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雪夜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文化

2022-08-29 13:08

“我冷静下来想了想，其实胡春雷说的也是现实。”杨改叹了口气，“岁数大了，早晚都得被淘汰。我这辈子总是被淘汰来淘汰去的，实在是烦了、累了，不想再面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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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人和人的相遇有时真的很突然，当你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一个人的时候，他却总会以一种冷不丁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而这不期而至的重逢并不都是令人愉悦的——我和杨改时隔十余年后的再次相见，便是如此。

我在北京一家国有银行的分行做人事工作，2019年11月底，我和两个同事到东区支行做竞聘干部的调研和民意测评工作，所考察的对象是东区支行机构业务部的经理胡春雷。这个人挺奇怪，30多岁的年纪，名牌大学硕士生，业绩突出、政治面貌健康，真可谓年轻有为，却在分行处级干部的竞聘中“基层打分”特别低，几乎接近为0。而且，分行还接到匿名举报，说他负责的部室，14个员工中有6个人被诊断出抑郁症，由于以前行里出过抑郁症员工自杀事件，影响非常不好，这就引起了分行的高度重视。

当支行主管人事的邓副行长带我们去机构业务部时，远远地就听见有人在粗着嗓门大声咆哮：“老杨，老子非把你挫骨扬灰了不可，你信不信？！”

邓副行长闻声，苦笑了下：“这就是小胡，年轻人，脾气急了些。”

机构业务部大敞着门，一个健硕的年轻人正脸红脖子粗地站在屋子当中，四周围坐着几个蔫头巴脑的科员。见我们进来，胡春雷先是一愣，之后立马堆起假花般的笑容，快步走上前，握着邓副行长的手欢快地说：“欢迎领导来视察工作哈。”

邓副行长向他介绍了我们，胡春雷略显尴尬，指了指屋里的人说：“不好意思，我们正在开例会。”

这时，我的目光停留在胡春雷身后一张略显苍老的脸上——我在心里不禁惊呼出来：杨改？

杨改是我小学同学，比我大两岁，他母亲曾是我母亲所在部队医院的洗衣工，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2007年他的婚礼上，距如今已有十多年了。他什么时候进的银行，我竟然一点儿消息都不知道。

眼前的杨改，年近半百，工服皱皱巴巴，戴了副蓝色的套袖，身形消瘦，面庞虽然仍可用俊朗来形容，但却布满了沧桑疲惫的暗沉。他应该也认出了我，连忙把头扭向窗外，在这种场合，我也不好跟他打招呼。我向邓副行长要来6名抑郁症员工的名单和诊断书，杨改的名字赫然在列，诊断书上写着“轻度抑郁”。

我悄悄地记下了杨改的手机号码，晚上一到家就给他打去电话：“老改，你什么时候进的银行呀？”

“你是谁啊？”老改无精打采地问。

“我是木木呀，上午咱们还见过。”

“我不认识你。”他的声音生硬又冰冷。

“怎么可能不认识呢？”我有点急，“你忘了？咱俩是小学同学，咱俩的妈妈都在医院，你结婚的时候我还去过……”

“对不起，我不记得了。”电话戛然挂断。

我拿着手机呆坐在沙发上，心里既生气又困惑。老公偏偏不识时务地走过来，惊喜地指着窗外：“喂，快来看，外面飘雪花了。”

那一夜，北京迎来了冬季第一场雪。

杨改的母亲叫杨思念，我小时认识她时，她就在医院里做洗衣工，人长得美，经常用一块淡蓝花的手帕慵懒地挽着头发，即使是套着粗蓝的工作服，也有别样的风情。

这样一个美人，却不知为何大家都管她叫“蝈蝈”。我曾和小伙伴们探讨过这个绰号，蝈蝈无非是腰粗肚子大，可这个女人的腰腹非但不粗壮，简直是盈盈可握。

直到有一天，黄毛儿杜军跟我们说：“因为她怀老改的时候肚子特别大，所以才叫蝈蝈。”说完，杜军还故意挺着肚子来回走了两圈，逗得一帮小屁孩儿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杜军又神神秘秘地说了句：“知道吗？老改没有爸。”

“那老改是怎么来的？”

“搞破鞋搞来的呗，我妈说的。”杜军似乎对获得这样一条独家信息很自豪，手不停地捋着自己枯燥泛黄的头发，也许在他看来，“黄毛儿”这个外号比“蝈蝈”要高级得多。

回家我问我妈“搞破鞋”是什么意思，不想被我妈用筷子敲了头：“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脏话？”

“杜军妈说老改是搞破鞋搞来的。”

我妈一脸愤然：“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才多大点儿就爱嚼舌头根子。以后不许再瞎传了啊，再让我听见，看我不敲碎你的脑壳。还有，人家叫杨改，别一天天‘老改老改’的，不学好。”

虽然我当时仍是不明白“破鞋”的含义，但看我妈的反应，知道这一定不是什么好话，大概“蝈蝈”的意思也差不多。此后，我再见到杨思念，总会禁不住脸红，而再见到杨改，眼神会不自觉地带出同情和怜悯的意味来。

