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人电影月 南丨黄丽丽：像雾像雨又像风

黄丽丽有着典型的南方骨相，高高的颧骨和修长的身形带来广西山水般的灵动和倔强。浸润在一年四季的黛绿和水雾中，她眼中闪烁着隐约的迷茫，脸上却雕刻着坚定，像一阵来自林间的风般拂过镜头和银幕，在蒙太奇中摇曳生姿。

这次采访大概三天前，黄丽丽刚刚看了一部叫作《沧海渔生》的西班牙电影。电影由一位西班牙青年导演创作，讲述了一个出身渔民世家的男人为了养活妻儿，不得不铤而走险尝试黑市捕鱼交易的故事。去年上映后，《沧海渔生》就获得了当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单元评审团特别奖。“导演自己找了素人来演，演员真的很棒，电影也真的很棒。”

如今的电影市场，科班出身已不是唯一的出路，艺术片发掘了导演和演员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也在不断拓展着电影的边界；而在黄丽丽小时候，她不敢想，也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可能以素人的身份进入电影行业，成为演员。小时候的她的确喜欢电影，她还记得最早大概是四岁的时候，家里人就会带她去影碟店里租VCD、DVD来看电影，看的都是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她住在广西百色的一个小镇子上，偶尔在户外露天的地方放电影，但是她不怎么去，聊到这儿她狡黠地一笑：“那种是选好的片子，在家我可以自己选想看的。”

住在祖国这片广袤土地上最南部的大山里，过着慢悠悠的生活，身边的大人种地、谈天，身边的老房、大树和高山许久也没有任何变化，小小的黄丽丽觉得“长大是一件很远很远的事情，没有想到过。谁知道挺快的就变成现在这样了。”那时的她没想过长大后要做什么，演员更是不敢想的梦，只是看看电影就很满足了。到了考大学，学习一向平平的她因为爱好电影，决定考个编导专业，靠着她口中的“一点点小聪明和努力”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然而最终她却阴差阳错地被调剂到了摄影专业。

彼时，“电影脸”这个形容词还没有被发明，不过大学的时候开始有人和黄丽丽说她的长相和气质很适合演戏；她说，她从不觉得自己的长相是属于“漂亮”的，但是的确很有南方特质，在北方一眼就会被认出是南方人。“也会有很多剧组去学校里面找演员找到我，但那时候我胆子很小，我觉得我好像不行，就跟老师说‘抱歉我不去了’。”但 2014 年，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到中国传媒大学选角，她终于鼓起勇气去参加了海选。“这是我离周星驰最近的一次。”

有时候，就像黄丽丽的故乡那些古老的信仰，命运和缘分可以解释很多努力无法解答的故事。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摄影的她，在一次采访任务过后被一位导演要了联系方式，这位导演是那时刚刚凭借电影《八月》拿到台湾金马奖的张大磊：“直到入秋的时候，他才联系我，说要拍一部电影长片，想要找演员。”而那时也正是黄丽丽对自己当下的工作感到迷茫的时候。以为是做群演的黄丽丽和张大磊见面后收到了导演的第二部长片《蓝色列车》的主演邀请。“当时没聊太多剧本的东西，他问我最近看什么电影，听什么歌。我当时在看格斯·范·桑特导演的《最后的日子》，讲的是涅槃乐队主唱柯特·科本自杀前那些日子，当时我也在听涅槃乐队的歌。”

不久之后，黄丽丽收到了主演确定的消息。“我当时就离职了，非常冲动。”那时候，她还没想过拍完这部戏自己还会不会继续做演员；仿佛离职后的一个间隔年，这个来自南方的女孩踏上了前往极北之地的旅行。

小时候的黄丽丽在看周星驰的电影时，还未曾意识到周星驰在喜剧背后加入的那些欢乐之外的余味：“我很喜欢《功夫》，小时候看《功夫》的时候觉得搞笑，开心。但现在一想，猪笼城寨是幻想出来的一个地方，所有人都住在那里。”

在《蓝色列车》里，导演张大磊同样创造了这样一个亦真亦幻的地方—库村。中国人、朝鲜人、俄罗斯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在冰天雪地中温暖彼此。如果说电影是导演造的一个未知的梦，那么黄丽丽则怀着激动和好奇，毫无保留地沉溺到了梦中。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她来说，直觉成为了镜头前唯一能依凭的东西。在和张大磊接触的过程中，黄丽丽发现导演是一个有着强大的自我宇宙的人：“他脑子里面已经设想好这个人物了，在动笔写剧本之前他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是谁了。所以在看过很多资料后无意间在朋友圈看到了我的照片，最后选中了我。导演说：“你用你的本能去做出反应就好了。”

