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癌的我，在余生中与母亲重逢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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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0 13:09

我妈刚走的那段时间，她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生病的那几年，倒经常梦见她。现在病好了，我又梦不到她了。

配图 |《美国女孩》剧照

故事大爆炸2022丨入围作品

2012年的夏季燥烈而绵长，大多数时间，我一个人在家。

结肠癌术后肠道造瘘，我的肚子上多了一个用来装粪便的造口袋，夏日衣服单薄，根本遮不住袋子，出院后我便一直待在家里。一时间很难适应身体的变化，我搞不清“癌症病人”和“造口病人”哪个身份更惨一点。尽管我的管床医生俞博士安慰我说“很多人都有造瘘”，但在胃肠外科病房住了1个多月，我也只见到6个——那时我才刚到30岁，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很多人”，也许是对医生漫长的行医生涯而言。

“咚咚”的敲门声响起，我打开门，是门房张阿姨。她扯着大嗓门叫：“什么东西，糊啦糊啦！”我心里一顿自骂，赶紧冲回厨房，发现沸腾的中药正从罐口冒出来，盖子左右打摆地跳着。

关火、揭盖，还好没烧干，残留了一口药。张阿姨见没事了，就挥舞着一个牛皮纸封面的小本子对我说：“刚才楼下扫地，看到你开窗，才发现你在家——快把水电费交了。”

其实前几天我就听到了敲门声，由于不想见人，就没有动弹。这次被找上门，我赶紧打开抽屉掏出钱包，只有两张红票。

“你看你看，我就预着呢，你张阿姨我什么都带了。”张阿姨靠过来，从兜里掏出零角放在桌上，再将200元塞进自己的口袋。一切自然娴熟，尽管是独角戏也毫不冷场。

张阿姨是河南人，是我爸单位司机的媳妇，因嫁来武汉多年，她的口音早已混合了汉腔。刚来的时候，单位能帮忙解决家属工作，就把她安置到了门房。那天，家属院里的人都去打量这个秀气害羞的新媳妇，她低头红脸地捋衣角，把糖果塞给窜进窜出的小孩子。后来大院里流行“交换菜品”，有人说张阿姨厨艺粗糙，土豆丝切得像擀面杖，菜里又舍不得放油，干巴巴的。直到那年元旦，我妈叫她去老干部活动室包饺子，她才慢慢地融入到小媳妇们的群体中。

如今应该是到更年期了，张阿姨变得有点絮叨，她喟叹道：“人这辈子——”我终于看向她，准备耐心地听她讲完，但她也没想出来下半句，只好拍拍我的肩膀。她的五根手指粗粗短短，圆润讨喜，但拍下来的力度一点也不小。

“砰”，门又关上了。我人还木木的，肩膀上还残留着张阿姨手掌的温度——那年，我们一起目送我妈的遗体进焚化炉，她也是这样突然拍打我后背，大声喊：“哭啊，哭出来！”那个手劲儿逼得我的胃酸从腹腔中迸射出来，膝盖软趴下来，吐了一地。只是眼睛实在干涩，一滴泪都没有。

我刚把中药灌进胃里，挂钟“嘀嗒”的报时声突兀地响起来，吓得我一哆嗦。抬头看向挂钟的位置，之前那里挂着我妈的遗照，一下换成了钟，我还有些不太习惯。

2007年，我去广州工作，公司人力要求我填写个人情况表格，其中涉及家庭亲属关系。我仍把我妈的姓名、单位填了上去，末尾写“退休”。同事闲聊，我也会若无其事地说起她的琐事。我想，广州武汉相隔甚远，只要无人查验，我便仍可以处于父母健在的家庭状况中。直到我回武汉治病，并长期待在家休养，才品出我妈的痕迹正在这个家里慢慢地消散。

我妈33岁那年查出乳腺癌，等她动完手术两天后，8岁的我走进病房，生平第一次见到留短发的她。她的脸颊陷进去，颧骨凸出来，我完全认不出她了，就呆呆地站在床尾。她看我半天没靠过去，“哇”地哭出了声——她没有第一时间从我这里得到安慰，反而从我的眼中感受到了自己憔悴的病容。

