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话《木偶奇遇记》中，在小仙女的魔法之下，匹诺曹说谎时，鼻子就会变长。但在现实中，说谎可就没这么容易判断了。图源：Sebastian Kmiecik/Flickr
研究表明，你无法仅凭观察就识破出谎言。不过，心理学家还在试图寻找可能有效的鉴谎办法。17岁的马蒂·坦克莱夫（Marty Tankleff）在自家纽约长岛的大宅中发现母亲被利器捅死，父亲被钝器击杀。但在警方看来，他表现得太过平静，当局不相信他的无罪声明，他因谋杀罪在狱中度过了17年。而另一起案子中，16岁的杰佛瑞·德什科维奇（Jeffrey Deskovic）在高中同学被掐死后，因为在警探们面前表现得太过心烦意乱，太过热心帮助警探破案，也被认定在撒谎，因此服刑了将近16年。一个人不够悲伤，另一个人太过悲伤。为何人们会认为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都意味着隐藏的负罪感？“其实两者都不是。”心理学家玛丽亚·哈特维格（Maria Hartwig）说，她是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欺骗研究专家。这两个人后来都被证明无罪，但他们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的受害者：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方式来识破骗子。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都倾向于认为目光闪躲、坐立不安和口吃等行为会暴露骗子身份。实际上，尽管研究者花费了数十年，也没能发现任何支持这一观念的证据。“作为研究撒谎的学者，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每个人都自认为他们知道撒谎是怎么一回事。”哈特维格说，她在《心理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上合作发表了一项有关撒谎的非语言线索的研究。坦克莱夫和德什科维奇想必十分清楚，正是这种过度自信导致了严重的司法不公。“无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误判的受害者，鉴谎失误的代价都非常高昂，”哈特维格说，“可以说是利害攸关。”心理学界早就知道识破谎言有多么不易。2003年，现隶属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的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Bella DePaulo）和同僚梳理了科学文献，收集了116个实验，比较了人们在说谎和说实话时的行为。这些研究评估了102种可能的非语言线索，包括目光闪躲、眨眼、大声说话（属于非语言线索，因为与用词无关）、耸肩、变换姿势以及头部、双手、上下肢的动作，没有一种被证明是说谎的可靠指标。他们只发现了一些弱相关项，例如瞳孔扩张和音调的略微上升（人耳无法分辨出来）。三年以后，德保罗和德州基督教大学（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查尔斯·邦德（Charles Bond）回顾了206项研究，涉及到24483名观察者，来判断来自4435人的6651次陈述的真实性。执法机构的专家和学生志愿者辨别真假的准确率均不高于54%，仅比随机瞎猜略高。单项实验中的鉴别准确率从31%到73%不等，规模越小的实验结果差异越大。“小型试验中运气成分明显更多，”邦德说，“等实验规模足够了，运气因素就被抵消了。“这种规模效应说明，某些实验中的高准确度或许只是偶然，”瑞典哥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的心理学家和应用数据分析师蒂莫西·卢克（Timothy Luke）说，“如果到现在我们还没发现明显的结果，或许是因为那并不存在。”普遍常识认为可以通过声音和行为来识别骗子，但科学家检视证据时却发现，很少有线索与撒谎或者讲真话有显著关系。即使有少数线索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联，也不足以作为鉴谎的可靠指标。普遍常识认为可以通过声音和行为来识别骗子，但科学家检视证据时却发现，很少有线索与撒谎或者讲真话有显著关系。即使有少数线索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联，也不足以作为鉴谎的可靠指标。不过警方的专家经常提出不同观点，认为那些实验不符合现实情况。毕竟，实验志愿者大部分是学生，他们在心理学实验室里按照指示说谎或说真话，与犯罪嫌疑人在审讯室里或证人席上发言面临的后果可不是一回事。“那些‘罪犯’可没有什么实际上的风险，也没有真正事关重大的动机。” 约翰·E·里德公司（John E. Reid and Associates）的总裁约瑟夫·巴克利（Joseph Buckley）说，他的公司每年为数千名执法人员提供基于行为的测谎培训。英国朴茨茅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UK）的心理学家萨曼莎·曼恩（Samantha Mann）于20年前进入欺骗研究领域，那时的她同意警方的上述批评。