不了多久,全上海的头都得归他们剃了。

石库门的家庭聚会中,双胞胎叔叔和好如初,互发香烟点上,心平气和地讨论起“下海”来。小叔叔问大叔叔:“侬单位里厢有人辞职伐?”

“有哦。”大叔叔弹弹烟灰,“阿拉房管所有个工头,辞职拉了一帮人搞装修,听讲蛮赚钞票呃。”

“介么侬有想法伐啦?”小叔叔问。

“册那,我没花头呃,屋里厢老婆小人天天要花钞票,哪能敢动啦。”大叔叔摇摇头,反过来问小叔叔,“侬厂里效益好伐?想下来伐?”

“侬开啥玩笑,我要是敢辞职,老婆要吵死特了。”小叔叔也是一脸难色,“不过老大是有想法的。”

他们说的没错,总工程师手里有技术,走到哪里都不怕,就算辞职下海开一家公司,也有的是底气。

果然,大伯伯成了全家人中最先“下海”的,他辞去了国企化工厂的职务,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专门为化工企业提供管道探伤等专业服务,得益于多年积累的人脉,不愁业务。

双胞胎叔叔顾虑重重,终究没敢迈出这一步,还是兢兢业业地守在单位里,好在他们是国营单位的管理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犯不着冒险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家里最具有冒险精神的,竟然是小嬢嬢。心灵手巧的她,回城几年,已经当上了国营纺织厂的车间主任,但厂子的效益日益下滑,她预感到未来厂子倒闭、职工下岗的前景,毅然决定辞职,去广东一家台商办的服装厂打工。

小嬢嬢要远走他乡去打拼,小毛叔叔不知是何想法?估计就算他反对,也改变不了小嬢嬢的决定。她聪明能干、好奇心又重,对改革开放后遍地机会的广东早已向往,谁能拦住她呢?奶奶劝过小嬢嬢不要去,说小孩太小需要照顾,而且同老公分居两地,时间长了会出问题。小嬢嬢听了满脸不耐烦,说在家过得厌气死了,小毛叔叔对她管头管脚,连出去白相也要偷偷跟着,“滑稽伐?就要跑远点,看伊哪能看牢我。”

彼时两人的感情不睦初露端倪。小嬢嬢年轻漂亮,喜爱新鲜事物,让老实本分的小毛叔叔颇不放心,可他越想控制,小嬢嬢就越想往外跑。从纺织厂去服装厂,也算专业对口,小嬢嬢看图裁衣的本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她终究还是去了遥远的广东,离开了老公和小孩。

大嬢嬢从来没动过折腾的念头,她是个知足的人,只顾着她的小家。她是个会计,帮人家“代账”,也能赚点外快。可要折腾的是大姑父,他的单位效益不好,想辞职下海,却没本事也吃不得苦,只能去和大伯伯商量,到他公司里做事。大伯伯看在大嬢嬢面子上,让大姑父来公司里开车,工作很轻松。

小嬢嬢去了广东后,每年只在春节才回上海探亲,她和小毛叔叔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相聚时争吵也越来越频繁,等到她在外面有了追求者,便回来办了离婚手续。

她后来的感情生活一直不顺,多任男友离她而去,最后一任,只参加了一场同学会,就抛下她寻找初恋去了,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小嬢嬢曾选到了老实过日子的男人,却耐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对旧爱弃若敝履,最终到老孤身一人,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也不知有没有后悔当初。

大嬢嬢与妹妹则正相反,想过安稳的小日子,反找了个花心男人。大姑父看上去很有男人味,朋友也曾介绍他去当模特儿,拍了款男士香水广告。大嬢嬢把广告照片拿来给大家看,夸赞自家男人扎台型,很是高兴了一回。

哪知大姑父拍完广告后脾气见长,本来在大伯伯公司里开车,日子过得蛮适宜,却因为打麻将和同事闹翻,一气之下辞职去炒股。他和我堂哥伙着进了“大户室”,不知为何又起纠纷,最后闹到两家再不往来。

大姑父丢了工作,炒股也赔了钱,整日里无所事事,只在外头白相,不知何时搭上了别的女人,硬是逼着大嬢嬢离了婚。

大嬢嬢一家原来住在愚园路的花园别墅里,那是公租房,我曾去过一次,记得楼下有花园,房间里摆着精致的家具,桌上放着的糖果点心都是从香港带来的。后来我长大了些,有次去同学家玩,发现同学家住在华亭路上更大的花园洋房里,光是一个客厅,就比爷爷奶奶家的屋子大上许多。问及他家里人的工作,说是附近某家医院的领导,房子是单位分配的——那时我突然明白了,想有个好房子,先得找个好单位。