我妈49岁离世，还不到一年，就冒出几个人给我爸介绍对象。我姐电话叮嘱我：“这很正常，你爸还年轻，你心里不要抗拒。”我说不会，我妈生病时间太长，她已经帮我做了“预演”。

我爸确实是别人眼中不错的再婚对象。尽管他和我妈也为钱争吵过，但在我妈漫长的就医问诊中，他承担了许多，也付出了许多。一个夏日，他骑自行车去东湖边给我妈买药，途中差点遭遇车祸。回家后，他对我说：“幸亏我脚尖及时顶住地，不然你就见不到我了。”

我爸的再婚对象罗阿姨是我妈的前同事，只比我妈小一岁，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朋友介绍她和我爸相亲，他们再婚后，关系也很松散。我做手术前，罗阿姨从荆州赶到武汉探望，手术结束，她又要回荆州了。据说她女儿的身体也出了问题，她就和我爸商量，说在我化疗的那周再来帮忙做饭。

我已有两周没出门了，想到这些琐事，突然就不想待在家里了，于是抓上零钱套上鞋出门。晌晴，外面的地跟烤过一样，热气透过鞋底，源源不断地在我体内蒸腾。门房里，张阿姨正抱着碗对着电视拨饭，她隔着纱窗对我喊：“那个——你搞么斯（什么事）？”

我挥挥手，说去菜场，意识到声音有点小，就嚷道：“买菜去——”

“早克（去）早回啊！”她也嚷。

菜场无人搭理我，反而自在。提着菜回家不久，我就听到钥匙在锁眼里扭动的摩擦声、放钥匙的金属撞击声、脱衣服的窸窸窣窣声、翻塑料袋的“哗哗”声。然后是我爸的说话声：“哦，你出门了吗？”他有点惊讶，嘴微咧着。我点点头，发现他眼袋泛青，还有点肿，远远看着，眼袋竟比眼睛还要大两圈。

随后我爸钻进厨房，在砧板上剁土豆，“咚咚”作响。以前他根本不会做饭，做西红柿蛋汤能把整颗西红柿放进水里煮，被妈嘲笑是“少爷身子”。现在强多了，两菜一汤很快就摆上了桌。

吃饭时，我爸摆出一副庄重的训话样子：“你改个名字吧，现在的名字太刚强了，刚者易折。你妈也埋怨过我，说取太大的名字是要吃苦头的。”

我不答应，他就用筷子重重地戳着碗底，说：“你在广州，我管不了，但在这里，就要听我的。明天我去问问怎么改，先叫你的小名吧。”

我嘴角发酸，正要开口反驳他习惯性的大包大揽，抬头却看到他的眼底有红血丝蔓延，眼球也在往外鼓动。

我妈曾怀疑他有甲亢，但检查过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他倒是有的。我妈去世前交代过，让我不要惹他生气。

我妈少女时期在卫校读书，毕业后分配到荆州医院，在高干病房做护士。因为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常有住院疗养的老干部想给她介绍对象。

她素来是爱美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荆州没什么时髦衣服，她就自己选布，找裁缝依着电视剧和杂志里的样子打版裁衣。

她说有一块绿色米花、上有黑线勾勒出弧形的线条的布料，适合做荷叶裙，裁缝不知道什么是荷叶裙，她就细细地介绍：领口这里加一个宽宽的像斗篷一样的布，垂下来能遮住手臂；腰掐得紧紧的；裙摆做到膝盖处，再缝上一个和肩部同宽、用点褶皱让摆幅更大的边……

她也给我做了一件小的荷叶裙，我们母女一起穿出去，一走动，一大一小，一上一下的两块圆形的花边起伏荡漾，真如轻风掠过荷叶一般灵动，沿路吸引了不少目光。

我妈年轻时向来是习惯、享受被人注视的。直到她确诊乳腺癌，失去了一边乳房。

1991年，我们离开荆州来到武汉，住进了我爸单位分的“团结户”里。那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我家三口人只用了其中的一室，客厅和厨卫是和一个独身女人共用的。