在俄罗斯的那四个月，黄丽丽以被剧组工作人员戏称为“小垃圾”的女孩茜茜的角色身份，度过了人生最孤独的时光：南方悠长而闲适的日头变成了极地漫长而枯燥的黑夜，“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十几个小时都是夜晚，看完三部电影天还没亮。”孤独最终成为了《蓝色列车》的注脚，也成就了“小人物”茜茜：当黄丽丽终于在剪辑后的成片看到自己塑造的角色时，过去那些散漫地飘在虚无中的一条条拍摄片段终于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不敢相信，那个人真的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在这之后，黄丽丽饰演的角色或多或少都氤氲着一些孤独的薄雾，从《她房间里的云》中，居住在女主角曾经长大的房间里呓语着梦境的女孩，到《朵丽》中为生计和父亲的病而进城打工赚钱的年轻母亲……这些故事发生在最普通的人之间，带着某种真假难辨的梦的感觉，就像从小她在故乡的小镇上常常听女人和外出打工回来的人私下口耳相传的那些故事。她说，可能是因为长相的原因，她常常被导演选中演绎一些具有小镇气质的角色；不知不觉间，她的自我也在和这些角色发生着灵魂的共振，她觉得自己是典型的小镇青年，带着她那个岁数的人特有的自我认知上的迷茫。

这样的迷茫和不确定伴随着黄丽丽，也伴随着她的表演。直到出演《朵丽》，她终于对“表演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朦胧的答案。“朵丽是住在云南边境一个很穷的农村的母亲，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孩子，想要去大城市打拼。我当时很害怕，我不知道做母亲是什么样子，我作为演员演母亲，应该演什么呢？母爱应该怎么表现？”在母亲没有给到黄丽丽满意的答案之后，她去问了年迈的奶奶：“我问奶奶叫什么名字，她说‘我没有名字。我姓杨，我是家里的老三，所以我叫杨三妹。’我当时沉默了。女人是没有名字的，那么母亲呢？我们那里的女人生下孩子之后，会冠她孩子的名，比如她孩子叫龙，她就叫妈龙，杨妈龙这种。这里的女人一生为别人而活，她们从来都不是她们自己。”

黄丽丽和奶奶的这一次对话之后不久，奶奶就过世了。朵丽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没有名字，为别人而活的女人？在这样的思考中，一个越发清晰丰满的“朵丽”渐渐出现在黄丽丽的脑海里：“所以我穿上那身脏脏的衣服，把我的农村小孩放在我旁边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干什么了。”她第一次知道何谓表演，这种“表演”无关技艺，而是一种对“正在发生”的所见、体验和所感的再现：“我可以跟这件事情一起发生，也让别人看到它们正在发生。”

从南宁市区开着摇摇晃晃的小巴在山间林中穿行，各种浓淡、疏密各异的绿在车窗中飞驰而过，约莫两个小时之后一个依山势而建的村子便出现在眼前：这个叫鼓鸣寨的寨子大概建于清代，我们在寨子上一位主任的老房里和黄丽丽聊天。“我刚才进寨子的时候都惊了，我奶奶家就是这样，非常相似，都是红木沙发，然后有个祠堂。墙上的钟也是这样，用了几十年了都不坏。”南方人有着根基深厚的家庭和家乡观念，她和南方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总会聊到小时候，聊到故乡，聊到那些在大自然里撒欢儿的记忆：“我脸上和身上有很多疤，都是摔的。”

黄丽丽出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在经历八十年代的起步和发展后成为了南方经济的引擎，香港、澳门的回归更是让两广成为了彼时中国最有活力和机遇的地区。资讯、商品、流行文化最先在大城市传播，小城镇则承接着大城市浪潮下的余波。黄丽丽说，自己的父母是那种闹时髦的青年，他们去广东玩一圈回来，带回了碎布、衣服、影碟、磁带，“那个氛围很像八十年代的香港、广东。所以大家都在过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的周遭都还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供销社、歌舞厅、溜冰场……那些曾经属于大都市，在黄丽丽的家乡依然存在着的场景深深吸引着她，光怪陆离，闪烁着诱人又危险的光晕，就像一场场业已超过保质时间的旧梦。

仿佛时空错位的小镇，永远浸润着黛绿，笼罩着薄雾，氤氲着水汽……这样的南方让黄丽丽“有一种混沌的感觉，迟钝的感觉。对我来说南方的气质就是钝感。”她觉得家乡像一个很想往大城市的样子发展，但是又那么慵懒，那么放松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迷茫的，踌躇的，有一些不太清晰的身份认同。”而这样的迷茫在当下似乎成为了大多数人的状态，又一次在凝重的空气中如一场细密的雨般落在每个人的眉间心间；黄丽丽之前同每个人一样，在这片细雨中摸索着前进，但如今方向似乎渐渐清晰。

今年二月份回老家的时候，黄丽丽发现，因为疫情而催生的更多居家时间，让镇子上的人们更慵懒了，“大家一直在刷手机，或者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缺少了上个世纪那种交流感。”她喜欢交流，从她的健谈中就看得出来。在闲聊中，她想起一段久远但清晰的记忆，那是在她小学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千禧年，镇上的供销社早已关了，取而代之的是百货商场；黄丽丽和小伙伴有一天偷偷闯进了供销社，一切都还是关门前的样子：柜台上的奶粉、水晶凉鞋静静地睡着，印着香港回归的T恤仿佛仍然在继续着这场数年前的庆典。

“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但是不再卖了，非常非常华丽。那个地方就好像一个非常大的电影片场一样。”也许现实本就是个电影般的梦，演员也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入戏了。

M.C.

形容一下你眼中的南方色彩或气质？

M.C.

你的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哪些关于南方的传统或流行文化的影响？

M.C.

这次主题是南方旧色，你眼中南方的“旧”体现在哪些方面？