杨改跟他妈妈一样漂亮。之所以用漂亮这个词，是因为他长得像个女孩子，唇红齿白，眼睛像一汪深潭，只是眸子里闪现着与小孩子不相符的郁郁寡欢。大院里的孩子都习惯性地管他叫“老改”，这个外号同样不咋地，让人想到“劳改犯”。杨改也不大合群，从来不跟我们这帮孩子一起上下学或满院子疯跑着玩儿，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孤僻”这个词，我就说他文静。杜军不认可：“啥文静啊，他不配，他妈既不是干部，也不是医生护士，不过是个洗衣工。”

小时候为了我上学方便，我和母亲只有周末才回家，平时就暂住在医院的宿舍楼里，楼后面有一溜平房，是给司机、锅炉工和保洁人员住的，平房西侧尽头是动物实验室，里面养着兔子和老鼠，尿骚味很重，旁边有个加盖的小房，连窗户都没有，杨改和母亲杨思念就住在那里。

夏天的傍晚，天黑得比较迟，我会趴在窗户上看着杨改坐在屋外的小饭桌上写作业，他妈妈在一边用小煤气炉子下着面条，再打个鸡蛋放进去。这样简陋的画面，当时却给我带来一种宁静的美感。

杨改还有个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夜跑。那时大院里到晚上10点熄灯号一吹，路灯就会灭去一大半，只有路口处亮上一两盏灯，杨改清瘦的身影在黑暗里忽隐忽现，像一道孱弱又孤寂的风。

杨改小学时功课还不错，又擅长文艺，唱歌跳舞朗诵样样精通，这样漂亮又优秀的孩子，老师们自然都喜欢，就选他做了校鼓号队的指挥。每到“六一”和“十一”，我们都会看见杨改穿着雪白的制服走在队列最前面，手里挥舞着长长的指挥旗，别提多威风了。很多女生都会在放学后去操场围观鼓号队的训练，这给杜军气坏了，经常故意出怪声去捣乱。

1984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六一”前，区里组织小学生文艺汇演，我们学校编排了个唱跳节目，《阿凡提的故事》。我小时候胖墩墩的，老师就让我演巴依老爷的老婆，杨改则扮演阿凡提，一脸坏相的杜军自然是演可恶的巴依老爷了。我可不愿意跟杜军搭档，杜军似乎对自己“大腹便便”的形象也很不满意，他妈妈还为此跑到学校要求老师给儿子换个角色。就在老师为难时，杨改说他可以演巴依老爷，这可把我乐坏了。最终，杜军被裁了下去，阿凡提由一个女生易装来演。

杨改比较瘦，老师就给他做了个腰围，里面放了个塞满黄豆的小枕头，好撑出一个“肚子”。一次排练，台下坐满了老师同学，当杨改的巴依老爷一出场，就听见杜军在台下哄喊了句：“蝈蝈——”杨改一下子忘了词儿，愣在了台上，片刻后，他把小枕头从腰间卸了下来，猛地拽向杜军，我也冲下舞台，去踢杜军的屁股。

那次打架，杜军的鼻子被黄豆枕头砸出了血，头顶的黄毛也被我揪下来一撮。最后我们仨被各自的家长领了回去。杜军妈不敢跟我妈吵，就揪住杨思念破口大骂，好多词儿我当时不明白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骚货”、“死性不改”什么的。最后还是院长大人出面调解：“小孩儿打架，大人跟着瞎吵吵啥？都是军人，注意军容军纪。”杜军妈就不吱声了。我妈说，是因为司机班的小柳回老家了，他住的那间平房腾了出来，杜军妈想让他的光棍儿傻弟弟（在医院里干垃圾清运工）住进去，要不，以她那浑不吝的脾气，能善罢甘休？

大人的事我不懂，但自从打架事件过后，杨改似乎对我比以往亲近了些。汇演的头一天，学校排练到很晚，老师把我们送到大院门口就回去了，杨改说不如去他家再练练，我欣然同意。走到他家门口，杨改正要掏出钥匙开门，突然从屋里传出来一阵轻微的“嗯嗯啊啊”的声音，好像是个男的，我吓了一大跳，差点叫出声来，杨改一把捂住我的嘴，然后拉着我就跑，一直跑到路灯下面。

“你家有人啊？”我捂着肚子气喘吁吁地问。

“哦，大概是我妈在洗澡吧。”杨改敷衍地答道，“这事别跟其他人乱说。”

“你真逗，洗澡有啥不能说的。”我傻乎乎地笑起来。

“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杨改猛地抬起头，眼里冒着绿光，宛如一头恶狼，“否则我……”

我从没见过如此狰狞的杨改，想哭又不敢哭，好在这时我妈出门来接我：“你们干嘛呐，这么晚还不回家？”

“阿姨，我们在背台词呢。”说完杨改又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转身又开始了他的夜跑，路灯在他身后一盏接着一盏地灭了下去。