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领域，她和同事阿尔德特·弗赖（Aldert Vrij）先是观看了一位已被定罪的连环杀手长达数小时的警方审讯录像，然后从中挑选出了3个已知的真话和3个已知的谎言。接下来，曼恩要求65名英国警察观看这6段陈述并判断真伪。由于审讯用的荷兰语，警官们完全只能依赖非语言线索做出判断。曼恩说，警官们判断的准确率为64%，比随机瞎猜好多了，但依旧不够准确。而且表现最差的那些警官自称非常依赖非语言刻板印象，诸如“撒谎者会移开目光”或者“骗子会坐立难安”。事实上，那位连环杀手在撒谎时有意保持了目光接触，并没有坐立不安。“这家伙毫无疑问非常紧张，”曼恩说道，“但他有策略地控制了自己的行为，使之恰好和刻板印象相反。”在曼恩和弗赖后续的一项研究中，52名荷兰警官在辨别凶犯的陈述时做得并不比瞎猜好多少，这些凶犯杀害了亲人，却在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极其痛苦地否认了指控。值得注意的是，表现最差的那些警官认为嫌犯的情绪表露是真实的。但是那些情绪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丈夫杀害了妻子，他感到难过的原因有很多，可能由于懊悔自责，也可能因为自己被抓，”曼恩说，“非语言行为太特别了。倘若你只关注情绪这类非语言行为，你就会犯错。”数年后，哈特维格和邦德证实了上述结果的普遍性，他们回顾文献，比较了人们识别高风险情境谎言和低风险情境谎言能力，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相较于实验室志愿者撒的谎，人们更善于识别接受警方调查的罪犯或被冤枉的嫌疑人说出的谎言。从连环杀手到在实验室里撒小谎的学生，先前所有实验里的谎言都是用嘴说出来的。但在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曼恩研究了非语言欺骗，例如试图隐瞒某种非法活动，这类欺骗往往与炸弹客或走私犯有关。她招募了52名大学生志愿者，要求其中一半人在两个城市之间的渡轮上运送一台据说装有敏感照片的笔记本电脑。志愿者被告知要尽可能显得不“可疑”，努力混入人群之中，因为人们会试图找出他们。至于另一半的志愿者，研究人员只给了他们一部普通手机，而且没有指示他们隐瞒行踪。曼恩随后将乘坐渡轮的视频展示给另外104名志愿者，让他们找出“走私者”，他们做得并不比瞎猜好多少。“走私者”在后来的访谈中说，他们确实很紧张，但会有意识地努力表现正常，并借助听音乐或玩手机等策略来控制自己的紧张情绪。曼恩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增加了风险。新加入的60位志愿者中的一半，需要藏匿一个装有俄罗斯、埃及和韩国货币的信封，而另一半人什么都没“走私”。这一次，曼恩派两名研究者上了渡轮，让他们走来走去，仔细观察乘客，装作在把乘客的长相和手机上的照片作比对。这次实验中，120位旁观者想要在视频里找出“走私犯”，但他们的准确率只有39.2%，还不如随机瞎猜。曼恩说，原因在于“走私犯”会有意识地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正常，而“无辜”的对照组志愿者只会自然表现，他们面临意料之外的检查时表现出的惊讶，在旁观者眼里倒像是内疚的表现。骗子可以成功隐藏紧张感，这一发现填补了欺骗研究的空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负责训练FBI特工的罗纳德·费舍尔（Ronald Fisher）说。“没有多少研究会把人的内在情绪与他人注意到的情绪进行比较，”费舍尔说，“关键在于，骗子确实会感觉紧张，但这种内在感受与他们在旁人眼中表现出的行为完全不是一回事。”类似的研究会让研究者很大程度上放弃寻找欺骗的非语言线索。那么会有其他找出骗子的办法吗？如今研究欺骗的心理学家更倾向于关注语言线索，尤其是如何扩大说谎者与诚实的人之间的差异。例如，问讯者可以有策略地隐瞒证据，让嫌犯多说一些，就可以把他们引入矛盾的境地。哈特维格在一项实验中，把这一技巧传授给了41名受训中的警察，他们识别撒谎者的正确率达到了85%，相比之下，另外41名没有接受此项培训的新警员的识别准确率只有55%。“这可是显著提高了准确率。”哈特维格说道。另一项讯问技巧利用了空间记忆，要求嫌疑人和目击者描述与犯罪或不在场证明有关的场景。这一过程会帮助回想，因此说真话的人会讲出更多的细节。曼恩和同事们2020年发表了一项模拟间谍任务的研究，122名参与者在学校食堂面见了“特工”，在交换密码后收到一个包裹。在随后的场景速写问讯中，相比于被要求隐瞒交换任务的人，被要求说出真相的参与者给出的现场细节多了76%。“速写是在重温事件，有助于记忆。”研究的共同作者、朴茨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哈宁·迪布（Haneen Deeb）说。这项研究设计采纳了英国警方的意见，他们经常使用速写问讯的方法。英国警方与心理学家合作，推动国家从“指控式审讯”（accusation-style interrogations）转向“无罪推定讯问”（non-guilt-assumptive questioning）。