因为早一步住进来，那个女人把洗手间和厨房摆得满满当当，矛盾在所难免。但上学的我很少能看见争吵的场面，只是在回家后能听到那个女人重重地摔打物品，表达震慑。

切掉一边乳房后，我妈最大的改变是不想去公共浴室洗澡了，我爸只好领我去澡堂，把我托付给脸熟的女邻居。进了女浴室，我任由温水冲刷身体，然后就听到女邻居在和其他人说我妈的坏话。我换衣服的时候，还有人问我：“你像你爸还是你妈？你妈好拐（坏）的哦。”

我猜，她们大概是听信了那个独身女人传出去的八卦，譬如说我妈霸道又小气地抢地盘……我心中忿忿，但只能沉默、窝囊地从小木柜里取出衣服给自己套上，再提着小桶出去，和洗得热气腾腾、脸颊红扑扑的爸爸汇合。

那天推开家门，我发现妈妈正躬着身体，畏畏缩缩地在台灯底下挥舞剪刀，试图把一块方形海绵一点点地削成圆锥形。海绵条一丝丝的、慢慢滑落到她的膝盖上、再滑落到地上。

我知道，她是故意趁我们不在家才做的。这块海绵将会被她缝入胸衣，弥补她身体上被割掉的一块。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好像有一块重物凭空而来，压住了我的喉咙。

一年后，那个独居女人升了官，分到了一套三房一厅的大房子就搬走了。我妈这才渐渐恢复了些精神，有时在厨房做饭，喉咙里会淌出些无名小调。她居家穿衣服也不再那么拘谨了，偶尔穿戴整齐，她还会笑眯眯地问我：“对称吗？”

有时走在路上，我会侧头打量一下她的胸部，小声告诉她“那边高了”。她嘻嘻一笑，说那毕竟是假的，一动就会往上跑。然后她用背包挡住自己的前胸，伸手进去把胸衣往下拽一拽。

作为刚到武汉的外乡人，我爸妈的手头并不宽裕，我妈很久都没给自己购置新装了。某天吃晚饭时，她兴冲冲地说，大成路菜场来了一批从海外淘来的旧衣服，“有个外套，娃娃领，小短款，摸着还是羊毛的，才100块”。

我爸说那些衣服指不定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可能还有传染病。我妈点头说对。结果只隔了一天，她还是把那件外套买了回来——那时的她已接受了身体的残缺，衣服的美丽虽然浮于表面，但也是她竭尽所能，能够到的最好的东西了。

她先用热水烫，再用84消毒，透干净之后又在阳光下晒了老久，那衣服居然没有变形。她把衣服套在身上，对着镜子顾盼神飞，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光彩。

当我们以为生活会温和地顺流而下时，滔天巨浪又猝不及防地出现在眼前。我读初二那年，妈妈体内的癌细胞转移了，她另一侧的乳房也被切除了。

看着自己平坦、斑驳的胸口，她问我：“我看上去是不是像个男的？”

接下来是放疗，她术后还没愈合的胸部皮肤又被灼伤，结了黑色的痂。睡觉前，她要我把她的手捆住，防止在睡梦中抠挠，“又痛又痒，好想去抠，但结痂就表示细胞正在修复痊愈，人的身体比想象中的更强大”。

那段时间，我妈的身体十分虚弱，下楼梯要扶着扶手、侧身一点点往下挪。有时她停在半道，靠墙站着或半坐在楼梯上，冲我摆摆手。我懂这个手势的意思——她想歇一会儿，但没力气说话。

可是，只要一推开楼栋的铁门，我妈就会挺直腰杆，脸上还会挂出一丝微笑。她想给我树立一个坚韧的榜样，还教育我：“可怜样太过了就不会被同情，只能让人看轻。”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坚强可能只是痛苦的伴生物。

我也要化疗了，罗阿姨提前来到武汉，一见面就夸我面色红润了。确实，我刚出院时才86斤，现在已经恢复到92斤了。我点点头、咧开嘴笑，做出一副很欣喜的样子。

罗阿姨一来，家里的气氛就松快些。看着她进进出出的身影，我想，倘若我妈还在，大概也会遵循这样的生活规律：早上去菜场捡选些新鲜菜，中午做一顿简单但搭配适宜的家常菜，下午约几个牌搭子打麻将，晚饭后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可我妈走得太早了，她去世时，还有几天才到她50岁的生日。