那一晚，我做了一宿的噩梦。第二天演出，虽然我在台上忘了词儿，但我们学校仍获得了一等奖，杨改还被评为最佳小演员。但我俩又回到了最初疏离的状态，我也不再趴窗户整天盯着他了——当然，他妈妈洗澡的事我跟谁也没说。我只觉得，年幼的杨改，让同样年幼的我感到一丝丝恐惧。

不久后，杨思念母子搬去了司机小柳空出来的那间平房。房子虽然也很简陋，但比之前住的小黑屋强多了，起码有厨房、有水池、有窗户，杨改再也不用露天写作业了。不过医院里也又多了很多传闻，我听杜军妈跟我妈讲：“狐狸精就是有手段哈，眼睛一勾就能勾出一间房来，也不知谁是她的后台。”

我妈说：“嗐，小杨也不容易，还带着个孩子。”

“那是她活该，当初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还好意思要房子？切，不掀她老底儿就不错了！”

从我妈嘴里知道了杨思念的那些过往时，我都参加工作了。

那天电视里正播放老电影《芙蓉镇》，我妈指着屏幕上的刘晓庆说：“唉，我一看到胡玉音扫大街这段，就想起了杨思念。”

原来杨思念是文艺兵出身，曾是文工团里的台柱子，1969年去山区慰问演出时，不幸被落石砸伤了腰，治好后却再也不能跳舞了，就被分到部队医院做宣传干事。部队医院也都有自己的演出队，我妈和杜军妈都是其中的一员，杜军妈还是队长。她以前在队里或许是一枝独秀，但自打杨思念来了之后，立刻就被比成了渣渣。

那时追求杨思念的男人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其中不乏高干和高干子弟，但杨思念偏偏喜欢上了一个小战士，还怀了孕。在70年代初，未婚先孕是个天大的事，特别是在部队，那可不得了。最先发现端倪的是杜军妈，那时她还兼任革委会的干事，就在全院大会上对杨思念展开了大规模的揭发和批斗。杨思念从此脱了军装，从干部转为了普通职工，那个小战士因为禁不住吓，一下子疯了，被送去了精神病院。这还不算完，杨思念每天要在专人看押下打扫院子，有时杜军妈气不顺，还要跑过去给杨思念的脖子上挂双破鞋。

1973年春节头几天，天降大雪，傍晚下班后，杨思念又被派去清扫院中积雪。那时她已经快生了，挺着大肚子，腰也弯不下去，眼睛都看不见脚下的路面，结果一不小心就滑坐在地上，我妈发现她时，她躺在雪堆上疼得直叫唤，羊水流了一地。我妈连忙叫上几个战士，用拉煤灰的大板车把她送去了抢救室，杨改就这么出生了。

孩子生于大雪之夜，杨思念本来想给他起名叫“雪夜”，但革委会不同意，说他这么个“黑”孩子怎么配得上纯洁白雪？叫“改”吧，改正的改。

“要说杨思念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孩子，她娘家人都在黑龙江老家，父母就是当地林场的工人，也没个人帮她，过去我还给过她粮票、军被军毯呢。”我妈说起往事，一个劲儿地摇头，“唉，那个年代人心真是太可怕了，未婚先孕是不对，但也没必要把人整成那样儿，杨思念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充其量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我想，其实人心和年代有什么关系，杜军妈嫉妒杨思念，杜军嫉妒杨改，就这么简单。人性的阴暗只会在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被放大，但从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

1987年，我小学毕业后跟杨改去了不同的中学，很少能碰上面了。

直到上初二后的一天，我放学回到宿舍楼，突然听见后面的平房区一片嘈杂。我趴在窗户上向外望去，看见杨改家门口停了辆小轿车，还聚集了好些人，甚至连医院的领导们都来了，有的人还抱着崭新的被褥和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忙着往车里搬。

杨思念穿了件淡粉色连衣裙，头发依旧用手帕挽着，只是也换成了淡粉色。她那时已有40出头的年纪了吧，但岁月在她的身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反而多了几分成熟女人的优雅。她淡淡地笑着，并没有被身边热闹又庸俗的气氛所感染。杨改也从屋里走出来，他的肢体有些僵硬和局促，一下便钻进车里躲了起来，杨思念也跟着坐了进去。身后，杜军妈略带谄媚地喊着：“小杨，你可要常回来看看，毕竟这里是你的娘家呢——”

我不知道杨思念有没有回答她，小轿车按了几下喇叭，便绝尘而去了。

晚上我迫不及待地跟我妈讲起这特大新闻，问：“杨改跟他妈这是搬去哪里了啊？”

“不远，就是斜对面的‘6号院’。你杨阿姨带着杨改又嫁人了。”

“6号院”在我们那片很有名，住的都是高干，杨思念嫁的，是个比她大了10多岁的“大官儿”，听说那人很早以前曾是杨思念的崇拜者，杨思念的每场演出，他几乎都跑过去看。前一年，他常年生病卧床的老婆突然病逝了，不知道他怎么找到的杨思念，也不知道他俩是什么时候好上的，竟突然在极短的时间内“闪婚”了。那时医院的家属区流传着，“杨思念现在住着二层小楼，进门有三四个保姆伺候，出门儿都是车接车送，俨然一副官太太的模样”。