在错误定罪和虐待嫌疑人的丑闻发生后，前一种方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正式取代。然而，这种基于科学的改革在美国的警方和其他安全官员那里尚未取得明显进展。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运输安全管理局（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s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依旧在用非语言欺骗线索筛选机场旅客进行讯问。该机构内部的行为筛查清单指示特工寻找所谓的骗子指征，诸如目光闪躲（在某些文化中是表达尊敬）、长时间凝视、快速眨眼、抱怨、吹口哨、夸张地打哈欠、说话时捂嘴、过度焦躁不安或打理卫生的小动作，全都已经被研究者证明有误。正因为安检人员的怀疑依据如此模糊而矛盾，也就难怪他们在2015到2018年被旅客正式投诉了2251次，抱怨他们基于国籍、种族、民族或其他原因对旅客定性。国会早在2013年就审查过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机场安检方法，美国国家审计署（the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国会负责审计、评估和建议政府项目的分支机构）审查后认定行为检测方法相当缺乏科学证据，建议运输安全管理局限定该方面的资金投入并减少使用此方法。作为回应，运输安全管理局不再使用独立的行为检测官员，也把行为筛查清单从94项减少到36项，却还保留了许多没有科学依据的指征，比如大量出汗。为应对新一轮的国会审查，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于2019年承诺会加强人员监管，以减少不合理的人员定性的发生。不过，该机构依旧认可行为筛查的价值。一名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告诉美国国会调查人员，“常识性”指标即使不符合科学证据的学术标准，也值得纳入“正当合理的安全计划”。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媒体关系经理R·卡特·兰斯顿（R. Carter Langston）在给Knowable的声明中写道：“我们相信行为检测为国家交通运输系统提供了重要而有效的安全保障。”他们指出了行为检测在过去11年里的两次成功案例，阻止了3名携带燃烧或爆炸装置的乘客登机。但是曼恩表示，由于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潜在的恐怖分子成功通过了安检，很难衡量这一项目的成功与否。事实上在2015年的一次内部调查中，国土安全部的卧底特工将伪造的爆炸装置和货真价实的武器偷运通过机场安检的成功率居然高达95%，此后运输安全管理局的代理局长被迫换人。2019年，曼恩、哈特威格和其余49名大学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综述，评估了行为分析筛查的证据并得出结论：执法人员应该放弃这种“从根本上被误导”的伪科学，因为其可能“损害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与此同时，哈特维格与国家安全专家马克·法伦（Mark Fallon）合作，为调查人员创设一个有更坚定科学基础的新培训项目。法伦是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the US Naval Criminal Investigative Service）的前特工，也是前国土安全部助理局长。“进展很缓慢。”法伦说，但他希望未来的改革能够把人们从不公判决中拯救出来，那些判决几乎毁掉了杰佛瑞·德什科维奇与马蒂·坦克莱夫的人生。坦克莱夫的案例已经表明，有关骗子的刻板印象很难撼动。曾指导他的风险管理专家朗尼·苏里（Lonnie Soury）表示，经年累月争取无罪的抗争以及最近的律师生涯，已经让这个内敛而书生气的人学会了必须表露更多情感，以创造一种 “被冤枉的无辜者” 的新叙事。这招奏效了，坦克莱夫终于在2020年获准取得了纽约的律师资格。为什么表达情感如此重要? “因为人人都有偏见。”苏里说。
本文于2021年3月25日首发于Knowable Magazine, 标题为“The truth about lying”，《赛先生》获授权翻译、转载。原文链接：https://knowablemagazine.org/article/mind/2021/the-truth-about-lyingJessica Seigel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和纽约大学新闻学兼职教授。她的作品曾出现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Salon》、《国家地理旅行者》、《NPR》等媒体上。在 Twitter 上关注她：@Jessicaseag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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