那天晚上临睡前，我爸和罗阿姨的争吵声从隔壁房间飘了过来，我起床去听，原来是罗阿姨想从他们的共同账户中取走2万元——他们刚结婚那会儿设立了一个共同账户，打算等哪一方身体不好时拿出来用。起先一人存了2万，但之后几年只有我爸一个人在陆续往里存钱了。

罗阿姨解释说，她要取钱是因为她女儿的血象已经接近白血病的状态，要长期服用一种进口药物。我爸大声喊：“我和吴祖英（我妈的名字）一辈子辛苦攒钱，你就只用不存。”

“那吴祖英现在还能从坟墓里爬出来给你送钱吗？”罗阿姨生气地回。

我打开房门，罗阿姨也出来了，她坐到我的床边，说跟我爸吵得脑壳疼时，想着一个人过也挺好。我解释说我爸这人节省惯了，一家人确实不该分那么清，也没法分清楚。

我爸隔着一面墙继续嚷：“她要回就回吧，我自己过也挺好，还可以省点钱。”

第二天我要住院化疗，罗阿姨没走，留在家里做饭。我爸送我去医院，我问他钱的事跟罗阿姨说好了没？他就往大方向上扯：“我同意了，也是她自己的钱，现在关键还是得团结。”

入夜，值晚班的俞博士出现在走廊上，挨个询问自己负责的病人“感觉怎么样”。我说自己胃口还好，造口排得也顺畅，他就拍拍床板，示意我躺下检查。

走廊的加床周围没有挂帘子，我略有点迟疑，护工十分贴心地帮我遮挡。俞博士并不在意，他掀起我的衣角，查看伤口，又用指腹按压了几下我的肚子，认可地说：“可以可以。”

我微笑着目送他离开，随后就翻出了一本《哈利·波特》，将自己暂时安放于魔法世界。但听觉是无法关闭的，没多久，一个女人就问我的护工：“这是你姑娘么？”

“我哪儿来这么大的姑娘？”

我没有抬头。书中正讲到摄魂怪，它披着一件斗篷，凡是经过之地，所有快乐都会被它吸去，灵魂也是。对着宿命之敌也不畏惧的哈利·波特，反而害怕摄魂怪，因为他听到了他母亲死去时的惨叫声。得病后，我也像被摄魂怪袭击了，只有脑子和躯干在工作，不再有喜乐。

到了夜里，走廊里的护士铃、说话声和走动声从不间断，深夜也睡不安稳。有时我会梦到我妈，她的面孔神情又一次清晰，仿佛活了过来。但梦中我也知道是梦，所以妈妈又死了一次，让我痛苦不堪。

化疗期间，张阿姨和几个邻居相约来医院看我，她们和我妈年龄相仿，是我妈生前的“闺蜜团”。护工看到她们很高兴，说正巧她儿子在医院附近，既然有人看针，她想出去见儿子一趟，等吃完午饭再回。

我同意了，护工就走了，我告诉几个阿姨，其实这个护工干活儿还挺精细。阿姨们七嘴八舌地说，还是得警觉点，如果孤苦伶仃的，护工也会欺负人。张阿姨还说，她有个侄子得了胰腺癌，专门从河南老家来武汉看病，“那边的医生也说武汉的治疗环境强些，所以这儿在全国都算得上数的，你来了就安心，莫想别的”。

在此之前，“癌症”是个需要避讳的字眼，但自从我得病后，来探望的人会绞尽脑汁地从身边的亲朋里找出案例，然后告诉我，谁得了癌，怎么治的——当然，那些案例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好的。

阿姨们走后，护工还没回来，我给她发短信也没答复。头顶上的钩子还挂着3袋药剂，我提神盯着针管，无法忍住尿意，只好用一只手撑着床沿慢慢起身，再去够钩子上的药剂。

我的血管非常细，之前试过留置管，但没管到一天就报废了。护士每天早上总是避开我手臂上的青色，用最细的针头打，但还是无法避免血管肿掉。这么一够，还是扯到了我那只进针的手臂，疼得我双肩往里缩了缩。我僵在那里，想缓一缓。