反正我是没见着。

一日放学后，我在医院门口遇见了杜军和另外两个小学同学——他们是来看望生病住院的小学班主任刘老师的，我已经去探望过了，但既然遇到，就不得不再带他们去一次。

到了病房时，意外发现杨改也在，正跟刘老师有说有笑地聊着天。见我们进来，他冲我们挥了挥手，看上去比过去开朗了些。

从病房出来，杜军突然提议：“老改，带我们去你家坐坐呗？我还从来没见过大官儿家是啥样儿呢。”

杨改略皱了皱眉，但还是同意了。

杨改的继父家住的楼房并不是传说中的什么“二层小楼”，但面积很大，5、6间屋子加上客厅厨房卫生间，足有200来平，电视冰箱录像机音响，什么都有。我们去的时候，他继父正在客厅的花梨木台子上练习书法，还有个保姆正在洗菜做饭。见到我们几个，杨改的继父不咸不淡地打了个招呼，便让杨改带我们去他自己的房间。杨改也没有称呼他“爸爸”，而是叫“王叔叔”。

杨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的北侧，紧邻卫生间。房间不大，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个书柜、一个衣柜。杨改搬来两把椅子让我们坐，自己又去端来一盘糖果和一碟子瓜子儿。

“杨阿姨呢？”我问。

“她还没下班。”杨改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她是大院俱乐部的副主任，平时忙得很。”

大家开始聊天嗑瓜子儿，聊些小学时的趣事。杨改的写字台上有台录音机，杜军手欠，不知怎么鼓捣的，突然冒出一首当时很火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高亢的声音震耳欲聋，杨改惊得一下子跳起来，连忙把录音机关了。随后，保姆急匆匆走进来，沉着脸说：“你们小声点儿，首长正在休息。”说完就开始拿扫帚扫地上掉落的瓜子皮。杨改也悄悄弯下腰，偷偷把滑进床下的一张糖纸捡了起来。

这样一弄，大家顿时没了聊天的兴致，忙起身告辞。当我们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时，入户门突然打开了，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子开门跑了进来，嘴里大喊着：“阿姨，有没有西瓜啊，我都快渴死了。”保姆忙上前接过女孩儿的背包，满脸堆笑地说：“有、有，早就给你放冰箱冰着呢。”

女孩儿看见我们，眉毛挑了挑，想说什么又没说。这时那个王叔叔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呦，宝贝闺女回来了，晚上想吃什么？”

我们连忙跑了出去，我走在最后，听见那女孩儿尖声尖气地说：“真是胆儿肥了，也学会往家里领人了。”

杨改告诉我们，那个王叔叔有3个孩子，2个男孩儿，1个出国了，1个在军事科学院工作，刚才那个女孩儿是他的小女儿，正在上大学。走到半路，正好碰上了杨改的妈妈杨思念，她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看见我们，骄傲地扬了扬头，随后她只摸了摸我的脑袋，对杜军连正眼都没瞅。

杨改犹豫地对他妈说：“王毓婷回来了。”

“那咱们去食堂吃吧，据说今天有梅菜扣肉和熘肝尖儿。”杨思念故作轻快地说，“人家父女不常见面，咱们就别凑热闹了。”

望着他们母子远去的背影，杜军酸溜溜地说了句：“也没住上二层小楼嘛，神气啥？”

“那人家的房子也比你家大好几倍，再说杨阿姨也确实坐小轿车啊。”我揶揄着回了杜军一句。

“真是草鸡变凤凰。”

我不知道杜军是在说杨思念还是在说杨改，或者二者都有吧。但我感觉，杨改活得并不那么如意，有些过分小心翼翼了，那并不是他的家，寄人篱下的滋味又怎会好受呢？

从那以后，我几乎就没再见过杨改。

1991年，已经上高二的我，一天晚上补完课回家，看院里好些人都往急诊大楼跑，便也跟过去看热闹。只见急诊大厅里一片喧哗，地上散落着血滴和破碎的输液瓶子，两个头破血流的男子正在对峙，其中一个竟是杨改。他鼻子和嘴都淌着血，一只眼睛已肿得快睁不开了，一手拎着把椅子，嘴角抽搐着，要不是杨思念在后面死死抱住他的腰，他可能随时都会把椅子砸向对方的脑袋。

跟杨改打架的男子二十七八岁，眉骨处也被打破了个小口子，但看得出来还算个文明人，他并没有骂街，只是气喘吁吁不断重复地叫着：“小流氓……你个小流氓……”

“我不是——”杨改也在大声地嘶吼。

“毓智，这只是个误会……”杨思念在身后疲惫地解释着，“毓婷没有关门，杨改不知道她在里面……”

问了身边的人才知道，那个年轻男子是杨改继父的二儿子王毓智，也就是王毓婷的二哥。事情的起因，是王毓婷说杨改偷看她洗澡，在家又哭又闹的，正好赶上王毓智回来，兄妹俩就合起伙来把杨改揍了一顿。看情形，这是从家里又打到了医院。

“这是陷害！”杨改还在咆哮，“你们就是想把我们从家里赶出去……”

