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那天，我要了一份礼物：房屋清扫服务。对我来说，这个礼物与其说是打扫屋子，不如说我终于可以摆脱家务责任一次。我不必打电话向多家家政公司询价，不必研究及审查每家公司的服务质量，不必付款及预约清扫时间。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脑中那个老是纠缠着我的情绪劳动。先生等着我改变主意，要求一份比房屋清扫服务更“简单”的礼物，例如换成他可以上亚马逊一键下单的东西。但我坚持不改，他失望之余，在母亲节前一天终于拿起电话预约，但询价后觉得太贵了，信誓旦旦地决定自己动手。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希望他上脸书请朋友推荐几家家政公司，自己打四五通电话去询价，体验一下这件事要是换成我来做，势必得由我来承担的情绪劳动。我很清楚事前准备有多累人，所以才会要求先生做，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
结果母亲节那天，我收到的礼物是一条项链，我先生则躲去清扫卫浴，留下我照顾三个孩子，因为那时家里其他地方一片混乱。先生觉得，他正在做我最想看到的事——给我一个干净如新的浴室，而且不必我自己动手清洗。所以当我经过浴室，把他扔在地板上的鞋子、衬衫、袜子收好，却丝毫没注意到他精心打扫的卫浴时，他很失望。我走进衣帽间，被一个搁在地板的塑料储物箱绊倒——那个箱子是几天前先生从高架子上拿下来的，因为里面有包装母亲节礼物所需的礼品袋和包装纸。他取出需要的东西，包好他要送给母亲和我的礼物后，就把箱子搁在了地板上，储物箱就变成碍眼的路障，（至少对我来说）也是看了就生气的导火线。每次我要把换洗衣服扔进洗衣篮，或是去衣帽间挑衣服来穿时，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几天下来，那个箱子被推挤、踢踹、挪移到一旁，但就是没有收回原位。而要想把箱子归位，我必须从厨房拖一张椅子到衣帽间，才能把它放回高架子上。“其实你只要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了。”他看到我为箱子心烦时这么说。这么明显的事情。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很碍事，需要放回原位。他直接把箱子举起来、放回去，不是很简单吗？但他偏偏就是绕过箱子，故意忽视它两天，现在反而怪我没主动要求他把东西归位。我说：“这正是症结所在。”眼里泛泪，“我不希望这种事还要我开口要求。”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任务，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动完成？为什么非得我开口要求不可？我想让先生了解，为什么当一个家务管理者，不仅要发现问题、分配家务，还得若无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我把袜子拿去洗衣间时，注意到有个玩具需要收起来，于是我开始动手整理游戏室，接着我又看到一个搁在一旁的碗没放入水槽，于是我又顺手洗了碗盘……这种无止尽的循环令人烦不胜烦。
我也是负责安排时间表的人，随时帮大家预约行程，知道行程表上有哪些待办事项，我也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我的脑中存放着五花八门的清单，不是因为我爱记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会记。没有人会去看学校的家长联络簿，没有人会去规划朋友聚餐要带什么餐点前往。除非你主动要求，否则没有人会主动帮忙，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而且无论我做了多少，似乎总有更多在等着我。这种感觉对很多女性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我读蒂芙妮·杜芙的《放手》时，看到她讲述生完孩子后对先生的怨恨，立刻感同身受，跟着气愤起来。杜芙写道：“我们在外面都有全职工作，但是回到家，我做得更努力。而且气人的是，他看到的，还没我实际上为维持这个家顺利运作所做的一半事情。换句话说，他不仅做得比我少，还没意识到我做得比他多!。”然而在他的脑海中，他可能认为自己做的已经够多了。男性大多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自觉已经比前几代的男性做得更多了。1965年到2015年间，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增加了一倍多，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增加了近两倍，但这些大跃进并未带给我们完全的平等。家庭中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存在。女人在家务及照顾孩子上所花的时间，仍是男人的两倍。
即使在比较公平的两性关系中，男女双方平均分配家务及照顾孩子的体力活，感觉起来还是女性做得比较多……她们确实做得比较多，因为我们并没把这些任务中的情绪劳动也量化计入。
通常我们很容易忽略自己“多做”的部分，因为“多做”的部分大多是无形的。许多情绪劳动的核心，是为了确保每件事情能顺利完成而承担的精神负荷。对每一件产生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其背后都隐含着无形的心理付出，而这些大多是由女性负责关注、追踪与执行。