只不过公租房的住户没有产权,大姑父的父母去世后,单位收回了房子,他们只能搬去大嬢嬢单位分的一套小房子里,两人离婚后,大姑父离开了这个家,不知搬去了哪里。

大嬢嬢一直没再婚,只和儿子相依为命。我堂弟是个熊孩子,从小生活无忧,倍受长辈溺爱,酷爱打游戏,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大嬢嬢管教不了,只得随他去了。他从学校毕业后,随便找了个工作,每天下班回家后就一头扎进网络游戏的世界里,再不管其他。对他来说,打游戏是人生最大的享受,除此之外,他连女朋友都没兴趣谈,更不要说别的东西了。

时隔多年后,我去看望大嬢嬢,她优雅依旧,衣容时尚,一头卷发添了银丝,却依然纹丝不乱,正如时光催不老的美人。已经发福的堂弟依旧坐在电脑桌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和游戏世界里的队友开心地聊着天,对家里来的客人漠不关心。

问及堂弟的个人情况,大嬢嬢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侬晓得呃,伊就喜欢打游戏,随便伊去吧,这辈子就这样了。”

经历过丈夫的背叛,大嬢嬢似乎看开了,对很多事都很淡然,内心的伤痛也不会显露出来,以至于我渐渐淡忘了大姑父这个人。直到有一次我去看她,她脸上洋溢着笑容,问我:“晓得伐,那个赤佬骑摩托车摔了,真是报应啊!粉碎性骨折!”

我吃惊地看着大嬢嬢,她的气息有些激动,咬牙切齿地继续说:“那个女人扔下他跑了,这个赤佬躺在床上没人管,我是不会去照顾伊的,让儿子去了,毕竟是他的老子。”

说完,她的表情松驰下来,似乎有种大仇得报后的疲惫,夹杂着莫名的哀伤。她喃喃自语:“也蛮好,我算解脱了,不用照顾一个瘫子。”

她努力地朝我笑了一下,我看见了,觉得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奶奶的六个子女中,两个女儿的婚姻先后出了问题,四个儿子却都没有行差踏错,与各自的结发妻子一直相伴到老。

大伯伯的公司一直开得稳当,堂哥大学毕业后回来干了几年,自立门户开始炒股,也许是小时候撞破脑袋开了窍,他靠炒股发了家,在高档社区买了套大房子,然后娶妻生子,一切顺顺利利;我父亲的脾气过于正直,经常得罪领导,好在他退休后下海焕发事业第二春,也算过得不错;双胞胎叔叔在各自单位干到退休,退休后帮女儿带带小孩,闲时到处旅游,一生太平无事。

爷爷给四个儿子起的名字连起来是“中正平和”,出自《孟子》,饱含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算是他的得意之作;给女儿的名字只选了“曼青”这两个字,觉得适合女孩字。大半生过完,儿子们个个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女儿们却饱受感情困扰,不知道爷爷有没有后悔,当初给女儿起名字过于随意了。

后记

我在上海读完小学,初一放暑假时,父亲才托人带我回陕西,头一次跟他们团聚。他本打算让我回陕西念高中,可当他得知上海的初一已经教英语后,大吃一惊——原来,当地中学连英语课都没有,这可把他愁坏了。

暑假过完回到上海,我在周记里写了一篇在山里捉蚂蚱的故事,洋洋洒洒写了两张纸,凑够了字数,就匆匆结尾交了作业。哪知语文老师居然把它当范文在课堂上念了出来,同学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这帮可怜的孩子,在上海这种大城市里,哪见过什么新鲜蚂蚱呀。

初二暑假,父亲风尘仆仆地赶来上海,说已办好工作调动,要接我去南京上学。我背上书包,仓促离开了生活了八年的上海,离开了爷爷奶奶,离开了梅邨里24号二楼的石库门老房子。它是我曾住过的最热闹也最拥挤的房子,如果没被拆掉的话,也许至今仍有许多人家在里面生活。

那是1986年,一个大时代正风起云涌,时光不可抗拒地前行。而于我而言,所有鲜活的记忆,都浓缩在石库门这个五斗柜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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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马 一 刀

70后,居金陵,年已不惑。

满肚子人生故事,欲向人倾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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