“别说了！”杨思念一下子哭出了声，拽着杨改的胳膊慢慢蹲坐在地上，“别再说了……”

王毓智冷冷地嘲笑着：“那是你的家吗？那是我爸、我妈和我们的家，你们是怎么进的这个门难道心里没数？野……”

“好了，住口吧！”突然身后响起一声断喝，原来是杨改的继父带着两个警卫员赶来了，“都回家去，在这儿闹像什么话！”

王毓智狠狠地看了他爸一眼，没再吱声，气哼哼地转身走了，连头上的伤口都没处理。杨思念给杨改办了住院手续，当晚就陪儿子住在了病房里，没有回家。

这件事沸扬了一阵就烟消云散了。杨改出院后，杨思念又回了王家，一次我跟我妈去颐和园玩儿，还看见她挽着老王的胳膊甜蜜地散着步，好似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后来听说，杨改没等高中毕业就去当了兵，彻底地离开了那个家，也可以说，是那个家把他彻底剔除了，没了他，所有人又都重回了祥和。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2005年，我已经大学毕业进银行工作好几年了。

一日周末，我爸过去的同事段叔叔来我家拜访，他人很精明，从部队转业后就去了公安部工作，我们不常联系。

他这次火急火燎地来我家，不是来找我爸，而是特地来找我妈询问事情。他屁股还没坐稳，就忙着问：“陈医生，你们医院过去有个叫杨思念的吗？”

“有啊，怎么了？”我妈不明就里。

“她有个儿子叫杨改您知道吗？”

“知道。”我妈指了指我，“过去他跟我家小妹是小学同学。”

段叔叔又把目光投向我，我连忙摆手：“我对他不是很了解，我们小学后就没怎么联系过。”

我爸在一旁催促着：“怎么了老段？有话就直说。”

“唉，怎么说呢？”段叔叔吞吞吐吐地道，“这个杨改啊，跟我女儿段欣欣好上了，俩人在一个机关工作，杨改给首长开车，欣欣在财务。他俩已经谈了四五年了，我跟她妈起先都不知道。要说这个杨改，看上去还不错，人长得精神，工作表现也不错，还提了干入了党，原来都说他是什么高干子弟，可后来我怎么听说他的家世有点儿……那个，她妈妈作风不好还是改嫁的？那个杨改品行也……这些都是真的吗？”

我爸妈都是不爱传闲话的人，听段叔叔这么一问，我妈立马就尬在那里了：“嗯，杨思念的那些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吧，早就过去了。杨改可是不错，那些传闻不可信的。”

段叔叔还不死心：“陈医生，欣欣可是您看着长大的，恋爱结婚那是人生大事，您得如实告诉我，咱不能看着欣欣往火坑里跳不是？”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妈只得把杨思念母子的事大概讲了讲，并没有添油加醋，那段叔叔也是越听脸越黑。最后，我妈特地补充道：“其实这些都算什么事呢？况且都过去那么久了，现在人家杨思念跟老王生活得也挺幸福，谁还去揪着过去不放呢？”

段叔叔不知听没听进去，只是嘟囔着：“原来他这高干子弟是个冒牌儿的。”

段叔叔走后，我妈还是忐忑不安，怕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对，搅了两个孩子的婚事。我跟段欣欣也认识，只是不太熟，但觉得那个女孩儿还是挺单纯朴实的，不像他爸爸那么世故，于是叹道：“都什么年代了，还讲究门当户对，段叔叔也太势利了。”

结果我爸来了句：“说实话，要是你找个这样的人家，我们也是不愿意的，这跟势力不势力没关系。”

最终，杨改和段欣欣还是分手了，但真正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段叔叔的阻挠。段欣欣是个很痴情的女孩子，虽然家里百般不同意，但她仍是坚持非杨改不嫁，否则就死给爸妈看。段叔叔没办法，就提了个很苛刻的要求，要杨改拿出10万块彩礼。

一天，杨改带段欣欣回家见父母，王毓婷也在，气氛虽不冷不热，但也算融洽。

王毓婷问段欣欣：“你什么学历啊？”

段欣欣答：“大专。”

“哦，那还算般配吧。你知道吗，我亲二嫂是军医大博士毕业，现在是副主任医师。”她说完又笑着指了指杨改，“不过他不是我家的人，找个什么样的都无所谓了。”

段欣欣尴尬地笑了笑。杨思念见状，连忙把话题岔开，问两人打算什么时候办事儿，她好准备。杨改这才拐弯抹角地提了句彩礼的事，但没说金额。他继父说了句：“嗯，人家爸妈养闺女也不容易，虽说咱们军人不兴这个，但应该是要给一些的。”

还没等杨改答话，一边的王毓婷先不干了：“爸，我妈也是老干部，生前工资也不低，现在咱家的存款有一半都是我妈挣的，是留给我们兄妹的，你心里得有点数儿，别都便宜了外人。”

那天段欣欣一出门便开始掉眼泪，嘴里禁不住抱怨起来：“你是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吗？怎么到哪儿都是‘外人’？害得我也不受待见……”