这时，坐在前方床位的一个卷发阿姨走过来，帮我把针剂从钩子上取下来，并叮嘱道：“你和我姑娘差不多大，有需要的话，就叫我一声。”听声音，我感觉她就是那个昨夜跟护工搭话的女人。

旁边病房的门长期阖着，好像生怕被走廊上加床的病人打扰。我只好推着铁架子，往走廊尽头的洗手间跑。洗手间里有一扇门是坏的，通常我会让护工在门口守着，再入厕小便、更换造口袋、擦拭造口周围的皮肤。整个过程漫长而又尴尬。但这次没人照应，我只能迅速小便，再偷偷地给造口袋放气，试图让它变瘪一点，不至于爆炸。

回到病床，卷发阿姨又托举着一个红薯走过来，想坐我的椅子。她说女儿要她隔远点吃，不然她想吃又不能吃，闻着还想呕吐，实在难受。她边吃边说话，每个音都显得窒闷，我额头冒虚汗，脑子也懵，一切都听不真切，只有一丝嫉妒和酸楚莫名地冒出来。我想，这也算是一种女儿对母亲、带着病人“特权”式的撒娇吧——而我早已失去了这种“特权”。

那个女孩似乎已经到了化疗中后期，开始掉发，一直戴着一顶毛线帽不肯脱。她总是背对着我坐，如果不说，根本分不清男女。就像很多化疗病人，我们身上的各种“标签”、个性都会逐渐褪去，直至模糊成一团。

化疗头一天的注射物中含有毒性较大的药剂，后四天则是各种营养补充剂。我通常会从第一天吐到最后一天，期间还发烧，头和腹部都痛得厉害。可身体被造口袋和针管束缚着，连做点大动作缓解不适都成了一种奢望。

等针剂全部打完，针头从身体中拔出的那一刹，我才有了一丝解脱感。倘若精神还好，我会偷溜出医院透气。我在人群中低着头、快速、小步地穿插，即使带着造口袋也觉得松快了许多。

果然，幸福有时是比较出来的。

第一期化疗结束，我回到大院，路过门房，看到有个男人在沙发上躺着。他的脸朝向内侧，两条裤子瘪瘪地摊着，整个身体都瘦得没了曲线。我猜，他可能就是张阿姨患癌的侄子了。

后来再见，他大多时候还是蔫蔫的，偶尔站在门房口晒个太阳，也是两眼茫然。倒是张阿姨热心地跟我打听，问有没有熟练的男护工推荐，又该怎么结算工钱。

等我做了三期化疗，他也手术出院了。这次，他眯眼躺在门房的沙发上，朝我“哎”了一声。显然，他也提前知道了我的事。他向我解释，说自己只能躺着，因为坐起来太累。我则腰杆笔挺地搁了一半屁股在木头椅子上，说自己的肚子上有个袋子，不能大动，怕脱落或漏胶导致异味溢出。

我给他演示了一下自己如何侧身：用手掌撑着，肚子尽量平展地、一点点往上抬；蹲下也是，尽量不要折叠肚子。他也细声细气地说自己右臂腋下的一点会疼，“像蜘蛛一直在织网，蔓延到背部和肚子”。他查过了，胰腺癌的死亡率很高，“像你的结肠癌就好一点”。

因为这边的消费太贵，他不准备在武汉接受后续治疗了，打算回老家吃点中药算了。我说我也在吃中药，但俞博士说没什么用，我爸却坚持认为西医和中医不一样，“关键时刻得一起上”。

我们对视着，同时停顿下来，空当被默契填满，也不觉尴尬。

过了几天，他就消失了。

在困境中，人让自己好受的方法之一就是发现有人比自己更惨，或者差不多。

我曾把别人告诉我的、得癌后转好的众多例子给张阿姨的侄子转述了一遍，也许等我说完，他会好受点。而在我独自疼痛的那些时刻，我常会想起我妈的痛苦，那些往事早已如钉子般锲入我的记忆了。

熬过数次手术、化疗和放疗后，我妈以为她已经很强悍了，但真正的难处是从生活中一点点浮出水面的。因为胸部没有肌肉，她去菜场变得异常艰难——因为如果不小心买多了，她就会突然发现自己拎不回来。