那个母亲节迫使我潸然泪下的原因，不单是那个一直搁在地上的碍眼储物箱，也不是因为先生无法送我真正想要的礼物，而是经年累月下来我逐渐变成家中唯一的照护者，照顾每件事、每个人，而所付出的劳心劳力完全隐于无形。当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向先生解释为何如此沮丧时，我终于达到情绪爆发的临界点，因为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情绪的源头了。情绪劳动一直以来不是我的强项吗？我难道不是主动选择照顾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吗？我不是本来就比他更擅长这件事吗？重新调整我们之间的平衡这件事，难道是我要求太多了吗？如果我不把情绪劳动视为分内工作，周遭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在意的是结果：那些事情会搁在哪里？谁会捡起来做？如果我放着家务不管，谁会遭殃？如果我不在意我的语气和举止对先生的影响，我们会吵到什么程度？我这辈子已经习惯了超前思考，预测周遭每个人的需求，并深切地关心他们。情绪劳动是我从小就接受的一项技能训练。相反的，我先生从来没受过相同训练，他懂得关怀，但他并不是体贴入微的关怀者。然而，当我认为自己不仅是那份工作的更好人选，更是最佳人选时，那也表示我把一切事情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我比较擅长安抚孩子的脾气，所以这件事情由我来做。我比较擅长维持屋内清洁，所以我负责绝大多数的打理及任务分派。我是唯一在乎细节的人，所以由我来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事。对我先生来说，那些归纳在“情绪劳动”那把大伞下的任务，已经变成他在帮我的忙。他所做的情绪劳动，跟精心打理生活或抱持更深的责任感毫无关系。当他不需要我开口就自动完成一项任务，并承担过程中的精神负担时，那是在对我展现“美意”，是一种需要称赞和感激的行为。但同样的任务由我来做时，却无法指望同样的回报。对我来说，情绪劳动变成一个竞技场，我的价值与每项任务都交缠在一起。
乔尼·布鲁西的一篇文章引发热议，文中提到她在家务上缺乏协助，她回想起当时的想法：“如果夫妻俩饭后一起收拾，不是可以更快一起休息放松吗？如果孩子知道母亲不该是唯一的清洁者，那不是更好吗？把两人共享的空间视为一种共同责任，不是比较合理吗？”总而言之，如果所有的情绪劳动不是完全落在她身上，那不是很好吗？如果她的先生（或孩子）能主动注意到家里需要做什么，并主动去做，那不是很好吗？布鲁西是自由职业者，全职作家，年薪六位数（美元），她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家人“帮忙”。事实上，她想传达的重点是，照顾全家的责任根本不该由她一人承担，但偏偏事实就是如此。她在文中提到，她选择把饭后的一些杂务分派出去。她不仅要和颜悦色地提出要求，当她第一次分派家务遭拒时，还得以完成任务后一起玩游戏作为奖励，家人才肯答应。如果她想请家人“帮忙”，就需要以愉悦的口吻提出恳求，即便是“帮忙”清理家人弄乱的东西。“我们把做家务视为‘帮妈妈的忙’，而不是做该做的事。”布鲁西写道，“我希望孩子了解，收拾我们的家很重要。正因为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不过我试图向先生解释这点时，他很难理解“倒垃圾”和“注意何时该倒垃圾”的差异。只要任务完成了，管他是谁要求完成的！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和先生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我们在高中时期就相识，从青少年到成年一直在一起。这种青梅竹马的恋情通常不容易开花结果，但我们不仅在那段蜕变时期一起成长，也平稳地进入一种很难得的包容先进的关系。如今回顾相识十四年来的岁月，我觉得我们很顺利地度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我们携手创造了这一切，过程中开诚布公地交流，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但为什么我们在管理家务、承担责任、彼此交谈上依然会陷入失衡状态？情绪劳动的落差究竟来自何处？为什么我那么多年后才真正意识到这点？我和女性朋友、母亲、姑妈姨妈、祖母交谈时，她们都确切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先生却很难理解。即使是以前从未听过“情绪劳动”这个词汇的女性，只要听我举个例子就马上懂了，例如告诉伴侣一件基本的家居用品摆在哪里，仿佛他是家里的另一个小孩似的。有些人会说，“感情就是这么一回事”“男人就是这副德性”“这就是父权制”“这就是人生”。这些评语不尽然是错的，这本来就是异性恋关系、与男性互动、父权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小心翼翼地拿捏自己的感受、管理自己的情绪、仔细打理他人生活的细节时所衍生的失落感，让女性特别有共鸣。我告诉她们，这就是情绪劳动。我认识的每位女性都知道这项劳动，但是当我说这种动态可能改变时，有些人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不相信。“这种事情要是我不做，就没有人会做。”