还没等段欣欣说完，杨改也不知道从哪儿捡起一块砖头，猛地往自己的额头拍去，顿时血流如注，段欣欣吓得忙喊救命。好在马路对面就是部队医院，杨改被几个路人扶去了急诊，缝了七八针。第二天，杨改就找到段欣欣提出了分手，他表现得很平静，既没有悲伤也没有留恋。

段叔叔给我爸妈讲完这些，摇头咂嘴地说：“真悬呐，这一砖头好在是拍他自己头上了，要是给欣欣来这么一下子，后果不堪设想啊。”

“真看不出来哈。”我妈有些诧异地对我说，“杨改小时候多文静呀，跟个小姑娘儿似的，怎么越大脾气越暴呢。不是跟别人打架就是伤害自己，这孩子心理肯定出问题了。”

我没吭声儿——小时候，我是见识过杨改的狰狞的。

等到2007年“五一”前，我跟老公一回家，我妈就迫不及待地跟我说：“刚才杨阿姨给我打来电话，邀请咱们5月2号去参加杨改的婚礼。”

我有些吃惊：“杨改跟段欣欣又和好啦？”

“不是段欣欣，是个叫陶晶的女孩子。”

“陶晶是谁？”

“听杨阿姨说，她爸爸是外地什么军区的参谋长，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杨阿姨高兴得很，说这家人挺明事理的，什么都不要，而且托亲家的关系，杨改还提了个正营级，分了套小70平的两居室。”

“哦，那是不错。”我心想，杨改这次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了。

5月2号，我们如期去参加了杨改的婚礼。婚礼规模不算大，但也比较隆重了。杨思念和老王都来了，女方却只有母亲参加，据说她父亲在外地忙公事，赶不过来。

多少年没见杨改了，他变化很大，不像小时候那样文弱了，几年的兵当下来，人长结实了，更多了几分英武之气。新娘子据说比杨改小7、8岁，长得也不难看，就是特别瘦，那种略带病态的瘦，拖地的婚纱似乎给她带去很沉重的负担，令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疲惫与勉强。

杨思念那天看上去神采飞扬，在台上发表了一大通讲话，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她说：“很多人都劝我给儿子换个名字，但我没有，改既可以是改正的改，更是改天换地的改……”

改天换地——多么振奋人心的一个词啊。

话再说回来。

我从东区支行回来后，就把对胡春雷的调查情况和民意测评结果跟领导如实汇报了，打分依旧很低，加上胡春雷本身没有太过硬的关系，所以他的中层干部竞聘就彻底泡汤了。至于杨改，既然他都说了“不认识”“不记得”了，显然是不想跟我产生任何关联，所以我也只能当他是陌路。

第二日正好是周末，我跟老公回家看望我妈，一进家门，我就把遇见杨改的事讲了。我妈说：“我也一直忘了跟你说，你杨阿姨去年4月份去世了，听说她的晚年可过得不怎么幸福。”

原来，杨改的继父5年前（2014年）就突发心梗离世了，因为走得突然，也没有立下遗嘱，这下家里可闹翻了天。他的大儿子也从国外回来了，兄妹3人恨不得立即把杨思念从家里轰出去，不仅把过去她的那些“丑”事又抖落出来，据说王毓智还踹了她一脚。杨改虽然过去帮忙，但以一敌三，肯定打不过，最后不得不请组织出面调解。官司打了半年多，最后协商的结果是：老王的存款由杨思念和3个子女各分一半，那套房子属于军产，不能交易，杨思念有居住权，但如果她去世了，就得归还部队。

一番折腾下来，杨思念虽然有了养老的居所，但也是身心俱疲，2015年患了重度脑梗，成了植物人，因为家里没人照顾，只能送去养老院，每个月要花费“一万五六”。这样挺了3年左右，2018年因为肺部感染去世了。

“你想啊，杨改那孩子从小就自尊心强，这一闹可好，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又倒腾了个遍，能不受刺激不抑郁嘛。他妈走了也好，他也不用再被那些破事儿纠缠了，我估计他不理你，也是想彻底摆脱过去吧。”我妈分析道。

分行本来打算对东区支行抑郁症人员再进行一次摸底，但突发的新冠疫情导致这项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了。2020年上半年，大家就几乎没好好上过几天班，不是居家办公就是错天上班，绩效没有，每月只发基本工资，所有人都快熬疯了。直到5月底，北京疫情稳定了些，行里才恢复了正常运转，却又布置了一大堆业务指标，号称要把上半年的损失夺回来。

6月的一天晚上，我跟老公正在看电视，突然桌上的手机响了，我拿起电话问找谁，那边一个陌生声音说，是派出所的民警，问我认不认识杨改。我连忙把电视关掉，说，“认识啊，我们是同学，也是同事”。民警让我马上带着5000块钱赶过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有点儿害怕，就叫上老公跟我一起。

到了派出所，只见两个小民警正在聊天，我连忙上前询问情况。小民警笑着说：“那男的喝醉了酒，在广场上摸了个跳舞大妈的屁股，你说我们是算他酒后滋事呢还是猥亵妇女呢？”我跟老公对视了一眼，哭笑不得。