有时，好心的邻居会帮她拎一路，或是喊我去路上接她。很多次，我顺着去菜场的路去寻她。我妈爱干净，不到处乱坐，通常就蹲在路边等。她看到我，就先递来一只手，另一只手撑着自己的膝盖，再缓缓起身。有一次我去接她晚了，她半天都没能站起来。我正对着她的后脑勺感到愧疚，她突然对我尖声吼起来，然后不顾脚边的菜，径直走了。想着自己还未做完的作业，我也感到委屈。在路人的打量下，我拎起菜，边走边哭。回到家，我发现我妈的眼睛也是红的，料想她也哭过一场了。

我妈最后一次住院，只能保守治疗了。我摸她的手臂，那覆在骨骼上的皮肤薄薄的，且不平整。她的小腹陷进去，两侧的胯骨凸出来，几乎没有肉。她说想换一条扁平橡皮筋的内裤穿，“不要细圆的，勒得太疼了”。

姨妈专程从老家跑来尽力地照顾我妈，她们姐妹的感情一直很好。但那次，我妈却对她发了脾气，把她新买的细圆皮筋的内裤丢在被子上，“怎么就不会买？”说完，我妈就哭了。

姨妈愣住了，我却很清楚，我妈的突然崩溃并不是因为内裤。但我还是马上跑到最近的商场买了几条宽橡皮筋的内裤送回医院。洗水后，用衣架子最宽的两边撑住橡皮筋，试图把腰口撑得更松一点。我妈夸张地表扬我：“还是你有办法。”

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也会有挑剔内裤的这一天。因为造口位置靠近腰窝，我要选偏低腰的内裤，腰口最好在造口袋黏贴处的边缘下方，或者略微压着一点也行。

那家老商场早已倒闭，但医院门口多了几家内衣店。我钻进一家，寻到了一条无痕的莫代尔面料的内裤，摸着它薄且平滑的裤腰，我突然想：这比我给我妈买的那条舒服多了，可惜——

那一刻，我突然喘不上气来，拉开更衣室的布帘子钻进去，蹲在墙角哭了起来，任由眼泪滚落到嘴里。外面的女老板正在看网剧，男声女声在交替着、痛心疾首地吼叫着。

做完六期化疗，我休息了一个月，又做了造口还纳术，就是把肠管放回到腹腔中，恢复了肛门排泄的功能。造口的部位还没愈合，就被纱布覆盖着，时而抽痛。它和其他几次手术的缝合伤痕混在一起，密密麻麻地在我的身上蔓延，如同蜘蛛结的网。

术后回家，2013年的春节也近了，罗阿姨已经回到荆州准备和她女儿一起过节。我爸说罗阿姨走时买了好多肉放冰箱，还请人做了清洁，换了被套。他说话时一直在侧瞄我，像是怕我对罗阿姨有意见，又像是在等待我的检视。我在他期待的目光中大致看了看家里的环境，然后点了点头。

年夜饭，我准备做一个简单的火锅。化疗让白细胞下降，尽管我打了升白针、白蛋白，但仍会头晕。我拿起菜刀剁了两下，就有点把持不住了，菜刀顺着滑溜溜的藕片落到砧板的边角。我去拿，但那块钢片好像粘在了砧板上，似有千斤重。

家里的这把菜刀，自从我们住进来就一直没换过，我妈在世的时候，也一直用它。我想，也许对我妈来说，这把刀更沉，她不自觉地克服、承担了许多生活中貌似细末微小的不适。

屋里的水蒸气使玻璃窗朦胧起来，整个房间晕染出橘色的光。我爸倒了杯红酒，几口下去，面色红润起来。兴致来了，他说：“等会吃完，要给你姑妈、五伯打电话了，还有你外婆那边。”他说话总像是在布置工作，我以前会呛他几下，但现在只是点点头。

我爸又说，张阿姨的侄子回老家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手术前他不想告诉我这个消息，是怕我会想太多。我生咽下一口饭，缓了缓说：“他说过的，存活率不高。”