我听无数女性这样说，而且一字不差（我确定我以前跟闺蜜诉苦发牢骚时也说过这种话）。女性对男性抱有一种很深的不信任感，她们觉得即使是最好的伴侣，也不可能“开窍”。她们认为男性不仅不愿做、也不会做她们做的事情。大家普遍认为，即使男性愿意承担更多的情绪劳动，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男女先天如此不同，所以追求平衡是不可能的。长久以来，男性和女性都习惯相信这种迷思，认为女性先天就是比较擅长这类事情。我问米歇尔·拉姆齐博士，有多少情绪劳动是先天的，有多少是后天的。她很快就响应，她认为情绪劳动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后天培养的。“孩子三岁的时候，就明白性别角色，包括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知道，孩子的理解能力比多数人所想的还要强大，而且大多数的孩子从小就接触大量的媒介内容（或接触那些已经吸收了大量媒介内容的孩子），所以他们很早就学会了性别角色。”她说，有些女性可能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们说两三岁的儿子“先天”就喜欢卡车，女儿“先天”就喜欢洋娃娃，但那种看法完全忽视了那些性别信息很早以前就潜入孩子的意识。
孩子随时随地都可以接收到那些性别讯息，从家庭、朋友、媒体、宗教、教育等，根本无从避免。人类会模仿自己熟悉的行为。从小到大，我们所处的文化都在持续灌输我们——情绪劳动是属于女性的领域。波利娜·坎波斯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非裔/拉丁裔”美国人。坎波斯是五姊妹中的老大，她回忆以前她和妹妹都必须好好伺候来她家造访的任何男性。约会对象来家里接坎波斯出去时，一个妹妹会先端出洋芋片来招待他，另一个妹妹会帮他倒饮料。“如果他想续杯的话，我爸会示意我妹为他加满开水、汽水或他想喝的任何饮料，让他等我准备就绪，仿佛他是餐厅里的顾客似的！”坎波斯说她的父亲从未帮孩子换过尿布，坎波斯却从八岁开始就要照顾小婴儿，她常负责叫醒妹妹，帮妹妹准备上学的东西，好让母亲可以暂时抽离忙不完的累人家务。她告诉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即便是现在，她还是很难分辨她在婚姻关系中为先生做的一切情绪劳动。她说，由于从小成长的模式，她需要从“第三方的视角”才能看清那些她已经习以为常的无形劳动。坎波斯说：“我先生主动打扫或帮我带孩子，让我有机会休息时，我还是很讶异，因为感觉他好像帮了我一个忙，而不只是我的育儿伙伴而已。”大多数的女性或多或少都已经习惯了把情绪劳动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我看着母亲操持家务，打理三餐和生日派对，带我们去看医生、约牙医定期检查，寄生日和圣诞贺卡给每位家人。我记得以前夜里是她躺在床上听我说话，也记得我在青春期筑起情绪高墙时，是她不断地想要穿越那堵墙，跟我沟通。我记得她为每个人熨烫衣服，也记得我年纪够大时，帮她叠衣服并把洗好的全家衣物收入衣柜。我没注意到她承受的精神负担，但我知道我需要任何东西时都可以找她，无论是毛衣还是橱柜里的零食。她默默地承接这些零碎的琐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从母亲的身上了解到外界预期我该展现的行为模式，也从我父亲身上了解到我可以预期在伴侣身上看到的行为模式。女性持续传递着一种错误的信号：男人就是搞不清楚状况;他们永远不会做女人做的事情;他们缺乏承接情绪劳动所需要的先天技能。这种错误的信号也束缚了男性。当你经常听到别人说你无能时，听久了就变成真的了。这些是性格特质，真正的无能，完全无法改变，全是一派胡言。男性和女性生来就有类似的情绪劳动天赋，但只有一半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或许表面上看来女性先天比男性更擅长情感劳动，但这些技能是可以学习及磨炼的。只要我们愿意一起努力，为彼此的进步留出空间，男人没有理由不能挺身而出，把情感劳动也视为他们的领域。只要多加练习，假以时日男性将会发现情绪劳动的价值，因为那为他们开启了世界的另一面——一种全新的人类整体性，让他们感觉与生活更紧密相连。尽管我经历了无尽的失落，但我也看到积极面对情绪劳动的议题，而不是置之不理，是非常有价值的。
虽然我和罗伯距离完美的平衡境界还很远，但我们离那个变动的目标愈来愈近。那不仅是因为我对情绪劳动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因为他也融入了他的观点和理解。我想，只要我们愿意结合男性和女性的力量，就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想找到及扫除盲点与失望的根源，就必须邀请男性一起加入对话。但首先我们必须摆脱权力失衡、主管臆断和偏见，这样才能从平等的角度倾听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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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劳动情绪》插图：本文插图原作为个人收藏，想了解其他更多画作信息，欢迎加入"蓝袜子艺术赏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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