那个被骚扰的大妈有60多岁，在调解室里哭得梨花带雨，连说：“真没想到，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碰到这事儿，丢死人了。”

我是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加解释，最后讨价还价赔了3000块钱，才让老太太签了谅解书，这件事最后只被定性为“酒后失德”，民警让我把人带回去“好好教育”。

杨改从拘留室出来时仍是一身酒气，眼睛泛着血丝，我苦笑着问他：“这回你想起我啦？”

杨改晃晃悠悠地用手指了指我：“我想了一圈儿，只有你最合适，咱们是发小，你又是我领导，该不会出卖我吧。”

说完，他打了个酒嗝，一股酸腐气扑面而来，接着人又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疫情刚好点儿，你这是跑去哪儿跟谁喝了这么多酒啊？”我跟老公费劲地把他抬起来。

“跟段欣欣。”

“段欣欣？”我有点儿吃惊。

“我得去求人啊。”杨改带着哭腔儿，“人家现在是财务处处长，我得找她帮忙拉存款，她又找来她的朋友，我得花钱请人家吃饭喝酒，厚着脸皮……低三下四……拉不着存款我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我儿子就得死，我没办法……没办法……”

看他醉得不成样子，我又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只好把他安排进快捷酒店，付了房钱后我和老公就走了。第二天我凌晨5点多就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让他们去看看杨改，不成想前台告诉我说，他在凌晨1点多就打车走了。我不放心，又给杨改打去电话询问情况，谁知他说了句“没事谢谢”就又挂断了电话。

我简直气死了，这个人真是岁数越大越各色了。

不过我对杨改的状态还是有一丝担心，他毕竟有轻度的抑郁症，以后万一出啥事，我真不知该如何自处。我托朋友要来了段欣欣的电话，说想跟她聊聊杨改，没想到，她竟主动约我去她家坐坐。

见了面，我没跟段欣欣提杨改酒后失德的事，只是说他有抑郁症，现在精神状态不太好。

听完，段欣欣幽幽地说：“他不得抑郁症我才奇怪呢。”

看我不明白，她又叹口气道：“你可能不知道，他婚后生活很不幸。”

杨改为什么要娶陶晶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瘸驴配破磨”，谁也别嫌乎谁。陶晶小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之后又各自组成了家庭，有了新的孩子，所以陶晶就成了那个最多余的人。她上完初中就辍学了，一直混迹于各大酒吧舞厅，三天两头地惹事，到了二十六七了也没个正经对象，她父母倍感头疼。陶晶的妈妈过去跟杨改在一个机关大院里工作，觉得这个小伙子挺不错，就找机会让女儿跟他见了一面。起初杨改还担心人家嫌弃自己的家庭，没想到陶晶满不在乎地说：“我无所谓，怎么着都成，咱俩就在一起过吧。”陶晶的妈妈一听乐得什么似的，什么要求都没提，就同意了。杨改虽然风闻陶晶过去的生活有些混乱，但他觉得，婚后俩人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关键是，他觉得俩人身世差不多，他在这个姑娘面前不用自卑。

刚结婚时，他俩还算和睦，杨改给陶晶找了份宾馆服务员的工作，两年多之后，俩人又生了个儿子，似乎有了幸福三口之家的模样。可生了孩子之后，陶晶开始梦想赚钱发大财，说以后要送儿子去最好的国际学校，所以隔三差五就去酒吧推销酒品。慢慢地，杨改发现，家里的存款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地减少，几乎快成负数了。起初陶晶撒谎说自己在搞什么投资，最终杨改发现，她居然在吸毒。

杨改一气之下去找了岳母，岳母吞吞吐吐地说：“她以前是干过这事儿，但早就戒掉了呀。”杨改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当初他们像甩包袱似的把女儿甩给了他。他后悔不应该让陶晶去酒吧卖酒，她肯定是又遇到了“老朋友”才复吸的。

杨改想离婚，但又怕别人看笑话，而且儿子也都两岁多了。他没收了陶晶所有的钱，上下班都去接送，但不久后，一帮债主就找上门来，有杨改和陶晶的同事，还有放高利贷的，杨改只有一点点去还，最后家里都快被掏空了。

实在没办法，杨改就把陶晶打了一顿，反锁在家里。可吸毒的人瘾头一上来哪里关得住呢？一天，杨改上班后，陶晶就从阳台顺着下水管道爬了出去，把儿子一个人扔在家里。两三岁的小男孩儿好动又不懂事，拿起她妈用的打火机就开始玩儿，也不知道点燃了哪里，引发了火灾。幸亏邻居发现得早，打了119，又找来几个人把门给踹开，好歹把孩子给救了出来。

这场火几乎让杨改家破人亡——儿子虽然抢救过来了，但烧伤很严重，先后做了5次植皮手术，花了50多万，但还是落了终身残疾，面容毁了不说，右手臂和右腿肌肉神经萎缩，行动都困难。陶晶事后被她妈送去外地的姥爷家，对外只是说她精神受了刺激去疗养了。陶晶和杨改两人也终于悄悄离了婚。