洗完碗，我给外婆打电话，沙哑的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我眼皮一沉，突然又想哭。外婆喊我“乖乖”，说想来武汉看我，但姨妈舅舅们不让。我不知道她是否听说了我得病的事，但大概率长辈们是不会告诉她的。

我咽下啜泣，尽量保持平稳的口气说：“是的，你要听话啊。我现在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她挂掉了电话。

我妈去世后，外婆曾闹着要来武汉扫墓，但姨妈、舅舅们不许，怕她年纪大了受不了刺激。有次，外婆在车站徘徊，想偷摸买票来武汉，但无奈身上钱大都被大舅提前收走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又是二姨父的熟人，于是电话通知了他，两边连哄带骗，总算劝住了一大把年纪的外婆。

我妈葬礼后的一个月，我接过几次姨妈们的电话。电话那头先是关切地问我最近怎样，但往往还没说几句，就传来压制不住的抽噎声。有时，我还能听到一旁的男声劝慰，随后就是电话挂掉的长音。我拿着话筒，独自坐着，守着这个长音，直到长音也消失。

我妈没了，但姨妈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有时，我看到她们晒旅游、孙子、美食的照片，其乐融融，就会忍不住忿忿地划过。

春节后休整了两个月，我就要返回广州工作了。我和我爸保证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做好重新投入社会的准备。

因为病情，我想自己未来可能会遭遇异样的眼光。其实我也已经感受到了一些朋友的疏远，比如：他们会在微信上刻意跳过我的点赞和留言，公事公办的简短回复。我还从蛛丝马迹中捕捉到的，一些人屏蔽了我，哪怕我并没有说什么——想想，也可以理解，普通人是害怕疾病的，也难免会连带着害怕生病的人。

临走前清理行李，我打开卧室的橱柜，手停在一件衣服上，突然有些恍神。

2005年的一天，院子里的人说宝姿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特惠场，我妈就和张阿姨等几个人专门打车跑过去看。回来时，她拎了一个黑色金字的纸袋，内里的衣服还是用防尘袋包裹的，看着就很高级。她累得瘫软在椅子上，头搁在椅背上，但眼睛亮晶晶的，嘴里叨叨着：“好贵好贵，打完折也要600多。”

经历了手术、放疗和化疗的磋磨，我妈早已放弃打扮那副病容了，穿着也越来越素简。我好奇地接过袋子，发现里面是一件黑棕米混色格子的西服，就问：“你这能啥时候穿啊？”

“给你买的，你要找工作了，面试得穿得体面些。”

我觉得这衣服太花哨了，有点嫌弃，毕竟我在银行或证券公司实习的时候，见过那里的员工基本都穿白衬衣配黑或藏蓝的西装，显得高级。可我妈不管，她轻轻抚过那衣料，微笑着喃喃自语：“羊毛混纺，还没看过这质地的，大牌子真的不一样。”

随后，她两只手像鸟展翅般向后打开伸展，意思是让我帮她试穿。我拎起西服，把她的两只手臂套入袖筒，再一直提到肩膀处。因为我的码数小，她穿肩位还行，但前面扣不起来。但她仍对着镜子，挺胸抬头，正身侧身地打量。

我伸手把窝在里头的后领子翻过来，劝她：“你穿嘛，去换大一码的。”

她抖一下，坚决地把西服从身上剥下来，让我把它挂好，然后叹息：“我要穿什么好衣服呢？没有必要。”

直到我妈走后的第三个月——2007年年初，我才真正穿上这套衣服。那时我开始找工作，突然发现她买的这件西服真的很特别，只要配上白衬衫、黑裤、黑鞋，就没那么高调了，反而会让个子娇小的我很显眼。跑到北方面试的时候，我再在外面套上黑色呢子大衣，露出格子的边缘，也很好看。我意识到，我妈的品味一直很好，她也足够了解我。

后来我变胖了，扣不上扣子，这件西服就一直挂在老家的橱柜里。术后的我瘦回之前的体重，于是我走到镜子前，顺利地套上这件西服，精气神好像魔法般瞬间聚拢到了我的体内。

“好！”我的心里支棱出一个小人，给我鼓掌喝彩，好像她正准备目送我摩拳擦掌地再次进入职场，在社会上谋求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