杨改已经是债台高筑，自觉无颜再在部队机关待下去了，有人不经意看上他一眼，都会让他如芒刺背。于是，2014年他提出了转业，还是段欣欣给他找的关系进的银行。

段欣欣说：“这几年他苦哈哈地干，好歹还清了一大半的债务，但孩子在18岁前还要再做几次植皮手术，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听完这段，我不胜唏嘘，已经无力再组织语言去表达任何感情。

“那他平时上班谁照顾孩子呢？”我问。

“是他东北老家的什么亲戚，两口子都在北京，女的在家照顾孩子，杨改每月给她4500的工资，男的就在你们银行当保安。”

这时我才注意到，段欣欣家似乎只有她一个人，便问她老公和孩子呢，她笑说：“也离了。现在我常想，如果那时候我不跟杨改说那些话，或者他大度点儿别跟我计较，我们彼此的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那现在你跟杨改……”

“我也想过。毕竟我们过去谈了5年恋爱，但我实在没有信心去照顾那样的一个孩子，也承担不起那么重的家庭负担，也就只能尽我所能帮他拉拉存款、介绍介绍客户什么的了。”

段欣欣抱歉地冲我笑了笑，我也点点头表示理解。最后段欣欣嘱咐我，让我别跟杨改提起这次会面的事，我说那是当然。

跟段欣欣聊完之后，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我很想帮助杨改，但他那么敏感，又有抑郁症，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提这事，生怕适得其反。

这时东区支行却出事了。邓副行长给分行打来电话，说支行机构业务部有个员工涉嫌暴力毁坏公物，询问是否要报警，并把监控录像传了过来。我凑过去一看，又有点感觉窒息——肇事者竟是杨改。

画面中显示的时间是头天晚上10点40几分，地点是机构业务部已经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只见杨改拎着个开水壶，呆呆地站在一台电脑前一动不动，5、6分钟过后，他突然将整壶滚烫的开水一股脑地向电脑倾泻下去，然后疯狂地用水壶砸向办公桌，整个过程真是惊心动魄。干完这一切后，杨改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去了。

据说杨改破坏的是胡春雷的电脑和办公桌。领导指着监控视频里的杨改说：“这人看着不太正常啊，去年你去东区支行调研抑郁症时对这人了解过吗？”

“他叫杨改，医院诊断是轻度抑郁。”我如实说道，尽量去替杨改辩解，“而且他是军转干部，这事儿还是谨慎处理的好。”

分行让我去东区支行调查事件发生的起因。去时，杨改依旧对我不理不睬，胡春雷也一改往日的跋扈，耷拉着脑袋不说话。

原来东区支行正在开展人事改革，计划将部分部室员工跟网点基层员工进行“轮动”，一是为了淘汰那些业绩差的部室员工，充实各部室活力，二也是为了方便行长们安插自己人。这下，有点儿小权力的人就开始耍威风了，胡春雷把杨改报了上去，最后调配的岗位，竟是让杨改去网点站大堂。

胡春雷跟杨改说：“反正你岁数也不小了，提前适应下基层生活也好。”其实就是欺负人——他总以为自己去年竞聘失败是别人在使坏，为了重新树立威信，便拿杨改来杀鸡儆猴。杨改这次真忍不下去了，他年龄是偏大，但也不是部室里岁数最大的，而且他干活最卖力、业绩也最好，即便是下网点，也应该干客户经理，怎么也不能站大堂啊。所以就有了上述的“暴力行为”。

连我听了都替杨改发愁：网点活儿杂、挣得又少，站大堂收入就更低了，这岂不是给他本来就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吗？可这话又不能随便跟别人说，也不敢对杨改点破。

回去后，我只有向领导如实汇报，最后说：“一个部室出了6个抑郁症患者，这很不正常，员工情绪爆发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次好歹没伤人，下次可就说不准了。”

最后，分行决定，暂时调离胡春雷到分行交流学习，支行机构业务部经理由他人接替，至于杨改，虽然不予处分，但仍调离部室，安排去一个效益好的网点任客户经理。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还算近情理，谁知道半个月后，我竟收到了东区支行报上来的辞职人员名单，第一个就是杨改。

下班后，我忙给杨改打电话：“老改，你干嘛辞职啊，是对行里的安排不满意吗？其实，大网点的客户经理跟科员挣得也差不多，再说日后咱们还可以再想办法嘛，你别太心急了。”

“不是因为这个。”杨改疲惫地说。

“那是为什么呢？”

“我冷静下来想了想，其实胡春雷说的也是现实。”他叹了口气，“岁数大了，早晚都得被淘汰。我这辈子总是被淘汰来淘汰去的，实在是烦了、累了，不想再面对了。”

“可你现在辞职多冤啊，退休金医保什么的都没了，再说，如今经济这么不景气，多少人都找不着工作、都失业了。银行再不好，也是个旱涝保收的地儿……”

“真的不想干了，我决心已定。”

我见说不动他，只好问道：“那你辞职后去哪儿？”

“我想先带儿子回趟东北老家，一是把我妈的骨灰送回去安葬，二是带儿子去散散心，他长这么大还哪儿都没去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